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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四川省一个村庄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政治运动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通过这种考察，笔者力图对解放以来影响政治运动发展的基本逻辑进行梳理。同时，本文还力图展示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国家权威性政治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微观历史过程及生存于这一过程中的人的命运的支配。
［关键词］ 革命 后革命 政治运动 阶级话语
From Revolution to Post-revolutionary: The Historical Trace of Political Movement in a Village and discussing class discourse for constructing history
Wu Yi
(Center for Chinese Rur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of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In the method of oral history and fieldwork,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movemen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1950s to 1970s in a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With the review, the author tries to clear up the rudimental logic tou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movement after lib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tries hard to put forward the reig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of national authority as a power to microcosmic historical course of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fate of people existing in this course after the mid-period of twenties century.
Key words: revolution,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al movement, class discourse
对于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政治运动的研究，是理解此一时期中国政治特征与走向的一扇窗口，这是因为政治运动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一直到１９７８以前中国共产党用来塑造革命化社会权威与秩序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注意到，如果将５０－７０年代的政治运动视为影响此一时期中国发展的重要现象，那么，它实际上存在着自身的发展走向和惯性。对之，笔者将其概括为从革命到后革命状态的历史变奏。 尤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最为广义的现代中国革命（包括一般所指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应对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一种最为激烈的选择，自有其兴起与鼎盛的因由。不过，最终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一般“理想型”（ideal type）的革命周期律（即革命从兴起到鼎盛，再到结束及常态社会的重建过程）相比较，又自有其独特之处，即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以夺取政权为标志的武装斗争的成功，在共产党人的辞典里就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替代武装斗争，成为实践社会革命的一种方式。因此，政治运动不仅影响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前３０年的历史，而且经由政治运动所扩散的政治话语本身就成为构建这一历史的重要力量。 本文以口述史和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川东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基本历程。笔者力图通过对这一历程的人类学透视，构建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微观历史叙事，并在具体的历史场域中展示２０世纪中期以后权威性政治话语与历史事件建构之间的动态关系。[①]
一、土改与政治动员
双村是川东地区一个普通的山村，虽然它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经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洗礼，[②]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社会革命的一种重要方式，政治运动在双村是以５０年代初的土地改革来揭开它的序幕的。
土地改革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造。根据地方志记载，双村的土改分为发动群众，划分土地，查田评分，反违法破坏，没收、征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财产几个环节。[1]（P70）其中，对阶级成份的划分，即按照占有生产资料与否及是否存在雇工剥削的情况，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等不同的阶级成份，是土改的关键。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人均土地占有状况很不一样，但即使根据当地的标准，双村被划为地主者占有土地的数量也不多。
表１ 土地改革前后双村各阶层户数、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
*达县市磐石人民公社１０大队农业生产统计历史资料台账（１９４９－１９８５）
从表１中可知，被划为地主的有４户，家庭人口７人，共有土地６８亩，户均占有土地１７亩，人均占有土地９.７亩；被划为富农的有２户，共有土地３５亩，家庭人口１４人，户均占有土地１７.５亩，人均占有土地２.５亩；被划为小土地出租的有６户，家庭人口１４人，共有土地６５亩，户均占有土地１０.８亩，人均占有土地４.６亩；被划为中农的有２１户，１１１人，共有土地３３０亩，户均占有土地１５.７亩，人均占有土地２.９７亩；被划为贫农的有７２户，３２７人，共有土地４０５亩，户均占有土地５.６亩，人均占有土地１.２亩。各阶级占有土地的百分比分别为：地主７.５％，富农３.８％，小土地出租７％，中农３６.９％，贫农４４.８％。 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１９４９年以前双村的土地呈高度的分散和细碎化特征，所谓贫者固贫，富者不富，缺乏分化是这一特征最为形象的写照。
那么，此一状况下双村土地改革的意义何在呢？相关研究已经显示，解放前我国农村地权分散，个体小农高度细碎化的土地占有方式，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③]双村的情况并无特殊之处。因此，若单纯从地权变动的角度看，双村土改的效益并不显著，这从征收和分配了地主土地财产之后村里各阶级土地比例的微小变动中可以得到证实。土改结束以后，双甯鹘准丁⒔撞阏加型恋刈纯龇⑸?艘韵卤浠??nbsp;
地主户均占有土地１.５亩，人均占有土地１.２亩（此时地主家庭总人口为５人，有２人被枪毙）；富农户均占有土地１２.５亩，人均占有土地１.７９亩；小土地出租户均占有土地４.１６亩，人均占有土地１.７９亩；中农不变；贫农户均占有土地上升为７.０４亩，人均占有土地上升为１．５５亩。各阶级、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分别变为：地主０.６６％，富农２.８％，小土地出租２.８％，中农３６.５４％，贫农５６.１％，雇农１.１％。此外，少数几家地主不多的财产分散到众多的贫困家庭之中，也是杯水车薪，寥寥无几。可见，至少从单纯的经济角度看，土改对双村社会结构的改变是有限的。
然而，深入的田野调查证实，土地改革的确又是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双村经济与社会巨变的起点。这不仅是因为它是５０年代下半叶开始的那场集体化运动的起点，而且村里土改的亲历者也一致认为，土改是他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那么，对土改的意义应该如何去把握呢？笔者发现，对于双村的土改，与其从经济的意义上去理解，不如从政治的角度去诠释。土地改革对于双村历史变迁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土改，不仅传统的等级结构被革命所颠覆，昔日村里的上等人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内核的革命性新政治话语的输入，村落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被重新建构。根据新的政治话语，过去处于村庄社会结构底层和边缘的贫苦农民现在成为村庄和国家的主人，他们有了在政治上翻身与当家做主的感受。[④]这种政治地位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正是双村土改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土地改革通过将双村的广大农民吸纳进新政治体系，并且通过村落政治话语的重塑，实现了对农民的高度动员，完成了传统农民从政治边缘向政治中心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双村农民确立了他们对新政治的忠诚。
宣传是政治话语重塑的重要形式。双村沟壑纵横，民居分散，但这并没有成为减弱政治宣传力度的障碍，村里没有广播，宣传队员就站在山包上用简易话筒朝山凹里的村民喊话，传递各种信息。开会也从这个时期起成为村庄生活的重要形式。那一时期，村里几乎天天有会。通过各种会议，工作队向村民们宣讲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青年人则被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和演剧队，歌颂翻身，歌颂共产党。
那是一个让人感到荡气回肠的激情年代。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无人问津，一向为生存奔波的双村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进入了政治的中心，那种激动和由此所焕发出来的热情是惊人的。许多老人都说，刚解放那会儿，事情特别多，一天到晚东奔西忙，但就是不感到累，浑身都充满了劲，“像着了魔似的”。显然，翻身和新政治的渗入已经搅动了平静的村庄生活，双村的历史被吸附进现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变革之中。
土改改变了双村的日常话语形式。这一时期，村里有组织的宗族活动被取消了，村庄里的一些传统庆典仪式，也因为迷信落后的性质被禁止。帮会、赌博、烟毒等长期毒害村民的旧习俗也一律在取缔之列，而学习文化，参加政治活动，移风易俗等则成为村庄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社区生活内容的转换过程中，新政治话语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并且在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毛主席”、“共产党”、“工作队”、“干部”、“土改”、“开会”，乃至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超越村落的大场域词汇在村民中使用得越来越频繁，成为此时村庄社区中带有支配性和导向性的权威性标志语言。这标志着在以土改为契机的社会动员中，一个由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政治生活模式逐渐形成，新国家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家行政力量的话语论说能力相对有限，无法有效达至基层社会的局限，[2]（P245）而且开始形成了国家对底层社会从权力结构到意识形态文本的重塑。
传统村落政治文化以家族为底色，双村内几大姓氏的村民分别由各自的同姓祖先所传，凡同姓人皆亲戚，并根据各自在亲缘网络中的位次决定等级秩序，这就构筑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等级性特征。加之双村村民在经济上的分化不明显，贫困是整个村庄的基本特征，仅有的少数几家稍富者又都与左邻右舍沾亲带故，所以，家族化的农民多家族意识，少阶级意识。
革命和阶级意识的灌输是村落政治文化巨变的最重要标志。过去，村民们认为贫穷的原因缘自于“命”，所谓“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通过土改中的政治教育，农民们获得了关于地主剥削穷人的政治知识。贫穷不再低人一等，发财人也不再值得羡慕，相反，贫穷成了起来革命，剥夺剥夺者的动力。“原来，我们受穷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地主剥削的结果。”调查中，笔者不只一次地听到村里的老人对自己在解放前贫穷原因的这种解释。进一步追问，又得知这一类基于阶级意识的信念是经由土改所获得的。但无论如何，农民们很快就相信和接受了这种信念，因为这一信念不仅比他们以前相信的宿命论更为有力，而且还能够使他们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斗争作为昔日亲戚、今日敌人的地主，并且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什么不能分？他们的田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后来被他们剥削去了。现在好了，土地终于又回到我们手里。”一位老人在被问及分得地主的田地后有何想法时，以在土改中所获取的标准话语这样地回答了我的提问。而另一位老人在谈到自己与地主的亲戚关系时则说：“亲不亲，阶级分。过去，他们有钱，瞧不起我们，该他狠，现在，该他们倒霉了。”[⑤]在这里，风水轮流转，无钱的自卑，翻身的骄傲，已经被与阶级有关的新知识有机地统合在一起，昔日家族化的农民已经转变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的“政治人”。 阶级意识的灌输还进一步促使村民超越村落家族文化的樊篱，将目光投向更为宽广的社会和国家领域。“天下穷人是一家，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天下，翻身得解放。”正是通过这种阶级化的认同，国家大事，世界风云成为双村人所关心的问题。由此，村庄内外的变化在农民的心目中连接成一个整体，村民们开始了持续２０多年的政治化过程。这一深入而广泛的政治化为５０年代下半叶双村经济与社会的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准备了革命化的新村落政治文化的场域．
二、阶级话语塑造的阶级斗争
如果说土地改革标志着以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颠覆和清算的方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划上一个句号，那么，自５０年代下半叶以后渐趋激烈的，以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却把整个中国社会送入了一个后革命时期。后革命概念在本文中意在表明，在摧毁旧秩序的革命结束，新秩序诞生之后，整个社会仍然置身于革命的激情之中，支配社会进程的基本逻辑仍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激进方法。因此，后革命状态所反映的是革命时代的精神和思维方式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
六七十年代的双村也深置于后革命的氛围之中。在挨过了因大饥荒而困于生存的折磨之后，双村先后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仍然是双村政治的主旋律。 阶级意识是贯穿和左右村庄政治运动内容与形式的重要因素。不过，经土改所培植起来的阶级意识与其说主要是脱形于传统双村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不如说更主要是这时已经确立起权威地位的阶级话语对乡村政治的重组。自从土地改革以后，在逐步契入乡村，并最终成为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农民日常生活世界一部分的政治运动中，昔日划分农民经济地位的阶级方法被固化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标准，也就是说，阶级意识孵化出了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处在这一结构顶端的是那些昔日的穷人和他们的子女，而身居这一结构底层的则是那些在土地改革中被划为地主和富农者以及他们的子女。后者现在不仅在经济上沦落为村庄中的最贫困者，而较之于经济贫困更为低下的则是他们那卑贱的政治地位。他们接受管制，丧失人身自由，在大集体中干着最重、最脏、最累的活，每逢政治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又得接受斗争，休罚和各种人格的羞辱。“牛鬼蛇神”这一传统民间信仰中用于称呼妖魔魑魅的字眼是这一时期对这部分人的身份、地位和命运的最好概括。在以不间断的革命为价值取向，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当中，这些“牛鬼蛇神”成为阶级斗争的祭品。 刘兴木一家便是这样的“祭品”。刘的父亲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据刘兴木回忆，他家的土地是爷爷在世时买下来的。由于土地稍多一点，家里的日子比较好过，没有断过粮，过年时也能杀猪，并且有部分田地出租．不过，经过了土地改革，刘家已经无富可言，抗美援朝时，又被抄了家．刘的父亲本来就沉默寡言，是个只知道埋头干活的闭葫芦，经过这一番折腾，更是闷声不语，连在家里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但是，土改之初，阶级划分的政策性较强，没有搞株连。刘兴木说：“父亲虽然被划为富农分子，但我们也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当时年轻，村里的各种活动，包括开会、扭秧歌、搞宣传等，我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地参加。开始搞互助组时，父亲没有参加，但我参加了。”[⑥]不过，进入６０年代以后，刘自在的日子就结束了，随着１９６２年以后国家决策层重新强调阶级斗争，［３］（Ｐ１１３２）刘兴木本人也沦为了阶级斗争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依据的，然而，阶级分析方法在６０年代的中国村落场域中却明显地具有血统论色彩。阶级成为一种可以传承的，具有种姓色彩的社会分层标准。于是，阶级话语这一原本用来解构旧社会的武器却成为了塑造新历史的权力。１９６２年，刘兴木的父亲害水肿病死了，在紧接着到来的“四清”运动中，刘兴木顶替父亲，被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⑦]刘回忆了自己被定为富农分子时的情境：
公社派人到大队宣布决定，在黄马岭召开斗争大会，要我低头认罪。我不服．解放时我还没满１８岁，未成年，不能定为富农分子。但他们并不依你说的．（当时）会场上口号一个劲儿地吼，背后有两个民兵押着（我），我被吓住了。大队干部在一旁说，承认算了，承认了也没得啥子事，还不是一样的对你。我没有主见了，在宣判书上按了手印．这下子我完了。
自从当上富农分子之后，刘兴木苦难的历程就开始了。
我不得不不断地交待自己的罪过。他们说我５８－５９年在油房打油时偷了队里的桐子，要我赔，没有办法，只好赔。我儿子在地里捡桐子，被干部碰见了，说富农分子要瓦解集体经济，又在队里开我的斗争大会，我又只好赔。没有钱就借，借不到钱，就把家里的一床被子拿去做抵押。大“四清”时，揭发我在土改时倒退了一间猪圈，又把我的猪圈没收了，还要我按年数赔款。这样三天两头的折腾，集体经济没有瓦解，我自己的经济倒是先瓦解了。
被瓦解了经济的刘兴木仍然看不到苦海的尽头。当上富农分子以后，他受到队里的监督，失去人身自由。他每个星期都必须将自己的行踪向大队民兵连长报告，生产队里安排了３个人专门负责监督他。刘要去赶场，必须先请假，回来以后又要销假，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在村里又叫做“三红包一黑”。[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兴木这一类阶级敌人更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斗争、体罚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文攻武卫的“革命”中，刘兴木一类人成了一只只被打怕了的缩头乌龟。
在当时，刘兴木这一类人是村庄里的阶级敌人。然而，这一类敌人多半并不是在明里或暗里策划阴谋，进行破坏，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龟缩于村庄的角落，充当着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后革命时代仍然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它需要革命的对象，双村的贫困也需要有人为之承担历史责任，于是，地主和富农这一类牛鬼蛇神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也成了双村贫穷落后的历史罪人。
三、革命需要新的对象
被打倒了的地主和富农是已经被明确了的阶级敌人，但是，新时期继续革命的主要矛头却从来就不是指向这些死老虎的。继续革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克服旧社会的弊端，包括克服旧国家的官僚化特征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追求，并且为一生痛恨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本人所终生追求的。也许正是基于后一点，加上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造成了后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进程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政治进程的极大不同。后者在革命以后很快就建立起一个比革命前更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并且对其在现代历史运动中的工具合理性持一种价值认同的态度。而中国革命虽然也再现了同一过程——与许多现代政治革命一样，２０世纪中叶中国革命成功以后，随之而来的同样是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和更为庞大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扩张。这一趋势既是对晚清以来不断加深的政治衰败的克服和国家重新统一的结果，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但是，革命的领袖，尤其是毛泽东本人自青年时期起所接受的政治理念却与之相左，[4]毛泽东尤其憎恶因正规化和科层化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并力图以不间断的革命去消除这些“旧社会的弊端”。
这就决定了后革命时代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主要锋芒必然会从外在的敌人转向国家权力体系内部，“革命”所向即是那些昔日革命者的今日当权者。尽管每次政治运动的具体诱因各异，例如或是出于反对一些干部的特权行为与官僚主义作风，或是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或是因为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被上升到阶级斗争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等，但基本的趋势却十分清楚。 自从１９６２年中央决策层对农村基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做了阶级化的分析，继之又决定开展“四清”运动以后，[⑨]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只不过新政治运动的矛头所向，已经主要指向了那些曾经积极参加土改，领导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层干部。
１９６３年春夏之交，双村的干部感受到了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的逼人寒气。这一时期，县里组织工作团到公社搞“四清”，大队也进驻了工作队。按照社员的讲法，“四清”是整干部，不是整群众，所以，工作队进驻大队以后召开了社员动员大会，采取避开干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阶级斗争方式，发动群众起来揭发干部的问题，运动开始了。 普通社员对于通过“四清”来“整干部”持一种普遍的欢迎和支持态度。毕竟，无所不在的权力渗透，急速的大跃进和公社化已经积累下不少问题，而压力型政治与民粹主义又总是一对拆不散的孪生兄弟，这一切又经由阶级斗争话语的扩放，以干群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能够有一个机会让普通群众表达他们对干部的不满，不仅十分惬意，而且也十分革命。在“四清”运动中，社员群众对干部们提了不少的意见，也揭发了一些问题．在社员群众高亢的政治激情冲击下，干部们感到无法接受了。自土改以来一直担任主要领导的刘兴才趟倒不干了。刚从公社抽调回来担任大队主任不久的刘兴武接替他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兴武上任不久，就发现自己也处在“革命”的漩涡之中，“大四清”开始以后，他作为大队的一把手被推到了日趋激烈的政治运动前台。[⑩]
兴武从小被抱养给他的三爷，他三爷解放前当过保长，又有人传言还加入过国民党，现在，伪保长的干孙子居然成了大队的一把手，这样的问题可够得上是真正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兴武无法解脱了，他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书记一职被撤消．刘兴才又重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1]
其他的干部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处理。凡是受到处理的干部，就叫做“四不清”干部，好歹到了运动的后期，村里的大小干部才先后过关，但刘兴武从此再未担任大队的主要干部。[12]
然而，相当一部分社员群众倒的确是感到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土改时期。对干部的批斗和揭发，使他们再次找到了当主人的感觉。频繁的开会和学习，又使他们高频度地介入政治。[13]所以，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当他们如今又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生活中重新去体味人生的孤寂与无助时，回忆起那段激情与亢奋的政治岁月，还是那么的津津有味。有的人还坚持认为，大集体时期，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时期，是干群关系最平等，并且也是他们所认为的最具有民主空气的时期。在此，整个城市社会和它所承载着的上层政治领域及知识精英阶层与生活于社会基层的双村村民对于同一段历史过程的体验是如此的不同，倒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在那一历史时期所处的不同位置。对于双村的老一辈农民而言，阶级斗争的岁月毕竟挥洒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成就了他们人生的顶点与辉煌。虽然他们也承认现在看来当初的做法有些荒唐，但是，对比如今世风日下中芸芸众的无奈，当初能够有他们说话和发表意见的地方，能够给干部提意见，乃至于可以通过政治运动将干部赶下台，村里的大小事情由群众说了算，这还不是当家作主吗？况且，人民群众直接参加政治，不也一直是（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我们的社会精英向民众宣传和灌输的民主政治所欲达至的境界吗？在此，革命和阶级的话语已经不仅塑造了一代“阶级人”，而且也被他们拿来习惯性地裁量现实的政治。而无论这种裁量是否正确，它都表明历史仍然在以某种方式延续。
四、 后革命的颠峰与疲态
无论从宏观的国家层面还是微观的村庄层面看，“文革”的爆发都是５０年代以来不断积聚和加重的后革命氛围的一个必然，它标志着后革命状态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那种将“文革”发生的原因归因于决策者认识失误、野心家的阴谋甚至于权力斗争的观点，对于解释某一个具体的历史片断是成立的，但用于理解整个历史的趋势时却失之于表层。另一方面，就双村的变迁看，“文革”却又是自５０年代以来不断强化的泛政治化过程结束，村庄世界重新回复到非政治化的常态秩序的起点。也许事物的发展本来就是如此，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后革命推向一种颠狂时，它同时也就将它的另一面暴露无遗。这个时候，务实和经验主义的农民就再也不愿意经受这种“革命”的折腾，而是表现出一种逃避运动，回向传统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双村，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村庄社会，比城市更早地开始了疏离革命的历程。
这一过程首先是以老百姓“奉旨造反”，将后革命状态推向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由“四清”向“文革”的转化之初，除了在政治话语空间和政治运动的场面化仪式中充斥着更多的激进主义因素之外，社员们并未明显地感受到两者的不同。大动荡之初的村庄政治仍然是有序的，社员群众针对干部的“阶级斗争”也仍然处在更上一层党政组织的掌控之下，运动的目的似乎也仍然没有超越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范围。然而，随着政治空气的日益紧张，社员们终于还是嗅出了新的政治风暴与“四清”运动的不同之处：“文革”已经不再是要对干部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清查，而是具有了“政治革命”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内含——夺权和重建秩序。这在当时被称为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新的政治风暴在双村引起了震动，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所形成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精英阶层，即是“革”革命者的“命”，“革”当权者的“命”。这无疑一度使人们感到了惶恐。但这种惶恐却远不像一些“文革”结束以后按照某种规范撰写的历史著作所夸张的那么大，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出自６０年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发展逻辑，即以当权者为革命的对象。而且这一逻辑又是与由当权者自己培育出来的群众日益激昂的革命热情相一致的。所以，惶恐之中，还是有人感受到了阶级斗争风云变幻的玄机。
刘兴路是在“四清”运动中走上大队领导岗位的，属于人们所说的“四清”干部。与以刘兴才为代表的一批“土改干部”相比较，“四清干部”较年轻，有文化。当时，刘兴路主管大队的副业，又亲自负责保管室的打米。保管室里人来人往，是各种小道消息的汇聚与传播之地。“文革”开始以后，有关这场运动的各种消息自然也成为了人们在此谈论的中心。刘兴路回忆说：
当时，城里的中学生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县城里也出现了第一个由单位职工组建的造反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头姓侯，听说他要造地区的反，被抓了起来，造反团也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对此，村里人评价不一。有人说侯的胆子真大，要接管地区政权，这还了得？有人说侯是资本家的孙子，这是牛鬼蛇神要翻天了。但也有人说侯是按“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行动的。我当时看过很多传单，从城里的同学那里也得到一些消息，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所以，我说，“侯有罪无罪，现在也定不了，因为是不是中央允许搞的，现在也不知道”。[14]
这一时期，自上而下的党政组织尚在运转，作为大队干部的刘兴路在公共场合的这种模棱两可、话里有话的表态无疑使他自己陷入了被动。在此前后，许多地方的造反组织纷纷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公社采取措施，对同情和支持造反行为的人进行清理，刘心路也被批斗了，为的是“消侯毒”。头脑灵活的刘不服，所以，当宏观政治形势进一步剧变，造反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平反以后，刘便“揭竿而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大队里拉起了造反的旗子。[15]
刘的行为从总体上说属于“奉旨造反”。这一时期，回乡红卫兵在一个女高中生的带领下，回到大队夺党支部和管委会的权，刘兴才被拉出来批斗。肖将“革命”的权杖交给了“受走资派迫害”的刘兴路。这个时候，处境艰难的公社和大队干部纷纷转变态度，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于是，刘兴路的造反具有了合法性。此时，造反也成为一种时尚，当大队里的多数社员都加入造反组织以后，造反组织倒成了临时整合群众的一种组织机制。
造反对建国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样不应该否认的是，造反行为在当时又是极有群众基础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是翻身农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同时也是因为群众对干部存在着诸多的不满。导致这种不满的根由，诸如多吃多占、官僚主义、浮夸风、高压式行政、讲假话等，既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很难做出正面的评价，而这些问题是否已经通过诸如“四清”等运动解决，群众也自有不同的看法。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长时期以来那种充满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大众式民主政治的启蒙，阶级观念、敌情观念和继续革命观念的自上而下的灌输，以及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洗礼，早已使得这些昔日外于政治，而今却高度革命化的乡村民众处于一种持续激进的政治亢奋之中。所以，当伟大领袖抛开正式的权力结构，直接向人民发出＂革命＂的呼吁时，就无异于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无产阶级的专政真的变成了群众的专政。
双村的“文革”再一次将矛头指向了干部，躲过了“四清”的刘兴才这一次终于没有能够躲过“文革”，他成了革命的对象。以此为标志，村里原有的正式权威组织机构瘫痪了，虽然谁也没有宣布解除干部们的职务，但干部都不敢管事，也管不了事了。一段时期内，造反派组织成了村里的权威机构，刘兴路成了村里的负责人。政治运动以它所特有的惯性，终于把后革命状态推向了顶峰。
不过，总体说来，双村与城里相比较还算是平静的，这种相对的平静既是由农民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学生可以停课串连，工人可以停工“革命”，但农民们却很难丢下地里的庄稼不管去造反，农闲和农忙的交替转换使乡下人对“文革”的跟进不可能像城里人那么紧），也与“文革”的发动者不敢轻易乱了农村的总体考虑有关（刚刚过去不久的三年大饥荒给决策者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文革”刚进入第二个年头（１９６７）时，中共中央便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农村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有节制地进行。[5]紧接着，伴随按照武装部门，原任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原则所组成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双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化时期。大队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又称为斗批改领导小组），刘兴路在新的领导班子里任副组长，仍然主管大队的副业。当“农业学大寨”运动日益红火以后，刘又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改坡地造梯田的学大寨运动之中。[16]此后，双村的“文革”也开始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交织在一起，进入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时期。
“文革”的狂飙所掀起的政治波澜很快地让位于由生存逻辑所决定的秩序优先的选择。尽管在此之后，双村政治随着国家宏观政治的脉动，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狂飙过后的政治余波，但是，这一系列以后在权威文献中被视为“文革”政治的事件实际上又都基本上是处在逐渐复苏过来的正规化权力结构的掌控之中的。虽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文革”初期的那种激进主义色彩，但就其被控制在秩序范围内这一点而言，它们对双村的影响，在村里人看来，与１９６６年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１９７１年整党建党，造反派的代表刘兴路被清理出大队领导岗位就是一个明证，它标志着双村的秩序又重新恢复到了正规化的党–政权威体制的政治控制格局之内。因此，地方社会所经历的从政治权威与秩序的坍塌到重建，比宏观国家所经历的从“文革”势力的崛起到消亡的过程要短得多。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看，村民心目中的＂文革＂比以后权威政治文献中所书写的＂文革＂历史要短得多．[17]
也正是在这之后，自５０年代便埋下了种子，在６０年代被催生，最后以“文革”爆发为标志而达到顶点的后革命状态在双村也终于失去了存续的动力，开始呈现出萎靡的疲态。因为从更为宏观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来看，除了个别短暂的时期，泛政治化和扮演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并非农民的天性。而从更为微观的农民理性角度看，乡村生活从本质上所需要的也是平稳与中和而非激进和躁动。对于这一点，村里的老人们看得很清楚。一位老人用充满“文革”色彩的语言对我说：“‘文革’期间，村里没有怎么乱，因为老百姓怕乱。怕乱起来让美帝、苏修钻了空子，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18]可以说，相对于普通农民的生存理性，泛政治化的后革命氛围终究只是一种外部文化的渗透物，虽然由翻身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在短时期内有可能会因为村庄生活的泛政治化而膨胀和扩散，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所催生的政治运动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支配村庄的历史，但从一个更为漫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种状态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毕竟没有根脚，不可能长时期的保持。当持续膨胀，及至颠狂的政治文化最终远离农民的生活和经验世界，并给平静的村庄秩序带来损害，而这种损害又逐渐被农民所意识且愈益无法理解时，疑惑与迷茫就悄然滋生了。 时任大队主要领导的罗继昌回忆了这一转变发生的过程：“‘文革’初期，群众很相信，也很投入，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不太相信了。”[19]曾经盲从的东西突然之间变成了不怎么相信的东西，它存续的基础就失去了。开始时，这种情绪还只是涓涓的细流，但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即呈弥漫之势，支配了群众的政治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干部尽管还不得不继续跟着上面搞运动，但那已经是在应付场面了。“上级怎么布置我们就怎么搞，已经完全没有了５０年代的那种热情．”[20]而广大群众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普遍地露了出来，一些年轻人开始偷偷学手艺，不再满足于将生活的重心放在集体经济之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５０年代以来一直被压制的各种传统信仰和民间礼俗又公开和半公开地露头了，对政治运动的疏远促使人们回向传统，去寻找田园生活的安静与和谐。于是，一些曾经长期洗手不干的风水先生重新出山，他们不仅重操旧业，而且开始带徒传艺，传统重新浮出了水面。[21]
７０年代中期以后，社员群众对政治形势跟进的热度骤然降低了，人们已经厌倦了５０年代以来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开会不再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集体劳动中的磨洋工现象也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连一些“老土改”也悟出了这个时候政治运动所具有的新的社会功能。“搞大集体就必须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人心就不统一了。”一位肖姓老人以农民的直率向我点破了这一时期愈益强化，但却又愈益失效的政治运动的作用。[22]于是，村庄政治尽管还在继续按照上面写好的“政治戏剧”的脚本出演，但它离人们心里的谱却越来越远，持续了２０多年的后革命状态实际上已经在村庄社会中耗尽了它的能量，它开始退场了，尽管它的正式谢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五、 余论
双村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所曾经历的政治运动，我们在当时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中实际上都可以看到，虽然不同地区历史“故事”的版本和情节并不完全相同，但支配历史运动的基本逻辑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才能在双村，在福建林村和浙北Ｌ大队看到如张乐天所说的“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同样的变动”。[6]（P245）无疑，费孝通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看到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7]（P82）在２０世纪中期的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被称作是“极至”的程度。
这样一种极至的程度与此一时期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后革命状态密切相关。国家力量正是运用政治运动这一在本质上属于革命的武器（从其改造社会的方式和激烈程度上看，而非从价值判断而言），从有形的结构到无形的话语层面，全方位地对底层社会做了最为彻底和充分的动员、整合与改造。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武装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克服了自晚清以来总体性的社会危机以后，党所拥有的巨大威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革命精神和革命方式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仍然存在着充足的理由和巨大的实践空间。
然而，历史的运动往往存在着惯性，当新政治习惯于继续以阶级斗争式的政治运动去达到新的目的时，它本身也难免不会在这一历史的创造进路中形成对政治运动的“路径依赖”。更何况这种路径依赖还受到了新的社会理想的趋动。这便是后革命状态得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的基本原因。于是，我们便得以理解此一时期双村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向人们展示出，无论是对传统阶级敌人及其后代的继续专政，还是以防止旧式官僚主义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抑或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如“文革”那样的全面阶级斗争，虽然具体的诱因可能十分不同，但在其背后实际上都隐含着以不间断的革命（广义的）去维持、巩固乃至于扩大革命的果实，防止某种历史宿命的思虑。于是，历史不仅被长时期地锁定在后革命状态之中，而且也最终为其所累。
不过，本文从人类学的视域展开分析，却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于这一并非只是属于双村的大历史主题的揭示，因为类似的努力也同样可以通过中观或宏观的文献研究去完成。个案描述的生命力更在于通过尽可能详尽地再现在大历史主题笼罩下的微观社区历史画面，去发现和揭示“大历史”与“小历史”、“大社会”与“小社会”及“大文化”与“小文化”之间的流动着的互动关系，去理解它们之间的侵入与反蚀和建构与消解。透过双村的政治运动史，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一旦当整体的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一种经由一系列宏大社会理论和权威政治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发展序列中时，这些理念和话语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覆盖、遮蔽和再造村庄地方生活的巨大权力。它们为全能的国家所支撑，自上而下地穿透于基层。在其巨大力量的碾磨和切割之下，村庄的生活流程，村庄世界日常的生活结构和时空领域都已经被按照理论和话语的“蓝图”重新地加以拆卸、拼接和组装，重新地按照国家“大文化”视域的要求去塑造自身的形象。而小写的生命个体，更是在由话语所建构起来的阶级斗争发展链条中去为自己那已经被预设好了的生命旅程画上如蝼蚁般的印迹。于是，我们便进一步看到：双村的政治运动不仅是建国以后的宏观大历史在微观社区中的投射，而且更是兴盛于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的阶级话语在后革命时代作为一种无所不及的权力，对于生活于此一时期的芸芸众生之生命轨迹的支配。
［参考文献］
［１］ 磐石乡志编纂领导小组主编：《达县市磐石乡志》[M]，１９８７年（内部印刷，未公开出版）。
［２］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
［３］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４］ 燕青山、易飞先编译：《施拉姆集》［Ｃ］，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５］ 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Ｍ］，山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十三章。
［６］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Ｍ］，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版。
［７］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Ｍ］，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原文刊于《学习与探索》200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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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类学研究注重整体性背景下微观社区或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具体经历和体验（指被研究对象在亲历事件和过程时的体验，而非事后被改造或重塑的体验）去反思宏观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国内学术界多宏观文献研究，很少有类似的田野研究，这是本文的独特性所在。正因为如此，笔者在事件和“故事”的建构时，也将尽可能地贴近当事者在事件和“故事”发生时的体验，而非以事后历史书写者的观点去代替这种体验。特此说明。
[②]双村离当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较近，红四方面军曾经在此活动。
[③] 有关研究可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版；樊树志：《关于地权分配与地租统计失实问题》，１９９０年上海“社会科学计量研究方法研讨会”论文提要复印稿，载前引秦晖、苏文书；吉田宏一：《２０世纪前半叶华北谷物地带农村分化动向》，《东洋史研究》昭和６１年（１９８６）４５卷１号；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陈翰生：《３０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４１年）。
[④] 对高玉富、肖培枢、肖培元、肖培碧、肖和发、李仕成、李仕均、刘本大、刘兴华等土改亲历者的访谈。引自笔者的《双村调查笔记》（1998年），以下文中的访谈材料和事件叙述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该笔记。
[⑤] 对高玉富、肖培枢、肖培元、肖培碧、肖和发、李仕成、李仕均、刘本大、刘兴华等土改亲历者的访谈。
[⑥] 对刘兴木的访谈。
[⑦] 对刘兴木的访谈。
[⑧] 意指对村里的“黑五类”实施定人负责的群众监督。
[⑨] “四清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为主，称为“小四清”，后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称为“大四清”。
[⑩] 对刘兴武的访谈。
[11] 对刘兴武的访谈。
[12] 对刘兴武、罗继昌等人的访谈。
[13] 对肖和发、刘兴路、李明安等人的访谈。
[14] 对刘兴路的访谈。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刘的立场在当时是否真的如此中立，既不好探知，也无此必要，因为在后面我们将要看到，这场“革命”最终也祸及到刘自身。 [15] 对刘兴路的访谈。
[16] 对刘兴武、罗继昌、刘兴路等人的访谈。
[17] 关于这一点，还可参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叶文德书记对＂文革＂的体验．台北张老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18] 对刘本大的访谈。
[19] 对罗继昌的访谈。
[20] 对前任党支部书记高玉富的访谈。
[21] 对行走于村中的风水先生高某、肖某的访谈。
[22] 对肖和发的访谈。
转自 学术中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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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0 16: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