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永 尼科斯·普兰查斯：一个非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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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佩里·安德森的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②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尼科斯·普兰查斯却是一个异类，其一生理论探索的主题恰好就是围绕那些“最核心的问题”展开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普兰查斯可以说是“一个非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那些“最核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在两个极点上跳跃：经济主义(以第二国际为代表)或者历史主义、人本主义(以卢卡奇、萨特为代表)。这两者都不能对历史的发展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和干预，特别是无法合理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普兰查斯正是要破解这个难题，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他认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直接从事政治实践活动，因而没有从理论系统化的角度专门探讨政治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精心制定出一套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

　　一

　　在方法上，普兰查斯受到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决定性影响，并从中引申出一种“链接的方法”(the method of articulation)。这个方法源自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展示的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发挥。阿尔都塞认为，思想和实在之间镜子式的关系属于同一性幻想。思想把握实在需要以一定的理论方法为中介。实在具体只是认识的前提，思想能够把握的只有“思维具体”。普兰查斯认为这个理论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实在表现为一个复杂整体，存在一个主导结构(主要矛盾)，各个环节之间有相对独立性。各个环节围绕主要矛盾链接在一起构成矛盾母体(matrix)。复杂整体是给定的，无法将一个环节还原为另一个环节。只有在复杂整体中，才能理解每一个环节的意义。其中的主要矛盾不断发生转移和压缩，表现为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当前阶段”。实际上，普兰查斯的设想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转化为能够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形势进行分析的理论，从而寻找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由于从事政治实践的缘故，许多概念和原则处于分散和含蓄的状态，必须通过科学的方法把这些分散和含蓄的概念、原则生产出来。普兰查斯采纳链接的方法重新解释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试图从中建构出适用于具体历史条件的科学理论。在普兰查斯看来，生产方式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相对自主的部门构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纯粹形式，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不只存在一种生产方式。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分析了这种情况。接下来，普兰查斯区分了两个概念：国家的法律一政治上层建筑，被称为政治的(the political)；政治阶级实践(政治阶级斗争)，通常被称为政治活动(politics)。他实际上区分了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两个概念。政治实践(political practice)特指在一个国家里针对国家权力的阶级斗争领导权的实践。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普兰查斯把“政治”界定为瞄准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借此消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构和历史的对立关系，其中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阶级实现其特殊客观利益的能力。权力所显示的关系不为结构所直接决定，它取决于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确切关系。一个阶级的权力为其他阶级的权力划定限界。这个限界非常重要，因此在政治方面和战略问题上，应当表现出对手战略(the strategy of the opponent)，这其实是一种博弈论分析，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对政治的概念和权力的概念的界定，为重新规划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政治战略奠定了基石。

　　二

　　于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成为普兰查斯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与政治相对自主，经济作为最终决定因素，政治置入一种社会形态的结构中，这一特点使我们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部门理论成为可能。社会形态具有多元决定、关系错乱和不平衡发展的复杂特点。所以国家既成为各个环节矛盾集中起来的场所，又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统一调和因素的功能而存在。作为“历史动力”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在于国家，而集中各个环节之间矛盾的场所正是国家③。国家机器是阶级关系的物质化和浓缩，是阶级关系的先决条件。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说明了国家的镇压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的作用，普兰查斯则认为他们忽视了国家的经济机器的作用。国家权力与社会阶级斗争实践密切相关。普兰查斯指出，不应把国家理解为物，好像是由某个阶级操纵的工具，也不能把国家理解为主体④。资本主义国家像“资本”一样，它更是一种力量对比关系。早期他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为一个生产方式的一个部门，后来他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一种关系，这是普兰查斯观点的显要变化。最初，国家作为调和因素起到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的一般条件的作用。后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分析，特别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由外在性的关系转变为内在性与外在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但是并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出于维持政治统治秩序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相对自主性。普兰查斯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机械论认识，国家成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内在构成性关系的战略场域。

　　普兰查斯认为，社会阶级并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物”。阶级的概念包含着作为结构影响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正如资本、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概念是生产关系概念一样。他的社会阶级理论与西方主流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存在如下本质差异。1．判定阶级性质的结构标准不同。他强调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而且阶级性质是在互相反对的阶级斗争过程中被确定的。阶级判定不能还原到阶级立场，因为社会阶级的派别或阶层采取的阶级立场与自己的利益不符。阶级立场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相关。2．社会阶级不是个体的叠加，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各个代理人的阶级资格依靠它们占据的阶级地位而定，而不是代理人的阶级出身或社会出身。3．不能通过工资形式从经济上确定工人阶级。工资是社会产品分配的形式，对应于主宰劳动力买卖的市场关系和契约关系。虽然每个工人是挣工资者，每个挣工资者却不必然是工人，因为每一个挣工资者不都是进行生产性劳动。劳动的社会分工支配劳动的技术分工。劳动过程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对于工程师和生产技术人员的阶级判定十分重要。4．社会形态中的阶级的存在一方面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出现其他阶级和派别围绕基本阶级发生分化的现象，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围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出现阶级分化。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生产方式的共存，社会形态包括了复杂的阶级状况。5.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主要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中的地位区分了派别、阶层和社会范畴。根据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来确定国家官僚的阶级性质；通过意识形态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6．阶级的结构判定和阶级立场在社会形态内的链接体现在战略概念上。它包括了阶级分化和阶级联盟现象。一边是统治阶级、权力集团的概念，指明统治阶级和派别的特殊联盟；一边是人民的概念，指明这些阶级和派别的特殊联盟。派别、阶层和范畴对应于具体形势，成为相对自主的社会力量。一个阶级、派别或阶层成为权力集团的一部分或人民的一部分，依赖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时期和具体形势。阶级、派别和阶层成为这些联盟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改变其阶级性质。比如当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时，它依然是资产阶级。普兰查斯认为用人民大众或工薪阶层概括阶级联盟是一种唯心主义⑤。总体上来说，普兰查斯的社会阶级分析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战略规划服务的。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中间阶层”的阶级性质判定上。

　　三

　　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实际上都是为规划发达资本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战略服务的。他最初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后来逐渐开始批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权取代资产阶级政权。普兰查斯认为，“双重权力”战略适合俄国的国情，但并不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他继承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观点，仔细区分了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不仅依靠国家的暴力机器，而且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经济机器实现的。因此简单地砸碎国家机器并不能实现政治权力的根本变革。作为一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凝缩，国家并不是可以砸碎或转让的工具性物品。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政治实践才能实现领导权的转变。他首先批评了社会民主主义及其福利国家的设想。社会民主主义强调的“机会平等”、“社会正义”等民主原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正是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瓦解了大众的斗争。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党及其意识形态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现实看，通过干预劳动力再生产、集体消费领域和经济生活，表面上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摇身一变为“福利国家”，似乎吹响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号角，其实福利国家促进了资本积累，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

　　不过，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历史的成果不应被简单地抛弃，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不应该隔着万里长城。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批判性地继承资产阶级民主的成果。为此，普兰查斯对资产阶级民主进行了批判。通过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等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以及普选权、多党制等政治手段，资产阶级国家以代表人民大众共同利益的面目出现，资产阶级统治取得了合法性。但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和实质的背离，造成了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根本矛盾，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发生了合法性危机，从而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到来提供了契机。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军事独裁统治垮台后，工人阶级却错失了成功的机遇，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政治统治。普兰查斯认为必须重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和阶级联盟问题。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以生产技术人员、管理阶层、公务员为主体的中间阶层。普兰查斯以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为标准把“中间阶层”判定为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紧要任务就是与新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垄断资本统治的联盟。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前阶段仍然符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断言，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主要阶级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新小资产阶级围绕着这个主要矛盾将分化到无产阶级的阵营中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和介入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已经构成性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作为力量对比关系的凝缩的国家，已经成为矛盾集中的场域。国家危机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所在。普兰查斯注意到了以生态运动、女权主义、移民问题、反种族主义以及学生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他认为应当把国家内部的矛盾与新社会运动链接起来。工人阶级应当通过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斗争取得人民大众联盟的领导权，从而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普兰查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规划仍然是否定性的，甚至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进化。他说：“历史没有给予我们通向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成功经验：提供的是一些需要避免的负面的案例和需要反思的错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自然会说如果民主社会主义从未存在过，那是因为它是不可能的。”⑥

　　四

　　普兰查斯通过引入“链接”(articulation)这一概念，重新界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定上，他强调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个环节的链接；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界定上，强调了不同生产方式的链接。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阶级分析中，他反对传统理论将阶级性质的判定标准固定在经济结构上，强调了政治意识形态环节的作用，特别突出了阶级斗争在阶级性质判定上的决定性作用。从阿尔都塞开辟的道路出发，普兰查斯批判了卢卡奇的历史主义意识形态观。卢卡奇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主体背上贴的标签”⑦。在历史主义意识形态观的视野中，意识形态被过度政治化，失去了相对自主性。由于它强调意识形态是阶级主体的世界观，因此无法想象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会受到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成分的入侵。比如被统治阶级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习惯用统治阶级的语言和逻辑表述自己的不满，这样必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战略规划。与此同时，普兰查斯赋予阶级分析显要的地位，让阶级斗争扮演着核心作用。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上，他坚持阶级联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没有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

　　普兰查斯的规划，虽然批判了包括阶级分析理论在内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但他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置于决定性的地位，并且将阶级斗争置于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位置，这在今天明显受到了挑战。墨菲认为，任何终极基础和根本的合法性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社会民主形式的来临以及现代性本身都是由这种不可能性构成的。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认为“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主体性、无产阶级为本体论中心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概念，其有效性受到质疑⑧。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指责经典理论是本质主义和阶级还原论。他们虽然强调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但是切断了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必然联系，并用话语分析范式取代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话语成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本体论原则，从而抛弃了所有建立在经济结构和阶级分析基础之上的社会决定论。这一立场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本质主义、唯经济论和还原论来攻击，并汇入后结构主义大潮⑨。后马克思主义声称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的规划“避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两个共生的隐患，并向左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构想，一个既肯定伟大的解放斗争传统、又考虑到心理分析和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新构想”⑩。从阿尔都塞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我们恰好发现了存在诸多内在的逻辑冲突。后马克思主义以话语分析方式暂时化解了这场理论危机，处于矛盾冲突中心的普兰查斯却未能从中发现一条清晰的道路并解脱出来。

　　注释

　　①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117页

　　②同上，第60—61页

　　③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NLB，1973，p.39．

　　④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LB，1978，p.128—129．

　　⑤Nicos Poulantzas：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NLB，1975，pp.16—24．

　　⑥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LB，1978，p.265

　　⑦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NLB，1973，D.202．

　　⑧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⑨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3—94页

　　⑩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匣、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12页

转自学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