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十七章

邓振新

第十七章 部队换防 “四一一”迎来胜利曙光

（一）部队换防前后的斗争场面

1968年11月18日前后，在黔野战部队换防。7611部队（49师）调到云南省保山地区去，0276部队（41师）从那里调到贵阳来。7611部队临走时与李再含发生矛盾，因要求补充给养，被呼为“牙膏兵”、“肥皂兵”；0276部队不满身兼昆明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在云南散布的反军乱军言论。0276部队来了，给“四一一”带来胜利曙光！
0276部队来筑，经打听是乘火车在贵阳南站下车，“四一一”中学指挥部暗中组织一批学生前往欢迎，一部分学生被李再含的专业武斗队抓走，其中有十七中女生邓国贞、魏凤英等。不等部队整理内务，有幸脱逃的“四一一”立即向0276部队报告。群众欢迎部队何罪之有?部队闻讯意外地吃惊，立即向省革委、省军区要求放人。“四一一”们大快人心。
从此，0276部队的来访接待站忙个不停，天天都有到访的“四一一”学生、工人、干部和居民。
部队换防后，为加强与0276部队的联系，“贵阳地区四一一兵团”很快恢复重建，由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陆光武负责。贵大邓振新、姜青舫、贵州农学院张德才、贵阳九中朱召留、周俊、赵新环等都是活动骨干。1969年元月上中旬，邓振新不畏严寒，躲在市北路陈克久家楼上好几天，写了1万多字的汇报材料，向0276部队反映贵州“四一一”遭受踏平的情况，请部队如实报告中央。
李再含强烈地意识到部队换防后的形势对他不利。通过“508”间谍情报活动，安排一些人作内奸，如叶志伟等，打入“四一一”兵团内部，掌握了陆光武的活动动向，于元月22日晚上8点左右，省工代会和“8．18”兵团出动10余人，在贵阳市服务大楼前抓捕了陆光武。陆光武被关押一年多，直至1970年元月底，根据中央（69）71号文件精神，才由省公检法军管会释放。陆光武被关押期间被打伤致严重脑震荡后遗症。
陆光武被捕后，贵阳地区“四一一”地区兵团的工作由邓振新接替主持。叶志伟又将目标转向了邓振新。
叶志伟是贵阳发电厂职工，原来也是“四一一”，“八月踏平”之后，还参与了“四一一”地下活动，与陈贤有联系。但在“3．6” 事件后，他恢心了，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停止了“四一一”活动。他们厂里的锅炉工罗锡康，贵州夺权时作为贵州红色工人造反团的代表，进入省革委后一路攀升，由委员、常委直到不久后召开“九大”又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厂革委主任罗锡康以给叶志伟的老婆解决农转非户籍问题为诱饵，将叶志伟转变为“508”成员，叫叶志伟打入“四一一”。
叶志伟利用“四一一”的老关系，先与贵阳水泥厂龙明昌、强承怡以及贵阳六中袁立铮等人一起，成立“四一一工总司”，然后与“四一一”地区兵团搞联合，从而与陆光武相识。
陆光武被捕后，叶志伟的内奸嘴脸尚未被识破。他又通过强承怡的介绍同邓振新认识，邓安排叶参加兵团勤务组工作。目的达到后，强承怡不久被捕，被关押近一年之久才释放出来。
为了取得邓的信任，叶志伟得知邓是外地人，在贵阳举目无亲，便邀请邓去贵阳发电厂过春节。他说他们厂里的护厂队有半数是“四一一”的，住在厂里可以得到暗中保护，比较安全。2月17日春节之前几天他领邓到了厂宿舍区，由一位报称姓田、实际姓张的人安排吃住。邓住了两天感到过份“安全”，觉得可能有问题，就找个借口离厂进城脱险。
2月19日，正月初三，“四一一”地区兵团决定在火车站附近刷一批拥军标语祝贺春节。叶志伟告密。当第二天几名“四一一”学生在火车站广场地面刷标语时，预先得到情报的铁路大修队“8．18”数百人前来抓捕学生，火车站军管会0276部队军人为了救护革命群众前去制止，这批“8．18”又将刘连长等40多人围困了2个多小时。最后“四一一”被“8．18”抓走2人，其中贵阳九中学生汪义培被抓时挨匕首剌了7刀，屁股、手掌等处重伤，部队送到昆明军区医院医治了2个多月。
2月24日，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革命形势向好。3月7日，地区“四一一”兵团勤务组开会，定于次日走访0276部队支左办公室，叶志伟参加了勤务组会议，会后就去告密。次日上午，邓振新从都司路王玉珍家出发，抄小路去0276部队，行至兴关路贵阳棉纺织厂背后，被两个个子高大的男子抓住，压“喷气式”，边走边打，先押到贵棉的群众专政室，搜走了粮票20斤、布票15尺和钢笔等私人财物，用绳子反捆住双手，用邓自己的手绢遮捆住双眼，强迫面壁而立，拳打脚踢。一个多小时后，用吉普车押送到“8．18”专业武斗队。又过了两小时，又用吉普车押送到30公里外的清镇九化公司。当晚，又从贵大开来一部卡车，将邓转移到贵大，关了五天五夜。到3月13日晚上，又从省学办开来一辆22-00141轿车，将邓转移到贵州农学院综合大楼，在四楼的一间处理胶卷的暗室内关了四天四夜，省学办从贵阳十六中调来4名工宣队员轮流看守。到3月17日，邓又被22-00141号轿车转移回贵大，又关了两天，到晚饭时刻他趁人多之机要求上厕所便跑了，抄3个多小时小路，返回市内张德才家中，再经过居民委员会严委员安排，住进雪涯路4号张秀珍家中。
“四一一”地区兵团打听到邓被关在贵大后，找了一辆车，决定3月14日凌晨1点对邓实施救援，叶志伟参加了会议。会后他立即告密，于是邓被提前转移到贵州农学院。救援工作失败。

（二）“九大”前后中央两次解决贵州问题

1969年2月24日，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指示内容各有五条，人们称之为“双红五条”。
“双红五条”下达后，李再含被迫把“四一一”头头从监狱里放出来，贵州“8．18”兵团被迫解散，其设在省财经学校的总部虽不见了，但只是变相解散，改名为“捍三红”，其一部分力量被转移至省革委会和省工代会，为此在省工代会增设了“群众工作组”，下分内勤、外勤和动态三个组，仍然专门用于对付“四一一”群众组织。
“8．18”专业武斗队从省财经学校撤消后，“四一一”地区兵团进去办公，因空荡荡的财校食堂没有开伙，又转换到贵阳师范学院理化楼办公和住宿。地区兵团的集会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
《四一一战报》恢复出版，师院石尚儒任总编，编辑有师院李可仲、贵大姜青舫、贵医郭大衡、农院刘华章、贵工廖仕裕以及中学生孙志强、高星等。
师院《六六战报》也恢复出版。贵大历史系朱应长等负责编辑出版新办报纸《九一五战报》，在贵阳师范学院印刷厂出报。
“双红五条”的重要精神之一是要搞好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形象地说叫“一碗水端平”。省革委4月20日发出的贯彻通知，蓄意回避这一问题。李再含采取拖的办法,拖过了“九大”,直到5月份仍未贯彻落实。“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已撒销。
5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69)25号文件，又一次解决贵州问题,要求贵州省革委和省军区广泛宣传“双红五条”,纠正各方面所犯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
6月7日，省革委增补副主任5人：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0276部队(41师)政委张琦、7578部队（独立师）师长刘金池，以及张健民、罗锡康，他们也都是省革委核心小组成员。

（三）“四一一”联席会议和它开展的斗争

在“双红五条”精神鼓舞下，“四一一”各系统、各行业的地下斗争都转为公开，但各战斗组织仍带着地下活动时隐蔽和分散的色彩，山头林立。
一是学生组织 “四一一”地区兵团，活动地点在贵阳师范学院；
二是由郭平、伍昆宪、袁昌富、王明佐等组建的“工建交指挥部”, 地点在省建工大楼；
三是由交通运输系统“四一一”工人杨长明、汤仲全、蒋明龙、迮华清等在汽车三场设置的交通运输兵团；
四是财贸系统叶仁忠、廖光杰、李德明等在省供销社设立的财贸兵团；
五是贵阳师范学院庞守忠、贵阳医学院汪东炯等在省工商联大楼组成的“四一一”工人兵团；
还有市房管系统张仁树、省植物园肖存文组织的归口联络站，省林勘院寿云夫、贵阳煤矿朱少彪等组织的 “五大系统”（农林、水电、煤矿、地质、石油）等。
“九大”以后，“四一一”不再沿用“总司令部”的组织形式。为了促成各个山头协同战斗,由贵阳师范学院杨文华提议，姚德仁力促,在0276部队支持下,各山头经过反复协商，形成了“贵阳地区‘四一一’联席会议”，以紫林庵“黑大楼”为驻地，常驻人员有姚德仁、金光祥、涂光禄、谢垂泉等。联席会议进驻“黑大楼”，得到大楼内各业主单位的支持，他们欣然让出办公场所。
联席会议以勤务组为核心，于1969年4月19日成立。勤务组最初由11人组成，他们是：耿铁（省植物园）、王长宽（贵阳棉纺织厂）、宋达山（铁路物资转运站）、李少华（省花灯剧团）、汪润生（清镇发电厂）、田子明（贵州工学院）、孙世正（贵阳师范学院）、梁森权（省二工校）、曾祥美（省冶金学校）、方守廉（省运输公司）、魏志将（新添光学仪器厂）。
5月1日,联席会议勤务组在十三公里0276部队礼堂召开扩大会议,推举宋达山（原贵阳战斗团团长）为勤务组组长,耿铁（原红色工人战斗团）和田子明为副组长。 勤务组下设机构有：办事组:组长王长宽, 副组长郭 平、王普庆 ；政宣组:组长孙世正,副组长姚德仁；组织联络组:组长方守廉,副组长郭玉珍、苏达仁。
从4月25日至7月27日的三个多月内,联席会议勤务组围绕内部团结和文攻武卫等问题,先后组织学习和召开会议50多次, 勤务组成员先后两次扩充，冉龙伟（贵钢）、郭玉珍（贵烟一厂）、邓振新从6月10日补充进入, 郭平（贵州胶鞋厂）、迮华清（人汽公司）从7月19日补充进入。宋达山告退（7月16日），耿铁被抓（7月6日前后）,新添光学仪器厂王润身与魏志将交换，魏志将回厂。
7月19日起,勤务组增至15人：组长方守廉,副组长田子明、林和芳。其余成员：王长宽、王润身、汪润生、李少华、郭平、郭玉珍、冉龙伟、迮华清、孙世正、邓振新、梁森权、曾祥美。拟吸收进入勤务组的还有贵阳医学院戴碧玉和省运输公司叶仁忠。
勤务组下设政宣、组织、办事、后勤四个小组,分别由邓振新、李少华、郭平、林和芳负责。
“双红五条”下达后，斗争的焦点是怎样搞好大联合。李再含在“九大”后藉口消除派性，对群众组织只承认“三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坚持要“四一一”先倒旗再联合，而“四一一”则坚持要先联合才倒旗。
4月25日，在春雷广场召开的省市革命群众庆祝“九大”胜利闭幕的大会上，联席会议组织“四一一”的庆祝队伍举旗入场，一名“捍三红”头头竟从主席台开枪，“四一一”队伍中一人中弹，屁股受伤。
4月26日, 在“四一一”联席会议勤务组安排下,在贵阳市六广门广场自行举行了庆祝“九大”闭幕的数万人盛大集会和街头游行,人们来自各厂矿企业、近郊农村、各系统单位、各学校机关,还有许多专州县工人。游行队伍前头的仪仗队400多人,广大群众人心极为振奋。
4月29日，省革委、省军区和0276部队代表徐明礼、王光银、陈义、杜振山出面，到联席会议做说服工作，要求“四一一”参加次日庆祝“九大”文件发表的群众集会时只打党旗国旗，不要打“四一一”旗帜。联席会议要求严惩4.25凶手，坚持在大联合实现之前决不倒旗。
5月10日，联席会议为解决归口联合问题，召开了贵阳地区各系统“四一一”代表的联席会议，参加单位有省建工系统、省机械系统、邮电系统、石油指挥部、建工部四局、柴油机厂、汽车大修厂、耐火材料厂、贵阳制药厂等；
5月11日，联席会议对文攻武卫作了分工，文攻由田子明、孙世正、梁森权负责，地点在和平路云岩区教育局一个小院内。武卫由耿铁、汪润生、曾祥美、魏志将、方守廉负责，地点在汽车三场。后来这个分工有调整变动。
就怎样搞好大联合问题，联席会议在5月23日中央（69）25号文件下达后接待了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安一长、张新民的专访。田子明、李少华通过记者提出要求：一是要求公开表态“四一一”是什么组织，为“反动大杂烩”摘帽；二是收缴“捍三红”的武器，制止武斗，惩办凶手；三是释放被关押的“四一一”学生和工人；四是举办两派学习班，解决归口联合问题。
5月26日，省军区、军分区和7578部队（独立师）的代表王光银、汪胜永、陈俊林、左从清来到联席会议，要求撤出据点，收缴武器。联席会议回答，缴武器“捍三红”应先兑现，杀人凶手要严惩，“四一一”是什么组织要定下来。这三条兑现了，“四一一”撤出据点。
6月9日召开了全省各地州市“四一一”代表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都匀、施秉、凯里、兴义、盘县、毕节、安顺、平坝、遵义、铜仁的代表；
7月12日，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0276部队青年科科长陈匡来到联席会议，就收缴武器和撤出据点问题听取和交换意见，表示今后多来联系。
7月16日至18日，举办了贵阳 “四一一”各个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三天，参加人员20至28人。联席会议勤务组在学习班结束时又作了调整扩充。

（四）“四一一”的据点策略

“双红五条”下达后的“四一一”，大学生大都已毕业离校，中学生大多已上山下乡，工人们分散在各自厂矿，斗争实力今不如昔，斗争策略选择了据点策略。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有效，它引诱李再含犯错误，导致“四一一”斗争胜利。
“四一一”工人被打出来，要求省革委、省军区安排吃住，不予解决，大家只好找汽车三场等几个点住下来，这就成了据点。既然有了据点，李再含势必想方设法拔除据点。拔除“四一一”的据点，最终导致李再含垮台。
“四一一”在市内的据点主要是汽车三场、建工大楼和黑大楼，在郊外还有清镇电厂、贵州水泥厂、贵阳钢铁厂和新添光学仪器厂等。各据点几乎都没有武器装备，建工大楼虽弄到25支步枪和两挺机关枪，但只有12发子弹。所有这些据点都不具备进攻能力，都只能是防御性的，因此都定下一条原则：搞好自我防御，决不主动进攻。
当上候补中央委员的李再含对解决“四一一”问题仍然没有诚意。1969年5月20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了五条措施，为了稳定贵州局势，向中央表态，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认为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李再含因此更加有恃无恐，以为他无论如何都是打不倒的（见附件11）。他布置独立师、“捍三红”和省射击队在省政法大楼、省计委大楼、喷水池百货大楼等处设置据点,以端掉“四一一”据点为目的。他支持“捍三红”在贵阳地区25个工厂制造武器。据贵阳市机械办许浔生的不完全统计，共造枪炮1，292支（门），手榴弹1，840个。
手无寸铁的“四一一”为了自卫，也在汽车三场用钢板将一辆依发车封装成笨重的“土坦克”。联席会议郭玉珍从盘县弄来两支手枪两箱炸药。工建交指挥部伍昆宪等带一车人从乌当区水田公社武装部弄来2挺机枪、25支步枪，但只有12发子弹。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前来问责。郭平回答说：不能只许“捍三红”造枪造炮，也要允许我们自卫。王参谋长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