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 从“现行反革命”到“英雄战士”——康育义教授访谈（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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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行反革命”到“英雄战士”
——康育义教授访谈（节录）

被访谈人：康育义教授
访谈人：董国强、梅雪盈
访谈时间：2006年5月10日
访谈地点：南大中美中心D104
[康育义：南京大学地质系退休教授。曾任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研究员、印度英•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地质系青年教师]

康育义：文化大革命怎么来的我们也搞不清楚，我当时只知道努力完成教学科研任务。这个信念是非常强的。其实1966年5月上旬我在北京，而且就住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楼里面。当时我们有一本《古生物学》教材要出版，系里要我去参加最后的审稿、定稿工作。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整天都在专家楼里面专心地开会讨论书稿，对北大校园里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5月中旬工作结束，我就从北京返回学校继续给学生上课。
到了6月初，突然文化大革命就来了。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揪出陆平的消息，6月2日南大学生就给匡亚明贴大字报。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匡亚明校长打成“反革命黑帮”。我们这些理科的人整天只知道搞业务，对于政治向来不大关心，所以匡亚明突然被打倒了，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当时匡亚明在溧阳分校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校长被打倒了，事情看来似乎很严重。后来形势发展得非常迅速，红卫兵很快就出来了。
当时我们南大教师中出身不好的占大部分，我们古生物地史教研室17个人中有12个出身不好。当时群众的观点分为两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我们的观点是倾向于“保守派”的。我们哪敢造反啊！不过当时“保守派”组织也不接纳我们。保守派成员的社会成分是绝对的纯，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干部，他们害怕我们把他们沾腥了。因此尽管我们的观点倾向于“老保”，但是我们也不能跟着他们去贴大字报，或者去参加他们的大会，人家不要我们。
到后来发生武斗了，学校里就没有人管事了，整个陷入无政府状态。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没有人领导了，我们只好自己领导自己。即使在造反派、保守派打派仗的时候，我们也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教研室自己组织活动。等到同属造反派阵营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把“老保”组织“红旗战斗队”打垮了之后，他们自己又打起来了了，我们仍然是独立活动，尽管我们的观点比较接近“红色造反队”。
接下来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们系里也清理出所谓的 “反革命集团”。这其实是文革派性斗争的一个表现。有些党员在文革前凭借党的信任接触到系里的人事档案，这个时候为了打击异己势力，就将一些个人档案抛出来整人。到了后来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全倒霉了。当时“八•二七”是当权派，他们就把“红总”这一派统统打成“五•一六”。因为我们这些人倾向于“红总”，所以我们也就被怀疑是“五•一六”。
到1970年前后，深挖“五•一六”的运动搞得非常紧张。我那个时候已经被怀疑是“五•一六”，所以1969年10月份我随南大师生去溧阳农村以后就回不来了，就受到变相监禁了。对我来说文革中最伤心的事就是这一段。
我的夫人在南京妇幼保健医院工作，是护士长。我的大女儿是1965出年生的，1967年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到我下溧阳农村的时候才两岁。我和爱人平时非常疼爱孩子。当时工资不高，但是我们总是给他们买最好的衣服，比如当时市面上刚出现的那种带硬领子的的确良儿童衬衫，7块钱一件，相当于工资的1/8，但是我不在乎，买给孩子穿。
我当时受到管制，不准我回来看他们，这是非常不人道的。我夫人在医院里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另外她既要管家里的事，又要带孩子，还要为我伤心，所以她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况且我的岳父岳母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了，也需要人照顾。我当时很伤心，老是暗暗地问自己：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
我岳母因为我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有一次出去买菜跌了一跤，把手摔断了。我的爱人就写信告诉我，要我无论如何回来探望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都不让我回来。他们说是你不好好交待，不能回去！就这么狠心！
我的夫人有一位同事的丈夫是南京市交通局的科长，有一次他帮忙联系到一辆去溧阳的交通车，就让他们的儿子（十几岁）带着我的小儿子到溧阳东王庙来看望我。一开始专案组不准我们见面。他们利用这个来要挟我：只有老实交待问题，才能跟孩子见面！他们还跑去跟小孩子讲，见面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孩，他们那里懂得这么复杂的事情啊？把小孩子吓得不知该怎么讲。后来见了面，我一把抱住儿子，一阵心酸，眼睛里的泪水就流下来了。但我没有哭出声来。
我因为非常爱我的儿子，这个时候就感到很愧疚，也感到了一种侮辱。我在他那很幼小的心灵里究竟留下了怎样一个印象啊？现在一想起这些来我还是很难过。当时那种没有人性的残酷的现实，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从这个事情中还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人格品行好不好，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平时大家人看起来似乎都是道貌岸然、风度翩翩的。可是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每个人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我觉得这场运动把我们国人的良知都吞噬了，把同事之间的那种自然的亲密友善关系完全破坏了。
那么到后来我为什么会反对“四人帮”，还被抓起来坐监狱了呢？
1976年春，我又受领导指派参加了一个研究考察项目，这个项目是国家科委下达给我们学校的，题目是“普定县地下水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普定县位于贵州中部，是贵州高原上的一个分水岭，北边的雨水向北流入乌江汇入长江，南边的雨水向南汇入北盘江进入珠江水系。不过贵州高原上的分水岭地面倾斜不太明显，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是一个喀斯特平台。喀斯特地形区本来就缺水，平台顶部的地表就更没有水啦。然而在这个大平台上居住着一个县的老百姓，因为没有水，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就很困难，是一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所以当时贵州省就向国家科委汇报，说普定县表面没有水，但是地底下有水，希望能够派一些专家到当地调查研究一下地下水的开发利用问题。
国家科委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南大地理系。由于这个研究课题需要先搞清楚当地的地层分布，而划分地层在我校地理系是弱项，于是他们就向地质系请求援助。那么普定县当地的地质构成主要是石灰岩，从泥盆纪到三叠纪连续沉积了五、六千米厚的石灰岩，要把它们分辨出来并不容易，而我恰好对那段地质时代的地层情况有较多的研究，所以上面就点名要我去参加这个研究项目。这样地理系加上我共去了六个人。
我们大概在3月初到了普定县。当时全国正在大批特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因为邓小平复出以后一直搞整顿，抓发展生产，引起“四人帮”的强烈不满，他们就指责邓小平是“唯生产力论”，用生产来压革命。
我们到了普定县，照道理县委应该好好地招待我们。你想想，南大来了六个专家，又是专程来帮助他们解决重要问题的，当然应该好好招待啦。但是他们招待不起，他们没有东西。我们在那里总共住了十天，野外工作一个星期，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最好的菜就是猪肉炖粉条。后来我们临走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们实话，因为我们是外面来的客人，是国家派来的专家，所以县委特地派人到二十公里外的一个部队农场拉了一些粉丝和几斤猪肉来招待我们，要不然就没有东西给我们吃。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它有力说明当时中国不是应该批判什么“唯生产力论”，而是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中央所推行的那一套极“左”的东西跟下面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合。
野外工作一星期，我完成了普定县地层划分工作，下面的工作由地理系的同事去做，我就独自乘火车回来了。这趟火车是由昆明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供应的伙食比来的时候更差，盒饭里的菜就是腌菜，连一点肉丝也看不见。这又引发了我的感慨。当时火车在我们中国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单位，是我们国家的对外窗口，是我们国家的脸面，连火车上的饭食都供应不好，可见当时国家困难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有办法的话，它愿意这样子给国家丢脸吗？这就又一次验证了批“唯生产力论”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我从昆明坐火车到上海，沿途经过许多省份，物质生活条件都很差。由此可见当时物质的匮乏不是一个县、一个单位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至少是一个大区域性的问题。因此我当时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现在不是要批所谓“唯生产力论”，而是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否则这样下去的话“民饥必反”，到那个时候就不要怪老百姓不要共产党了。你共产党应该充分的检讨和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不过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跟我个人没有直接关系，我人微言轻，也没地方提意见，所以这些想法只能闷在心里。我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啦。
从贵州回来以后，我又接受了系里给我的新任务，参加“宁—芜火山岩盆地铁矿资源研究”项目，就是在南京至芜湖之间的火山岩盆地找铁矿。其实我的任务不是直接去找铁矿，而是带领学生们结合毕业论文做地层基础研究工作，把这个地区地层的层序搞清楚。我是这个研究项目的领队，也是学生们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3月11或12号才从贵州回到南京，到15号又走了，到安徽安庆、庐江等地收集材料，了解情况，到了3月20号我回到南京。我对这个时间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3月18号安徽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从安庆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制定工作计划。这样就搞到3月底了。
到了3月29号，南大南园的大标语、大字报出来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大标语有两条：一条是“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条是“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后来知道这是李西宁、秦峰他们张贴的。
我当时住在校外，住在水西门附近，我们地质系的办公室在北园的东南大楼里，所以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都要经过南园，这样就看到南园的这些大标语、大字报了。我当时打心里拥护，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因为现在中国不是应该批所谓“唯生产力论”，而是应该把发动批“唯生产力论”的那些人搞掉。大标语说“打倒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就是指的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他们这帮人。很明显，他们就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不搞掉他们中国就不得安宁。我觉得安徽的现实、贵州的现实，至少能够证实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现在不是批所谓“唯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等人的主张是对的，当前中央的那些极“左”的方针政策是不对的。但是我当时并不准备参与什么具体行动，我还是打算带领学生出去实习。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就等于间接地抵制“四人帮”的极“左”政策，支持拥护邓小平的正确路线。
导致我后来被捕的由头，是3月30号晚上我在新街口的一次偶然的谈话。那天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大概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才回家。与前几天一样，我还是先在南园里逗留了一会，看过大字报以后才回家的。从南园广州路大门出去一直到新街口，一路上都是大字报、大标语，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到处都是乱哄哄的。这样就没有办法骑自行车啦，于是我就下来推着车子走。走到新街口的时候，我看见新街口西南角有一个解放军正在与另一个人站在那里谈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解放军是南京部队某部的一个副参谋长，而那个和他在一起的人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我当时很想听听解放军同志是怎么讲的，就凑了上去。结果那个解放军没有怎么讲话，倒是那个广播电台的记者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讲了一大堆我闻所未闻的情况。不过我从这些情况中得出的概念，与我此前在贵州和安徽等地的见闻和感想完全一致。后来我憋不住了，就插进去说：“他们现在批‘唯生产力论’，依我看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不适宜批“唯生产力论”，而是要大力发展生产。”
接着我就把我在贵州、安徽见到的情况讲了。为了加强说服力，我还引用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我说我们现在喊的口号是“奔向共产主义”，其实大家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啊？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定义好了，他们说“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大量的涌流”。什么叫“涌流”啊？涌流不是小溪小河，而是像长江一样，滚滚而来，滔滔不绝！只有物质财富达到那种程度了，那才叫共产主义。我们现在的物质财富如何呢？还有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电气化”是什么？“电气化”就说明那个社会已经很发达了，能源很多了，工农业生产都用上机器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我还说连赫鲁晓夫都晓得 “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我们现在天天有土豆烧牛肉吃吗？我们到贵州普定县搞科研，堂堂县委招待不起我们几个人，最后还是从几十里外的部队农场里拿了几斤肉、几斤粉丝来招待我们的。还土豆烧牛肉呢？根本就没有！我还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现在是只抓革命，不促生产。邓小平抓整顿，抓生产发展，本来是对的，却被扣上什么“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我看啊，再这样批下去就要亡国了！老百姓要闹饥荒了！实际上已经闹饥荒了。
我大概就是这样讲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准备，更没有讲稿，纯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质。不过我讲的这些话也不是凭空瞎讲，也不是跟着人家去瞎起哄，而是带有我个人的独立思考。就是把我所见所闻的事实和经典作家的那些论述糅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比较深刻、比较有说服力了。我大概讲了一二十分钟，讲完以后我说：“我就讲这些。我要回家去了。”我感觉肚子饿了。
这时我们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圈子人，我讲完正要离开，有人高声喊：“请你再讲一遍，我来晚了，没有听到前面的内容！”还有人喊：“我们站得远，没有听清楚，请你再讲一遍！”我说：“我要回家了，我还没有吃饭呢。”但是大家不让我走，坚持要求我再讲一讲。那个解放军就对我说：“既然大家这样强烈要求，那你就再讲一讲吧。”这样，我就又概要地讲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讲的，毛主席怎么讲的，现在怎么做的，我在外地出差都看到了什么，然后我说：“照我看来，现在工人就应该坚守岗位，把生产搞上去，农民就要种好田，学生就要上好课，教师就要教好书。我们还是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不然的话光搞革命，生产搞不上去，我们大家吃什么？”讲完以后群众都鼓掌，说：“好！你讲的太好了！”
这时候聚集的人更多了，有人又喊：“我们没有听到，请你再讲一遍。”我说：“我已经讲过两遍了。”他们说：“我们刚来，没有听到你的观点。”后来那个解放军说：“你再讲一遍吧。”我实在是感到盛情难却，就说：“这样子，我再讲一遍，不过这是最后一遍。我明天还有事，讲完大家就让我走，行不行？”大家都回答：“行——！”于是我就又讲了一遍。这第三遍就更简单了，就把几个论点、几个结论简单复述了一遍。最后我说：“我现在应该回去了。”群众说：“好！我们欢送！”大家一面热烈鼓掌，一面自觉让开了一条通道，欢送我离开。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人民群众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这个时候听众中有两派的话，那肯定就打起来了，那我就肯定要被人揍苦了。但是没有。高度的一致！而我自己呢？按照我当时的想法，我讲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完全没有错误的地方。所以我回家后很坦然，觉得自己做了一次正确的勇敢的行动，有一种从来没有的说不出的痛快。吃了饭，夜深人静，我的心情依然很兴奋，又画了一幅画才睡觉。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讲话会引来杀身之祸。
不久，南京发生的群众性抗议示威活动被定性为“南京事件”。我开始担心自己会被牵连进去，心中隐约感到有些不安。但是我当时还怀着一丝侥幸心理，认为我在外面发表讲话，离学校远远的，也没有碰到什么熟人，别人又都不认识我，不要说我的讲话没有问题，就是有什么问题也揪不到我。哪里想到，我身上当时挂着南大校徽呢。
实际上我讲话以后，第二天就有人到南大党委去告密，说康育义在新街口发表反动演说。后来又说这个“南京事件”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哎呀! 这下子不好了！不过当时担心也没有什么用，我还是等着带学生去野外考察研究。后来系里通知我不要出去了，又没有跟我讲什么理由，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有点不妙了。不过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爱人，所以家里的人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大概到了4月21日，学校派人到我家里来，通知我下午到学校去一下。我当时不在家，后来是我爱人转告我的。我一听就知道凶多吉少。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学校，当时通知我到斗鸡闸（注：南大校园内一座小办公楼），进去之后还没有讲两句话，从外面进来两个陌生人。
他们对我说：“你是康育义吗？”
我说：“没错。”
他们说：“你被拘留了。”
二话没说，就上来给我戴上了手铐。
我想这下坏了，事情弄大了！问题严重了！不过我当时还比较镇定，就跟学校里在场的同志交代，保管好我的自行车，通知我的家人，然后就跟他们上了吉普车，车子一直开到娃娃桥看守所。
我进去以后不出半个小时，马上就提审。那个提审员，后来我才知道是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姓丁。还有一个书记员，也是省公安厅的。
那个姓丁的提审员进来以后表情很严肃，问我：“你是康育义吗？”
我说：“是”，
“哪个单位的？”
“南京大学的。”
“干什么的？”
“教师。”
“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不知道。”
“你在新街口发表反动演说！现在把你演说的事给我们讲一遍。”
“你凭什么认定我在新街口发表反动演说啊？”
“你就是发表反动演说了！”
“我那都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述，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谈一些个人的学习心得体会，你认为那是反动演说，这合适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信不信马克思主义？如果你信，你就不能说我发表反动演说。”
“你少啰嗦！就把你在新街口的事情讲一下。”
我觉得自己并不理亏，所以我就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讲完以后，那个记录员说：“你再重复一遍。”他要看你讲的有没有矛盾，有没有说假话。
我又重复了一遍，他也记下来了。然后他说：“请你再讲一遍。”
我有点不高兴了，冷冷地说：“我就这些东西，你说我反动也好，不反动也好，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加油添醋，也没有自我掩饰，我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衡量目前中国的情况。”
审我的人也很有水平，他一看我也不像是小鱼小虾，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就说：“今天就到这里。你回牢房去吧！”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哪知道他接着说：“你回去以后，把今天所说的情况写下来。”
后来监狱长送来了几张空白的“亲笔供词”，还有笔和墨水。我对他说：“今天我不写了，我该歇歇了，我够紧张的了。”
第二天我把这个材料写好交上去。他们看过以后，下午又提审。
那个提审员说：“你能不能把新街口的讲话再重复一遍？”
我一听就有点火了：“又叫我重复？我不是都写好了吗？”
他听了我的回答，调整了一下语气，对我说：“请你再讲一遍。”
于是我就又讲了一遍。
他们又做了记录。完了以后他们把这个审讯记录拿给我看，让我看完之后签字。我看得很认真，不敢马虎，他写得不对的地方，他写得不清楚的地方，我就把它划掉重写。确认记录中没有错误和遗漏以后，我才在上面签字。
第二天也是这样。我意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我的性命全系在这个记录上，如果稀里糊涂签了字，那是要倒霉的，所以还是看得很认真，仔细核对这个记录里的每一句话是不是我讲的，如果不是我讲的，是他自己猜测的，或者是他故意歪曲的，那就统统划掉重写。
连续提审了一个星期，天天如此。
一个星期以后，有关新街口演讲的所有细节搞清楚了，他们就开始问一些别的问题。是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问。比如有一个专题就问我幕后策划者是不是章德（当时的南大党委副书记）？他们还采用各种方式“启发”我。我说我的演讲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人指使我。我在新街口看到了那个情况，就发表了我的见解，我到现在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就是不能批“唯生产力论”。不要说是一个堂堂的南京大学教师，就是一个普通人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著作，讲这几句话也不需要哪个人来指使，那都是明摆着的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就转到江苏国画院的画家亚明身上。因为我爱好画画，所以跟画家亚明关系比较好。当时文艺系统正在揪亚明的什么问题。
他问：“你认识亚明吗？”
我说：“认识。”
他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说：“那还是在1966年夏天，文艺系统在美术馆搞了一个‘黑画展览’，把亚明、李进、周村三个人打成南京的‘三家村’。我认为那些人不是‘黑帮’，他们的画也不是‘黑画’，他们有他们个人的生活兴趣，比如亚明收集了很多砚台、茶壶，他们的个人生活内容非常丰富，我对他们很敬仰，希望有机会与他们交往，后来经过其他人介绍就与亚明认识了。我和亚明在一起时只向他请教画画的事情，从来不谈政治。”
他追问几次，我不耐烦了，严厉地对他说：“请你不要再追问了，再追问就是逼供信！”
他们发现我这个人性格很犟，就没有再追问了。
我想想新街口演讲也讲过了，交待也交待了，就由你们去评判吧。如果你们还相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那你就要承认我这个演讲不是反动演说，我这个人也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那只能说明你们已经背叛了，那我就更有理了。这样一想，我自己心里倒非常安稳了，不像刚进来的时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一会儿考虑这个，一会儿考虑那个。我想顶多关几天，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就可以回家去了。
可是半个月以后，有一天又把我拉出去了。那天下午一点多钟，看守所所长来了。他大概有五十来岁，面相很和善。他了解我的情况，但是爱莫能助。他不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所以就通过其它方式来向我表示友善。
他就跟我讲：“今天让你到五台山去，他们要批判你。”停了停他又说：“你就让他们批判，你不要讲话。”
我说：“不讲话就不讲话啦。”
他说：“对不起，你还得戴手铐。”
我说：“戴吧。”
戴好了之后，他又问：“手铐紧不紧？”
我说：“不紧。”
看到我的裤带松了，裤子掉了一点，他又问我：“要不要把裤带扎紧一些？”
他只能用这些细节来表达对我的同情和支持。他不能明讲“你没事，你是好人！”否则就把他也牵涉进去了，你干吗同情一个“反革命分子”？！
到了五台山以后，一共六个人接受批斗。我是第六个。其他五个我都不认识，后来在报纸上才知道他们的名字，记得有徐同新、王运德等人。我还记得把我们几个依次押上台的时候，广播里就宣布“某某某，年龄、职业……共产党员……”每一次报到“共产党员”身份，下面就是一片哄闹、喝彩。当时我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从第一个到第五个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都是反革命！这个斗争会太滑稽了！就我一个例外，我不是共产党员。
另外一件事情也很滑稽。我被押上去以后，一看走过来做批判发言的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是古生物班的。他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上来慷慨激昂的，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鬼使神差地出了事，他的嗓子突然哑了，说不出话来了。停了大概有好长一段时间，再讲，声音还是不行，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
可是就在他发言中断的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感觉到站不住了，要晕倒的样子。架着我的两个解放军感觉到了，其中一个就小声在我耳边说：“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会。”你要知道这是在全市十五万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会现场啊！在这种场合下，我听到这个声音，这是解放军同志给予我的道义上的最大的支持！于是我就咬紧牙关，终于坚持下来了。
当时批判我的罪状之一，是在学校里提倡智育第一，反对德智体全面发展。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对学生们是这样讲的：“你们进来南大不容易，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你们代表了同龄人来上大学，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所以要学好功课，将来建设国家。”我总是一门课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这种思想。怎么在这个时候却变成了罪状？老师叫学生学好功课，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何罪之有？在那个时期，要想把一个人打倒，那就罗织罪名、编造罪状，毫无道理可言！
这次批斗大会就这样收场了。回到看守所以后，我看到《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的消息。我说不好，已经定性了！如果“四人帮”上台，要杀人立威的话，我们这些人肯定是第一批。
那么怎么办呢？我必须证明我的说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所以我赶快写了个条子，叫我家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给我带来。结果很快就带来了，批斗会以后我就不要每天写交待了，就在那里等判决。这个时候我争分夺秒地读书，从第一本第一页第一行开始，一直读到最后。读书时要做笔记，但是当时没有纸和笔，因为不写交代材料了，监狱里就不给你纸笔、墨水了。怎么办呢？当时的牙膏皮都是用锡做成的，我就把牙膏皮弄干净卷成一个笔芯的样子，用这个“笔”在书上划，能留下道黑印子。我就这样读马、恩著作。
我以前只零星地读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这个时候我把四卷本的马恩选集都读了，而且读得非常认真。结果越读越有信心。读完以后我心里豁然开朗，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一句名言，我绝对相信这一点。当时如果要判我死刑，就会有一个上诉期，我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这些辩护词会留在我的档案里，后人会为我翻案的。我相信即使他们强词夺理把我处死，可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终归会有人为我平反。人们会记住我康育义，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某年某月为了我们祖国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我非常坚信。
我这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大约到了10月7、8号的傍晚，围墙外突然传来阵阵口号声：
打倒“四人帮”！
打倒王洪文！
打倒张春桥！
打倒江青！
打倒姚文元！
当时我以为听错了，靠着窗子再听，果然不错。
这个时候我就喊：“我们胜利了——！”
隔壁的人也喊，整个监狱都在喊：“我们胜利了——!!!”
监狱里的看守很恐慌，他跑过来喝道：“你们喊什么？！”
我说：“打倒‘四人帮’你不高兴吗？”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姓丁的提审官来了，可能监狱方面跟公安厅报告这些人骚动了。
他来了以后，我就说：“老丁，我听到外面在喊打倒‘四人帮’，有没有这事？”
他回答：“有这事！”
我说：“那好。请你马上给我传达中央文件，为我平反，马上放我出去！”
他说：“现在还不能放你出去。你们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手续，出去还得有一个手续。你再耐心等两天。”
我说：“那你要尽快！”
停了一会儿，我说：“老丁，有烟吗？我要抽烟！”
老丁会意地点点头，从口袋里拿出“大前门”香烟，递过一支给我，又亲自打火给我点烟。大概由于太激动、太兴奋，第一口猛抽给呛着了，我一阵猛烈的咳嗽。老丁和记录员带着微笑看我的洋相。
随后我与老丁简单地交谈了一会儿，我强烈呼吁尽快释放我们这批受冤入狱的同志。老丁答应立即向上反映。我带着从未有的兴奋回到牢房，同监的人都簇拥在我的周围，以敬佩的心情热烈向我道喜和致意。
当时我们这个牢房里一共有二十多个人，睡的是大通铺，实际上是一块用木板铺垫的大平台。我进来的时候，就指定我睡第二号铺位，我不再被叫姓名，取代之以5380这个号码。我是这间牢房里唯一的政治犯，其他都是些小偷、流氓、刑事犯。后来他们给我讲，上面曾经要他们来监视我。那个睡第一号的犯人是这个号房的组长，他对我说：“5380你是个好人，现在你们胜利了，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进来时，这个位子就已经空出来了，所长给我交待任务，每天要写报告，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写成报告。这几个月下来我得出一个结论，你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我就感到挺奇怪，他怎么一天到晚在写什么东西啊？我是一个政治犯，写交待材料写了一两个星期也就写完了，你一个刑事犯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可交待的，天天在那里写什么东西呢？现在才知道他这是奉命监视我的行动。叫一个流氓、刑事犯监视一个大学教师、政治犯，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想我没事了，我就等着出狱了。我叫看守给我拿来笔和纸，就开始画画了。我要搞一些画稿带回去，要不然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也学着写写诗，其实我不会写诗。这一呆又呆了好长时间。
一直到了12月8号，提审员把我喊出去，向我宣布：“你纯属反对‘四人帮’，无罪释放。你回去吧。”
出来一看，南大有车子来接我。不是小汽车，而是一辆大客车，一辆四十座的大客车！弄这么大的一个车来接我，车上只有一个保卫处的人陪着，还有一个司机，总共三个人，这显得太不相称了！进校门时也没有看到欢迎的人群，也没放鞭炮。南京大学这个样子对我，我有一点愤慨：这些人怎么这样处理这个事情呢？至少南京大学应该派个小汽车把我接回来，再弄些鞭炮放放，弄些锣鼓敲一下子嘛。就这么偷偷摸摸地把我弄回来了，显然是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同志来看待，还把我当做罪犯嘛！而且回来以后，一个领导还教训我说：“你呢，回来以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再去闯祸了！”我不顾个人安危与“四人帮”做斗争，怎么在他们眼里就变成“闯祸”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和省里有规定，对我们这些人还要防范，还要监视。
我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冷漠。但我不在乎这些，我心宽得很，该干什么干什么。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份休息了四五个月，我的身体复原了许多，就又带着学生到苏北油田搞基础研究去了。从这以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我感到自己已经损失很多时间了，现在时间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我争取了时间就是抓住了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也不去想东想西了，也不去计较是不是给我平反了。只要我大难不死已经算是很高兴了。在1978年江苏省科技大会上，我参加的研究项目《苏北油田基础地质研究》获得了大会奖。从1976年到现在为止，我总共写了有十部书，其中有自己的专著，也有和别人合作的著作。另外还创作了上千幅山水艺术作品。
尤其让我感到兴奋的是，1965年我生病的时候，师从一位画家学习山水画，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志要把山水画和地质学结合起来。在我后来创作的时候始终坚持这一想法。从1985年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各地旅游资源开发工作，先后赴贵州黄果树地区、新疆特克斯县、福建永春县等地进行考察研究，开辟了山水画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开创了“山水地质学”。到了1997年的时候，“山水地质学”正式在南大开课。2003年3月，这门课的讲义《山水地质学与中国绘画》印出来了。后来经过修改，于2005年2月份由江苏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成就了一门新学科。《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江苏新闻网都及时报道“山水地质学”在南大诞生的消息，南大校刊还专门开辟整版报道“山水地质学”首发座谈会的新闻和专家评论。我来南大整整半个世纪，从未见过南大校刊用整版篇幅报道一本书的出版。这表明学校对此极为重视。
董国强：您多次提到您自己出身不好，您是什么出身？
康育义：在1951年土改的时候，我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现在看来当时的定性是错误的。
我的家在福建省永春县西部山区的农村，那个地方很穷的，富人并不多。我们家是五代祖传中医，当时家里有12口人，人均土地占有量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所以土改时还分了一些土地进来。不过我们祖宗在外乡购置了一些田产，规定哪家的小孩子今后有出息，到外面去读书了，费用就由这份田产的地租中开支。这在当时叫“学租”。我们家有两份学租。但这部分土地的数量也不多。所以土改的时候一开始给我家定的是“富农”。后来怎么会又划成“地主”了呢？那都是土改运动中的指标摊派给害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很穷，按照规定划出来的地主家庭很少，后来一看全村的地主加起来不够数，完不成上级摊派的指标名额，于是就从那些“富农”中间又提拔了一批“地主”。我们家就属于后来提拔上来的“地主”。
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我父亲去世得早，我的叔叔后来还担任过小学校长。按照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观点，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都应该算是“自由职业者”，至多可以算作“小资产阶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是那样来的。那么就因为我的叔叔解放前当过小学校长，于是从解放初的1951年开始，他一直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我们家被补划为“地主”跟这个事情也有一些关系。
在那个时代，你的家庭一旦被定为“地主”，那就得背一辈子黑锅。
董国强：那么您的出身对您的个人成长有怎样的影响？
康育义：还好。我从初中到高中，学校里还没有因为我出身不好而看不起我，相反我的老师们都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很器重我。比如说1951年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正碰上土改，家里的房子、粮食都被分掉了，全家12口人挤在4间房间里，生活很困难，没有饭吃，这种情况怎么读书啊？所以到初二下的时候我就辍学了。新学期开学以后，我们的王校长就问我的同学：“康育义怎么没有来上学啊？”我的同学回答说：“他家没钱。”我那个时候上的还是一所私立学校，是要交学费的。哪知道王校长听了很大度地说：“你叫他先来上学，没有钱再说。”这样辍学又复学，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王校长听说我家里被评为地主，他并没有害怕，也没有和我划清界限，而是让同学把我叫回来继续上学。我回来以后学校还给我减免学费，就不要交钱了，只要自己管吃饭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每个星期我都要回家挑米交给学校食堂，菜嘛就是自己带一个星期的咸菜。到了高中的时候有助学金了，学校给了我一个丙级助学金，还有吃饭的补助金，这样我的中学学业终于维持下来了。不过那时生活仍然很艰苦，整个中学时期我一直营养不良，高中毕业的时候身高才1.55米。
梅雪盈：1978年11月15日中央宣布“南京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然后在12月2日南京大学开了一个平反大会，您能不能谈谈当时情况?
康育义：当时我不在南京，正在苏北油田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报告我的研究成果。有人从广播中听到了南京大学召开大会，为李西宁、秦峰、康育义等三位同志平反。那样一广播出来，我当时就变成了明星了，大家都向我祝贺。我坦然一笑，也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到后来授予我们“英雄战士”称号的时候，我参加了。颁发给我一个奖状：授予康育义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战士光荣称号。
这个奖状对于我个人的意义在于：有了这个奖状之后，人家就不会再把我看作“反革命”了，我也可以专心搞学术了。
梅雪盈：在1976年到1978年间，学校里有没有人说您是“反革命”？
康育义：至少没有人公开讲，南京大学师生对于这个事情大概看法比较一致，认为我们代表南大，我们给南京大学争得了荣誉。
梅雪盈：毛主席过世以后，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康育义：那是通过看报纸知道的。我们在监狱里可以看到《新华日报》，从中我们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包括朱总司令逝世和唐山大地震。当时得知唐山大地震以后，我还想过，我作为地质学家应该去现场考察考察，但是我们不能出去，所以当时很难过。
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当时我们也很难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历史有时真的很促狭，如果毛主席当时不死的话，我们就死了。换句话说，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没有毛主席就有我们。我们的命运注定了要跟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过当时不是这样看的，当时听到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就很紧张，感到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
董国强：当时您认为毛主席死了，形势对你们来讲更严峻？
康育义：更严峻。因为“四人帮”可能上台掌权，那么为了稳定政局，他们肯定要杀一批人来树立威信，而我们这些人肯定是最先被拉出去砍头的。
梅雪盈：南大的老师们对“南京事件”有什么反映？
康育义：那个时候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大家知道康育义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能为康育义辩护。只能是跟你离得远点，跟你划清界限，免得引火烧身。但是内心里面是不服气的。不过有一些人也不可捉摸。例如说我在新街口“发表反动演说”的告密者也是我们地质系的老师。

转自 《记忆》杂志 ２００９年６月23 日总2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