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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阳和平
来源：批判与再造（台湾）
本文作者阳和平(Fred Engst)是勤恳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大半生的美籍农业专家阳早(Sid Engst)与寒春(Joan Hinton)的次子(阳早与寒春的感人事迹请参见本刊2004年3月第五期)，生长在中国大陆，亲身经历了文革运动。本文原为提交6月9日至10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四十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经作者增补后，交本刊发表。－－编者
摘要
文革初期头两三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席卷全国的自发独立群众组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农群众有效监督各级权力机构和维护其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伟大的国家体制上的创举。我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党专治形式向无产阶级直接专治形式转换的开端。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特征，即以无产阶级利益至上的社会准则为出发点的民主，起到了对当权派的一个关键性的制约。然而革委会成立后解除了那些自发独立的群众组织，这就如同是解除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武装，为走资派上台后能巩固其政权埋下了伏笔。既然走资派利用了〝坚持党的领导〞 这一原则竭力推行资本主义，疯狂地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那么我们也要对过去有关〝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革命理论有所反思，需要弄清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区别，弄清多元论和多党制与一元论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经济根源，弄清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独立群众组织的关系。我想就以上这些问题提出我的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便大家共同讨论。
文革中的自发独立群众组织
文革初期头两三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席卷全国的自发独立群众组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农群众有效监督各级权力机构和维护其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伟大的国家体制上的创举。不光有那些从学校里发起的举世闻名的红卫兵组织,而且还有工厂和农村里的群众组织。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自发的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们支持和鼓励了他们的发起和成长。独立群众组织成了革命领袖们向走资派（即那些面临选择时往往从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从工农群众的全局利益出发的当权者）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组织群众游行、集会、贴大字报同党政内各级走资派斗争。他们各自出版发行的报纸传单流传全国（这是在反映内部言论自由的大字报以外的一种新的〝出版自由〞）。他们对工厂、公社、学校和其它社会组织的现有权力机构造成很大威胁，直至夺权。
群众组织的发起，是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为了反对在中国出现新渗S权阶层，反对走资派所推行的资本主义道路所做的一系列斗争下所产生的。现在看来，在文化革命前，毛泽东和其它革命家们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不是像后来官方喉舌所说的那样〝估计过高了〞。如果说估计错了的话，那是革命家们在文化革命前把执政党监督改正自己错误的能力估计过高了，把执政党在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面对其所必然产生的腐蚀性，依靠自己来避免蜕化变质的能力估计过高了。
走资派们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忽〝左〞忽右地顽强地推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抗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们带领的群众与他们的路线所做的斗争。57年反右扩大化就是邓小平主管运动时抵抗整党整风庇护党内〝精英〞的手段。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来要清除党内走资派，结果也被刘少奇改变为矛头向下的反对老百姓中〝四不清〞的斗争。毛泽东号召的干部参加劳动往往变成了官僚们自我宣传的场所，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变成了形式主义的标本。到60年代中期，看来所有这些方法和手段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作为一个当时的学生，耳闻目睹老师们在文革前看不起劳动人民，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否则就要回家锄地。在教育上,高考受益者是党内〝精英〞特权阶层和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工农子弟受排斥；卫生部门专为城市〝老爷〞服务；占人口80%的农民有变成二等公民的危险；工厂的干部有把工人当成雇工倾向；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文艺阵地。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如今泛滥的资本主义苗头。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最后迫不而已发起的对党内日益强大的走资派的斗争。他认识到只有发动和依靠群众才有可能击退走资派对社会主义的冲击。但是党内阻力是非常大的。多数干部口头上说的是一回事，但内心里看不到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他们看不到党内特权官僚阶层的存在对政权性质的危害，很少认识到和理解到群众组织起来监督和鞭策党的各级领导的重要性。官僚阶层本能地维护着自己的已得利益，反对群众的监督。
现在看来，如果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最终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话，那么最终只有依赖群众才能维护它。从群众在文革中自己组织起来的热情，参与讨论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极积性，辩论究竟哪个干部是走资派的激情等方面来看，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确实把社会主义事业当成是自已的事业。
但是，党政各级权力机构瘫痪以后，群众组织之间及内部的矛盾暴发出来了。那些群众领袖们多多少少表现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以我为中心，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不能谦虚谨慎，对别人的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扣帽子，不善于团结大多数。一些人事纠纷往往被某些人假借革命的旗号来达到攻击对方的目的，严重的甚至不惜动武。他们脱离群众的速度往往比他们所代替的干部更快。
群众组织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的路线和派系的斗争。这种斗争把中国带到了内战的边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完成文化革命的斗，批，改任务，毛泽东和其它领袖们号召群众组织搞大联合，成立由干部、军人和群众组织领袖三结合的新的政权结构——革委会。
当时以工人阶级大联合为名义，在革委会成立以后把群众组织都先后解散了。这一招棋现在看来有问题。从当时的眼光看，群众组织的存在对文革的进程好象是弊多利少。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当时革委会中的干部有党的系统为后盾，军代表有军队系统为后盾，而群众代表在群众组织都被解散后失去了自己的后盾。他们多数被架空了，说话也就没力量了，个别的变成了新的当权派。群众组织的解散取消了当权派的对立面，为走资派后来上台埋下了伏笔。
我这样说是因为从那时起，就没有个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去监督、鞭策、质问或抗衡党的政策或各级领导。实际上，工人阶级从那时起就像是被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一样，当邓小平那些走资派政变上台以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也就无法和他们这些向资本主义进军的人进行有效的斗争了。文革时虽然把罢工权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宪法，但是没有群众组织做后盾，这些权力就被走资派后来轻易地取消了。
但是近三十年来群众自发地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的斗争却连续不断。六四大屠杀就是反腐败的群众（主要是工人阶级）同情学生，反对听命于官僚资本专制政权的军队入侵城区并与其英勇搏斗而发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近些年来，工人反对私有化保卫各自工厂的斗争和农民反对官僚资本对土地的掠夺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流血冲突在全国接连不断地发生。这进一步说明了阶级矛盾正在步步加深。但是没有保留那些文革中出现的独立群众组织，而后来出现的组织又被残酷的镇压下去，这样，老百姓就失去了和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抗衡地有效手段。
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文革后期取消了群众的自发组织。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终无法制止官僚资本在中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这样的后果一方面使得革命者极其痛心，一方面又逼着我们必须从理论深处去寻找产生这一后果的原因。
要在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并认识到独立群众组织的不可或缺性，就需弄清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区别，弄清多元论和多党制与一元论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经济根源，弄清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独立群众组织的关系。我想就以上这些问题提出我的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便大家批评指正，共同讨论。
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区别
那么，是不是借用了西方式的民主就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呢？持肯定观点的人依我看，往往认为民主形式就是政权的根本，而不是一种手段，从而掩盖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性服务的事实。
作为一个1974年前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当过五年工人，而后又在美国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里打过十多年工的人，我对两地所实行的不同的民主和自由制度不光有亲身的感受，也对一些理论问题有所领悟。
在美国，民主是劳动者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我们选市长选总统来决定我们的税务负担，但选不了我们公司的顶头上司。我们有辞职失业的自由但不能选举自己的老板。资方对工人实行严格的专政。我到美国以前没有亲身体验到工人如何怕工头。在私营企业里，工人对生产、经营、人事都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一些明智的老板会听取工人的意见，但只有业主才能做最后决策。
尽管在西方宣传中，中国当时是一个集权国家。但是我在中国时的工人并不怕领导，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当时工人不受开除的威胁，生活受到保障，反而是干部怕工人贴大字报。这种社会主义企业里的〝言论自由〞在西方是没有的，在东方却被邓小平上台后马上取消了。
进一步说，我在美国三十年的经历所领悟到的美国的民主，也就是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和他的财富成正比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是个幻想，实际上是一元一票更符合现实。
再深一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即资本利益至上），所谓的自由最关键的是资本的自由（即资本投资的自由）。而资本主义大量宣传的民主我仔细一看发现它仅仅是个手段，即制定资本自由活动的游戏法则和推选立法和执法人的手段。这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主是无权限制在游戏法则内的资本自由，而资本的自由是不得违背民主制定的游戏法则。两者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前提下统一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的政权越受到威胁就越不容易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美国就有过多次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历史。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多亲英派被迫逃往加拿大。内战时，双方排斥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大有记载。50年代麦凯西迫害共产党人的历史好像是过去的事了，但是却和如今那些替伊拉克反美势力说话的人都要遭到美国政府的监视是同出一辙的。只有当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威胁不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时，西方政府才会表现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宽容。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者的阶级利益至上）。与经历了几百年演变的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的经验相比，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形式还不成熟，说法不一，但是一些基本的轮廓还是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在中国较突出的表现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代表的言论自由、独立群众组织所代表的结社自由和大串联所代表的行动自由。这些自由是工农群众管理社会各级权力机构的自由，反映了劳动者对当权派（专业或专职管理人员）的制约。社会主义的民主也应是一种手段，即决定社会各行各业包括社会主义自由的运行准则的手段。这两者也应是对立统一的，也应是在维护工农群众的长远利益的这一前提下统一起来。当然这方面的经验还很不够，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去探索。
同样的，当无产阶级政权受到威胁时，它也不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它也必须对反革命势力进行镇压。但是走资派往往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来对付抵制他们的群众，践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如何分辨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问题。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最终辨别当权者镇压时的出发点是为公还是为私，才能辨别真假革命派。
思想意识形态对民主议题的制约
民主所讨论的议题受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支配。西方民主所讨论的议题受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所左右。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中心是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准则，是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自由。私有财产，更确切的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经过表决的。多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的人一般不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提出异议，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当老板的。
资产阶级之所以可以实行它对国家政治的垄断不光是通过它对警察、军队、法庭及整个国家机器的控制（通过对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客直接给予大量的资助使其当选），还因为它能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这后者的控制是通过资本对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控制，通过它在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实现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教育很难集资传播。
这如同人们在奴隶社会里（我猜想）认同奴隶制的合理性，在封建社会里认同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一样，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影响下并不认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是不合理的，反而认为个人的财产就是应当由个人来支配，即便是雇有成千上万工人的个人财产，也是同样。工人只不过要求他支配自己的劳动力的权利受到保护罢了。
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但人们的主体意识还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是不会马上就改变的，改变是要花时间的。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和它的社会存在密切相关的。当劳动还只是谋生手段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无意识的，面临着那种自己的行为出发点是为个人谋利还是为阶级谋利的选择。只有当机械化、自动化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当生活所需的物质、精神财富丰富到人们不必为基本生活所需发愁时才具备劳动不是谋生手段的物质基础，才有劳动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可能。即便是到了那时，为谁谋利的思想斗争还是会有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但是世界上的财富是有限的。只不过那时以全局利益出发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不光在危机时，而且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罢了。
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不光是要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决裂，但更重要的是它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至上的社会准则替代了以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准则。对我来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在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占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西方式的民主必然是以个人和局部的利益牺牲全局利益，因而不可能维护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即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以全局利益出发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没有占主导地位以前，西方式的民主只能把刚刚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每个人光为自己着想，以个人利益出发是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但不符合无产者的阶级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只有后者才是符合人人为自己的社会。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上所面临的困难。
无产阶级专政是谁专谁的政呢？周恩来在1971年与韩丁谈话时我荣幸在场听到了他的一个意义深远的说明。虽然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了但是他说的意思是，就从阶级关系上来讲，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也就是大多数人专少数剥削阶级的政。但是当时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还是少数人的思想意识，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却是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就从思想意识上来讲，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我们从他说的这里可以理解到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个〝文化〞革命，也可以看出，离开周总理所谈的这一基本现实来高谈民主的阔论只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根据我在两种制度下生活的经历，我看不到两党制或多党制能够有效防止资产阶级在中国撑权的可能性。其实，在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多党制为垄断资本服务是很成功的。美国是一个两党制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很好的例子。它的国会是〝拿钱能买来的最好的〞国会。依此我认为，在中国无产阶级要巩固政权并不能依靠多党制，但是目前的一党制也未能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以依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一党制或多党制。这只是制度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涵。
民主集中制
更深刻地讲，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和多元论是私人资本市场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与其经济上分散的，多中心的形式和以资本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市场竞争的经济基础相辅相成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单个资本内只有集中，只有一股一票的〝财主〞，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也就不会有如何在集中下搞民主的经验。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以工农群众的全局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也就必然是计划性的经济。它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必然是带有民主性的一元化的集中制，也就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和集中也是一对矛盾，也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符合工农群众长远利益的集中。但是没有按全局利益出发的集中，最终也不会有工农群众管理社会财富的民主自由权利。如何在民主集中制中一方面保证其民主性，另一方面保证其集中性是符合工农群众长远利益的集中。这是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难题。
党的领导
起码在以全局利益出发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大多数工农群众的思想上占主导地位以前的社会主义初期，党的主导地位是关键的。工人阶级的政权不是抽象的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每个阶级都希望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政党。在工农群众学会如何直接领导社会以前，它必需有一个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武装起来的自己的先锋队，以便一方面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同自己队伍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很明显，中国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会成功的。这从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城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可以看出，没有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
与那些认为只有西方式的民主才能挽救中国社会主义的观点相反，另一些人把在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外界因素上，完全归咎于那些如邓小平那种钻进党内的人篡权上，而不是从当时所施行的社会主义的体制上寻找社会主义失败的内因。
我认为，我们不光要看外界因素，不光要责怪党内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我们还需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上的弊病才能从根本上得知社会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这是因为，像邓小平那种从表面上看的确是个很有资格的革命领袖人物，是个经历过长征并与国名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作过顽强斗争的人，却是一个全力以赴地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的人。他的所作所为证明的是走资派是社会主义体制内的产物。
正如革命队伍里肯定要有叛徒一样，如果我们不防备结果被敌人打败了，能把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放在有叛徒上而不放在不防备上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上寻找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
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状况来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出：
5、虽然只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具有献身精神的高度纪律性的干部队伍）领导下的革命才能推翻旧的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但是这一革命往往未能在第一代领导人物的生命结束以后保持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是人在革命在，人亡革命亡。
6、没有任何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被外界势力所推翻，但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对外敌威胁高估于对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威胁。
根据文化大革命和世界范围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来看，革命者不得不对我们的一些理论有所反思。这里所做的反思与中国官方口舌所做的反思完全相反。他们把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最大的贡献说成是他的错误，而他们所坚持的倒是我们所要反思的。
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内有什么根本的弊病呢？依我看，走资派之所以能在这个体制下夺权而后又能一步一步的巩固其政权，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农群众在党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组织。
我认为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至少有以下三点：
1、它是监督各级权力机构政权性质的关键。
2、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方式的初探。
3、它是培养工农群众直接领导社会的学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性就是坚持群众路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和资产阶级的独裁专制的一个关键区别也就在于前者的民主性——群众路线。
在解放前，群众路线是共产党自觉的行动准则，是在有外界压力下的，不执行革命会失败的行动准则。那时如果党脱离了群众，要么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下，要么会在国民党的打击下吃败仗的。
解放以后党的地位完全变了，党脱离群众的后果就并不直观了。如果没有把民主制度化，所集中的就会越来越脱离群众。在文革以前，党外没有能对党提出异议的势力，这对党的健康是很有害的。当时的社会主义体制对工农群众的利益并不太敏感（59-61年少数地区的饥荒就是一个例子）。现在看来，这个体制提拔的干部多数是立场不太坚定，多少有投机心理的人，而不容易是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这个体制往往是头重脚轻，向上比向下更负责，下面的情况不容易反应上来（人民代表大会更像个橡皮图章而不是一个对党的决议提出异议或质问的政治结构）。
独立的群众组织，以文革的经验看，是维护集中制的民主性的最好的保证。独立的群众组织不是权力机构，所以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向当权派发难，对当权派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和质问。
正如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否定党的领导，文革期间成长的自发的独立的群众组织也并不否定民主集中制一样，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不应理解为没有民主性的集中制，不应理解为邓小平所行使的党政官僚垄断独裁专治制度。
正如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一样，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独立群众组织的监督应是对立的统一。它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所谓领导就是对立，所谓监督也是对立。他们两者是在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至上的共同目标下统一起来的。
例如生产指挥必须是一个有权威的中心，但是它并不排除被领导者对领导者提出意见。一言堂，一人说了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那么对生产指挥者的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征。
那么一元化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在民主下作出的决定大家必须遵守，执行。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即民主），下级服从上级（即集中），局部利益服从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即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这一切并不否定独立的群众组织的存在。
建国初期，政权不稳定，党怕坏人利用群众对一些基本国策（如统购统销，户籍政策）不满推翻新政权，限制了超出党所能控制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和其独立性的发展。但不应把建国初期的权宜之计看成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独立的群众组织的范围应该是越来越大。当社会主义政权高度巩固了，全国性的党外组织也就会有完全的独立性了。那就是政权高度巩固的标志（但不能揠苗助长）。
党外对立面问题
邓小平上台后所坚持的到底是四个什么？他坚持的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他坚持的是资产阶级极权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坚持的是修正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唯一的一个他确实坚持了的是党的领导。他之所以能在这上面钻空子，是和过去的革命理论有直接的联系。
多数中国的革命家们似乎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排除任何组织独立于党之外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治。虽然毛泽东为党外没有对立面感到担忧，认为是危险的，也就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忠诚的反对派〞的存在在文革中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但是最终未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毛泽东虽然强调党的干部向党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但是前项有规定而后项没有制度化。党既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机会主义者钻进执政党内来，又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党内带有私心杂念的干部蜕化变质为走资派。解放前的党政的干部是以他（她）们领导群众闹革命的能力为提升的条件，但解放后党政干部的监督主要的不是依靠外界的势力。更重要的是党没有能够把群众监督制度化。群众路线对于各级党委来说只是一个自愿的原则，好的党委执行，不好的不执行，没有制度的保障，结果干部的提升基本上是党内上级决定的。群众可以提意见，但无否决权。
这就是人在革命在，人亡革命亡，革命后继无伟人的主要原因。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没有大风大浪的磨炼看来是不可能成长壮大的，而文革头几年的大风大浪又为时太短，还不足以培养出经受得了考验的有威信的接班人，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成了一个大难题。
依此，我认为社会主义不应仅仅理解为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在所有制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过度，而且还应该理解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党专治的形式到工人阶级直接专治的政权体制形式上的过渡。否则，党的绝对权威必然导致走资派对党的领导权的篡夺。党外没有对立面不仅仅是危险的而是致命的。要想避免走资派篡党夺权和巩固其政权就要发展和推广一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包含多种形式的独立群众组织存在的政治体制。
为此，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有意识地扶持，培养工人阶级直接控制管理社会的能力，培养群众组织的独立性，以使工会、职代会和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成长为关健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以此逐步的减少一党专治的必要性。
保留独立的群众组织的目的就是要把党向人民负责的思想具体化，使其对党起到政治制衡的作用，扮演一个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忠诚反对派〞的角色。一方面，党的领导是通过党指挥枪，通过党对政府的直接领导实现的。但是，党必须给予群众组织独立性。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只能是通过说服教育来实现，而不能是通过取缔或直接操纵来实现。
虽然工人阶级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内部有长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内部的思想和观点将长期不会完全统一。走资派和坏人当然会利用独立的群众组织向社会主义的政权进攻。但是，不能因噎废食！除了抓犯有刑事罪的人外，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必须保留。
这里所说的独立的群众组织不光是工会、职代会和学生会等。这些往往会被一派人所掌握。应该允许工会、职代会和学生会以外的独立的群众组织存在，让少数派有发言的场所。正是在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做斗争的过程中人民的思想才能改变，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巩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才有希望得到锻炼和成长。
即便是坏人利用群众组织推翻了政权，无产者至少还有党和其它独立群众组织，有和反动派作斗争的组织力量，反动派的政权就很难得到巩固。鉴于如今人民如此缺乏一个能与官僚资本搏斗的组织力量，难道还看不出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吗？
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波兰工人阶级与早已被走资派控制了的波兰政府对抗的群众组织，也是被资产阶级自由派利用了的群众组织。但是总的来讲，团结工会是个反对官僚资本垄断的进步组织。它所发起的工人运动推动了波兰社会的进步，就像今天中国如有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话，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一样。
当年的革命家们要是知道当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我想会采取不同的措施的。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转折点。当时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党的威望达到顶峰，但是党没有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以外鼓励和培养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党专治的形式向工人阶级直接专治的形式转化的重要性。它的领导地位越来越靠国家机器来维持而不是靠群众的公认。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内，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家们虽然从国内的阶级斗争和苏联变修的教训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但是他们以为仅仅通过教育和整风就能克服党内的特权思想、官僚主义和投机心理。他们好像是过多地相信了那些党的干部既然能够出生入死地带领老百姓推翻三座大山，即便是在党的地位已由一个为政权而奋斗的政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的情况下，他们的绝大多数仍然会自觉地继续献身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事实证明依靠执政党自己来监督自己是不行的。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搞文革的根本原因。
如果保留独立群众组织不被解散，就可以起个制衡党的垄断地位，维护集中制的民主性，监督各级权力机构政权性质的关键性作用，为什么后期要解散群众组织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党内的革命者轻视了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
2、群众组织存在的权力是党赋予的，而不是斗争中得来的。
3、党内走资派对群众组织限制他们的垄断地位极其憎恨，其它干部也普遍反对群众组织的存在，加上毛泽东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限制了他领导文化大革命到底的能力。
4、广大群众还没有取得更多如何在尊重持不同政见者的条件下运用他们的社会主义结社自由的经验，因而他们组织的幼稚性限制了它的有效性，表现为不容反对派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甚至为人事争吵不惜动武，使得斗，批，改运动无法进行。
5、最主要的还是毛泽东后期不得已（在党内外保守势力反抗和内战的威胁下）退到排斥党外组织独立性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结构上，从而中断了群众组织独立存在的尝试。
这不是要批评毛泽东。就我看来，那些广为宣传的所谓毛泽东老年犯的〝错误〞其实正是他对马列主义的最伟大的贡献。然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最终只能通过实践来形成。没有将近三十年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将近三十年邓小平所推行的资本主义的实践，我们是很难领悟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失败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没有这两段历史的对比是显现不出来的。
当然我这里有点事后诸葛亮，似乎可以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而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们当时却要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固而操心。但是回顾中国将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演变，革命者理应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以便提高将来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把握。站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肩膀上我们应该能够看得更远些。
结束语
基于一党专治的政权体制未能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通过西方的多党制形式还未曾创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更谈不上维护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想巩固将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看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具备制衡官僚特权产生和发展的国家体制。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了最有说服力最有价值的尝试。那就是在党的组织外培养独立的群众组织，培养拥护社会主义的党外对立面。这种体制也是我们对党作为执政党的条件下的列宁的建党理论所作的一些反思和补充。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果我们能深刻的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将来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会有更大的把握，社会主义的前途会有更大的希望。2006年•7月◎
附：毛泽东对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构想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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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9 14:4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