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上海串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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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聂元梓回忆录》第12章

毛主席要我去上海
   
   我这个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正在困惑之中，李讷到北大来了。
   
   1966年11月12日上午，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到学校来找我，我正好不在。校文革的办公人员告诉我，上午李讷找我没有找到，由校文革办公室通知我，约好当天下午2时许，李讷来校文革找我。我和孙蓬一等商量了一下，在校内五院校文革组织组的一个带套间的办公室和李讷谈话——这里谈话比较方便。于是，下午我就先在办公室等着李讷。
   
   李讷在校文革找到我，在办公室谈了几句话，我就领着李讷到五院组织组去。因为上午李讷来过，没有找到我，所以使许多人都知道李讷下午还要来。校文革的有些人都希望能一起见见李讷，听听她带来什么好消息。因此，李讷来后，先同大家(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陈葆华、付治文等人)先在组织组的外间屋一块儿谈，随后李讷辞退了他们。我提出可否大家一块儿谈？李讷说要同我自己单独谈。随后我陪同她到里间办公室。李讷对我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主席就问我见到聂元梓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所以，今天主席特意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我请李讷代我向毛主席表示感谢，并且请李讷向毛主席转达我对毛主席的请示。我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请示应该如何处理当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说了运动下一步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我说，我现在是在抓陕西汉中的北大分校建设，别的工作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请示了存在的问题：对被群众冲击还在集中管理劳动的校系一批干部、教员、教授和陆平等人怎么办？我对李讷说的另一件事情是，全校学生和有些教员、干部都出去串连了，学校事情不多，我也想去外地看看，到上海串连去。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李讷没有表示什么，她说回去向主席汇报。
   
   为什么向毛主席请示关于陆平等人的处理问题呢？说实在的，这对我是一个大难题。工作组把陆平等人关起来，现在工作组人也走了，陆平他们应该怎么处理？把陆平关起来不是我决定的。陆平是工作组关起来的，他们撤走的时候，也没有移交给校文革。看管陆平的学生，一定要让校文革接收陆平，我就不接收，始终不接收，始终没有过问。我不知道把陆平接收过来以后怎么处理他。因此，看管陆平的学生，一直是工作组当时安排的那些人。为什么不接收？我认为把陆平关起来就是错误的，关他干什么？如果是因为有很多学生要批斗他，怕出问题，保护性关押还可以，可是，现在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了。陆平现在还在关着，工作组已经走了，陆平是不是还要关下去？但是，直接下令把陆平等人释放出来，也不和时宜：当时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人们恨不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就越是能表现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普遍地是越来越左，我不能顶着大趋势去把陆平等人放出来啊。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李讷代表毛主席来了解情况，我自然而然地要请示对于陆平等人的处理意见，要是毛主席对这件事有个明确态度，是关还是放，我就有了行动的依据了。
   
   我和李讷正在谈话时，发生了砸校刊的事件。(据《北京大学大事记》记载，成立不久的《新北大》校刊，因为刊登聂元梓的一篇纪念"七人大字报"五周月的讲话，被与校文革和聂元梓对立的学生组织砸抄——笔者。)李讷到窗前观看了情况。表示很气愤。她对我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当晚，李讷派"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调查现场，指示我们要抓人。)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等人原来都在旁边办公室等着，想听听李讷对我说了些什么新情况、新指示呢，因为校刊被砸，有人来告诉这个情况，李讷说要去看看现场，谈话也就结束了。孙蓬一、姜同光等人问我她谈了些什么，我说是毛主席让她来的。我汇报了学校的情况，请示了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办法。我没有详细对他们说什么，因为李讷对学校的运动也确实没有什么具体指示。
   
   李讷第二次到北大来，是11月13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到校文革办公室找我的。李仲钦告诉我李讷来了，我迎接了她(办公室其他人也看到了)。李讷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
   
   这时候，我住在北大的三公寓。回到我家后，李讷对我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始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连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到上海我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回京后我向李讷汇报时她批评我："你们为什么叫'捍卫团'？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路线应该叫'宣传团'。"——北京西城区有个"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是保守组织。)我问：主席对学校运动和我请示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指示？李讷说：没有。主席就是说，让你串连去。她还说，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你北大也不行。意思是北大的运动要等一等。她的话当时是怎么具体说的，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记忆是：北大运动不好再进一步做些什么，现在主要是推动全国运动的发展。李讷说这些话没有说明是主席的意思，还是她自己说的，但使我领会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主席的精神。
   
   李讷讲了以上的话，又说：主席还叫我问问你，关于你和王任重的关系问题，要不要他为你说几句话，保你一下？我说我同王任重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他对我的指示都是关于北大运动和成立校文革的问题，没有什么错误。谢谢主席！现在不需要主席为我说什么，等将来我若有重大错误的时候，再请主席保我吧。李讷笑了：你真爽快！
   
   临走时，李讷对我说：到上海要带谁去，你们自己考虑吧。希望你们作出成绩。
   

李讷为什么出尔反尔
   
   李讷走后，我很高兴，认为这是毛主席给予我的重要任务，也是对我的信任。为什么毛主席对请示的问题和北大运动没有指示，相反地，对我顺便提到的一个问题特意让李讷立即转告了要我到上海去串连的指示呢？我进一步思考领会毛主席特派李讷来找我谈话的目的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并决定立即执行。
   
   当天晚上，我先对孙蓬一等人谈了李讷和我谈话的精神(因为李讷是找我密谈的，我不能全部按照原话传达给校文革的副主任和常委)，说了毛主席认为上海和外地运动发动得不够好，同意我去上海串连，还希望我多走几个地方，以及北大运动要等一等全国形势发展的精神。我还讲了李讷说的，去上海串连要宣传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并且可以带几个人同去，要我们自己商量决定。经我们共同考虑后，于第二天上午召开了校文革常委会，讲了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讨论怎样执行，谁同我去上海串连，谁留校主持工作？大家都是作为党交给的任务来执行的。如果不是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并且是常委亲自看到了李讷两次来找我)，校文革常委也不会同意作为第一把手的我去上海串连的，更不会同意孙蓬一第一副主任也同我一块儿去。我要把学校的工作交给姜同光主持，没有上述理由，姜同光也不会接受的。从我们组成的人员来说，也是体现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的，特意让李醒尘参加。因为他是七人大字报作者之一。
   
   当时我和校文革常委们的思想都认为是执行毛主席亲自交给的发动群众的任务，把上海的运动搞好，目的是反修防修。当时大家都清楚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毛主席自己还在天安门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和群众。只要说是哪里的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好，自然就想到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说的，……五十多天来，不执行中央指示，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革命，以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等。我(们)根本没有想推翻人民民主众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和目的，一心想的是很好地完成党、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把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对北大和我个人来说，对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还有感激的思想和特别热情完成任务的心情。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极高的"荣誉"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也是现在回忆当时那种状况可以想象得到的！
   
   后来我被逮捕，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审问我的时候，审问人员说，李讷否定了我的这个说法，否定了毛主席指示我到上海串连的事情。这并不奇怪。毛主席对个人或向全国人民讲过的话，不也是常有否定、推翻的吗？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对任何人都一样。事实是客观存在，已经刻印在历史上了，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李讷以为，两个人的谈话，没有旁证，是可以否认的，但是，她不知道，还会有许多别的证据。因为执行毛主席指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单独地完成的。我纵有千百条错误，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至于、也没有必要、更不敢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更何况，事件的前前后后，有那么多人可以作为见证呢。
   
   我听了李讷的传达以后，就对校文革的同志，对孙蓬一等人讲了。而且他们都知道李讷来找我，都在五院校文革组织组的旁边的房间里等着听毛主席有什么指示呢。我把与李讷的谈话都跟他们说了。后来，我被捕以后，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监狱预审时说的内容，任何一件事情，预审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否定过，只有这一件事情，只说李讷否定了这件事。但他们并没有说出李讷所讲的任何内容。我问预审员，李讷否定了上述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她来北大找我干什么呢？为什么连着两次来找我？她没有向我讲毛主席的指示，她来讲了些什么呢？预审员既讲不出李讷在否定毛主席要我到上海串连的指示时，所讲述的有关情况，也没有说明李讷到北大来找我是所为何来，又举不出任何旁证足以证实毛主席没有说过要我到上海。这只能说明，预审员所说，也只是李讷否定了，而不是预审人员对这事的否定。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敢造毛主席的谣的，更不敢在中央文革的要员王力、关锋、王广宇面前造毛主席的谣(详情见下文)。我如果造毛主席的谣被戳穿，我还能受得了吗？
   
   我还可以反问李讷，你否定了你转达毛主席要我到上海串连的指示，那你第二次到北大找我是干什么来了？你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什么指示？难道你一次再次地到北大来，就是为了和我拉家常来了？李讷这么否定毛主席对我的指示是愚蠢的，一句空话就能够否定、推翻当年有十多个人都知道和参与的这件事吗？毛主席指示我去上海串连的意图，是和"5.16通知"的精神相一致的，和他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宗旨相一致的。他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一个人，他是把一大批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的领导干部都作为刘少奇的势力，为此而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倒他们的。所以，他称之为"炮打司令部"，在他眼中，刘少奇显然不是一个"光杆司令"。毛主席的大字报说了，从中央到地方，在50多天里，不执行他自己的指示，而是听刘少奇的，压制群众运动，制造白色恐怖，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这难道是刘少奇一个人就能办到的吗？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就是要发动群众起来，李讷为了迎合对我的判决，——判决中指责我到上海串连是奉了江青的指令，为了实现江青等人篡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权力的阴谋，去搞乱上海，乱中夺权——而否定毛主席的指示。但是，李讷再否定，否定不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否定不了毛主席的这一错误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否定不了毛主席在上海“一月风暴”中对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支持和对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被夺权的肯定，更不能因为她的否定就改变我去到上海串连的根本性质，把我遵照毛主席指示到上海去串连说成是执行江青集团的阴谋诡计。因此，李讷的否定，只能暴露她自己是愚蠢的。中级法院根据李讷单方面的陈述，从预审到开庭，从来没有给我看过李讷的文字材料，也没有让李讷与我在法庭上当面对证，就根据李讷所说的一句空话，把我到上海串连算作我的一大罪状，是根本违反事实真相，根本违反法律规定的。如果说我到上海串连"有罪"，那么，"罪魁祸首"、我的幕后指挥者只能是毛泽东，因为，是他通过李讷指示我到上海去的！
江青的"紧急指示"
   
   就在我们准备到上海去串连的这个期间，11月14日晚，9点多钟，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给我家里打电话说：首长江青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叫你带上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材料，今晚住到另一个地方去。王广宇说，我们的车子不好直接到北大去接你，你让学校的车送你到钓鱼台门口，我去接你。我问为什么？王广宇说，不知道。我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王广宇说，不知道。首长没有说。当时我就很奇怪，怎么谈一次话，搞得这么神秘？怎么说为了我的安全，难道出了什么情况？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我就说我不去。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我没有必要去。王广宇说，接你是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我坚持不去，因为王广宇没有说接我出来住的原因。在电话上争执了很久，王广宇最后带强制性地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的指示。我被迫答应了，但说今晚不行，我必须告诉校文革常委，工作也需要安排，否则他们找不到我，还以为我突然失踪了。王广宇同意了，改为第二天下午接我。
   
   但他又不叫学校的车子送我到钓鱼台门口了，叫我约定到城里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地方去等他，然后他再接我走，叫我说一个地方。我曾说：要到什么地方让学校的车送去好了。王广宇说，学校的车不能送我去。他让我指定一个彼此都认识的人，到那个人家里去接头。我想，党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一些办公、休息的地方对外是不公开的，不便于直接出入。这样，我同意了他的安排，提了他也认识的阮铭家里(中宣部后院)。王广宇说，那你就按约定时间在阮铭家里等候，我们的汽车到了，不进他家，就按几声喇叭，你听到汽车喇叭响就出来。让他这么一安排，这和电影上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一样了。
   
   第二天我先到了阮铭家。当时在阮铭家里还有陆善功和阮若英。我对阮铭讲了毛主席叫我去上海串连的指示，并且动员阮铭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去。拉阮铭去，是想着人多势众，而且我很看重阮铭的才干。经我再三劝说，阮铭才说他当下去不了，随后再去上海吧。他还说，就是要到上海去，我们也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我和阮铭讲这番话，陆善功和阮若英都在场听到了。
   
   这时，王广宇到了。我就出来上了车。在车上，我又对王广宇讲述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串连的情况。
   这样子，我只好是把有关的材料都带在身边，跟他们走了。他们把我带到花园村附近的一个中央文革招待所——当时中央文革搞了很多记者搞动态，这个招待所就是他们这些记者住的。他究竟要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我问了几次，王广宇都没有告诉我，当我到记者站后，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后来，还是问食堂的厨师，才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招待所。)
   王广宇把我送到招待所楼下的一间房子里，他问我，你都带些什么材料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带来了？他关心的不是其它，就是关心我有没有把材料全都带来。我告诉他，所有的材料都在这里了。我把材料递给他，他就把这些材料都包起来，用事先准备好的封条封起来，要带走，说是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替我保存起来，我什么时候要用，就随时找他好了。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是凶多吉少，这不是变相地没收了我的有关材料吗？但是，我也毫无办法，只能照他说的，把材料交给他。他又安排我住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这一栋楼空空荡荡。楼上，每一个房间都摆着几张床铺，可是，就是没有人住。他告诉我，吃饭在楼对面的食堂，自己去买饭票。不要随便出去，即使是在院子里也不要随便走动，也不要给外面的人打电话。连家里的电话也不要打。当时我就明白了。这不是什么高级的宾馆饭店，住宿条件不算好，连被褥都是里子面子一样白，而且是自己到大食堂去买饭。我明白了，我是被软禁了，这是让我受审查。
   
   住了一两天，我给王广宇打电话，说我不能在这里住下去，我要走了。他说要请示一下首长。请示的结果，说是同意我离开。这样，江青找我的意图，什么为了我的安全啊，爱护我啊，这一切全都明白了。我心里猜测，江青是怀疑我和王任重的关系，她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带过去，是要通过文字查我和王任重的联系。当时正是王任重出事之后。
   
   (关于这个材料，事后江青还有一段继续骗人的话。1968年3月8日凌晨，江青、陈伯达同我谈话时，江青说：你那包材料都叫王、关、戚搞走了，你不要再跟我们要了。可见江青是重视那次骗我出来要材料的，过了两年又谈及此事。实际上材料还在"中央文革"，还在她的手里。)
   
   上面讲的是到上海之前与江青的纠葛。这件事还与王力、关锋有关。
   
   在到花园村招待所之前，11月14日上午，王力、关锋找我、孙蓬一、李清昆到全国政协礼堂谈过一次话。他们想把张恩慈从中央文革办事组清除出去，让我们北大出面揭发张恩慈，具体的揭发材料则由他们提供。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串连，我们马上就要出发，揭发张恩慈的这个材料我写不了了(后来，是在校的校文革人员写的揭发材料)。我讲这个插曲，不是表白我没有写揭发张恩慈的材料，而是要澄清，毛主席要我到上海串连的事情，在这一场合，我讲给王力、关锋听了。
   
   因此，在为到上海串连做准备期间，我先后对校文革成员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阮铭、王广宇等讲过毛主席指示的情况，这决不是李讷的一句话就能全然否定的。
   
   我住在中央文革招待所，无所事事，心中充满了焦虑。学校的运动，和到上海串连的准备，都令我牵挂。我很想听到让我住进这个招待所的缘由。因此，我就给王广宇打电话，请他把李讷找来玩儿。我想，从李讷口中是否可以打听得到什么有关情况。李讷来了招待所，我就问她，毛主席和江青对北大有什么说法，有什么意见？李讷说，他们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这些问题。
   
   从李讷那里没有探明虚实，我就再给王广宇打电话，坚决要求离开。王广宇经过请示，同意我离开，也允许我向外面打电话了。
   
   我离开花园村招待所之前，16日晚上，王力来花园村招待所看过我一次。他是来为我住进花园村招待所一事做个了结的，而不是像他后来所言，是指派我到上海去。他明明已经知道我要到上海去，而且即将成行——我在政协礼堂对他讲过了。我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而且不止是我一个人去，孙蓬一他们都去，动静很大。——王力对我说，你们是群众团体，你们到上海，不要打中央文革的旗号，你到上海串联，主要是你们自己行动，有急事可以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有事情可以找上海记者站的记者，姓甄，甄文君。因为你们是群众出去串连，就是找甄文君，也要注意方式。王力指示这些情况，离开花园村以后，我对北大的校文革成员，和一些比较熟悉的人，都讲了。就是没有讲江青对我进行审查的事情。情况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也说不清楚，我不能对别人说啊。我只是说，是中央首长安排我住在这里，有特殊情况的。
   

上海纪行
   
   我到上海去，11月19日到达，12月16日回到北京。1983年，北京市中级法院宣判我的时候，上海串连成为我的第一大罪状，并且说我是受江青指派到上海去串连的。这真是冤枉！江青跟我到上海串连有什么关系？
   
   在七处监狱中预审我的时候，预审员说，王力写了个材料，说你是接受了江青的指示到上海去的。我要求预审员拿出事实证据。预审员说，你不要以为王力死了，他还活着，写了证明。我说，我怕王力干什么？我一直就是反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和他没有任何牵连。预审员并没有进一步说明，王力如何讲是江青指示的，江青做指示的内容是什么。预审员没有说出具体事实，也没有给我看王力写的材料。直到开庭宣判时，也没有能够说清楚，江青怎样指示我去上海，江青让我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和证词的时候，也没有宣读过王力写的证明材料。因此，这些罪名，完全是强加的，没有任何客观事实，根据何在，王力说了些什么，他所讲江青对我到上海串连的指示是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到上海，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历史事实与后来对我的判决书对我的诬陷，完全是两样的。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我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一些活动，反对上海市长曹荻秋，这是错误的，我深刻地检讨错误，并在这里向陈丕显、曹荻秋道歉，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宁。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我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没有多少我自己的"独创"，这都是当时的大趋势，向当权派开火，炮打司令部，各级司令部都要用炮轰一轰，这是符合当时的"十六条"的。而且，北京到外地串连的师生，在各省市都是这么做的。
   
   我去的时候，毛主席没有指示说明要我去反对曹荻秋。可是，我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群众正在炮打曹荻秋，说他是走资派，这一点毛主席是清楚的。到上海市一月夺权的时候，毛主席不是也批准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打倒曹荻秋的行动了吗？我要是不赞成造反派反对曹荻秋，那就不合乎逻辑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干什么来了？那么，我自然而然地就是要支持群众反对曹荻秋的。因此，我到了上海，就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炮打陈丕显曹荻秋。我参加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批判曹荻秋的大会，并且提倡要群众向党中央请求改组上海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是因为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党中央改组了吗？我们到上海，没有想到要夺上海市委的权(所谓夺权，是在1967年1月由上海王洪文等首先发起的，在1966年11月，我们怎么会想到要夺权呢？要夺权，我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夺权，为什么后来不但是远远地落在上海的造反派后面，还对夺权采取消极态度呢？这从逻辑上也说不通。相反地，我们根本没有夺权的野心，在群众大会上也只是提出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熟悉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改组和夺权根本是两回事，改组是由党中央决定的，由新任命的干部接替旧的领导班子)。当然，因为我在文革初期的特殊身份，我这么一讲，对于上海群众，影响就很大。攻击曹荻秋，说曹荻秋是走资派，这自然会给他造成很大压力，使他遭受精神的痛苦，这是我应该深刻检查的错误。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本来还要从上海到广州等地去，因为学校文革的事情走不开，就从上海直接回北京了。
   
   我在上海期间，先后见到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见到张春桥的情况，详见附录中的《我在延庆监狱中所写的上诉书》中的有关部分。)
张春桥对我讲，上海的运动发展不平衡，工人起来了，学校红卫兵则落在后面。他非常称赞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他说他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顺利地劝阻了在安亭卧轨拦截火车，要到北京去告状的工人们返回上海。他说上海工人很听党的话，觉悟高，顾全大局，都接受了他的劝告，从安亭返回上海了。张春桥说，你们应该向上海的工人学习，要到工厂去看看。还有，上海的运动和北京不一样，上海街头的群众辩论很好，很有特点，你们也可以去听一听，等等。
   
   因此，我后来找了当时担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王洪文和潘国平，跟他们谈过联合起来批判曹荻秋，造上海市委的反。对王洪文，就见过一次面，当时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们曾经到上海的工厂参观和串连过，支持他们反对曹荻秋等。这些都是我在上海犯下的严重错误。
   

向常溪萍同志深刻致歉
   
   我到上海串连，最令我痛悔的，就是参加了对常溪萍的批斗，给常溪萍同志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尽管常溪萍已经因迫害致死30余年，但是，我愿意在这里真诚地表达我对他的深刻的歉意，愿意作出认真的忏悔。
   
   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工作队到北大来，是秉承中央的旨意来的。北京大学是个大风口，人们见多识广，久经动荡，我自己呢，却是从黑龙江来到北大以后，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张磐石来到北大，和每个系的党总支书记、系主任都谈过话，动员人们，说工作队到北大来，是想把学校的工作搞好，大家对校长、对校党委有什么意见，都尽量地谈出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只认为他是中央领导，我讲了对于陆平工作上的意见，以为他会转告给陆平，让陆平改进工作的。谁会想到，他把在北大调查的情况，加上他的认识，上纲上线，写了个报告，在报告中还引用了我的话，证明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问题很严重，并且提出要在北大搞社教运动。中宣部长陆定一批示同意，又报党中央，经邓小平总书记批准。
   
   其实，这和当年的反右一样，也是高层领导出面，动员给上级党委提意见。建国以后的每次运动，似乎都是这样开始的。我自己呢，因为在很小的年纪就参加革命，一直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尽管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毕竟年龄小，思想单纯，对于党内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和体验不足，对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领悟较少，在许多时候，都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党的事业的。这从前面所讲，我在安子文问题上主动采取的向党组织汇报的做法，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一贯如此。
   
   回想起来，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我是两头不沾边，——我当时是在哈尔滨市委工作，人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既没有参加哈尔滨市的帮助党整风，给各级领导和党委提意见，又没有参加人民大学的大鸣大放。否则，以我这种单纯、直率的性格，准会把平日里积累起来的对上级机关和领导的各种看法和意见一下子倒出来，那还不是划右派一划一个准？我准是个大右派。记得当时，是人民大学的萧前教授辅导我学哲学，他给我上辅导课，关于反右派的事情，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做任何解释。
   
   这样，我对反右派斗争就没有多少亲身经历，没有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以致于这一次，张磐石带领工作队到北大来，动员我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我就上当了，被利用了。我相信了他的话，讲了真话，可是我给陆平提的都是具体工作中的意见，张磐石就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把北大当作是"烂掉了"的单位，把北大校园里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得非常严重。常溪萍对他的批评就是，第一，张磐石搞家长制，没有民主作风；第二，张磐石太左了，把北大看得问题严重得很。常溪萍的批评，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常溪萍的这些正确认识。他们在工作队领导内部争论，我们在下边的小干部并不知情。
   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校长。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的党委副书记、副队长。当时，张磐石是工作队的党委书记兼队长。他们带领工作队进校以后，就发动我们批判陆平和北大校党委，作为张磐石助手的常溪萍也动员过学校的干部和教师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后来，常溪萍和张磐石产生了分歧(工作队内部的情况我们当时并不清楚)，他认为是张磐石家长制作风，不民主，把运动搞偏了，把陆平等人整过头了，就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谈了北大社教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邓小平等人的重视。后来就把张磐石撤掉，把工作队撤走了。
   
   因此，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的转折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由于常溪萍给中央写信，汇报他对工作队在北大搞社教运动发生偏差的批评意见，所以，北大的社教运动发生转折，张磐石被撤离北大。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常溪萍写信的具体内容，只是知道他写信告了张磐石的状，知道学校的社教运动要停下来，工作队要撤离北大，我们这些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的积极分子们要挨批挨整了。
   
   常溪萍一进校，本来是与张磐石的立场相一致的，他同样出面动员过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现在常溪萍改变了立场，我们就认为常溪萍是"叛徒"，"出卖"了工作队和北大的社教运动。因此，"文革"初期，在批判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同时，人们自然地会想到当年的常溪萍，认为常溪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干将"，是社教运动的"叛徒"。——常溪萍在工作队撤离北大时，还向有关方面提出，不要批前一阶段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不要整那些被动员起来给北大党委提意见的同志。这话说得非常有理，可是，彭真根本不接受，彭真说，"积极分子批不得，为什么批不得？打击都打击得。"可惜常溪萍的这些意见，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是事后很久才听说，才明白常溪萍同志的政策水平和一片苦心。
   
   因此，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批判陆平的同时，就想到了常溪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在北京大学开全校大会，参加中央全会的各大区和省市领导人，华东局的陈丕显，西南局的李井泉，等等，都到北大来，"学习"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事先，北大有人给常溪萍写了一份大字报，这我是不知道的。在召开大会的时候，他们把大字报交给我，要求我把大字报转交给江青。在会场上，我就把这张大字报转交江青。江青又把大字报交给陈丕显，要他带回上海贴出来。
   
   文化大革命初起，北大的学生就起来反常溪萍，并且很快地和华东师范大学反常溪萍的学生造反派联系上了(常溪萍兼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我呢，反对陆平，批判陆平，自然也是反常溪萍的。我到上海串连的时候，也是和华师大的学生联系的，就住在华师大。我们和华东师大的学生联合开会，批斗常溪萍，我在批斗大会上发了言。师大的学生说他是走资派，我批判常溪萍则主要是讲北大社教运动的情况，说他是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这和从历史上讲向国民党当局叛变投降是两回事，因此，说我们诬蔑常溪萍是"叛徒"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我的发言，以及对常溪萍的态度，都是非常错误的，给常溪萍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常溪萍的死亡，是在1967年，是因为张春桥迫害他而致死，这个责任不应由我承担。后来听到别人说，常溪萍在工作队撤离北大的时候，曾经提出，不要因为社教运动的转折而批判前一阶段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的积极分子。常溪萍批评张磐石的两条意见都是对的，他要求保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的意见也是正确的。想到这一点，我内心的负疚感就更沉重了。由于我的幼稚，我的错误，给常溪萍同志造成的伤害，让我抱憾终身。我愿意在这里再次对常溪萍表示我的歉意，愿他的灵魂安息。
   

江青的指责
   
   我回北京以后，见到了王力。
   
   这是从上海回来两三天的事。因为我到上海以前，王力跟我见过面，现在从上海回来了，也应该向王力汇报汇报。当时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就找了他，向他汇报了上海串连的情况。他没有具体说什么，只说你们到上海还是进行了许多宣传活动的，等等。汇报完毕，我就回学校了。
   
   同样地，在北京，我也向李讷汇报了上海之行，她批评我们说，你们到上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团"，而是叫"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当时，北京市西城区有一个具有"保守"倾向的群众组织叫作"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李讷批评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也叫"捍卫团"，容易与保守派混淆起来。
   
   这段时间，我还见过江青一次，并且受到她的严厉指责。
   
   这是在中央文革接见北京高校红卫兵的头头的时候，开会以前，她先找了我，把我找到另一个房子里。江青批评我说，你们到上海去串联，为什么说中央文革指使的？我说，我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是毛主席派我们到上海，我们有什么必要打中央文革的旗号呢？
   不过，上海有些不知内情却又非常有判断力的人，的确是以为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遣的。陈丕显就这样看。那时候，上海的运动还没有波及到陈丕显。我在上海见到了他，我和孙蓬一找陈丕显谈过一次话，陈丕显就问，你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吧？我坚决否认，我们是群众嘛，没有什么人派我们来，我们自己要来——我们心里是理直气壮，是毛主席派我们到上海，但是，李讷既然没有说明，我们也不能公开张扬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陈丕显看得很明白，他说，你是接受了指示来的。不过，他不知道我是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才到上海的，他也不会这样想，他以为我是接受了中央文革的指示，到上海造反来的。这大约也是后来为什么指责我说我到上海煽风点火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不是江青指示来上海的。是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我去了，自然而然地要对当地的运动形势表个态吧。后来判刑的时候，就在这些问题上抓我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