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安 “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我的‘六十年记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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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安

一、"小四清"、"大四清"、"系统四清"，我都是工作队员
从1963年到1966年，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农村就是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組织、清思想），它凸显了农村干部问题。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农村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问题的，但是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对待，结果农村干部问题也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1964年3月22日共产党中央发岀了《关于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强调凡是能下去的干部都要下乡去搞四清。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于1964年、1965年、1966年，连续三次被沠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一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调回学校.
　1964年的深秋我带领着政治系1963级的学生第一次被派到湖北省武昌县（现改为武汉市江夏区）大桥公社红光大队参加了当时称为‘小四清’ 的社教运动。这时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工作队只起参谋作用，而且打击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 所以对农村干部的震动不大。我们下去后，很快发起了对地主的斗争并召开了全大队的斗争会。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好像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人（包括地主分子本人）都认为斗地主是天经地义的，想什么时候斗，就什么时候斗。所以开展起来沒有什么阻力。很快把全队的地、富分子斗了一遍，运动就结束了。
　 一年后毛泽东严厉地指出：农村的四清运动是打了一个“败仗”， 不能急忙收兵，要搞4——5年。他还第一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并且批判了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公社桃园大队工作组蹲点的四清经验，关于‘四清’ 工作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连等作法。
1965年，我又一次参加了湖北省委组织的被称之为‘大四清’ 的工作队，并被派到浠水县竹瓦公社搞了新一轮的四清运动。这次在下乡前，先对四清工作队员自身进行了严格地审查和清理。到竹瓦公社后，工作队把矛头主要指向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展开了清帐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的工作，并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揭发干部的四不清行为。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广大队干部的抵触，他们想不通，感到委屈。到了最后组积建设阶段还需要原来干部出来工作时，一些队干部‘躺倒’ 不干了。这时工作组反过来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再出来工作。否则工作队员就不能离队，就要在那里代替生产队长。
浠水县四清运动结束后，回校过了春节。1966年春我再次被派参加省委组织的、被称为‘系统四清’ 的工作队并被派赴蕲春县狮子公社工作。这次，运动一开始势头就很猛，工作组把全社干部分批集中办学习班，在办班期间不许回家，也就是当时说的把他们都按到水里，要他们交代问题。与此同时，工作组另外组织专人查账并发动社员揭发干部的问题。四清工作队每三天开一次会，由各工作组汇报干部交待、查账、群众揭发出的问题，特别是四不清的金额数字。在初始阶段，各个工作组纷纷汇报揭发出来的金额，一个组比一个组多。听起来真是吓一跳。可是到了最后落实的时候，只剩几十、几百、几千了。当时把这种现象形容为：“蹲下去都是蚂蚁，站见来一个蚂蚁也见不到了”，或者说：“揭发一个天，落实一块砖”。那些在运动开始阶段把揭发数字报得最多的工作组的队员受到了最大地表扬，说他们工作有成效，要求大家向他们学习；到了落实阶段，他们原来报的那些数字一个也落实不了，结果还是受表扬，说他们落实政策好。而那些实事求是的人。反而老是受批评。
农村的四请运动搞了近三年时间，曲折不少，成果不大。但是运动本身却反映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开始就曾提到的一个大问题，即“干部问题”的重要性。合作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全体社员劳动的果实及其分配，大权都掌握在公社各级干部手里。而这些干部昨天还是个体小私有者，几年的时间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并不具备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在当时党的组织生活松懈、物质紧缺、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监督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怎么能保证干部的清廉？怎么能保证干部不多吃多占、不化公为私？四清运动即使解决了一些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但是在集体所有制不变，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而物质又未达到十分丰富的情况下，又怎么能保证以后干部的清廉？四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正好说明合作化、公社化的超前和空想的性质。
　
　二、“文化大革命”后三十年，再话“文化大革命”
　在1966年的6月，蕲春的四清运动还在继续，我和一些工作队员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我们立即返校。一回到学校，我们就感觉到桂子山上的气氛不同寻常。很快我们就认识到一场新的急风暴雨即将到来。第一批从四清运动中调回来的无非是两种人，即未来运动中整人的人（多是出身好的和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将要挨整的人（多是历次运动中挨整的对象，当时被称为老‘运动员’）。和以往的运动一样，依靠谁和要整谁都是事前就由党的组织安排好了的。运动刚开始，地方党政领导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习惯性的、也是本能地（保护自已的本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那些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犯过错误的、特别是那些‘老运动员’，当然这些人也特别紧张，他们预感到一场新的、更沉重的打击即将降临自己身上。运动的初期这把熊熊的烈火也确实首先是烧到了这些人。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整那些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像一颗原子弹一样震撼了全国，它惊动了各级地方官员，也惊醒了全国人民。这张大字报明确地指出前阶段运动的大方向错了；指出，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已而转移了斗争方向。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群众起来‘造反’的，即造‘走资派的反’，于是出现了‘造反派’。特别是运动初期受过压、挨过整的那些人在有了毛泽东“最高指示”撑腰的鼓舞下也纷纷起来‘造反’了。然而另外一些人则想不通，他们不同意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人（那些一贯重用他们的人）并起来保护这些领导人，于是被称为‘保守派’。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不‘左’不右中间走，不前不后随大流”，好像运动与已无关，这部分人则被称为‘中间派’或‘消遥派’。武汉市在工人中‘造反派’是指‘工总’、‘保守派’是指‘百万雄师’；在学生中‘造反派’是指‘二司’，保守派是指‘三司’（或三字兵）。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两派的斗争被称为‘龙虎斗’，中间的‘马派’两边摇摆。我们当时经常去珞珈山看大字报【当时各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也就是去看‘龙虎斗’。华师政治系教师中的造反组织是‘胜利公社’，因为毛泽东的大字报，几乎全系教师都参加到‘胜利公社’起来造反了（而实际上，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着两派）。必须指出，不论是‘造反派’、‘保守派’或是‘中间派’，他们都是无罪的，他们都不过是领导层政治斗争而被利用的工具。造反派这时就成了毛泽东企图除掉刘少奇等一批被他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政领导人的工具，也正是这场斗争挑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文化大革命掀起的群众运动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在最疯狂的时候各地都出现了流血武斗。全国交通瘫痪了、工厂生产瘫痪了、学校停课了、公检法被砸烂了、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也运转不灵了，真是天下大乱了。文革中，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国人民的‘最高指示’，也是运动中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他说要‘炮打司令部’就可以使保守派组织一夜瓦解，发动千军万马起来造反；他说要清理阶级队伍又可以把那些听他话造反的人关进‘牛棚’进行无情地‘清理’。由于毛泽东发出的‘最高指示’反复无常，从而导致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反反复复、让人摸不着头脑。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那些一度被他打倒了的人，如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受冤屈的老干部都得到召雪、平反。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最后还是被翻了过来，中央最后的结论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彻底否定，一切都错了，那么在群众中就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了。文革期间，武汉市曾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那就是‘720事件’。正是这个事件，使得‘百万雄师’在一夜之间瓦解，而它的对立面则迅速发展起来。可是后来军宣队、工宣队进工厂、进学校后，特别是在斗、批、改阶段，事情又翻了过来。那些‘该挨整的’还是挨整（关进了牛棚），那些‘整人的’还是整人，一切又依然如故。最后的结论好像一切都是‘造反派’的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究竟孰之过？今天的一些电视剧，只要谈到文革时期的事，提到‘造反派头头’就都是坏头头（难道保守派的头头就都是好头头？），好像他们才是文革一切错误的制造者，他们应该承担文革的一切罪责。这显然是极其荒诞的。难道直到今天，我们还要把那些参加过‘造反派’的群众都看成是‘黑五类’而加以岐视。文革中不论是那一派的群众都是无罪的，是没有责任的。至于文革中的打、砸、抢事件和武斗的制造者，在各派中都有那么一些人，这些人应该对自已所做的坏事承担责任。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曾经出现过一个叫‘联动’的组织。他们自称是‘红五类’，并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的血统论。今天，我们决不能让这种论调死灰复燃。必须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错误的；同样在群众中抓牛、鬼、蛇、神并把他们关进牛棚进行长期的审查、折磨也是错误的（当时华师中文系一老教授就是在斗、批、改期间割断血管自杀的，这也是他唯一能进行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大‘串联’，说是为了到各地传播革命‘造反’的火种。开始是北京的师生到全国各地去‘点火’，接着是全国各地的教师、学生到处串联。在串联中，坐火车、公交、住宿、吃饭都不要钱。各大、中学校都停课了，这时成了接待站。大串联造成了全国交通的大混乱。当时万里是铁道部长，于是把火车混乱的原因都怪罪于万里，并提出了：“万里不倒，火车不跑”和“打倒万里”的口号。
下面就谈谈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大串联。大约是1966年秋天，我和杨宏禹、唐昌忠三人被批准外出串联。第一站我们坐船到了重庆。在那里除了到一些学校看看大字报，还到了北温泉、南温泉游玩，参观了渣字洞、白宫馆烈士陵园。然后我们就准备乘火车去北京，好不容易挤上了从重庆开往北京的火车。火车上人挤人，不但没有座位，连立足之地也没有。我们只能颠着脚尖，靠手拉着横柱子才能站稳。傍晚，车开到了一个小站，广播里传来列车长的声音说：列车因超员太严重己无法前进，希望下去一部分人员。他还保证下一趟车会把下去的人带走并且还能先到北京。因为体力实在不支了，我们明知这些话不可信，三人互相高声招呼决定下了车（三人在一个车厢里己经挤散，必须高声呼喊）。下了车，再想上从重庆开出的车就比登天还难。在小站上只要火车一叫，我们就向列车跑去，一个晚上跑了多次都无法再上车。最后小站停了一趟从上海开往重庆的车，三人立即决定挤上车再返回重庆。挤上去的是一节卧铺车厢，车到重庆后别人都下了车，我们就不下车了。每个人占了一个靠窗口的好位置，干脆不去北京去上海。在列车再次载满串联大军后，就往上海出发了。这节车里，一格睡六个人的卧铺空间里竞装载了44人。挤得动也不能动，吃、喝、拉、撤都是在到站后从窗子爬进爬出才得解决。当火车快到桂林站时，我们坐的这节车厢突然车轴起火并烧燃了车厢底部，火越来越大并呼呼着响。大家用毛巾、衣物在窗外一边晃动、一边高声叫喊停车。可是司机完全无反映。好在很快到了桂林站，我们赶紧下了车。这样我们这节车就被摔下来修理，我们也不能再前进了。我想，通过上述遭遇也可以想象到当时串联的混乱情景，下面的事就不用多谈了。
　
　三、我当了一年的人民公社社员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和学校许多干部、教师全家被下放到洪湖县（现已改为市）燕窝公社边州大队第二生产队当了一年多时间的社员——‘五七战士’。刚到生产队的那天就下起了大雨。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新居’是用稻草盖的屋顶，所以屋外大下、屋内就小下，到处漏雨。脸盆、木桶全用来接雨水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在屋顶下拉起一层塑料布来挡雨。也就是从这天起我们从教师（臭‘老九‘）变成了农夫、农妇开始体验人民公社社员的新生活了。
　当时，农民是不能随便离开生产队的，大家都只能在村里‘务农’，所以村子里的人气很旺。清晨，队长站在村头高声地分派生产任务，社员默默地的听着，然后拿起农具分头下地开始一天的劳动。对于我们‘五七战士’，队长比较照顾，一般把我们分配和妇女一块去锄草、摘棉花等，做些较轻的农活。我们的子女也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续书、玩耍。生活较城市虽然艰难很多，但是由于在这里没有了‘批判’、‘斗争’和‘大字报’， 精神上得到一定的放松，大家反而都感到生活得很愉快。
农民新奇而友好地看待我们这些新来的‘社员’。在生活上，他们主动地给我们送菜、送柴和缺少的用具；在生产上，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很快我们就融入农民之中了。
生产队经常开会。有时评工分，有时是队长传达上面有关政策精神，有时是安排水利等等。每次队长叫开会，所有的劳动力很快就能到齐（不像今天农村开个会那么困难）。这是因为不参加开会就得不到工分，参加开一天的会能记十个工分，和劳动一天也只能记十个工分相比，大家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开会一般都是听队长讲，妇女纳鞋底、打毛衣，男的就抽烟。评工分，实际上就是核实一下出工的人数是否有误。队长念一遍，如有遗漏或错误就当场提出更正。一般只要出工了，半天记五分，一天是十分。年终会计根据全队生产收获总值和每户社员总工分数来进行分配。但是分配又不单纯按工分，因为口粮、油、棉（折成布票）等基本生活物资还要按人头分配。有的单身农民，由于人口少，虽然工分多而实际上分到的粮、油、棉比那些人口多、劳力少、所做的工分也很少的农户还要少。那些人口大户，因为工分不够而多分到许多粮、油、棉，欠下生产队的债务年年都无法偿还，但年年还得按政策定量分给他们，这对那些劳力强而人口少的农户当然是不公平的。
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好像这个队的“大家长”。全队的一切重大活动都听从他的安排。所以队长的工作作风、思想素质和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生产队的发展。生产队长虽然是通过社员选举产生，但一般都是由党小组长（有的是支部书记）兼任。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队长孙昌利也是党小组长，每次选举照例选他。每天的生产活动，正如农民顺口溜所说：“出工看队长，收工听钟响，太阳一落土，十分到了手”。农民除非侵犯到其直接利益，一般情况下都能服从队长，农民互相间也很少起冲突。因为主要的劳动成果、生活物质都控制在生产队集体（实际上是队长、会计）的手里，所以每个社员都依附于生产队（队长），离开了生产队集体是难以生存的。但是，由于都是按工分和人头分配，所以全队社员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平均的，没有大的差别（除了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外）。
1970年秋收后，洪湖县委决定修建新堤镇排水、防洪新闸。于是调动了全县劳动力，千军万马搞水利。燕窝公社也摊派了大量的劳力。边州第二生产队去了近200劳力，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寒冷的冬天，在长江边，我们住的是临时盖的茅草棚，吃的是萝卜、白菜、大米饭。一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像蚂蚁一样的劳动大军，整天来回在约三百米距离的地段上挑土筑堤。每个公社、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分有一定的土方任务，谁先完成，谁先回家。社员对我们‘五七战士’虽然很照顾，但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工地上就是空着手来回走，对我们这些年近半百、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说也是吃不消的，何况还要挑着六十多斤重的担子呢？收工后吃完饭，等我们写完了宣传稿再去睡觉时，工棚床铺上己经睡得满满的，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把身子挤进去。
新闸的水利工程离燕窝公社约百里之遥，对燕窝来说完全不受益，等于是白干。这是典型的‘一平二调’。但是对于每个社员来说谁也不敢不去，因为不去就得不到这一个多月劳动的几百个工分。生产队对这些水利付出的劳动力是无偿的，但是社员对生产队的付出则是有偿的。在人民公社时期这种大型的水利工程，年年都有。这些水利工程的很大一部分直至今天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工程属于瞎指挥、劳民伤财没有效益的。
　毛泽东原来是想通过合作化、公社化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条件，促进农业的大发展。可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去了十多年，并没有出现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农民仍然是肩挑背驼、牛拉犁耕，割谷插秧都是靠人力，再加上公社体制下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农民劳动辛苦、生活艰苦一，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很匮乏，全国物质供应也很紧缺。
一年多的公社社员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71年离开后，我一直惦记着那里的一切。1996年冬我专程回到了洪湖，回到了原燕窝公社边州大队第二生产队，想去看看我怀念的乡亲们。到了燕窝镇（现在己不是公社了），那里的变化很大，昔日的许多印象已不复存在。到了边州二队更是面目全非。过去我住过的那间小茅草披屋，社员天天用水的那口塘……都已无踪影。眼前看到的是新建的两排形式大小一样的农民居屋，据说这是在我们走后不久搞共产主义新农村时建起来的。在村子里，我看到了老队长孙昌利、会计孙克如等人（他们都已经是年过甲的老人了）。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增加了收入，孙昌利说他在银行有一万多元存款。看到乡亲们衣食无忧我很高兴。但是我同时也看到有些老农生病在家无钱医治的贫团状况。村子里看不到年青人，他们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所以显得冷冷清请的。站在25年前下放过的农村的村头，我默默地思考着——‘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村’今后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今年9月，燕窝的几位朋友来家探访，谈到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那里的变化时喜形于色。他们说：“现在农民承包土地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谁务农谁吃亏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农业生产方式正在改变，机械化发展迅速”，“农村生活方式也正在起变化，空调、冰箱、电话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气车、电脑也不稀”。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让人感觉到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正在起作用。我想，一个建立在农业生产发展基础上的‘新农村’，即将在燕窝成为现实。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燕窝展望全洪湖市、全湖北省乃至全国。他们的谈话，使我从忧虑中看到了希望。
　
　作者 2009年20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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