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的受难者：李敬仪和吴天石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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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李敬仪，女，1966年时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1966年8月3日，被从家里拖出“斗争”。她被“游街”和殴打，在“斗争”过程中气绝身亡，时年53岁。

吴天石，男，李敬仪的丈夫，文革前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文革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当作运动对象，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和李敬仪一起被“斗争”。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56岁。

李敬仪和吴天石，是江苏省最早在大规模的暴力“斗争”中死去的两个人。就现有资料来说，也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会”过程中被打死的两个人。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教学品质很高，校园也以典雅美丽著称。1949年以后，学校改换了名字，学校的领导人也都换成了共产党人。吴天石是资深共产党人，在1949年以前就从事教育工作。共产党掌权后，他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后来当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是江苏省教育界的最高领导人。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通知》，后来这个文件被叫做“516通知”。这个“通知”也一般被视为文革的开端。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于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五个“界”，就成为文革的重点。

“516通知”当时只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知道。一年以后，这个通知才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普通老百姓才读到了这个“通知”。通过这一“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发放了其他文件，在那些文件中，只有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是在1969年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其他则至今还不准老百姓和学者阅读。

在516通知发出的同时，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后来被简称为“彭陆罗杨”，被指控为“反党份子”。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并且被软禁了。另外，在北京发动攻击了吴晗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之后，又在报纸上攻击“三家村”，即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用来写杂文的一个集体笔名。然后，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人是“反革命黑帮”。

一批人很快就被“揪出来”或者“被”打倒”了，这是当时所用的词语，“揪出来”和“打倒”的意思是失去原有的职位，被报纸“点名”，被冠以“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类罪名，“揭发”“批判”和“斗争”。同时，在当时的体制下，还意味着从原来的比较大的住房中被赶出来，家属子女受到牵连，等等。至于是什么样的“斗争”，当时的情况可能有所区别，下文还要说及。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当地找到了一些人，作为当地的文革对象。吴天石就是江苏省的在文革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选中的文革重点对象之一。他是教育厅长，教育结的领导人，教育界是毛泽东确定的文革的要“夺权”的五个“界”之一。另外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那封信中明确说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通知我们学校的现象在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吴天石是文革的总方针早已规定了的文革对象。虽然实际上教育一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吴天石虽然是一省的教育厅长，其实没有很大权力来对教育事务自作主张地作什么。另外，吴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编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谈谈我国古代学者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1962年出版。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对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样的不讲理的方式作出捕风捉影的“批判”，都变成了“毒草”。加上当时即使是教育界领导人也出过书的不多，写这本书也就是吴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 文革后，江苏省委的领导人说，他们受到在他们之上的“中央”的压力，所以只好把吴天石当作了打击对象。看来是“中央”规定各省必须都找到自己的“三家村”和“黑帮”。不但江苏，其他各个省也都这样作了。

因为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普通人对此也有一些解释。关于这一点，南京的一般的人的解释比较简单直接，他们说，相对来说吴 天石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不高的人整。另一种解释说，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文革一开始，“五界”中的人，首先遭到攻击，被打，被“斗争”，有的被“斗争”死去，有的在被残酷“斗争”后自杀，有的被长期囚禁。但是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郭沫若。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后来发表在报纸上。据说是毛泽东安排让他这样作的。内部怎么和郭沫若谈的，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作了这篇文章后，好象就“过关”了，在文革中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死了，被说成是“自杀”的。但是每逢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还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住宅里。那个在后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小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据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怀的纪念”（《新华日报》，1986年8月3日）说，吴天石当知道自己成为“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那本小册子，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来作。但是省委书记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作，也就是说，他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愿意追随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不被准许他这样作。于是，吴天石被停职，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当时，《新华日报》点名批判了一百二十人。吴天石是其中之一。

在文革后的对吴天石的悼念文章里，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他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没有告诉读者一个成熟的人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愿意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一方的士兵，可以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制定的打击对象，不管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厉害。

事实上，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及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对抗。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讨伐，却并不因此停止，反而更加升级。从最开始，“彭陆罗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但是，和吴天石一样，他们后来都被拉到“斗争会”上收到暴力性的“斗争”。不在权力核心中的人，也这样。作家肖军写的“检查”有二十万字。北京第八中学物理老师张连元写的“检查”，留下的底稿，也有上十万字。这里的原因，应当作更细的分析。

1966年7月底，毛泽东在北京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撤出当时被派往各学校代替原来的共产党党委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架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着拖鞋。他们被拖着走，吴天石的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拖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有人把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李敬仪吴天石陷入半昏迷。

接着，又把被斗的一群“黑帮”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示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昏迷过去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拖着走。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死在“游街”过程中。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还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他昏迷两天后，在8月5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已经死去，永远不再可能说出他们所受到的折磨的细节。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是53岁和56岁，并不很老。他们在这样的“斗争”后死去。我么可以想见他们受到的折磨是多么残酷。

在吴天石死去的那一天，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批斗黑帮”，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当时50岁。打规模的校园暴力兴起了。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后来，还发展到大量的城市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和殴打致死。

1996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和吴天石有关的事情。1966年8月，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曾经在电话上和南京谈过吴天石之死。接着，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528页）。

实际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后，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但是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是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是如何答复的。

江渭清的书没有说出的事实是，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但是从他的叙述，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解当时发生的这些残酷的打杀事件。

在南京师范学院，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1966年8月26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斗争”了数十名教师和干部。

在南京的其他学校，校园暴力迫害和杀戮也在发展。１９６６年夏天，我们现在知道的受难者，还有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颐。朱庆颐老师也是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打死的。他的独生儿子朱世光在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在湖南工作，在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枪毙。文革后得到“平反昭雪”。

另外，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一个所谓“出身不好”的工人。他的名字还待进一步考查。我们现在还不能了解清楚的这类事情，也还有。

在北京，现在了解到的在校园暴力中死去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除了卞仲耘老师，还有：1966年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1966年8月19日，在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被打死，该校还有两个老师自杀，学校负责人变疯。1966年8月22日，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被打死。同日，北京第八中学书记华锦被打死。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园里，教师靳正宇，支部书记姜培良和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师吕贞先被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学校园里的“牛鬼蛇神劳改所”里，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和附近居民何汉成被打死。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园里，生物教员喻瑞芬和另一教员的弟弟、中学生田悦被打死。在北京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被打死。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一女语文老师被打死（名字还未了解到，只知道名字中有一“娴”字。）在北京第十三中学的“红色刑讯室”里，学生武素鹏被打死。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家住学校附近的工人陈彦荣被和另一姓名尚未查出的老年女人被打死。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老师陈沅芷被打死。这个学校还有一名工友被打死，姓名已经被忘却。

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当校园暴力扩展到校外，北京的和平居民也被大量杀害。根据政府的“内部”统计，1966年夏天，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出。

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在当时，这些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在南京师范学院，在1966年8月3日这一天，杀死了两个人。后来他们成立的组织，名字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成为南京文革中最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而8月3日那天的指挥者成为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院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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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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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愿意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一方的士兵，可以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制定的打击对象，不管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