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美生：扫地出门记－－记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文革

tuffy05

倪美生

1966年8月30日半夜，共产党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在残酷“斗争”后自缢身亡。

1966年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在“批斗”后自缢身亡。

1968年，一位姓穆的党员教师在酷刑后于关押中自缢身亡。

1968年，一位年近70岁的化学系李老师，在关押折磨中死亡。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在三次大围剿中，职工、学生、工人，有跳楼的、有上吊的、有卧轨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踪的，据说共 死了十六人。

*****************************************************************************

1966年3月南方已是莺歌燕舞的春天，哈尔滨市的大地还冰封雪飘，太阳出来了，也是一点暖意没有，人人见面小心翼翼，不说话，脸上一片迷茫，空气紧张，因为文化大革命转入了本单位。

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作了动员报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分子长期霸占着我们的讲台。这种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散会出来，多数人垂头丧气，像霜打的茄子，我思想想不通，不管是谁，只要你党委书记一句话，谁敢再站在讲台上讲课?不是你们叫上课的吗?现在说人霸占、统治，良心何在?人格何在?道德何在?党委把教师们都抛了出来，让学生们贴大字报，点名批判。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姚文元炮制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汉奇他们既批判它们，又针对大字报的批判联系自己作自我批判，自我检查。真是人人自危，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空气紧张到极点。不久，莫名其妙地学生又造起党委的反来，大字报说：“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抛出来，是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墙上的皮，豆腐渣，一碰就倒，是一堆臭狗屎。我们的目标是要坚决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这些学生真是吃了豹子胆!他们那柔嫩的肩膀上能压上多少斤的政治巨石?他 们有多少青春黄金时节?劳改农场吞没了多少赤子的才华11957年的阴影还盘旋在我的脑际，受冤屈、受歧视、受污辱的情感还在我心灵深处时时作痛，旧疮未愈，汉奇又再次被批判，受辱、受屈又增添了新疮。我日夜提心吊胆，心上像压了几百斤的铁块，同事们见了我，脸上像挂了霜、封了冻。

因为我们不知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给宋硕、陆平、彭佩云贴大字报的事，只看到我们学院某些老师也参加到学生给领导贴大字报的行列，造反，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烦闷之极，既担心自己的爱人，又替这批人捏一把汗。“造党委的反，这在当时中国人的心里，无疑产生着巨大的震动。很多人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记忆犹新。”确是这样的心情，学院就出现了两派：“造反派” 和“红色赤卫队”(造反派称他们为“保皇派”)。也有胆小怕事的，一时看不准风向的，称为“观斗派”。出身不好的，有所谓这样，那 样问题，都在“观斗派”之列。于是，出现了这样局面，一派造反，一派保，学院到处门上、墙上、地上是大字报，搭席棚也不够用，最 后用绳子系在两面树上，往绳上挂大字报。造反派贴了，保皇派用大字报覆盖，反之，一样。校院里五颜六色的碎纸随风飘，哪儿 都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学生、老师一堆堆，一块块，辩呀，驳斥呀，辩得唇干舌燥不休息，围观的人还劲头十足，站几个钟头腿 不酸，坐山观虎斗，在背后人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平时，礼堂开会，让我和“右派学生”、“反革命”在馆里工作，就因为我是“右派”老婆。一天礼堂开会让我去了，大致内容说， 有坏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趁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造党的反等等(详细记不清了)。散会一出礼堂大门，还没下台阶，第一眼就看到一篇好几米长的大字报，报头画了一条丑陋不堪的大毒蛇，从礼堂大门平台到台阶下面，一直铺出去好多米长。大字报是贴政治系一位党员老师的。当时我的头“嗡”的一下，几乎晕过去。我为汉奇担忧。虽然大字报骂他是臭狗屎，但他是我的爱人、孩子的父亲，他没有罪而在受罪，我害怕形势越坏，对他越不利。我没有心思看大字报就回家了。到家全身疲软，心 情再次像块铅，整夜整夜不能睡着，饭量本来不大，此时就更吃不下。白天还要上班，强打精神天天看“革命派”的脸色，领导的脸色。

那位政治系造反老师被画成一条大毒蛇，是“钻进党内的野心家……”第一个被“开刀”后，忽然造反派的大字报少了，没有了，校园里一下子变得树叶掉下来都嫌声音大了。原来师院驻进了“工作组”，凡是造反积极的就是右派。前阶段贴的所有大字报全被撕掉，剩下那些残碎的纸片，在风中凄凉地飘荡着，整个学院像一个庙观，校园里看不到几个人去走动，造反派都在宿舍里写检查，有的涕泪滂沱，有的悔恨万分，也有的不服气。“红色赤卫队”正好相反，止不住满脸喜色，骂我们“保皇派”，就是保对了，就是不能造党委的反。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工作组”又神出鬼没地撤走了。忽然大字报又出现了，写着要“工作组”陶某来 校检查，贴出：“镇压革命群众没有好下场……”后来陶某果然到学院来检讨。因为大字报越来越多，呼声越来越高。

此时学院办起了“劳改队”，汉奇和被抛出来的教师一起劳动改造。他们被定名为“黑帮分子。”

6月1日，领导通知，晚上有重要广播，家中有无线电可以在家听，没有的则集中听。于是一个教工食堂、三个学生食堂、一个 二层大礼堂全坐满了。此时，汉奇不能回家住。我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又害怕，在家也无心听这个重要广播。第二天一上班，我们 就学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文章，以及昨晚向全国广播的聂元梓的大字 报全文。《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中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 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 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坚决予以“斗争”，“彻底摧毁”。《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号召人们 “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文 章出来以后，哈师院的造反派贴领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像潮水般涌来。红色赤卫队的大字报少了，心中虽是不服，又没有底、茫 茫何处是彼岸?

1966年8月5日，报纸登载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报道毛泽东接见学生的情况。毛泽 东的大字报一出来，真是“一石击起千重浪”，也点燃了一把天火，全国青年学生沸腾起来了。报纸上连连登什么《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

像潮水一样的大字报“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铺天盖 地在一片大字报、口号声中，我校的造反派夺了党委的权。院党委书记、党办主任，院长助理一千人都被揪出来示众，在礼堂开 大会批判斗争，脸和手都要自己涂上墨汁，黑脸黑爪子，腰里扎一条草绳，草绳在身后长长地拖着，名曰：狐狸尾巴。戴高帽、大 弯腰、挂牌子、剃阴阳头……。黑帮陪斗中有汉奇。

8月30日下午1时，我出门去上班，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二幢党委书记门前，亲眼看见他下车进门，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草 绳尾巴，脸和双手黑黑。就是这天半夜里有人敲我家门，我心惊胆颤地问是谁?原来一人问吴医生是否住在这里?我未开门告诉 了他。第二天早晨我刚出门，有人告诉我：党委书记--一把手在厨房吊死了!我心里一震，昨天半夜里敲我家门问医生原来就 为他。昨天上午他被揪到八区与省市的领导一同从早晨挨斗到下午。他曾讲过“士可杀，不可辱”的话，所以他走上了这条宁可 死不可辱的道路，他是我校文革开始以来第一个牺牲品。

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吊死了。他被抛出来以后，批、斗、游不算，抄家时发现，他家挂的毛泽东像的框架里面垫了 一张小孩画的动物，这还得了，红卫兵说他把伟大领袖比作动物，“罪该万死”!在批、斗、游声中加上了打骂声，家中妻子儿女 与他划清了界线，批斗回家没有人给他做饭吃，自己又不会做，绝望中，做了文革祭坛上的第二个牺牲品。

为了证明白已是真正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派、红色接班人，在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摘帽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批 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下，师院附中的老师也被揪到礼堂批斗、挂牌子。我第一次看到女老师剃阴阳头站在 台上示众。汉奇及其他“牛鬼蛇神”关在历史系一间教室里，门楣上大书“狗洞”二字，这些人进出，不许用脚走，要四肢着地爬，因 为他们不是人，是狗。艺术系老师从三楼爬到一楼，从一楼爬到三楼。这么污辱人、折磨人!我一生从没有看到或听到人的尊严、 人格被侮辱到这种地步!

一星期汉奇回家一次，拿了换洗衣服马上回去，不准在家过夜，每次回来，我总问他怎么样?他也总说：“很好，你放心吧。”一 次他回来，坐在沙发上问我：你摸摸我的脉搏，是否跳跳停停?我把一会，是有停跳，我说：你心难受吧?他说，没有，很好，我只是确 定一下是否有停跳。他年近60岁，但以往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当时，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相信了他。其实他在半年多时间里 挨批斗、辱骂、担惊受怕，在焦虑、折磨中已经得了心脏病--心脏早搏。在历史系里斗他，学生打他。一个姓张的无耻学生因上 课时老说话，汉奇批评过他，这时就报私怨，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一个姓吴的无耻学生，人家说他冬季戴皮帽的样子学曹汉奇 (皮帽双耳扇沿耳朵折到背后一结，比散开在风中一扇一扇要好看些，耳朵也保暖些)，为了划清界线，狠打汉奇，还让他在操场 上跑圆圈直到晕倒。当时我不敢打听他的消息，以上这些情况他不告诉我，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我怕他难过，也避而不提。

我为汉奇心疼、担忧、气愤、不平，我觉得这些污辱人的人没有心肝，是野兽、是兽性发作。由于我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吃不下 饭，每天还得到班上去。1966年10月间一次在班上，我心脏忽然狂跳不止，非常恐怖，下身排出热气，要拉肚，别人送我到医务室 开了点药吃了后好了些，过了几天在班上又犯了此病，医生说我得了严重神经官能症，给我开了镇静药水，后来改吃“冬眠灵”， 开了休假条。回家后，我想着白天还看到的党委书记，夜里就吊死了，耳边就老响着一个声音，要我试试看(上吊)。汉奇回家，我 把这情况告诉了他，把他吓坏了!这时大儿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了，他要出去串联，一切都准备好了，汉奇不让他走，与两个弟弟 轮流在家看住我。我病得很重，汉奇请假陪我到医院去，在路上、在车上、在医院，我总是低头不能看人的脸，一看，我就要炸了似 的糊涂，因为我老想着人的脸太丑恶了、灵魂太丑恶了。他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生搬硬套、造谣中伤、逼供信、刑讯、 抄家、打骂、唱“鬼嚎歌”，唱毕，还要自己喊：“我有罪!我有罪!”还要喊自己的名字打倒自己，如：汉奇喊：“打到曹汉奇!打倒曹 汉奇!”听了第一声，我不但低头，紧闭双眼，又用双手指塞住耳朵，我真怕自己疯了，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不能疯!”“我不 能疯!”“我疯了，汉奇怎么办?三个孩子怎么办?他们还小!这家不完了吗?”我就这样天天自己和自己的胡思乱想斗争，真是痛 苦极了!有一个时期，一次吃四片“安宁”，睡醒了又吃，吃了又睡，如此折腾了一个多月。

家窗外的一根电线杆上有个大喇叭，从早晨一直喊到深夜一二点钟才停止。我十分需要安静，但是一分钟也不让我休息。 我躺在床上像念巫咒似的：“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停地与喇叭抗争似的念!念!念……这时我突然有种反抗的醒悟：一、我 不能疯，疯了，家也完了!二、疯了。让人家笑话，我绝对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我服了一年多“冬眠灵”，白天服四片“安宁”睡觉。我问医生，“我嗓子眼里总有一个东西堵着，不能透气，我能不能疯了?” 医生说：“你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不会疯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但是，老天知道(如果有天的话)，我是用了我全身所有的 力量来跟我的胡思乱想、喇叭的嚎叫声的斗争，才免于使自己步人疯子的行列的。举个小例：以前，我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从来 没有顾虑过，病中拉肚，吃“绿霉素”，本来很简单，一吞就完事，可是这次，我手托着两片药，从房间到厨房七八次问汉奇，吃了 不要紧吧?(我病重期间，红卫兵允许他在家一星期。)也从此以后，留下了个后遗症：什么针都怕打，一听要打针，全身紧张，发 麻。

我从1966年10月病倒至1967年3月下旬到图书馆上班。上班前第一次照镜子，发现乌黑的头发有了白发。到图书馆， 看到有解放军驻进来。原来造反派在全国夺了各单位、各部门的权。1966年毛泽东臂带红袖章，以红司令的的身份，八次接见红 卫兵，支持并激起了全国青年和群众大串联，北京的交通、住宿、吃饭等都成了严重问题，工人无心生产，农民无心种田，学生无 心上课。造反派中，因意见分歧，都认为自己一派最正确、最革命，展开了派性斗争，发展到手拿棍棒，头戴柳条帽、甚至动用枪 炮打派杖，打死打伤都有，因此毛泽东派军队进驻各单位、各部门解决派性斗争。有的参加革命领导小组工作。名曰“三支两 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名称谓“军训队”或“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所谓军训，各系学生早操时间由解放军带领跑步；举枪射击训练。图书馆的解放军是一位长官，每天上午领着大家学习语录 和老三篇及报纸有关“文革”文章的社论。但不久，解放军又不知为什么撤走了。我这个“摘帽右派”不敢闻、问，在旁就像看变戏 法一样，眼花缭乱。

汉奇他们历史系学生曾经贴出大字报指名骂八人为“八大怪”，他们不是人、是妖怪。这八人是曹、苏、游、戚、周、孙、张、 孙。都因这"八大怪”使哈师院历史系在黑龙江省出了大名。哈师造反派第一个在学院办起了一个政治监狱--“政管室”。把各 系被抛出来的教师都关进政管室。这些人上午红卫兵监督劳动，下午写检查、交待问题，晚上互相批斗，红卫兵在旁监督看热 闹。

汉奇长期遭到打、骂、斗、恐吓，人格污辱，精神压抑，心身都遭到极度摧残，身体垮了。一次两人抬四连木椅，走到半路不行 了，只好停下来，跪在地上大喘气，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口腔蹦出来。就这样子，回到政管室，还遭到批判，写检查，如何对待劳动 态度，如何从劳动中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下午名谓学习，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就会遭到批判。个人历史翻过来倒过去 地交待、认罪、批判，一遍一遍地交待社会关系。

在那个黑暗的恐怖时期，在恶劣的环境中，度日如年。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春天的花朵，夏天的炎热，秋天的夕阳， 冬天的银装素裹，都好像没有过着，没有一点感觉，一切都视而不见，脑子里，天天，每时每刻在只有阶级斗争恐怖的这根弦里 浑浑噩噩地把日子混过去了。29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日子，天天除了恐怖、害怕、紧张外，根本感觉不到外界的一切。

1968年四五月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在大礼堂召开了三次大围剿会。造反派黄某和郭某(女)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声嘶 力竭地叫喊：“我警告你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问题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清楚，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就看你自己是 否主动坦白?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想蒙混过关是过不了的。只有主动坦白交代一条生路。”“你们互相看看坐在你旁边的 人脸色是否变了?苍白了，涨红了，发黄了，我说他心里有鬼!立刻把他揪出来示众!”

在一片阴风惨惨的气氛中，遮盖了四五月最美的阳光。在俯拾皆是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时期，坐在礼堂的每个人都胆颤 心惊，那里还能想到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呢?清理阶级队伍，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 资派、修正分子、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遗孽等。这些被揪出来的人统统清理到“政管室”里去。

造反派和保皇派原是两派死对头，造反派胜利后，在他们的“杀回马枪”“反戈一击有功”的感召声中，有的人站到了造反派 一边，始终保皇一派改组为“捍联总”。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两派各指责对方队伍不纯。为了表示自己的队伍是最革命、最纯洁的 队伍，各方都把“不纯”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抛了出去，如家庭出身不好的，“五一六”分子，动摇分子，投诚分子等。一面表明白 已是革命派，拼命清理“阶级敌人”，一面表明白己是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而打派仗。

“政管室”设在文史楼，现在那里又私设一个监狱--隔离室。被隔离的人，都是被他们怀疑隐瞒了特务、国民党员、历史问 题、地主等身份的人。要他们整天坐着交待历史和解答各种提出来的问题，是“五一六”分子也被隔离交待问题。隔离室里有时说 你交待问题不老实，也批判斗争。如果本部门要“提审”你了，要批斗你了，给你挂上牌子，上面写上你的罪名，由本部门人来领 你去，审定了，批斗完了，仍由人送你回隔离室。私设公堂完全像国民党的正式衙门。

隔离室里的制度是：谁都不准说话，怕串联，怕“订攻守同盟”。有时，如喝水、上厕所，都要举手“报告”，红卫兵同意了，就可 以站起来说事情，或走出去倒水。上厕所不能一人去，红卫兵指定一人陪着去，说是怕“畏罪自杀”。家里送来的物品都交给红卫 兵(不准探监)检查过，由红卫兵交给你。如是药品，红卫兵留下，按定量监督着给你吃，吃完要张嘴给他(她)看过，是否吞下了。 晚上一个教室睡八九个人，不准闭灯，起床也要报告，指定人陪着上厕所。

政管室此时与刚成立时不一样了。被政管人白天整天劳动，打扫公共卫生，扫厕所，到菜窖清理烂叶，到印刷厂叠页等等。晚 上交待问题，检举揭发、思想汇报、学语录：《一切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一直搞到晚上11 时，斗争开始了，二百多人围攻一个人，拳打脚踢，嚎叫声远达数百米，似狼哭鬼嚎一般，闻者胆战心惊，不寒而栗，被斗人之屈 辱、冤屈、痛苦可想而知，一次后勤一位工人，说是隐瞒了地主身份，在隔离时“不老实交待”，送到政管室，第二天回到隔离室，两 只耳朵肿得像两只猪耳朵，都翻过来了，脸青一块，紫一块。有的人被斗完以后，正精疲力尽，不让睡觉，挂着牌子，悬空站一晚， 不准靠墙，第二天照常让出去劳动。

汉奇就在这个私设刑讯的地狱中关了两年多。一次在食堂，我突然看到他眼镜没有了，满脸肿胀，青里泛紫黑，我的心像刀 割、针刺，满眶热泪强忍着不敢让它落下来，因为几个红卫兵在看我，我赶快掉转头不敢再看我的亲人了。事情是这样： 1938年我虚龄17岁，跟着大同学一起去乡下参加抗日工作。我参加的团体是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的民众团体“国魂社” (后来知道它是党的地下团体，《国魂社史》现在还提到我的名字)。--由它派我到德清县--也是群众组织--提工队工 作。由于国民党县党部的钳制、阻挠，经费来源又缺乏，提工队解散，我由国魂社派到农村教书。这一段历史，工作时已交待清 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1968年5月18日。图书馆一个负责人到家对我说“院里领导要和我谈谈”，我交待了大孩子几句话就 跟他去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文史楼一楼东面是政管室，西面又办起一个“隔离室”。)到了文史楼西面一间办公室就再没有回 去，隔离了十个整月。我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据说汉奇档案里不知被谁塞进一个什么“特务组织里当处长”(真假不知道)，于 是逼问他我们如何认识到如何联系，如何当特务，又如何结婚的。这根本是莫须有的事情。我们俩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汉 奇说我那时是17岁的学生参加抗日工作，是个民众团体，唱的歌都是抗日的，什么《在松花江上》、《延安颂》、《游击队之歌》、 《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政管室头头--政治系学生丛×x立刻劈头盖脑地打，骂他不老实交代。在怀疑一切，刑讯逼供的恐怖 情况下，汉奇始终没有承认。到晚上丛某组织了被政管的上百“犯人’’围攻来打汉奇。丛某说，先让他站在凳子上，打死了我负 责!于是把他从凳子上打倒在地，再让他站上去，再打下来，最后站不起来了，一把抓起他的衣领，拎起来再打，--如此轮番打、 踢不休，最后汉奇被打得口吐鲜血跪在地上喊：“毛主席救我!”“红卫兵饶命!”

由于我参加抗日工作时年龄小，许多事情不知道，所以隔离十个月，一份证言也没有打过，于1969年3月放我出来了。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在三次大围剿中，职工、学生、工人，有跳楼的、有上吊的、有卧轨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踪的，据说共 死了十六人。隔离室和政管室两大梯形教室都住得满满的，加上各种各样学习班，全校揪出了“阶级敌人”二三万人。

所谓开“宽严大会”，群众都坐在礼堂里，“阶级敌人”一律在讲台的地下室听。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第一次宽严大会上，宣布 中文系一位王老师的罪行，他早时参加过共青团，又人了党，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再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个特务 组织。造反派头头在大会上说：论你罪行可以“判死刑”。

第二次宽严会上，头头说王xx他不但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还积极检举揭发了别人的罪行，立刻在大会上宣布“从死刑 改判为20年徒刑”。

第三次宽严大会，从20年徒刑到“当场释放”。可以回家了。此时恰值冬季，头头在会上宣布：他立了大功，检举揭发了一 千多人的叛徒，特务、国民党员……等材料，为了嘉奖，“我们还派人到你家中帮助糊窗户，发困难补助。”后来有人说，因为他的 胡说，我国驻外一位使节被召回国来受审。在宽严大会上，每次都有一二个人被穿制服的人铐上手铐投进了监狱。典型的是生 物系一位六十余岁的王宗表老师，她是留学法国的。文革前可能与人谈到过江青，文革中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三进三出 监狱，在监狱里冬天睡在水泥地上，全身浮肿，据说要枪毙她，因为上报到她参加的一个民主党派，没有批准，捡了一条性命。放 出来后，我亲眼见她手拿一根拖布棍当拐仗，蓬头赤脚穿双破鞋，颤颤巍巍拖着双脚移动，样子真像祥林嫂在风雪之中的那段 场景。后来平反，病死在北京。

到1969年冬政管室撤消后，姓王的检举揭发的人全部材料推翻了。我曾问过一位“专案”人员：姓王的真的检举揭发了一千 多人?他笑着回答：“没有。大概有五六百人。因为他参加过共青团、人了党，又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认识的人很多，而且记 忆力特好。”我又问：“他揭发这些人真的都有问题吗?”答：“哪里，他全推翻了。我们一趟一趟到他家去问他，当对他怎么检举 这些人，现在怎么又推翻了?他说是被逼出来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成绩”。

我被隔离审查十个月，1968年5月18日一1969年3月下旬在隔离室时，发现崇拜毛泽东的许多新举措到了疯狂的地 步。首先是不管在何种场合下，哪怕两三个人谈话，都要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边喊，一边手捧“红宝书”(毛泽东文章 中摘下的短句，或一篇文章，汇成的一本小书，俗称“语录本”又称“红宝书”)。举起来晃三下；打电话，拿起话筒，第一声双方都 需要喊一声“毛主席万岁”才能说话；跳“忠”字舞，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转，嘴里唱歌颂毛的功绩的歌，同时手举语录本，头抬起来 望着语录本上毛的头像，唱到“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抬头仰望天空的太阳。跳“忠”字舞，不管男女老少，不论时间地点、场 合，只要说跳“忠”字舞，大家都得围拢来跳。跳不跳，是对毛忠不忠的问题。我刚出隔离室不会跳，也只好跟着转圈。这个“忠”字 舞影响可大啦，不管街道、广场、车站、码头、田间、地头、饭前、饭后、白天、晚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能看到这种不伦不类的狂 舞。因为谁也不愿被人加以对毛泽东不忠的罪名。大字报、小字报、传单、读报，凡是不小心写错一个字，或读错一个字，如“无产 阶级”写错或读错成“资产阶级”就被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不跳“忠”字舞，就是反对毛泽东，更是罪上加罪。

“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一上班，由单位造反派一把手带着大家面对毛泽东像起立，手捧“红宝书”，他说句，大家跟着他原 话说一句，例如要开会的内容啦，工作啦，读报啦。实在没有话可汇报，也要说几句：我们跟着你老人家革一辈子命啦，永远忠于 你啦，誓死保卫你老人家啦，使红色江山永不变啦等等。下班前也照样重演一遍。有的人，在家中也要领着全家立在像前作早请 示，晚汇报，这是对毛泽东最最忠心的了。更可笑的是，家家在家中早、中、晚三餐，在吃前，先盛一碗米饭或馒头、饺子装在碗里 供在毛泽东像前。我发现这个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对毛泽东的活祭吗?我认为这不是忠于毛泽东的举动。谁都知道， 中国老百姓除供佛供神仙外，只有死了人，供灵台时才一日三餐把吃的东西只盛一碗供上，子女表示孝心，平辈表示思念不忘。 而一个活人要是知道了，迷信说法是“倒霉的”。可是中国这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个对个人崇拜到了疯狂，迷信达到顶 点时，就出现了这种可悲、可笑、可嫌、庸俗不堪的事。而且这种疯狂、迷信遍及到穷乡僻壤，谁也不敢出来阻止。我在家中，没有 什么可“早请示，晚汇报”的，也没有供奉。那时我想，如果我真正这样做，倒是对毛泽东不最大的不尊。

再来谈谈政管室。它每到深夜11时后开始批斗，一百多人围住某一个被斗的人，拳打脚踢，推来搡去，耳光连连。打倒在 地，一把拎起来再打，直到打伤，打趴。外语系一位老师被当场打斗而死。每天都能看到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出来劳动。罚 站、罚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反省那是最轻的了。

“革命”两派分化，所谓一派“站错队”的，轻者则进“学习班”，那里也有批斗的。如果逃跑，一旦被抓住了，不得了，一位姓 穆的党员教师上吊自杀了，据说他爱人清理他的尸体时，发现内裤全是血。又听人告诉我，另一派在他生殖器上动非人刑罚。

早餐、午饭、晚饭，教工食堂先让群众吃完了，然后这三四百牛鬼蛇神分几列排着长长的队去食堂吃饭。一进食堂，先向毛泽 东像前弯腰自报罪名，请求宽恕，然后才能买饭。主食只准吃高粱米和苞米茬子，大米饭不准吃，菜只能吃咸菜、白菜帮子，一日 三餐天天如此。

一次一个劳动小组来晚了，粗粮已卖完，炊事员就让他们吃包子，他们不敢，炊事员只好把锅底、盆底刮出来的给了他们，其 中一个姓周的教师吃了包子，回去向组长(也是牛鬼蛇神)一汇报，就挨了批斗。第二天中午，食堂人最多的时间，让他胸前挂一 块大牌子，站在最高的凳子上示众，自报嘴馋请罪，还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被政管人劳动，是编小组的，由造反派指定其中一人负责当组长，回来向头头汇报一天劳动情况，谁劳动好，谁劳动不好。所 谓劳动不卖力的，先向毛泽东像请罪，晚上再批斗，因为他不老实认罪，不好好改造，有抗拒情绪。

政管室里百分之九十是各系老师，百分之十有“走资派”、工人、站错队的。这些人在斗别人时，有的人不忍用力打人，因不动 手不行，头上有人监督着。少数的为了“表现好”，为了“早日解放”，为了“立功赎罪”，成了野兽，前面“嘴馋”的那位，就是打手之 一，真是一句俗话：“同类相残”。所有打死、打伤、打残、留下后遗症的，都是这些打手的“功绩”。

政管室的丛x×，本是政治系学生，长得又高又大，非常结实的一个人，先是保皇派，后是造反派，所以让他全权负责政管 室这些“牛鬼蛇神”。起初，他还像个人样，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他的样子就不可一世，身披军大衣，在风中一飘一飘地，你可看 到他腰里别着一把木壳枪，走路大摇大摆，后面跟了四五个小喽哕造反派保镖，真是丑态百出，他还自以为神气十足，因为他有 权，随便可以打人、骂人。不管过去是他的领导还是他的老师。他打汉奇一巴掌，脸立刻肿起来，一拳就把他打到对面墙角去。政 管室不知多少人被他打倒、打肿、打伤过。冬天，滴水成冰的严冬，一位年近70岁的化学系李老师，身患糖尿病、心脏病、高血 压，脚肿得不能走路，尿屎都拉在棉裤里，臭不说，冬天一出去，裤裆冻成一个冰砣，把大腿跟都磨烂了。丛xx在训话时说，“我 们这里单治各种高血压病”，不让他回家治病。不久他就死了，死前躺在床上只是痛哭。有的人有病，挺不住，也不愿到医院去，去 医务室拿点药对付。因为他们每人平时外衣上都别着一块白布，布上写明是什么性质的“罪犯”，如“特务”、“历史反革命”、“走资 派”等，走在路上，乘车、到医院，随便什么人，连小孩子都可以打他们，医生一看这种人，也不好好看病，敷衍了事。

政管室里也是不准说话的，有事举手报告，才能行动，他们白天劳动，晚上批斗别人或自己；学习毛著或语录结合自己写 批、骂自己的材料；劳动时，有什么思想活动时，回来写思想汇报材料，也要痛骂自己犯罪，又如何经过批斗挽救了自己。还有就 是写检举、揭发别人的材料。宝贵的生命和时间，就在这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时期中流逝。

1968年七八月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和“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哈师院。这 年元旦，一位肥头胖耳大腹便便营级军官孙××，把隔离和政管室的人集中在一起训话。他指着这些坐着的“犯人”说：“你们， 嗯，我老实告诉你们，嗯，你们这些人之中(把手一举一甩)，有的完全够枪毙的资格!”(一面用手点来点去，走来走去。)接着又 说：“你们之中极大部分可以判无期徒刑!嗯，可以这样说吧，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够判刑的!。所以没有枪毙你们，判你们刑，坐牢， 那是党想挽救你们，对你们宽大，这就看你们自己认罪不认罪?是否彻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丝毫也不隐瞒，还要积极揭发检举 别人，争取立功赎罪，才能减轻你们的罪行，得到党的宽大处理，如果你们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顽固到底，也可以，那就怨不得 别人了。”真是一篇威胁、杀气腾腾的元旦训话。

我从农村插队回校后，打听这位军官，他们告诉我这位保卫钢铁长城的军官复员回山东老家了。临走还从学校办的钢铁工 厂拉了一车皮钢材、木料，回老家去盖新房子，享清福了。不久，又听说他得了脑中风。瘫痪在床上了。不知他还记起元旦使“罪 人”胆战心惊的讲话否?

1969年10月13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称“第一个号令”，简称“一号令”。哈尔滨师 范学院不管是“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还是“解放”了的牛鬼蛇神，都学习“一号令”，主要学备战需要，城市人口要疏散到农村 去。不久，听说那些“走资派”干部到“五七”干校去了。那些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通过体力 劳动，转变立场，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把这些人全部赶到农村去，不管毛泽东批示的“除老、弱、病、残 者外”……想出一招，让那些“造反派”、“捍联总”头头做动员工作，让那些“革命”群众对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一个对一个动 员，名称叫“一帮一，一对红”，帮人者是不用下乡的。被帮者不下去不行。最恶劣的行为是，夫妻或父子、母女、兄弟不在一个单位 工作的，对方单位不想把此人下放，述提出理由不能下去的，我们学院有的人竟找到对方单位向那里的领导人做说服工作，使 用了这种卑鄙手段，结果老、弱、病、残没有一个不下去的。

帮助我的对方原是一个图书馆部主任，捍联总头头，兼专案组负责人，就因为我是江南人，平时就对东北的生活不习惯，何 况下乡呢。故想以势压我。而我却在学习会上要大家表态时我说：“我不要‘一帮一一对红’，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倪美生也能 活下去。”这是出乎大家预料的，那位要帮我的头头脸上露出很尴尬的样子。可我心里很得意，你不是要“帮我”吗?我偏不要你 帮。

当时，只要我肯下乡，男方跟女方，女方跟男方，怎么跟法都可以。还可以回老家去插队。这使我心里一动。我找图书馆姓张 的工人师傅要求回江南舅舅家插队，他不同意。说曹汉奇(我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改造好了，还可以教书。我一 听，气不打一处来，我说：“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帽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还能教书吗?我们愿意一辈子在农村扎根，改造一 辈子，永远不会教书，也永远不回城，所以才来要求到南方去。”说完，我就走了。不是我不礼貌，而是低头太多了，再说他们决定 好了，求也无用。

与此同时，“专案组”迅速给“有问题”的人做结论。有的暂时做不了结论的也赶他(她)们下乡。

一天，历史系把汉奇叫去，很晚才回家，垂头丧气地坐在床上一声不吭，脸上有泪痕。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历史系海xx 的专案组给他做了历史结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并且签了字。当时我急了，埋怨他不应签字，“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对我们 孩子的一生不完了吗?汉奇说：“我不肯签字，求他们宽大，为了我孩子们的前途。”海xx说：“你不签字，我定你为‘历史反革 命’的罪名，对你的孩子更不利。你考虑吧!”就这样，汉奇含着冤屈，流着悲痛的眼泪在威逼之下签了字。我还能说什么呢?

催促下乡紧锣密鼓，历史系是到出鱼、出大米的玉常县营城子插队。按理我得跟汉奇随历史系去。我想南方去不了，虽然男 方可以跟女方去插队，但整人的人是不会让我们如愿的。而历史系那里的某些失去人性的人，使我感到厌恶和害怕。我把情况分 析给汉奇听，要他跟我随图书馆到双城某文革公社兴农大队去插队，他同意了。历史系来人还是动员我们跟他们去，说那里出 大米，我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那里还有鱼，所以去那里好。我对来人说，我们不去，不想再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汉奇跟我随图书 馆下去。这算是碍了他们，丢了他们的面子(就我们一家没跟去)，想出了一个圈套，要汉奇办一个手续，写个不去玉常的申 请。我知道没有好事，坚决反对汉奇写，我说对他们说明白了，用不着写，何况有规定，男方可以随女方下去。老实的汉奇不听，写 了。结果系里当众宣布，曹汉奇，我们不让他跟我们下去，他写了个申请坚决要去，玉常、拉林有飞机场，他这种人能去吗?我们不 批准。从这么一件小事，就可看出历史系某些人的手法是多么恶劣。我们幸亏没有跟历史系去。后来知道，下去的人，被公开宣布 每个人的“历史问题”，在大队地头批斗，要贫下中农对他们监督劳动改造。甚至把家庭妇女也因丈夫关系拉出去批斗，这种极左 恶劣作风达到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

1970年的11-12月到1971年的二三月份，在哈师院天天能看到用战备汽车“飞亚特”拉着全家送到乡下去。我也拿着补 发的一部分工资买了三吨煤、一千斤木条、铁炉子，等等。我们家家具不多，书可不少，还有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因为线装书怕 潮没有东西装它们，后来想到到商店去买柳条编的装水果筐和装烟的大纸盒。结果连筐带盒装了十七八箱。一天正在装时，突 然来了一个历史系造反派学生，对汉奇说：你都下乡了，不知道几时回来，回来能不能教书也不知道，你的书都用不着了，送一 些给我吧。我一听就特别生气，便冷嘲热讽地对他说：这些书不能送你，它们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抄家焚烧的对象，送给你 不是对你放毒吗?他听着也不说话，就是赖着不走，汉奇挑了一套大概有七八本的平装书给他才走的。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我们家五个人，每人每月只13元生活费，我在隔离室不知道，还寄条要大儿子给我买点烟。大儿还 按照我的习惯每月给外婆家寄十元钱，不久邮局退回来--此人死亡。1968年秋冬，大儿到宝清兵团，每月有了32元钱，他每 月给两个弟弟寄20元。他走，我们未见面，过后一个工人师傅告诉我，说他到兵团去了，这是组织上还信任我们，否则他去不了 兵团，不让我见面为我好，要安心好好改造。可我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也定不下心来，他去兵团被褥衣服怎么办?家中尚有一个14 岁一个8岁的小孩无人照顾怎么生活?我没有外调，也没有可交待、可揭发的材料，开会学习时面前摊开一本毛选就呆呆地坐着 想孩子，日子一多，红卫兵发现，就说我整天坐着，不用脑子想问题，说“你要那么干净，就不用进隔离室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 看毛选，写思想汇报，一篇二篇……。红卫兵又说了：你的思想汇报就像小学生写的。我实在写不出来，不写了，爱怎么办就怎么 办吧。一天，隔离室的负责人告诉我：你儿子要和你们划清界线到×x农场去工作。我说：他不能去，他还未成年，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我不同意。可等我1969年3月出隔离室回家，只见门敞着，三儿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睡着了，见我进来醒了。我问二 哥呢?他说到××农场去了。他见我回来很高兴，告诉我家中积存了好多豆油并拿给我看，我吃了一惊，问：“你们怎么没吃呢？” 三儿流着眼泪说；“没有钱买菜，每天就是酱油拌饭吃，盐又黑又脏又粗，买的煤也是最便宜的，我不会烧，烧不着我就吃夹生 的。”听着儿子的话，我的眼泪像淌水似的流，心疼得说不出话，可怜的孩子们!我心里大喊：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的孩子犯 了什么罪?!要受到这种虐待。

不久二儿子回家一趟，我对他说，你这么小就到农场去，怎么生活?你走了，弟弟这么小无人照顾，无人作伴，你知道不知 道?他说是历史系造反派硬把他的户口迁出，赶他到农场。我问农场怎么样?是些什么人?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是一个劳改农 场，要他们看守劳改犯，劳改犯竟和他们讲如何偷东西的故事。我一听心里马上决定：决不能让他再去。于是我就找有关方面， 申请不能到那个农场去，我们不要这32元。回答只有插队。后来二儿到通河县依山公社依山大队插队。

1971年2月初，离春节还有四五天，二儿从插队地回来过春节，碰上我们也要去插队，我就带着二儿、三儿在白天气温都在 零下20多度的凛冽的西北风中坐上搬家车去双城某文革公社兴农大队落户。

节选自“远方出版社”:《那个年代中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