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十四章

邓振新

第十四章 不畏强暴的地下斗争


1967年7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认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贵州省的“四一一”已被踏平，斗争转入地下。
李再含的踏平政策是无法使受压群众屈服的。“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一）“四一一贵阳前线指挥部”

1967年11月，“四一一贵阳前线指挥部”在贵阳秘密成立，以“队自为战”和“人自为战” 的方式开展地下斗争。11月26日，前线指挥部在东山召开了“东山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学习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参加会议的有师院、贵大、二工校、一中、六中、八中等学校的“四一一”学生。
1968年元月初，“四一一前线指挥部”作了调整充实，地下斗争更加活跃。

（二）斗争形式的多样化

11月24日，师院中文系开会批判“四一一”千钧棒战斗队。支红人士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支红派喊口号“打倒刘邓陶，踏平‘四一一’”，“四一一”则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力！”张成坤在得到发言机会后，首先要求对千钧棒定性，然后一一批驳支红派给“四一一”定的罪，又批评了省革委对“四一一”的错误处理，最后拍着桌子骂支红派：“你们歪，歪不了几天了，歪过火是要垮台的！”“你们要我们考虑前途，你们才要好好考虑前途！”
12月10日，中央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67）367号文件贴上贵阳市街头，贵阳师范学院的“四一一”学生们冲破重重阻力，上街示威游行，热烈欢呼（67）367号文件下达和毛主席关于对老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最新指示的发表。人们源源不断地自发加入游行队伍，群众夹道欢迎。
12月15日，师院“四一一”开会学习（67）367号文件，并邀请不同观点者参加辩论。会上群情激愤地血泪控诉李再含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在中央（67）367号文件精神鼓舞下，贵阳市街头经常出现“四一一”的大字报，揭露和批判李再含的错误。贵州工学院内大字报很多，两派都有，调子最高的是“打倒王力，解放‘四一一’！”
12月28日，杨成武在北京接见贵州“四一一”代表李树林（遵义人汽公司驾驶员）的消息传到贵阳，令人振奋。杨成武说贵州问题复杂，不是派性斗争而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68年元月初，贵阳街头还出现了揭露李再含插手云南、反军乱军罪行的中央首长讲话转抄和大字报。
元月7日，“四一一”从贵阳市大十字百货大楼之上撒下万份传单，轰动一时。
元月20日，赴京参加在清华大学召开的“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回到贵阳市，向前线指挥部传达了全省代表大会精神。

（三）“2.11” 飞行集会和“2.24” 飞行游行

1968年元月23日，各大中专学校“四一一”学生1，000多人不畏强暴，在贵阳师范学院举行集会，会后举行庆祝贵州夺权一周年大游行，无数群众如滚滚洪流紧随游行队伍，势不可挡。游行队伍从师范学院出发，经喷水池、大十字到邮电大楼，一路上红旗飘扬，战歌嘹亮，口号高亢，沿街夹道欢迎的群众中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1968年2月4日至6日春节假期，“四一一”在贵阳市街头张贴了许多大字报，有给解放军的慰问信，有给贵州“8.18” 兵团的公开信等。一大批革命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大字报。
2月8日，“贵阳四一一兵团中学指挥部”成立，由贵阳一中、五中、六中、八中、九中、十七中、十八中、二十一中、师院附中、有色校、二工校、机校、农校等13所学校各派出1名代表组成。2月10日在贵阳九中开展了反踏平斗争活动。
2月11日，“四一一”学生1，000余人在贵阳师范学院集会庆祝省革委成立一周年，大会的口号有“誓死捍卫红色政权”和“打倒独立王国”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财贸卫红兵团”和“邮电卫红兵团”进行武装封锁和包围。游行队伍先后冲破设在师院大门、三民东路和喷水池等处的几道武装封锁线，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和观众被梭标剌伤多人，在大街上激起了群众性抗暴自卫斗争。这就是震惊全省的“2．11抗暴游行”。《新贵州报》在2月15日发表杀气腾腾的编辑部文章“今日的贵州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2月24日晚，“四一一中学指挥部”数百名中学生举行了“飞行游行”，参加者还有贵阳师范学院几个战斗队的大学生。次日，又在贵阳市大十字举行飞行集会，抗议“2．11事件”中专业武斗队的血腥罪行。“8．18” 兵团从大十字西面的市公安局方向冲出来，用匕首剌杀赤手空拳的“四一一”群众和观众，大十字广场洒布鲜血，并抓走6人，酿成“2．25” 流血事件。随后，又发生在华家山进行大抓捕的“3．6” 事件。

（四）“3.6” 事件

1968年3月初，李再含通过“508调查组”的情报活动获知，3月6日下午“四一一”地下组织要在贵阳市郊华家山（现云贵山森林公园）开会，要求从北京返回的政委邱富伦同大家见面。李再含如临大敌，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他要求“8．18”兵团“行动要迅速，注意保密，不要让他们发觉我们的行动跑了，把他们包围起来，一锅端。”当天上午9点多钟，张德茂等先去华家山看了地形，画了草图。下午2点半，“8．18”兵团出动了近1，000人，其中武装连140余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把华家山团团包围，由山脚往山顶搜捕。“四一一”群众到会200多人，除少数人突围外，被抓住170多人。“中学指挥部”的13名名常委，被抓10人。 在这次大搜捕中，凡属包围圈内的人，无论十二三岁的小孩，或是在山上劳动、打柴的社员，乃至检查附近铁路线的几名工程技术人员，都一起抓了。
事后，“8．18”兵团立即上街宣传“3.6大捷”。当晚，李再含派刘安民慰问了“8．18”兵团，表扬了专业武斗队的功绩。这次被捕的170多名“四一一”群众，全部被关进了省财校“8.18总部”的“强制性学习班”，成为“四一一集中营”。
邱富伦被关进公安厅看守所。师范学院姚德仁和涂光禄在事发前曾预感到有危险，专程到华家山动员邱立即撤离未遂。姚涂二人无奈，转身下山进城，行至紫林庵就听到“8．18”兵团高音喇叭宣布“3.6大捷”。

（五）强制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这个强制性学习班办在“8．18”专业武斗队的大本营省财经学校内，是在“3.6” 事件后因抓了一大批“四一一”而专门举办的，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四一一”集中营，里面关的全是“四一一”学生、工人和干部。前后被关的有200多人，包括省机校陈庚甲、省冶金学校曾祥美、老知青濮振远、安顺二中何连栋、贵州工学院向玉昌、李永复、贵阳市交通街林忠凯、贵州大学历史系朱应长、物理系邓振新、省运输公司司机杨长明、黔东南州医院大夫王琦、黔东南车辆监理所黄昌培、遵义市革委潘少炎、遵义市人汽公司李树林、开阳磷矿唐金生等。
从被关进去时起，三次调换关押房间,是进学习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专案审讯，第二阶段是检查认错，第三阶段是学习提高。
1968年4月11日，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举行15万人大会，狠斗所谓“四一一黑后台”，并强令“四一一”头头邱富伦 “回戈反击”。受到杨成武接见的李树林也在大会上作了检举和检查。因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已在“3．24”事件中被打倒。其罪名一是“为‘二月逆流’翻案”，二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三是“阴谋夺取空军大权”。余立金、傅崇碧原职务分别是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后悔地坦言：“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杨、余、傅事件”在1979年3月28日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