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西藏驻军如何平定拉萨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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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视野

一

1959年春的西藏，正在被叛乱的阴云所笼罩。叛乱武装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疯狂袭击驻藏人民解放军和中央工作人员，进攻、围困驻藏机关，破坏交通干线，抢劫物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自从1958年在西藏地区爆发武装叛乱以来，中央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向他们严正表示：“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实行武装平叛，同时根据藏族人民的志愿，积极帮助他们进行解放自己的斗争。”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变本加厉，坚持维护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积极扩大叛乱武装，加紧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
　　1959年春，在整个西藏，人民解放军总共只有5个团的兵力，加上工作人员，总共只有1万多人，只能在拉萨、日喀则等城镇和青藏公路沿线及川藏公路部分地段驻守，而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万多人，在人数上占了上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在拉萨的兵力，只有不满员的13个步兵连，1个轻型装甲连，1个炮兵团，加上机关人员和文工团，总计只有2000多人。其他作战部队，大多驻守在日喀则、亚东、察隅等边防地区，一旦拉萨有事，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援。而且，叛乱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正在山南地区猖狂活动，我西藏军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都被其牵制，一时难以脱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尤其是在拉萨，发难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紧了全面武装叛乱的步伐，从青海、四川等藏区逃来的叛乱武装，以及西藏当地的叛乱分子都开始聚集起来。

　　二

　　1959年2月 6日，即藏历12月 29 日，是西藏传统的驱鬼跳神会，达赖喇嘛请西藏工委、军区领导人前往观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兼第18军军长张国华都在内地开会，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全面工作。工委研究后，决定派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参加。
　　邓少东、郭锡兰在布达拉宫受到达赖的热情接待，邓少东无意中说到文工团最近从内地学习回来，排了不少新节目，达赖当即提出：“我想看一次，请你安排一下。”邓少东代表工委、军区当即表示欢迎，郭锡兰告诉达赖：“这事很好办，只要你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达赖喇嘛回答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我去看。”邓少东等当即表示同意，并请达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同时将达赖的这一愿望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等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等人。
　　3月8日，达赖把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的时间，确定在3月10日下午3时。军区随后向噶厦政府（噶厦为藏语音译，即西藏地方政府）四品以上僧侣官员、自治区筹委会处长以上干部以及一些重要的喇嘛活佛，都发出了观看演出的邀请。
　　当时任噶厦政府噶伦之一的阿沛;阿旺晋美后来回忆说：
　　1959年3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来到我家告诉我，达赖喇嘛决定3月 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达赖喇嘛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
　　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拉萨很乱，匆忙决定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看文艺节目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
　　达赖到军区观看文艺演出，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暗地里却早有预谋，决定利用这一事情，挑起全面叛乱，并挟持达赖喇嘛出走，公开叛国。3月9日晚上，拉萨市长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日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他劫往北京。下令每家都要派人到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这一谣言在市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3月10日上午，军区文工团做好了演出的准备。军区礼堂打扫得干干净净，达赖喇嘛的座位是绒布软椅，招待员准备了各色茶点。应邀陪同观看演出的藏汉族干部提前到齐，准备欢迎，谭冠三政委等负责人也提前到会场等候。
　　然而就在这时，街上传来了骚乱的消息。叛乱分子四处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等等的谣言，威逼、驱使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请愿”，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
　　在罗布林卡门口，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顿才旺仁增被暴乱分子用石头打伤，汽车被砸坏；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郎降措竟被暴乱分子活活打死，其遗体还被系于马尾，鞭马拖尸，“示众”达两公里，惨不忍睹；上千僧侣手举小白旗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回去’等反动口号，千方百计阻挠达赖前往军区。
　　下午2点半，噶厦政府派索康、柳霞、夏苏3位噶伦到军区拜会谭冠三政委。他们谎称事先并不知道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想推卸责任——“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噶厦事先并没有预料到，事情发展到这地步，达赖活佛不可能来看演出了。”谭冠三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严肃指出：“今天的事情，显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要来军区观看文艺演出，已经一个多月了，当时邓副司令员就和噶厦讲了。现在噶厦竟然说不知道此事，特别说不知道反动分子的阴谋，显然不能令人置信。”谭冠三当面质问柳霞土登塔巴说，“柳霞，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吗？”柳霞竞答不上来。谭将军最后表示：噶厦必须负责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噶厦要彻底追查今天这一事件的主谋人，追查和法办杀人凶手，对被叛乱分子打死打伤的人员要负责抚恤、慰问和安置。索康·旺钦格列等3人当时无言以对，后来又答应回去追查和处理。他们走后，就再没有和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负责人见面。
　　这一天，得到国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正式挑起了精心策划已久的全面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大街上张贴布告，声称“西藏是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今天起，我们西藏怎样独立自主，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同时，叛乱武装开始向拉萨集结，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西藏政府打开军械库公开发放枪支弹药。
　　谭冠三立即将这一天发生的情况向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汇报，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叛乱。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事态的发展亦极为关心。

　　三

　　为争取达赖摆脱叛乱分子，珍重自身安全，当天晚上，谭冠三还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的名义，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全信原文是：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 10日
　　当时罗布林卡被叛乱分子的拉萨市民所包围，一般人进出很困难，谭冠三的信是通过阿沛，于11日直接送到了达赖手中。随后，达赖喇嘛写了给谭冠三将军的第一封复信。全信原文是：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按：指阿沛阿旺晋美)坦率示知。
　　达赖喇嘛亲笔呈
　　阿沛把信带回来后，谭冠三根据新的情况，于11日又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二封信。全信原文是：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竞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的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
　　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_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 11日

　　这时阿沛已不好公开出面，谭冠三的信是通过嘉措林活佛送去的。
　　3月12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布达拉宫下面的印经场召集所谓“西藏人民代表大会”，诬蔑军区以请达赖看戏为名，企图劫持达赖，并加害于他，公然宣称不受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号召西藏僧侣和人民为保卫尊贵的达赖活佛、捍卫神圣的佛法和藏族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说，他们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决裂。
　　同日，达赖喇嘛在收到谭冠三的信后，立即又写了回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按：即3月11日）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八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呜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来信（按：指谭将军11日致达赖喇嘛的信）中提的问题，我现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
　　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见，请知心坦率的示知。
　　达赖12日呈

　　达赖的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他交给嘉措林活佛带回军区。谭冠三当即向中央作了汇报。
　　13日，叛乱集团以“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各宗（相当于县）和庄园发布命令，要求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和食品，立即到拉萨来，保卫尊贵的达赖佛，保卫神圣的佛法和民族的利益。这就是说：叛乱集团公开向全西藏发出了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动员令。
　　拉萨的叛乱武装力量迅速增长，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谭冠三考虑到军区兵力单薄，不可能派出更多的部队去保护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爱国上层人土，一旦打起来，是极危险的，他决定将阿沛等人接到军区来住。于是，他冒着被叛乱分子打冷枪的危险，带着军区警卫营营长朱秀山等人，亲自去接。但阿沛觉得他们住在外面对工作更为有利，可以随时向军区提供情况，其他一些上层人士也是这个意思。谭冠三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指示朱秀山增派一个班，加强对阿沛的警卫，同时密切注视其他爱国人士的安全。帕巴拉·格列朗杰、雪康·土登尼玛等许多爱国上层人士，就是在谭政委的关怀下，携带家属近六七百人搬到了安全地方。
　　3月 15日，毛泽东就谭冠三给达赖喇嘛的信，从武汉致电中央：

　　中央：
　　十四日以谭冠三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以上请考虑。

　　中央迅速将毛泽东的电报转发给西藏工委，同时指示工委以谭冠三名义对达赖的两封信给予答复，要指出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多次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的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3月15日，谭冠三又给达赖写了第三封信。全信原文是：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11日、12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结外国人，进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时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您来信中说，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们甚为欢迎。
　　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国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决定于4月 17日举行。特此告诉您。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1959年3月 15日

　　第二天下午，谭冠三的信通过卸任噶伦昭雪巴秘密地送给达赖。达赖看过之后，给谭冠三将军回了第三封信。全信原文是：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你15日的来信，方才三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二月五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七十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达赖16日呈

　　谭冠三收到达赖喇嘛的信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给达赖写了第四封信，但还没来得及发出，情况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西藏叛乱正式发生后，毛泽东主席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3月12日，毛泽东在给西藏工委和军区的电报中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叛乱集团的策略是：在拉萨搞暴乱，将我军赶走。这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西藏工委、军区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
　　3月15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东湖石屋别墅，召来张经武、张国华谈西藏严重局势及平叛、民主改革诸问题。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他们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要叛乱，无非是想把你张国华（指解放军）赶走。”谈到改革时，毛泽东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在谈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后，达赖及其一群有可能逃跑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如果达赖及其一群人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挡。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他又说，“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毛主席的这番话，为西藏平叛、改革定了基调。
　　3月17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来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政府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与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就在这一天，在拉萨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3月17日，聚集在罗布林卡北侧的叛乱武装向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射击，并向运输站的油库、碉堡发射炮弹30余发。该站经济警察曾惠山未向任何人请求，即擅自以六O炮向敌还击炮弹两发，落在罗布林卡北围墙以北的200至300米处。
　　当日夜晚10时左右，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即按其预谋，将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劫出拉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奔向了流亡印度之途，沿途要地都有叛乱武装警戒接应。“一路上，曾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紧紧相随，把达赖喇嘛的行程随时报告给华盛顿。”中央情报局设在达卡的基地与达赖喇嘛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好一种适合在西藏稀薄空气中飞行的C—130型运输机，随时给他们空投所需物资。两周后，达赖一行在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帮助下逃到印度。
　　事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却以那两次炮弹大作文章，歪曲事实，说就是这两发炮弹把达赖吓跑的，企图掩盖达赖出逃真相。

　　五

　　对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中央早有准备，在1959年初就已指示西藏工委和军区，严守“不打第一枪，自卫还击”的原则切实做好坚守防御的一切措施，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一切进攻。如果敌人在拉萨进攻，要求他们坚守一两个月，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军委准备增派部队入藏平叛。根据中央的指示，谭冠三将拉萨的部队、地方机关组织起来，划分为8个防御区域，储备了足够的粮、柴、水和弹药，准备长期坚守。没有部队的单位发给枪支，组成4个联防区，自己防守，各自为战，互相支援。
　　3月19日上午，西藏军区召开了驻拉萨独立营以上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此时，全西藏地区公开参加叛乱的人员已达4万余人，聚集在拉萨的叛乱武装已达 7000余人，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均在他们控制之下，西藏工委各单位及西藏军区机关，已被叛乱分子分割包围，形势一触即发。
　　会议在谭冠三政委的小会议室举行，由军区邓少东副司令员主持，谭冠三通报了拉萨叛乱情况后作了作战动员，并要求各部队散会后立即进行作战动员。他强调：我们决不打第一枪，要充分暴露其罪行，唤起西藏人民支持，在军事上采取守势，要等条件成熟，要利于全歼叛乱武装。
　　谭冠三、邓少东指示：要封锁拉萨渡口，叛乱分子只准进不准出。尔后决定由159团副团长吴晨率一个连当晚就进驻拉萨河然巴渡口附近的牛尾山。
　　当天深夜12点，吴晨率3营7连向牛尾山进发。谭冠三、邓少东、军区副政委詹化雨等人则一直在地下作战室静静地等待消息，隔壁屋里作战部全体参谋正在交谈情况，拟定作战预案和接受各点敌情汇报，答复下面请示的问题，直到20日凌晨2点50分整个作战室的电话才稍稍得到喘息。
　　3点40分，突然河对岸传来枪声，在宁静的深夜，枪声特别清脆，整个拉萨市都听得很清楚。邓少东从椅子上一下弹起来，冲到电话机旁抓起电话，接通了吴晨，劈头就问：“怎么打响啦？”吴晨报告说：“叛匪向我们开枪了。”
　　“谁开的第一枪？”话筒里传来邓少东急促的声音。
　　“叛匪。”吴晨肯定地说。谭冠三接过电话，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吴晨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很重要，我马上要向中央报告，是谁打的第一枪，是怎么打的。你马上去调查，弄清情况，抓紧向我报告。”
　　到了山顶，3排长向吴晨报告，他们正向山顶摸索前进，离敌人十几公尺时，叛匪朝他们大声吼，3排长听不懂；也没有理会，继续前进。这时叛匪就朝他们开枪了。
　　吴晨立即向谭冠三汇报，并报告说：牛尾山已被占领，整个渡口也被我军控制。
　　就在牛尾山打响一两分钟内，盘踞在拉萨市区内的叛乱武装，几乎是同时向被围困的我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枪炮声响彻云霄。
　　谭冠三立即将有关情况向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中央立即将此情况电转还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
　　毛泽东指示军委要求西藏军区把叛乱武装死死吸在拉萨，等待增援部队进藏时对其进行合围，将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干净、全部、彻底歼灭于拉萨。
　　凌晨5点钟，谭冠三在未接到中央答复前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中心议题是现在叛匪已向我们开了第一抢，我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多数同志坚决主张打，不打更被动，目前敌我力量悬殊，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打起来，不能歼灭敌人主力怎么办？我军反而有被叛军包围切割的危险。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叛乱武装人数虽多，但力量分散，乌合之众，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能力差，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弱点，一个个地吃掉敌人是有把握的。关键是我军行动要迅速，各部队要配合好。
　　谭冠三用商量的口气问邓少东：“您看怎么样？”
　　邓少东说：“您是书记，您下决心吧！部队的指挥调动，我来负责，请你放心。”
　　谭冠三沉思片刻，又环视会场，同志们都在用焦急的目光看着他。再不能犹豫了，谭政委的拳头在桌子上轻轻砸了一下，看来，一个重大的决策，已酝酿成熟。他站起来，带着一种少有的感情愤怒地说：“刚才大家讲得都很好。看来，西藏的这场武装冲突是想避也避不了的，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事。不是我们想打，而是他们逼着我们‘上梁山’。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反动集团挟持年轻的达赖喇嘛，以他的名义所做的种种坏事，对叛乱分子所犯下的伤天害理的种种罪行，我们是百般忍耐，一让再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他们就是不给我们面子，把我们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偏偏要用枪炮来同我们较量，把我们逼向绝路。这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反击，坚决地反击。”
　　随后，谭冠三详细分析了拉萨敌我双方的态势，他说：“目前叛匪尽管有近万余众，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团不满员的13个战斗连队，不过千余人，但都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坚强部队，冲破他们的包围圈，各个歼灭，是有把握取得全胜的。”
　　接着，邓少东作了具体部署。谭冠三最后说：“我军作战原则历来都是：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一定要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盘踞在拉萨的叛匪。”
　　会议决定：20日上午10时，不待增援部队到达，即组织市内现有兵力向盘踞在拉萨的叛匪发起全面反击。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西藏工委、军区其他主要领导都不在拉萨的情况下，在局势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刻，谭冠三负起了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的全部责任。
　　谭冠三将军是湖南耒阳人，自从1925年参加革命之后，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他下过无数次决心，作过无数次决定，但这天凌晨所作的决定，也许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次决定。谭冠三和他的战友们当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西藏发展的历史进程。几个小时后在古城拉萨响起的隆隆炮声，成了埋葬黑暗、落后、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也为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新西藏的诞生，鸣响了礼炮！

　　六

　　1959年3月20日上午10时零5分，红、绿、白3色信号弹从军区司令部腾空而起，照亮了古城拉萨上空。早已严阵以待的炮兵部队朝叛匪占领的药王山猛烈开炮，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药王山上，闪射出道道白光，散发出层层烟雾。隆隆的炮声向拉萨人民宣告：平叛战斗开始了。
　　战斗进展顺利，11时56分，我军一举攻占了药王山，拔掉了这个瞰制西藏军区指挥机关的制高点，切断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反击作战初战告捷。
　　就在药王山战斗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11时7分，军区接到了军委总参谋部由北京时间9点30分发来的电报，这是对凌晨请示报告的回复。谭冠三急忙接过电报，扫了一眼，忽然看见“不要动”3个字。他感到震惊，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了看，还是3个字：“不要动！”
　　谭冠三极力抑制自己的情绪，继续往下看：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如果发生正面武装冲突，我方很可能出现被动局面，所以不同意你们打。你们可依托堡垒工事，就地坚守。尽量缩小防区，等待内地增援部队进藏。落款是赫赫然3个大字：彭德怀。
　　这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亲自签发的命令，谁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分量。
　　半小时后，谭冠三又收到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复电，得知毛泽东的意图是不让他打，而是要他牢牢地吸住叛乱武装，不让它离开拉萨，要他做出兵力单薄、急待增援、难以支持的样子，不但要吸住拉萨之敌，而且要促使叛乱集团下定吃掉拉萨解放军的决心，将全区叛匪统统吸往拉萨，配合外围部队对其合围，一网将西藏、云南、青海、四川、西康几省窜到西藏的叛匪全部歼灭，减少今后在各地进行零星清剿的困难。毛泽东担心，一旦打响会把叛乱武装打散到西藏全区，到那时难以收拾残局。
　　接到彭德怀和中央的电报，谭冠三急了，头上直冒冷汗，他知道自己闯祸了，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计划，将给打开西藏局势带来极大的困难，这件事很难向毛主席交代。可是现在已经打响，现在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暂时停下来呢？邓少东、詹化雨也愣住了，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一阵沉思过后，谭冠三又仔细分析了形势，当然，我军示弱，停止反击，继续凭借工事防守各要点，叛乱武装肯定是吃不掉我们的。可是，这样做究竟能否将全区叛匪统统吸往拉萨，以利我军聚歼，却是一个未知数。根据军区掌握的情报，自从达赖喇嘛出逃之后，从外地赶来拉萨的叛乱分子并没有增加多少，他们是否一定要在拉萨同我军决战到底，谁也没有把握。而且这些叛匪均系乌合之众，一旦他们获悉我人民解放军增援部队到达，必成惊弓之鸟，届时一定会四散逃窜，到那时更难收场。
　　谭冠三觉得，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打下去，尽量全歼拉萨叛乱之敌，不使其漏网或尽量减少其外窜。但现在敌我力量还悬殊很大，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难以判断。邓少东和詹化雨都表示支持谭冠三的意见，同时表示：一切后果由他们共同负责。
　　当然，打不打，现在得由中央来决定了，谭冠三一面命令各部队继续做好反击的准备，一面将拉萨的情况上报中央及军委：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已于20日上午10 时向拉萨叛匪发起全面反击。战斗进行顺利。叛匪占据的制高点药王山，已被我夺下。我军已控制拉萨局势。
　　下午2时，军区接到总参的电报：“同意还击。”并对军区的作战方案给予肯定。谭冠三、邓少东、詹化雨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0日傍晚，叛匪大本营罗布林卡被我军一举攻占，叛匪主力大部被歼。21日晨，我军对市区叛乱武装形成合围，盘踞在小昭寺的顽抗之敌也被全歼。在此情况下，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开始动摇。22日上午9时，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严厉的军事打击下，大昭寺的叛乱武装举着哈达缴械投降。接着，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也缴械投降。至此，拉萨的平叛斗争胜利结束，历时46小时55分钟，共计歼灭叛匪5300余名，约占其总数的70％，取得了平息西藏叛乱初战的胜利。
　　拉萨平叛斗争迅速取得胜利，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西藏全区性叛乱失去了指挥中心。随后，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西藏人民的协助和配合下，展开了全面平叛进剿作战，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斗争全部结束。
　　西藏平叛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妄图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加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扫除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障碍，迎来了民主改革的春天，百万被残酷压迫的农奴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从而验证了毛主席的预言：“只要西藏的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在西藏的平叛斗争中，谭冠三功不可没。后来，谭冠三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西藏的情况，又受到了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邓小平说：“站在青藏高原上搞政治工作，你是名副其实的高屋建瓴啊！”你是“阵地最高的政治工作者”。这是对谭冠三参与运筹西藏全局的高度评价。
　　1985年12月 6日，谭冠三将军在成都逝世，享年84岁。人们遵照他生前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开垦和培植的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内。墓碑正面有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的碑铭：“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政治工作者谭冠三之墓。”墓碑的后面有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用藏文书写的题词：“谭冠三同志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