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林 湖南大跃进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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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安林
来源：《中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摘要：湖南大跃进运动经历了酝酿准备、组织发动、掀起高潮、继续跃进四个阶段。虽然，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失远高于得，弊远大于利。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坚决克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以避免类似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在历史上重演。

　　关键词：湖南大跃进运动；中共湖南党史；湖南地方史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完成和“一五”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实现，为湖南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6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全省今后的总任务就是在继续积极稳步地完成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全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支援国家工业化。会议讨论和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57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如果不全力去领导农民发展生产，就不能巩固农业合作社，就不能提高生产力，就不能不断地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就将脱离群众最大最基本的要求，也就将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然而，中共中央在经济上一股“左”倾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膨胀、泛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一次严重的挫折。在中央的思想指导下，湖南也历经了大跃进，分析湖南大跃进的过程，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在历史上重演。
　　
一、酝酿准备

　　为了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中共湖南省委于1957年10月26日至11月6日在长沙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全省今后的工作方针和当前必须采取的主要措施。会议认为：“在发展农业生产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要求“用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精神和排山倒海的劲头，加速发展农业生产”。这种大批判使得“左”倾急躁冒进的思想开始泛滥起来。1957年11月26日至12月12日，中共湖南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不够。去冬今春以来，我省党内右倾保守思想曾经一度有所滋长。”“通过大鸣大放大争，揭露了各种矛盾，交流了经验，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许多同志感到眼界开阔了，革命干劲大大高涨了”；“会议完全拥护中央‘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认为根据我省情况，应以大力加速发展农业为中心，贯彻执行以粮食为中心，积极全面地发展农、林、渔、牧、副业多种经营的方针。“经过几年特别是1957年的工作，我们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大跃进的准备，有了一切必要条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组织实现这个大跃进。1958年是这个大跃进的第一步。”会议讨论了《1958年湖南省农业生产规划纲要(草案)》和《1956年到1967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决定交省人代会讨论通过。
　　随后，12月20日至29日，在长沙召开了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会上作了《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组织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决议》等文件。《决议》认为：在湖南“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高涨的新形势已经到来了”。会议期间及会议后，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高生产计划指标的运动。各地原订的经济生产指标一次又一次地被拔高。就这样，在广大干部群众强烈渴望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和反对“右倾保守”的政治压力下，湖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以不可阻挡之势被组织发动起来了。
　　
二、组织发动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自古就有“洞庭熟天下足”的美誉。因此，湖南的“大跃进”运动首先是从农业拉开序幕的。
　　1958年1月1日，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委联合举办元旦广播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表了《鼓起革命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年献词。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完成1958年的生产计划是有条件的，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全省人民的努力，必须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来组织与领导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以农村整风和全民整风运动推动农业生产，推动国民经济。”“我们号召全省3600万人民，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团结一致，发挥英雄气概，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组织1958年生产大跃进!”为了传达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1月31日至2月9日，召开了有各地、州、市委书记，一部分县、乡党委书记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共2000多人参加的农业生产会议。会议认为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新的形势已经到来，不切实际地提出修改《1956年至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十年规划，五年完成”，即到1962年完成原定1967年完成的农业生产指标，并提出“三年改变湖南面貌”的口号。为此，要求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80-300亿斤。比上一年增长25％-30％，农副业总产值4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3％，到1962年粮食达到450亿斤，平均亩产800斤。这些指标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显然也大大超过了当时全省人力、物力、财力所能承受的能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然而，有的人还认为省委提出的指标“保守”，而各地区在下达这些指标时，又层层加码，使全省农业生产的总指标更加膨胀，有的地区甚至提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继全省农业生产会议之后，各行各业围绕农业，也纷纷制订了各自的“跃进”指标。针对这种情况，周小舟在4月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但由于全国“大气候”的影响，这种已经膨胀起来的“跃进”空气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被压缩，相反，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起来。后来，省委也把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指标提高到400亿斤，以争取“一年实现十年粮食生产规划”。
　　如果说湖南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话，那么农业的大跃进又是从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始的。为了实现以粮食为中心的农业大跃进，全省广大农民群众首先被动员起来兴修水利。实际上从1957年秋收以后，全省大修水利就开始了。10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积极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我省今冬明春兴修水利工作的方针是：有计划地加强水旱涝灾害严重地区的水利建设。丘陵、山区大力整修、扩建、改建现有水利设施，积极兴建山塘、河坝和小型水库等，并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举办中型工程。”随即在全省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兴修水利高潮，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3月。全省累计用工达3.2亿多个，占农村总人口的50-60％，每天投入劳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670多万人，一共完成土石方工程15亿立方米，超过“一五”计划时期水利工程土石方总和的lO倍。当时，湖南极少大型水利施工机械，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几乎全是靠农民手挖肩挑完成的。广大农民怀着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忘我地辛勤劳动。当年留下来的一首民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兴修水利热烈动人的场景：
　　万把锄头万颗星，万颗星星当明灯，
　　万滴汗珠湿透土，万代幸福扎下根。
　　在农业率先大跃进的影响下，工业、交通、运输、财贸以及文教等各部门都纷纷动员起来，投入大跃进运动。
　　1958年2月26日至3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全省工业交通会议，研究开展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任务的整风运动和工业交通大跃进的问题，决定当年地方工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提高7倍，并赶上和超过农副业的总产值。为此，规划五年内建成农业机械网、修配网、化学肥料网、农副产品加工网、电力网、煤炭网、交通运输网，形成一个支持农业的工业体系，以推进农业的机械化。会议要求贯彻“依靠群众办工业、依靠群众办交通、依靠群众办所有事业的方针，做到书记动手，全党动员，统一规划，全面发展，县县办工业，乡乡办工业，社社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各部门办工业”。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
　　自3月中旬至6月底止，全省新建的中小厂矿23万多个，平均每天创办2000多个工厂或手工工场。这些厂矿或工场，大多数是生产小农具和土化肥的，有的就是在原来的铁匠铺外挂上一块“机械厂”的木牌，或者是在堆放灰粪的草棚前写上“化肥厂”几个字，并不真正具有“大办工业”的意义。但是，在加快速度大办工业的热潮中，新建扩建的208个大中型项目，如娄邵铁路、湘黔铁路(湘潭至金竹山)、京广铁路复线(武昌至衡阳)、湘潭钢铁厂、涟源钢铁厂、长沙汽车电器厂、拓溪水电站等，对湖南后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步伐越来越急，要求也越来越高。1958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号召抓住阶级斗争和整风这个“纲”，大批“右倾保守”，来个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提倡敢想敢说敢为。会议不切实际地要求全省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0亿元，其中工业与农业总产值各为100亿元，比1957年增长4倍多。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会议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国进入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完全能够达到一个极高的速度。基于这个认识，会议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这标志着全国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要求把会议精神的宣传落实“变成为解放人的思想和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伟大动力”，提出湖南的建设速度必须加快，思想必须解放，一定要做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切实做到“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全省的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
　　
三、掀起高潮

　　从1958年6月下旬开始，随着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的盛行，导致浮夸风的蔓延，大跃进运动掀起了高潮。在全国各地竞相大放“卫星”的影响下，湖南也开始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放“卫星”上天，报纸、广播开始大造早稻丰产高产的舆论。1958年7月7日，《新湖南报》登出平江县石塘农业社水稻亩产2522斤的消息，13日又登出岳阳县先锋农业社水稻亩产6363斤的消息。周小舟对放“高产卫星”，持保留慎重的态度。要求报纸发表丰产的消息，凡报道亩产3000斤以上的消息，都要经过省委的审查批准，实际上当时水稻亩产超过2000斤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全国放“卫星”四起的形势下，周小舟也无力制止这种竞相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的风气。在全国反对“右倾保守”的政治压力下，局部地区想要制止已经兴起的浮夸风是很困难的，这是大跃进年代里一种特有的现象，也是“高产卫星”满天飞的一个重要原因。8月，中共湖南省委组织省、地、县、乡、社五级干部一百万人深入田间大会师，进行检查评比，开展全民性社会主义大竞赛运动，以推动秋季生产更大的跃进。运动中出现了“树红旗”、“插白旗”、“送乌龟”等过“左”的做法，使农业生产大跃进进一步升温。此后，“高产卫星”越放越大，越飞越高，甚至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10月下旬，《新湖南报》报道了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晚稻亩产6.6万斤和红薯亩产56.8万斤的“特大卫星”。粮食浮夸风造成农业已经过了关和粮食吃不完的虚假景像，从而进一步推动工业大跃进的高涨。
　　当时，工业方面，尤其是钢铁缺口很大。为此，中共湖南省委在4月份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决定1958年要求生产生铁35万吨，比两个月前制定的指标再增加1.7倍。随后，省委、省人委下达一连串指标，要求各地“由小到大，大小结合，由土到洋，土洋结合”，发展钢铁生产。到6月初，全省已建成6000多座炼铁土炉，由一批民间铁匠指挥炼铁。6月下旬，省委在衡阳召开工业现场会议。随后土法炼铁即在全省迅速铺开，到7月时，全省炼铁土炉上升到18000座。8月6日至14日，全国地方高炉会议在邵阳举行，全国28个省市、部分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及国家机关代表4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对邵阳地区全民大办钢铁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提出要“以政治挂帅，土小为主，土洋结合，多产快产生铁，保证炼钢大跃进”。
　　同时，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出将生铁生产任务增至70-105万吨，在年初没有产钢计划的情况下，要求年底钢产量达到20-30万吨。为此，省委于7月中旬召开第四次机械工业生产会议。会议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心是粮食、钢铁和机械“三大元帅”，而钢铁、机械、电力是我省工业建设上的“一、二、三”，其中又必须“以钢为纲”，带动全盘。会议不切实际地决定在今后5个月内，生产出年产能力为110万吨的炼铁设备。80万吨炼钢设备，75万吨的轧钢设备以及精密的大型电动机床和发电机。会后，全省机械工业掀起了大规模的跃进。但是，在8月中旬以前，尽管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委对钢铁生产指标一再加码，但还未形成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发动和领导大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把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会议认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求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并且要求将它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会后，掀起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新高潮。
　　中央确定湖南省1958年的钢铁生产任务分别为15万吨与70万吨，于是，钢铁生产就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共湖南省委8月底至9月初接连召开了各种会议，布置钢铁生产大跃进。《新湖南报》为此连续发表《现在炼铁必须以土法为主》等6篇社论。但是，当年1月至8月全省仅生产9万吨铁和不到l万吨钢，为了在剩下的4个月里完成这项十分艰巨的政治任务，只好采取一切超常规的措施：
　　书记挂帅，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9月2日，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全省人民向钢铁大进军”。于是，一个以钢铁为中心的新的跃进浪潮，迅速在全省城乡掀起。来自农村、工厂、街道、商店、机关、学校的劳动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钢铁战线，全省直接加入钢铁生产行列的群众最多时达到700多万人。
　　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搞土法炼铁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篷”，掀起了以土法为主，兴建炼铁炉、炼钢炉的高潮。从9月1日至10月19目，全省建成的炼铁、炼钢土炉由2.6万座激增到6.5万座。11月15日至21日，全省开展了钢铁煤高产竞赛周活动，在“人有多大的胆，炉有多高的产”的口号鼓动下，钢铁“卫星”满天飞。
　　各行各业支持钢铁生产。农业要优先保证钢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机械制造业要优先制造钢铁冶炼设备，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运输钢铁生产需要的物资，商业部门要及时收购钢铁，不论其质量如何，成本高低，都不得拒收，文艺宣传、医疗卫生及学校等单位也要纷纷下乡上山进厂，服务到工地。总之，各行各业只能服从钢铁，支持钢铁，保证钢铁。
　　随着人民群众大炼钢铁运动的掀起和迅猛发展，铁矿石、煤炭、冶炼设备、运输能力等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于是，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全省相继掀起了以土法为主的全民大办煤炭，大办机械、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泥和大办化肥等项群众运动。其中挖煤、炼焦的人数仅十月份就达到了500万人。由于煤炭和焦炭不足，各地区又大砍树木甚至拆房炼铁，至十月中旬，各地区被动员起来搞运输的群众就达到了200万人，从民间抽调的人力、畜力车近20万辆，此外，还从机关、团体、部队抽调了大批汽车。
　　在钢铁大跃进的高潮中，全省各地又提前于夏秋之际，再一次掀起大办水利的高潮。10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今冬明春水利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中央在以小型工程为基础的前提下，适当发展大中型工程的方针，我省今冬明春计划完成水利工程总量达62亿余立方米土石方。”省委成立兴修水利指挥部，各地、县也相应成立指挥部，几百万农民开赴水利工地，安营扎寨，实行大兵团作战。全省兴修水利的劳动力最多时达到600余人。兴建的蓄水量在l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有黄材、官庄、王家厂、水府庙、黄石、酒埠江和双牌水库等9座。其中水府庙、黄石和双牌水库为蓄水量在5亿立方米以上的超大型水库，总控制流域面积1，82万平方公里。兴建这9座大型水库对湖南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长期重要意义，但在当时承担了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广大农民群众确实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经过3个月的日夜奋斗，到11月底，中共湖南省委宣告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全省生铁产量达到76万吨，钢产量达到15万多吨。实际上，直到这年的年底，全省也只生产了59万吨铁，8，06万吨钢，且含硫量都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无法使用，而且成本之高，使得省财政当年为补贴钢铁亏损支出了近1亿元。
　　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还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为了保钢铁，轻工业被忽视，导致不少日用工业品脱销。大批农村劳动力抽走之后，秋、冬季作物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甚至大量已经成熟的粮食、油菜籽等也因无人收获而霉烂在地里。钢铁高指标不但刺激了钢铁工业本身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而且引发了众多部门的连锁膨胀。当年全省实际完成的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57年增长了6倍多，由钢铁引起的各部门和基本建设指标的暴涨，又进一步加剧了交通运输业的紧张，到年底，全省积压待运的物资达250万吨。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还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一些1000户以上的大社。1958年7月，《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随后，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开始出现人民公社一类组织形式。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时，称赞说“人民公社名字好”，“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兴起。
　　中共湖南省委积极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就召开了地、州、市委书记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尽早动手，力争主动，并决定于1958年8月下旬开始搞建社的试点工作。1958年8月26日，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成立，这是全省最早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58年9月3日，先后建立了浏阳县大瑶、岳阳县君山、湘乡县月山等25个人民公社。9月中旬，各地以县为单位，召开县、乡、社三级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和规划，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立即席卷全省。从1958年9月21日起，各地普遍开展并社建社工作，到月底即宣告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原来5.3万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建成1130多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社7000多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以上。全省一共有1.72万个大队，13.2万个生产队，38万多个作业组。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动下，许多城市及集镇也纷纷办起了城镇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1958年10月，省委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全省9市搭起公社架子的有33个街道公社，8个工厂公社，7个学校公社。在县镇中，建立人民公社的有186个。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湖南省人民公社的平均户数是同期全国人民公社平均户数的1.6倍，比经过调整后的农业高级社的平均户数增加了49倍。其中最大的公社多达2.8万户，11.4万人。它囊括了工、农、商、学、兵(民兵)各行各业，实行政社合一，劳武结合。它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既是劳动组织，又是军事组织。一方面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另一方面又是民兵团、营、连、排，即所谓“组织军事化”。推行“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以及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有的地方甚至拆迁社员的住房，大办居民点，实行集体开餐，集中睡觉。至年底，全省一共创办公共食堂35，8万个，全省农村98％以上的人参加了公共食堂；托儿所32万多个、幼儿园3万多个、敬老院近8162个。
　　与大办人民公社相伴而来的是大刮“共产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好象有了人民公社这座桥梁，人们就可以在一、二年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为了扩大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成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取消，社员的家畜、家禽、生产工具，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也无偿充公。各个公社普遍实行“供给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吃饭不要钱”，对社员包吃饭、包穿衣、包医疗、包上学，甚至包办婚丧大事等等，然后再按出工多少由公社或者大队给社员发工资。这些，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是“社会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认为办得越大，就越像“共产主义”。这期间，不仅公社内部思想实行“一平二调”，而且以钢铁为中心的各项“大办”事业，也无偿调用了人民公社大量的劳动力和农副产品。
　　随着时间的推延，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及其危害，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1958年底采取了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使得当时日趋严重的经济形势开始有所好转。可惜的是，这种好势头很快就又被1959年8月开展的反右倾斗争逆转了。
　　
四、继续跃进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次会议是为进一步纠正当时的“左”的错误和准备继续跃进而召开的，因此，会议前一段气氛活跃，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露出不少问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多次就湖南的工作发表看法。但是，由于发生了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信及后来张闻天、黄克诚发言等情况以及其它原因，毛泽东不能接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较为尖锐的意见，决定扭转会议方向，错误地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及周小舟等人开展批判，将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给予严厉处分，而且认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号召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1959年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周小舟受到“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庐山会议本来应该纠“左”，后来却变成反右倾。正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由于周小舟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由于彭德怀、黄克诚原籍湖南，庐山会议前到湖南作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判他们是“湖南帮”、“湖南集团”。所以，中共湖南省委贯彻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尤为积极，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之一。1959年8月5日，庐山会议尚未结束，中共湖南省委就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地、市委书记通报会议精神，通报周小舟在会议上受批判的消息。6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干部大会，部署8、9两个月工农业生产，提出“反对右倾思想”的口号。1959年8月20日，新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任。1959年8月22日至9月15日，张平化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及各大型厂矿、大专院校、部队及省直机关的负责干部一共2000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揭发批判以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活动，周小舟在会上遭到错误的批判与斗争。1959年9月15日，会议通过《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湖南党内以周小舟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宗派反党活动，和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密切联系的。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周小舟同志进行反党宗派的后台老板。黄克诚同志则是具体的指导者。”“为了对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前途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他们的反党活动。省委全会完全拥护中央撤销周小舟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他的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决定。”
　　湖南是全国反右倾斗争开展的最为浩大、造成后果最为严重的一个省份。在运动中错整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很有见地的好同志，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其伤害的人数之多，消极影响面之广，均超过此前的各种政治斗争；在经济上使得湖南当时刚刚开始纠“左”的工作遭到了批判与否定，导致“左”倾错误更加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本来已经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共产风又重新泛滥起来。
　　1959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株洲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对1960年的工农业生产提出了比上一年更加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求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20-30％，生猪增长40-50％，铁增长92％，钢增长2.3倍，钢材增长6.9倍，煤增长30％。上述增长幅度是以大大浮夸了的1959年的预计数为基数的。例如：粮食的总产量实际上要增长62-80％。对于这样一些本来就无法实现的高指标，在往下贯彻时，又层层加码，例如：省里是生猪指标就由原来的2800—3000万头增加到4000万头，并且把全省平均每人千斤粮，一头猪，作为当年农业生产的主要奋斗目标。
　　1959年秋至1960年春，全省再一次掀起“继续跃进”的新高潮。主要开展了几个“大办”运动。
　　第一，大办水利。从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仅省里安排修建的水库和塘坎就达6万多处，合计土石方8亿立方米。任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中型水利工程130处，其土石方量相当于1950年至1959年十年中同类工程土石方总量的5倍，总干渠的长度为湘、资、沅、澧四水干流总长度的1.5倍。全省参加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量多时达600余万人，直到春耕大忙季节，仍有60余万人在水利工地上，严重影响了冬季作物的管理和春季生产的准备。
　　第二，大开荒。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将原计划在三年内垦荒3000万亩的任务，争取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基本完成。于是，全省又有上百万劳动力顶风冒雪上山开荒，结果开了生荒丢了熟地，仅湘潭地区荒芜的田地就达60万亩。
　　第三，大办生产基地。到1960年2月止，全省有40％以上的人民公社建立起了各种农副产品基地535个。由于是一哄而起建立的，完全脱离了具体客观实际，结果严重妨碍了当地的生产安排。
　　第四，大办养猪场。为了使1960年全省生猪生产指标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在全省开展一个万头猪公社、千头猪大队、百头猪生产队，十头猪食堂的“万、千、百、十集体养猪运动”，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全省建起了14万个养猪场，其中大的猪场有数百间猪栏。由于是仓促上马的，加上管理不善，结果造成生猪大批死亡。
　　第五，大办交通。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全省新修公路里程相当于原有公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同时还修了800公里铁路路基，其中200公里铺了轨。这些工程大都质量差，有的只能报废。此外，还开展大造森林、大伐木材等运动。
　　在上述“五个大办”运动中，全省一共付出的劳动日达到6亿个，比1958年秋冬全民大炼钢铁和开展农业基本建设的用工还多出2亿多个。它大大超出了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的许可范围，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活动和休养生息。
　　1960年3月至10月，中共湖南省委又在农村开展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所有制向基本社所有制“过渡”创造条件活动。
　　1960年3月12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作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高速度跃进》的报告。会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危险，并提出农村人民公社要逐渐由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确定当年全省选择18个公社进行过渡试点；同时，确定了上半年试办城市人民公社，下半年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会议坚持1960年“继续跃进”的高指标，
　　讨论并原则批准了《1960年至1962年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出，与1959年比，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1.2倍-1.5倍，粮食总产量增长69％，棉花增长3倍，生猪增长5-6倍，钢增长12.7-16.2倍，铁增长3.4倍，煤增长1.7倍-2.1倍。此外，会议还补充和强调了几个“大办”，例如：大搞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以“小土群”、“小洋群”为主的工业交通建设，大搞治山治水治土运动，大办教育和科研，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和各项体育运动，大搞民兵建设等等。会议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更加盛行起来，风力之大，危害之烈，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为了尽快扩大社有经济，以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各地不仅大量无偿地向大队调人调物，大办社有企业，而且直接把大队经营的厂矿、林场及其它有利可图的工副业项目收归社营，有的公社甚至将大队中较为富裕的生产队抽出来归公社直属。与此同时，大队也把无偿平调之手伸向生产队、作业组、公共食堂及社员。此外，不少地方又重新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并采取截富补穷的办法，把穷队富队的收入大体拉平。为了基本实现半机械化和部分实现机械化，各地不顾一切，全民动员，大搞工具改革，大造新式农机具，产品虽然出了不少，但是绝大部分是废品，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继续跃进”本是在全省国民经济已经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启动的，经过一年的强制推进，终于使国民经济处于无法再继续运行下去的地步，到了1960年秋冬，不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全省出现了普遍性的粮荒、油荒、肉荒。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只有18斤口粮。在农村，农民年人均口粮只有350斤，比1957年减少近4个月的口粮，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缺少粮食，并且缺粮的时间较长。由于生活难以为继，人们常以野菜、树皮、草根、糠叶充饥。全省水肿病、妇科病、小儿营养不良的病人急剧增加，外流渡荒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剧增多。1960年全省有3569.37万人口，比1959年的实际人口3691.95万减少了122.58万人，1961年又减少61.39万人。
　　
五、小结

　　湖南的大跃进运动虽然取得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较大成就和工业建设的一定成绩，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经济的巨大浪费，严重败坏了党风。
　　大跃进运动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在经济建设上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重要的启示——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坚决克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8)15号：《中央转发湖南、江西两省关于党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
　　②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文件：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讲话：《鼓起革命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1958年1月。
　　③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文件：《省委第四次机械工业生产会议纪要》，1958年7月。
　　④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文件：《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1959年11月。
　　参考文献：
　　[1]刘正当代中国的湖南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王碧峰，中共湖南简史(1921年，2000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中共湖南党史大事年表(社会主义时期1949年8月-1989年10月)[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4]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湖南五十年大事记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年-1976年)·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7]刘仕清，新湖南50年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