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 关于文革研究和军队问题——一个小座谈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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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

我没有专门研究军队文革和林彪问题，仅顺便读了一些材料，但涉及武汉“720事件”，不得不想知道种种军队和文革的深层问题，包括此后的问题。今天我是“班门弄斧”。借此机会，仅谈一下个人感想，即如何从一个侧面看文革与军队问题，也涉及到林彪问题，但不是从专案和法学角度。军队问题在文革问题里面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不可以说，要不是军队和林彪，文革的开始、中途与结束、后果，就会大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党和军队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制度。但这些年对于文革的研究，主要在“宫廷政治”范畴，也有在官员、文人和造反学生领域做文章的，但军队特殊，有隐秘性，披露较少，深入更难些。对此，广州的余汝信做了很多深入细致工作，但他今天不来。

一、         叙谈的定位。今天也是与革命前辈的对话，与学者、亲属相互的对话；交流对文革史实的认识。今天这里坐的，我看基本上是红卫兵一代的人，有不少老同志的子弟，实事求是地对我们参与过的历史做一些反思。关起门讨论交流，不主张简单做一个结论，或者宣扬出去，要严肃和科学地反思文革问题。

现代中国曾经存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时代，也是我们在座的这一代人曾梦想做英雄与承继革命事业的时代；毛泽东一代英雄的辞世，邓氏的“两案审判”，实质在政治上、法律形式上彻底结束了文化革命与革命英雄的时代，命运也使第二代人与我们当时的革命理想、事业失之交臂，机会与条件“尽失”。我们现在可以做的，首先——可能依然是记录、发掘、还原、认识与科学解释这个历史。除实证历史之外，应在历史唯物的立场上，借助于传统文化、历史哲学和中外比较知识，科学、历史地来评价我们亲历的这段历史。探讨中国问题，离不开毛泽东，网上和报刊上十分热闹，你谈拥护或谈反对毛泽东，不可能绕开文革问题；而要科学地研究和反思文革，绕不过去的问题之一是军队的文革问题。

二、       反思的一个问题。从文革当中我就一直在思考和忧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依靠人民的军队开展了文革，文革发生了我们根本不可预见的障碍和内部冲突，群众——至少是部分群众过激和非理性的思维、言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军队对于政治文革的不适应，军队干部犯错误、军民关系的疏离等等，许多重大事件与军队参与文革有关，可以说，这些问题对军队是造成了严重伤害的。我这几年探讨武汉的文革，特别是“720事件”，多是深思它的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教训，不光是陈再道司令员和“百万雄师”一群人的悲剧，也是造反派群众、部队指战员的集体悲剧，从事件本身及其后续事件看，甚至也是毛主席、周总理痛心疾首的悲剧。

（诚然，这里说的是自己人，杀人放火的违法坏人除外）

老实说，我自己对于运动中受冲击的老干部和思想后进的群众，开始就没有偏激的情绪、言辞，更不要说以后了。在“武汉事件”之前，我自己根本说不出口时兴的 “打倒陈再道”和咒骂所谓“百匪”，一个解放军老同志，司令员，有何了不起的错误，我就能轻易去把他“打倒”？仅仅因为他不支持你造反派吗？“百万雄师” 与造反派也是内部矛盾，谈什么“匪”呢？当时谢富治在武汉说大学生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不要骂“百匪”，那不文明，在那个武斗和武装镇压文革背景下，在群情激愤的历史条件下，我感到自己总还是文明和冷静的。但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影响不了群众运动。今天研究和记录真实的历史，我当然更不愿意去简单指责别人，伤害去世的老人，即便他们曾经有过什么错误。

部队介入文革政治斗争，旧的山头宗派问题，对地方工作的不熟悉，加上新的文革是非或派性问题，往往弄得焦头烂额。这几年因为想武汉问题，接触到和听到一些部队参加文革工作的同志情况，他们的个人真实情况、遭遇和复杂心态，披露很少，一般研究没注意。我的看法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按照党组织命令去执行政治路线和任务，我们应该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不要再去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和得失了。对于“三支两军”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军队干部在十年政治斗争中的事情，该抱一个宽容理解的历史态度。我看新版的“将帅名录”就很好，撇开他们在文革中的是非，平白地记述作为军人的历史。当然，我们在座的不是做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没法叫别人怎样正确对待、处理干部，总还可以当个老老实实的民间学者，在历史研究里说实话，说对民族、国家和人民军队有利的话，不致瞎鼓噪。

  在文革之后，有的军队干部依然受到不该有的伤害，一些人受到政治斗争余波的影响，历史恩怨形成的心结未必一一打开（你们看连徐帅那样高位的人，关于一些历史问题的心里话还是在最后才公开出来的）。特别是，后来军队现代化的迫切问题被经济为中心的强势挤偏，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远远大于文革初期！我们不得不要求以传统革命教义武装军人管理军人，稳定捍卫社会主义的柱石，而管理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传统教义与社会转型、多元文化的冲突，甚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纷纷出现，使军人处于比文化革命远要为难的地位，面临经济转型和全面的社会腐败，军人比文革里判断谁是左、右派，和决策究竟支持谁，还要尴尬十倍！工人农民成为弱势，工农子弟兵的军人群体在“拨乱反正”中反而成为弱势，长城居然在有条不紊地不断自毁。这是更不可忽视的民族之痛。关于这，好些文章已经论述过的，相信大家都有共识。

打一个不恰当地比喻：毛、林、周三巨头集卢梭、伏尔泰、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于一身。波拿巴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革命军队）丢弃在俄罗斯雪原；我在克里姆林宫里展示1812年缴获的法国军队的铜炮前（有的还是革命初年铸造，大概是革命的教士“破四旧”用教堂的钟熔化铸造的吧），感慨非常！因我深深热爱的法国革命，也因我看到的中国革命（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特别是文革，和文革前后的军队）。法兰西的大革命毕竟开创了欧洲与世界历史的新世纪，而今天从官方到民间，倾向性的意见是：文革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毛、周和林彪却把跟随他们革命的两代人（其中当然也包含革命军人群体），留弃在文革失败后的中国。他们都不管自己死后会“洪水滔天”了！

三、         理想主义的惆怅。革命理想主义的法国左翼雅各宾革命党人，并不真正理解他们的革命仅仅是为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开道（请看马克思《神圣家族》）。而反映出最底层民众政治诉求的雅各宾革命党极左翼，将法国革命的积极遗产，一棒又一棒传递到法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马、恩继承与整理革命的历史遗产，指导了（今天已经成为悲壮历史的和自由主义者批判的）国际工人运动。

文革中的两代人，包括他们的绝大多数领袖和积极分子们，也并不明白，所有的奉献、奋斗、冲突、血泪、恩怨、失误，却换来以英美文化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在深含宗法传统、专制传统的中国畅行。“龙种”孵出杂交“跳蚤”。

四、         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视角看问题。

1．“政治初恋”问题。

在文革和意识形态资源问题里，我一再用“初恋”一词，来并不一定科学地比喻两代人的理想主义情愫，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相信自己对马、列、毛革命召唤的事业的“初恋”之恋情，事实上我们谁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初衷，与原有的宏伟革命理想结合。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自己曾经的“初恋”和心田深处的眷顾。想一想，大家对自己的初恋总还是刻骨铭心与珍惜的吧？在文革回忆与研究中对红卫兵理想主义的颂扬与保留，是一代人珍藏自己“政治初恋”的表现。不管你赞成还是所谓去“彻底”否定文革。

所以我主张尊重历史和整整的一代人。犯规与犯法的是另一回事。

崇尚革命战争岁月、其理想行为，可能是另一种两代人共叙的“初恋”平台；是我们共同珍惜历史传统的体现。建国前后的军队某些问题（也饱含山头、宗派的历史纠葛）、文革中的军队问题，后文革时代里军队的问题，可能显示出在革命的“初恋”的珍藏或宣泄中，三千年历史积淀影响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烦恼。革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也是烦恼了几十年。红色的武装割据和毛泽东一辈人的武装崛起，始终是集英雄与枭雄一身的蒋介石的最大烦恼，但他最多是烦了22年（红色割据）！他离开大陆政权，问题就转变了。老实说，毛泽东在庐山一次次深深思考，为什么也是老革命的国民党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他比他的“老蒋同志”烦的事情还要多（大一统的国家、党政军民问题多），还要长久！

中国的革命军队的殊荣，令我们一代往往幸福地沉浸于革命的初衷，老一辈的“初恋”，在“革命造反”和“军政”“传统回忆”阶段留步。革命党人打天下坐天下、管理天下，顺理成章嘛！一部分革命军人和军外职业革命家转型到行政、经济、文化领域，他们成为新的行家里手。但是，他们可能不同程度沉湎于“训政”的严肃程序和得心应手的乐趣，本能上却崇尚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化建设，在实现政治、经济、军事现代化的管理转型上，真是举步为艰。如果套用列宁主义的经典话语，批评工人离开革命理论，从本能上只有搞无政府主义的话，那么，以中国革命的农民为主体的我们这个革命党、深沉浸淫于传统文化里的我们数代人（不光是农民，还有其他社会成分和年龄结构，也当然包括红卫兵一代在内），不真正懂得马克思和现代政治文明，不经文化观念的彻底转型和身份的转型，我们本能上也只能善于崇尚官僚主义，甚至是专制主义。文革一旦按当初我们个人的理解“胜利”了，红卫兵一旦凭借文化革命多少掌点权，也很难超越我们曾经激烈批判过的“走资派”的官僚主义和专制色彩。从本质上看，我们个人的境界并未超越孙中山多少！尽管他只是口头上提出他的政治理想，实现甚微。进城和执政以后，我们面临的新生国家和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不一定是理想初衷与革命“初恋”变成的现实。所以有革命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主义、经院式马列主义与中共实际操作的情感纠纷（如历次思想文化的政治运动），有战功卓绝的军功新贵，与新建构与发育中的党政体制的次次冲突（如党政军交织的数次党内高层斗争）。

军队内部、高级将领与党政之间，将必然出现军队现代化、制度化和革命军队在战争岁月形成的固有惯性、乃至某种惰性（！）的冲突，我总以为军队内部的几次不愉快斗争，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新时期必然经历的冲突。老一辈的军人，不管他还在军队或转党政文化部门，都有个思想与身份转型问题（相对于战争年代）。出现毛泽东一再要求与宏扬的“战斗队、政治工作队”和实践的尴尬转型，本来军事将领已转向政治家，但现实又铭刻着一些人的军人历史—乃至是山头历史的痕迹，一些人以为军事革命家必然就是政治活动家，“以革命的名义”投身于现实国家、社会生活。老的人，新形势，又不可避免地把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存在的“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老命题，推进到新的时期，“党”与“枪”都不无尴尬。这一方面也是非常中国特色的党军关系问题，沿袭战争年代传统形成的尴尬。后人理应理解。除军队、革命知识分子之外，执政党——国家与工人阶级群众，也发生了其他类似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必然，是奉行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我们的必然，也是年青的国家政治生活必然出现的问题。

2．遗憾的是，一些老一辈的领导人、将帅，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还停留在把“初恋”当现实的境界，他们以为“初恋”就必定“成婚”，革命者必然是称职的管理家，革命理念就是管理逻辑，合家安好，美满十分；而我们一再宣扬传统与革命理想主义，遂出现了红卫兵一代，既要维护父辈美满的“婚姻”法理，又要显示革命正宗和新的正义诉求，勇当新时代的英雄，承继大统，遂有文革初期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与继而揭竿而起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但初衷并不等于就必定成现实，现实也并非初衷。我们在1949年，靠党武装的农、工群众夺得了政权，宣示了革命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发生与存在自然是合理合法的（我这样讲，有个自由主义的朋友当即提醒和驳斥我，解放战争和夺权并不合法，乃至孙大炮的武装革命也不合法呵）。但是历史哲学与现代的政治学告诉我们，单凭革命武力和理想，不能证明和确保我们的革命取得的政权的永世合法性，不能保障“革命婚姻”的永世和睦。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他主观上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他希望使老近卫军避免蜕化堕落，须在国家的管理与制度建设中获得持续的合法性。他试图绕过西方的宪政概念（我觉得他不是没有想过过西方制度，而是不准备选择西方制度，他不只一次对英美民主制和纳粹德国、苏联体制做比较而批判后者嘛），凭借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来扩大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来促进我们政权合法性的再次被确认，深化这个合法性，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通过文革的政治、思想锻炼，自下而上地获取继承革命事业和国家各级权力的合法性，希望我们一代人真正能接下这个革命的班（如陈伯达宣传的，把两代人衔接起来）。我一直认为，马克思在提出他的革命学说时，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了阶级斗争、革命和现代民主两个方面的精华，但我们对于后者，注意不多，理解不多。比如毛泽东一度考虑和宣传过，也被人民群众欣喜与赞叹的巴黎公社，就是一种制度探索性选择，尽管他可能是现代普鲁东派和布郎基派所崇尚的乌托邦。从这种思路，我认为，林彪在文革之前和运动初期用部队政治动员的简练话语宣扬的宗旨，是毛主席的文革原则，我想他也不是违心去说的，是一种真切的理解。我们当时都能背诵他的警句和要句嘛。所以林还是文革派。

3．不过，革命军队在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以后，其群体，以及最高层军事领袖在新的国家的党政生活里的科学定位，几乎是我们这两代中国人的难题！1949年来有关军队问题的种种思想冲突和悲剧，也许无不出于此。军队成为“第一次革命”成立的国家的主要工具；在中国历史文化、政治文化的实际生活中，军队既可能成为革命政党和革命专政的强大工具，同时也可能成为个人与小集团的工具，是把双刃剑。这里含盖任何集团或个人，原则上，当然也包括他老人家自己！我想，这是讲一个总体精神和原则，不是抨击哪一具体实体和个人。文革当中，碰到理解不了的高层冲突，我也是想，这个党是大家奋斗而成的，不是毛主席他一个人建设的，所以有分歧和斗争是正常的。革命的根本原则和问题对大家都是适用的，而现实是仅仅批判过高岗、彭德怀和林彪，我们把他们批判成个人野心家阴谋家。

我这里不对他们个人做价值判断，只讲这个原则。

怎样才能完善和完成老革命家的现实定位，获得执政的持续合法性？关键就看集中了党和军队权力的他们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才获取了真正的合法性，否则，牺牲了无数先烈才到手的政权仍可以得而复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流失，甚至可以一夜起来就发现权力彻底丧失，那就不会有我们高唱的“革命江山万年长”了！这不取决于我们心里想过什么爱过什么，或着意在宣扬什么。宣传革命传统当然必要，也并不难，但这只是第一层面的举措；要从现实和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就难得多。为什么毛泽东总要说我们这个体制，弄得不好，变成法西斯是很容易的？毛这个话从50年代所有制改造初步完成时就讲，当时谁会理解？到60年代大家都似是而非地拥护，其实大多数人不理解甚至反对毛的这种似乎“极左”表述。主张集权者总不喜欢别人谈法西斯嘛。一些老军人，以为共产党本来就是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就是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我们手里有枪，怎么会变？！但是，我想他这个警告不是空穴来风，更非无来史证明。

打下江山进城，初衷还是做公仆的革命者，变成当然的管理者，不需要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人民和历史就选择了共产党。老一辈的大多数开始确实是想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过，早就有人宣称“是我们解放了你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代表你们的”，主政管理者自然成了革命秩序的“老公公”；于是出现老公公的悲剧，以管理者自居的老公公们，把人民群众当成儿子、儿媳妇，家长式地管理各级行政、社会生活，指点人民群众，筹划政治和判断国是，引导人民过新生活——甚至好心“背儿媳妇过河”，结果适得其反。且不讲我们还不认识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建设规律，从文化意识看，有不肖者，就可能违背“儿子儿媳”——其实本来是管理者父母的人民群众的本来意愿，调戏群众、粗暴群众；甚至有公公会偷偷在“过河”时也“掐”儿媳一把，甚至“强奸”儿媳。这样，人民当然就不会愿意。所以，在身份与功能的转型中，如果我们代表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治与经济、思想腐败了，靠革命打夺来的江山和权力就可能失去合法性。这样地话，人民就可以疏离、抛弃蜕化的功臣。前途是什么？要嘛革命政权自我更新完善，要嘛变成反动政权自己跨掉，要么，我们用暴力维持这个自认为当然合法的权力。那会是什么情景呢？

所以，毛说弄不好变法西斯很容易。毛泽东当然是历史哲学家，不是危言耸听。诚然，在文革中他似乎也没有想出多少好办法，思想幼稚和缺乏政治训练的红卫兵更没拿出好办法，来解决根本制度问题，具体地解决党和军队对人民究竟是保护还是镇压的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总沉浸在“老公公”的辉煌中，陶醉于继任老公公的权势，追求候任老公公前途的憧憬里，他们以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者、保护者自居；他们实际很不爱唱《国际歌》；为什么人民群众总要高唱这首歌，为什么中国人总要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里共鸣？法文歌词里这一句的原意，直译讲的是：不存在至高无上的拯救者，不是上帝和皇帝，也没有（古罗马的）护民官等等——专指以民众代言人、保护者自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扬者（卢骚初论和初释这个古罗马民主的概念，在清末民初译为保民官）。反映了法国底层民众对资产阶级启蒙教义和政治现实的极度失望（如恩格斯《反杜林论》概括的）。

把军队问题和体制问题连起来，当然不是说强调军队就必然去拥护专制独裁，变法西斯，而是说要搞法西斯必然要利用军队。1949年以后，主政的领袖要解决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这就与现代政治文明发生剧烈冲突了。文革是第二次革命，革命里的革命，林彪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在毛泽东的文革初衷的意义上，他并没有讲错；军队在这特殊时期，也由于林这个强人的存在（1966年前就存在了，我们一代正是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热潮里投身于文革运动的，我们真拥护和仰慕解放军的），再次发挥了战斗队政治工作队的作用，再次参与了政权的更迭和改善改良，文革真正是“从”军队发起，军队高层最先出现权力变化人事更迭，军队参与文革、支左，军队稳定局势，参加“三结合”，军队参政、甚至成为党政的“主角”，本来是维护与捍卫国家秩序的军队，要保卫和支持对于既有秩序的造反，军队茫然了。“不想干政”的林自然干政了，这由不得他。于是，1949年之后的老问题又在新的台阶上演，螺旋上升，且更为高级。林和军队高层领导还有没有身份转型，成为合法称职的文革的国家管理者问题？还有没有与党、政——那个时候实质是与毛泽东的关系的问题？还有没有来自人民属于人民，还是高踞人民群众之上，甚至临驾党政之上的问题？旧瓶装新酒。林就成为文革中的“彭”、“刘”，终于酿成全党全民的悲剧。林彪事件，实际上改变了文革的命运，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全党和全民的命运，

这个悲剧，首先是一个我们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你去打倒了“四人帮”，声讨了毛的“专制独裁”或谴责了“林贼”就可以必然避免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基层，对于文革初期的文革派领导干部而言，都是同样存在的。领导运动的，亮相于群众的，热心投身于运动的，并非你支持和参加了文革，进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真正代表人民的问题就已经解决。说到底，也不是你“彻底否定”了文革，就能彻底解决的。

实质是：林与毛在终极问题的上不一样，差异出现和扩展，林并不赞成军队和国家就这样“文革地”继续革命下去，他和其他军事强人打下了天下又拥戴了使革命党人继续合法的文革，还不合法吗？！文革形成的权力变化还不该稳定下来吗？而毛的文革理想还远远未实现呢！！至少老将归位，小兵回营，支左的军人迟早也得离开政坛与权力；不是说剥夺军队权力的表面现象，而是党政机器的重构。林终于暴露出他并非毛理想的那种文革派，他就不是彻底的文革派了，他甚至根本就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文革派，他又滑到“吉伦特派”尴尬位置了（先前的刘少奇们早成为这个革命的“吉伦特派”），他回到类同建国初期党政军一些领导同志的保守状态，仅寻求一个保守的改良性制度，甚至是既得的制度，通过阶段性的革命取得的执政权力的制度。于是林彪和毛泽东在坚持还是退出毛式文革问题上分道扬镳，这是历史的必然。1966年以前已经出现的问题，集聚表现出来，在新的螺旋上升中成为问题中的问题。毛、林都是问题中人，是传统中国文化里的人，毛泽东与林彪冲突的悲剧成为必然，比刘少奇还要惨烈。毛、林在当时同样位居九五之尊，毛、林同为政治家和军事家，顶层政治功夫都非同寻常；而毛更偏向于哲学家和政治家，相对而言，我觉得林更像一个中国古典悲剧的老军人，政治上又令毛非常失望。

美国情报部门研究分析文革、中美关系前景，早在1967年，还把毛与林看成一回事时，就隐隐约约预感到林并非把毛的事业能进行到底的助手。报告说：

  “毛泽东成功地撕（裂）开了官僚机器。然而，这是有问题的，不论他能否发现有经验的或能干的人，他们也是忠诚的毛泽东主义者，能重新激励老化的党的机器，能够改换它，或是建造一个与党并行的权力机构。年青的积极分子获得了革命的体验，但是，仅仅如此他们还远远没有继承真正的权力。事实上，更传统的力量——同样为官僚成分的人民解放军，似乎证明了是决不可少的。没有他们，中国可能已堕入动乱。这样，在文化革命的骚乱持续18个月以后，毛离他要建立的最终目标，还有一个长长的路要走。……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毛去世了，我们仍旧预计继续的一连串的人或事情，将是无序的和混乱的。林彪是被选择的继承者，但他将面临一个分离（裂）的考验。我们不能信服他有足够的政治敏锐力和体力（耐力），在伴随毛泽东的去世而来的残酷的派系倾轧中庆幸存活下来。他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否左右解放军的政治支持，特别是在这样的时间里——党被严重削弱的时候。然而，近来的事件令人联想到，基于个人对抗和政治冲突的宗派主义，在军队里也和在别处一样的发生。……事实上，文革的事实必须证明，永恒的毛的革命，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个人。甚至在林彪获得权力以后，我们仍然预料运动会脱离极端的毛主义的国内政策”。[1]

请注意，这是美国人1967年5月25日编写，7月13日编号存档的！

林彪之后，毛还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还要解决党政顶层和军队的关系，比如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也并未彻底解决；邓上来以后，仍面临类似问题，他也想解决，但也没有能完全解决。他们都是问题中的人。

问题的深层次可能也在于社会波拿巴主义，带枪的强人可以成为波拿巴（比如毛，林；当然他们决非简单的波拿巴范畴与层次，这只是不恰当的比喻；林可以成为用剑捍卫革命成果的波拿巴，也可以成为用剑断送革命的波拿巴），别的人也完全可以利用我们党的光荣、伟大去“正确”嘛！因为“党”也好，“个人”也好，都是可以变化的，这是毛泽东讲过的。反过来这也是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历史思维与集体行动的悖论，是文革宗旨的一个悖论（“九评”里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第12条，就讲的防止个人野心家控制军队，军队必须要在党和人民手里的问题，现在你搞研究的，也讲什么“反军派”——他反的是“军”？还是军不在党和人民监督之下，高踞人民群众之上的问题？实际上，文革里对立各派，对待军队多少都有实用主义态度，要军队支持自己，支持自己就是伟大的解放军，否则就是“保皇兵”。毛泽东67年7月就指出武汉军队态度变了，原来支持军队支左方向的派别，就会反过来攻击的。40年后还分什么“反军派”“拥军派”，不是与争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一样，绝对不是科学的表述吗？如果这种糊涂观念在研究中可以成立，那就可以在干部群众中分什么“反党派”“拥党派”了）。文革没有解决这个本来想解决的制度问题（他们一代很难解决），而军队和干部群众一样在文革冲突问题中深受伤害、蒙受羞辱，元气大伤。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传统政治文化看“君军关系”。

但是，毛泽东在批林时说什么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其实他说的不对。马恩两卷集就选了。研究法国史和马列的人就不尽同意，在1971年就不同意。马克思讲的小波拿巴的波拿巴主义，比狭义的“武人政治”，还要深刻广泛得多。小波拿巴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全面急剧上升，政治急趋保守反动的历史时期，也正是法国工人运动高涨、国际共运发端的时期。波拿巴主义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而不是军人政治对于文官政治的反动。一些朋友现在说林彪上台，就会早些时开创政治与经济改革开放的局面，是这样吗？可能，也不可能。他与邓小平并非一枚硬币的两面。

武汉“720事件”里出现针锋相对的语录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独立师、“百万雄师”）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东海舰队过境分队、造反派），“枪”与“党”的对立；显示了革命初衷和历史现实的悖论。今天谁也没有看明白“720”的教训，不是哪个人哪个派的教训。你仅仅片面列举了文革里军队的苦难，但不一定就科学地理解了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理论的光环下，为什么我们有现实的迷茫和运作的窘迫。我实证与研究了“720”，才开始明白“林彪问题”的教训。“720” 的悲剧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还不仅是文革本身，而是党本身与军队本身的某些历史恩怨。不知晓革命历史的学生和工人，哪里知道周恩来和陈再道当时在想什么？ “百万雄师”高层的朋友到今天还标榜自己是“反对林彪、江青”的英雄，他们明白毛、林、周不得不一起和分别筹谋的军队山头、宗派问题吗？

陈再道将军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抵制，以至部队出现骚乱，自己无法制止，我始终认为是丢了解放军的脸，决非什么“抵制林彪、江青”的光彩之事。他后来在回忆中，又把自己本来已承担的责任，通通卸掉，总是和革命老军人的身份不符合吧？不过，我也始终明白他为什么对文革运动思想不通，会有抵制，诗歌普遍问题，他又是个粗人。但是，他在1989年5月21日和其他高级将领一起写信给中央军委，反映出他实实在在地总结和吸取了文革中自己的教训，决不希望党和军队、人民在政治斗争中受到伤害。这样，我们就历史地全面地看到了陈再道。在当年的信中，八位老上将军表示：

鉴于当前事态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提出以下要求：人民军队属于人民，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镇压人民，绝对不能开枪，绝对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军队不要进城。

和1967年“武汉事件”比来，这是个令人称道的陈再道。

4．中国封建时代有一些历史可以做借鉴（不是比附）。李唐王朝和赵宋王朝，是军功至尊建立的，他们坐稳江山，皇室与顶层军功贵族也必然要经历角色的转型，当然也会有数不尽的权力争斗和血泪叹息，在这个地位的变换中，王朝代表的核心自觉到什么程度，没有去研究，但至少李世民、武则天和一些贞观元勋，赵匡胤、赵光义、赵普们还是比较自觉的。在唐宋时期发育、出现极盛的封建经济、文化，难道是偶然的吗？自然，他们特别地关注军功元勋和藩镇军头，也出现唐宋衰亡的悖论，马背崛起的赵宋竟然武力衰降，藩镇起家的李唐亡于极力节制的藩镇割据。另一类典型王朝，如刘汉和朱明，其崛起主要借助于农民革命，中国特色的革命的农民战争和游民文化成就了这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取得了政权。一旦革命成功，其中央核心较快地实现与完成了角色的变化转型，利用大地主阶级的政治文化、儒家道义，较稳定地恢复封建制度，统治了国家。有人说，韩信和徐达的遭遇，也像是古代的“林彪问题”。众所周知，西汉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成为最早的“制度”一统王朝；明代的经济、文明，业已感触到近代世界地平线上的晨曦，不可低估，但中国与世界的近代大跃进竟失之交臂。所以，古代政治法则也有古代的政治潜规矩。尽管属于封建社会。

其实毛、周、林都是中国古代帝王术、君臣术极为娴熟的高手，毕竟他们已是现代人，又深怀古典的情素。

五、         军人必须要有军人的尊严。这个问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纪念活动，在广州与金敬迈聊天，他先谈起的。我们伤感于我们怎么缺乏胜利者的尊严？缺乏革命军人的尊严？

领袖有领袖的尊严。老前辈要有他们的尊严。政治工具的军队和人民群众也有自己的尊严。军队可能打错仗，甚至打败仗，军人可能被俘虏；从历史高度看，这都不是军人个人的过错和耻辱。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战里，政治与军事都是失败者，但他们却永远怀念阵亡者，为他们建立纪念碑，把过错看成国家的。我们的文化缺乏这个概念。我们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军，往往作为政治、宣传意义的对手看待，而不是作为国家的军人看待，这样，就没有历史地看待国军，谈不到客观地尊重他们在国民革命和民族抗战里的地位，更谈不上尊重作为个体的军人。

转回我党我军的问题来，问题就大了。别的不说，我们的文革失败了，现在也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军人和红卫兵、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市民群众在文革的惨败里（包括自己内讧和林彪事变）和文革后的清算中彻底失去了尊严。最终，毛泽东他老人家本人也失去了尊严。今天，谁还敢说“虽败犹荣”啊！这是时代的悲哀，共和国历史长河里，最中坚与最富于创新精神和最积极向上的力量失去了尊严，民族就失去了希望。后来，经济泡沫鼓起来了，军队也经商赚钱，少数高官富了起来，腐败空前地进入军营，军队就有了尊严吗！

军人蒙羞，军人失节，决不是国家与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

军人失去了军魂与尊严，一旦“祖国在危急中”，靠谁来保卫她？！

所以，文革研究的另一个深层次意义，是中国人必须从反思文革，恢复民族的政治自信心，军人必须从文革成败的磨难里恢复军魂。这不是什么敏感和犯忌的领域，而是从中央到老百姓都得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首先要做的，当然就包含有：为老一代的革命家，科学地回顾、反思，确认他们的历史，恢复他们应有的尊严，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整整一代人（是整整一代，而非几个、一群，或这个山头那个宗派，这条或那条路线的），理解他们的真诚、奉献、伟业，理解和剖析其历史局限、谬误和总体的悲剧。

我想，这样也是怀念与批评了老近卫军的一代和红卫兵的一代。

如果我要研究军队和文革的问题，将恪守我的信念。

[1]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NIC） 2004年5月解密的《毛时代的中国（1948-1976）》的专题报告之一（P358-371）。报告编号：NIE 13-7-67，25 May 1967。这里是我的初译稿，一些字句较别扭，还要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