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市委成员陈琳瑚的造反声明一一我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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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造反
一一陈琳瑚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主席的教导，我要造反。我要彻底跟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彻底跟陈、曹的黑市委决裂，坚决站在上海人民公社和革命造反派一边。彻底跟日渐“和平演变”的旧我决裂，下定决心，彻底改造，将功赎罪，重新作人，争取后半生能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作一个普通劳动者，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刘邓反动路线在党内流毒极深极广。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搞“和平演变” “合二而一”。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上是“任人唯亲” “任人唯顺”，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而不是“任人唯贤”。只重资格辈份，不重品德才干，更不提倡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反对革命造反精神，提倡奴隶主义和盲从思想。生活上推行福利主义和特殊化，使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干部、专家和广大工农群众之间生活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造成不少高级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四体不勤，小病大养，不想革命，只想保命，意志衰退，蜕化变质。从原来是一个革命的变成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刘邓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恶果，就是必将把党和干部引向死亡的道路，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黑市委彻头彻尾的贯彻执行了刘邓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妨从几个方面作一个对比：在政治上：柯庆施同志生前每次从中央开会回来，总是向干部传达主席怎样指示的，怎样讲的，常把主席的指示联系自己的思想谈出自己的体会，使干部听了既感到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受到教育，又感到亲切溫暖。特别是柯老还经常向干部提倡学习主席著作。记得他常讲：你们把主席著作，办公室摆一套，床头摆一套嘛！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自己想不通的，或者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随手翻翻主席著作嘛！很多问题主席老早都讲过了，就看我们学不学，用不用啦！而陈丕显、曹荻秋之流却从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头脑里根本投有毛主席，相反的却大吹特捧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什么“蹲点”指示(实际是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什么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这些都是陈丕显亲自披挂上阵卖力宣传的。在主席亲自领导制订的农村四清“二十三条”下达后，陈丕显在一次市委的会议上根本不认真的宣传“二十三条”的精神，不强调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强调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www.wengewang.org而异想天开的提出什么“四清重点是清思想”，而且反复的讲了多次，好象思想问题解决了，四清任务乜就完成了。甚至去年一、二月份时，陈丕显要杨西光等人起草了个农村“二十五条”，其中根本不提巩固四清运动成果，加强农村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提出什么农村四清中的案件矛盾不要上交，就地解决，按政策办事等等。主席关于学校教育的春节指示，汪亚民去开的会，回来向书记处汇报后，陈丕显当场就“指示”，对下只讲精神，不要讲具体内容，杨西光接上去就说：讲了会起副作用。“农村学大寨”也是主席亲自提倡的，而曹荻秋在会上却胡说什么上海郊区不要照搬，要强调上海郊区特点，什么机械化、电力化、城市支援农村等等。总之，他们是拒不执行主席指示，处处跟主席指示相对抗，唱对台戏的。相反，陈丕显、曹荻秋却热衷于通过石西民的“热线”经常和陆定一保持联系，接受黑“指示”，通过常溪萍到北大搞社教去和彭真的北京旧市委“搞好关系”。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他们党背着毛主席，偷偷的跟彭真“打招呼”，好使他“主动”等等。这就看的很清楚，陈丕显、曹荻秋紧跟的是刘少奇、彭真、陆定一一伙，反对的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组织上：柯庆施同志生前对于部各方面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对待干部中发生的错误或问题，柯老是经常采取严肃态度和坚持原则立场的。有的干部有时虽然一下子接受不了，但事后都无不感到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一九六三年思想工作会议就是由柯老亲自发起并亲自揭开思想战线阶级斗争盖子的。而陈丕显、曹荻秋在组织问题干部问题上却采取“任人唯亲”“任人唯顺”，而不是“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是搞宗派主义、自由主义、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以至包庇重用坏人(从叛徒自首分子到蜕化变质分子，无所不包)。这样的组织路线恰恰是适应于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的需要。

在生活上：柯老生前极力提倡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而且怎么说就怎么作，如带头搬进工人住宅区(东庙二村)，带头减工资等等。但陈丕显、曹荻秋等却完全相反，他们都是讲究吃、穿、玩、乐、排场，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这里举一个讲排场的事例：去年四月上旬，全国乒乓球比赛在上海举行，有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名”运动员参加，连运动员加工作人员共约有四、五百人。比赛结束后，陈丕显通过杨西光传下“旨意”说：上海市应大请其客，上海是大城市，不要太小气，要学北京，规定要仿照一九六五年秋彭真宴请二届全运会那样(那次，陈丕显、曹荻秋都参加了)。杨西光也是力主请客的。因陈丕显在养病，要曹荻秋出面代表市委和人委，我和杜前商量后，不同意这种作法。一则感到太铺张，同时乒乓赛只是个单项比赛，不能和全运会比。二则又因为经费无办法。比赛大会的经费是国家体委批的，事先并没有这笔预算，开支了恐批不准。同时，体委更没有这笔经费。我向曹荻秋反映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我们的上述看法，并表示如果一定要请，那就请市委另批经费。大概曹荻秋没有这种胆量，大请其客之议乃作罢。最后，改成在运动员灶基础上稍加几个菜，就在运动员食堂会餐(在上海大厦)，由杨西光、宋季文、张承宗出面作陪。据说事后陈丕显对此还极为不满。因为与他这个“第一书记”面子很不光彩。综合以上几个方面，陈曹在上海所推行的正是刘邓反动路线的翻版，对上海党和干部起着极大的腐蚀作用，同样是把党和干部逐步引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死亡的道路。惊心动魄的大教训。

我在以陈、曹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这个修正主义大染缸中工作、生活了达十六、七年之久，受毒很深，身上染上了不少修正主义的东西，一天天向资产阶级思想与生活方面“和平演变”，说得更恰切一些，不是什么“和平演变”的问题，是自己本来就没有“变”过来，自己本来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中的青年学生，凭着一股热情参加了革命，把剥削的臭思想、臭作风都带进党内来了，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中受到了一些冲刷，在党内长期生活中受到了党的纪律的一些约束。民主革命关总算“闯”过来了，但资产阶级世界观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到了过社会主义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步步感到被动，特别是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自己就更是一次大冲击、大暴露。回顾进城十几年来，确实在各方面是一天天在走下坡路，一步步在向资产阶级泥坑里滑。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悔恨痛心。在政治上：没有认真系统的学习主席著作，狂妄的认为过去都“学过了”，“都懂了”，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缺乏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深厚阶级感情，因此，自己散布陆定一黑帮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一些黑话就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自己头脑里有了这种空白和土壤。特别是林彪同志号召全党全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及柯老生前一再强调学习主席著作，学习主席著作已成为群众运动时，自己还经常发表谬论，就更是罪不容赦的犯罪行为，在此，一千次、一万次向主席低头认罪也是完全应该的。由于没有认真学，就更谈不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别是没有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不断改造自己思想。因此，自己在政治热情上也是日渐渐退，过去那种闯劲、干劲、拼劲都统统不见了（尽管许多是幼稚的、错误的东西），对坏人坏事不愿斗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不认为是党性不纯，还自认为是日渐“老练”。对自己也不愿再政治上高标准要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混”则“混”，不作“伸手派”，但也不作激进派，思想上有两个坏根子：一个是错误的接受了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靠到解放以来有多少“老家伙”一个一个的垮下去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一个是政治上高标准要求，是要艰苦奋斗的，还是舒服一些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正是反映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已是既得利益者，不求进取了，想“保”不想“革”，想舒舒服服，不想动荡变革，在同济大学搞工作队期间，所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其思想根子也在于此。这些东西正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最好温床和土壤。主席如果不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会有更多的人和在更大的程度上修下去的，确实是主席对党的多数干部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挽救。在组织上：也是“私”字当头，“我”’字领先。自己多年来虽然不“伸手”，不搞派别活动，不摘拉拉扯拉。这不是由于我的觉悟高，修养好，而仅仅是由于受旧意识的影响，讨厌和看不惯。但同时，又怕挑重担、担风险，怕犯错误，怕得罪人，怕搞坏名声，所有这些，无不是出发于“私”字，落脚于于“我”字的。在工作上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业务，信赖专家（包括党内的）。刚到教育局时，曾一度想钻下去，变“内行”，但方向不对，又加底子薄，又怕艰苦，知难而退，还是放手让别人搞去。教育工作上强调教学为主，分数挂帅，体育工作上助长锦标主义，技术挂帅。这都是违背主席规定的唯一正确的教育方针和体育方针的。多年来，教育上和体育上实际上还是推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只有局部的改良，没有彻底的改革，这都与我没有以主席思想统帅工作，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有关，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这对我确实是十分深重的教训，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这一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特别是面对着千百万的青少年，没有时时刻刻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武装他们的头，胤去改造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而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实际上是起着拆社会主义墙脚的作用，对党的事业犯下了又一罪行。在生活上：贪图安逸享受，害怕艰苦，自己的不良嗜好(如烟茶)也是力求高标准。党和人民给的待遇本来是优越的，但由于自己随手挥霍还是“入不敷出”，实际上资产阶级生活享受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也是自己政治热情日渐减退的一种反映。

十多年来，自己身上修正主义的东西之所以能够日渐发展，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在自己头脑里没有扎根，自己在工农群众当中没有扎根，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是最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接受冲刷考验，以及在以后的年月中紧紧抓住上述环节，才能使后半生继续作出一点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为此我决心：

(1)在政治上：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认真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一辈子，争取作毛主席的好学生，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2)在组织上：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拥护并积极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指示和决议。彻底与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黑市委决裂，退出黑市委。

(3)在工作上：坚决作一个普通劳动者。运动后期，要求下放工厂、农村劳动三年(最好是农村，因工厂机械活搞不来)。前半生缺了这一课，争取后半生补上这一阶级教育和劳动锻炼课。这样会有利于自己的改造和今后的工作。

(4)在生活上：要求减工资，搬房子(如能落户农村、把全家一起搬去)，降低生活标准，绝对服从组织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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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彻底清算刘、邓路线流毒和陈、曹反党罪行 坚决实行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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