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法国大学名誉教授、上海史研究者 玛丽·格莱尔·白吉尔
译者：王菊 赵念国
录入上传者：黔进派 无名苦力
（题目为录入者所加，原为白吉尔《上海史》第十三章第六节《‘文革’和上海‘激进主义思潮’》，原文注释、译者注释、录入者注释均已分别标明。录入后已校）
1965年11月，上海的媒体发动了第一波针对毛泽东政治对手的攻击；1966年11月，也是在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卷入了造反运动；1967年春夏之际，同样是在上海，社会局势比全国其他地方早一年恢复了相对的平静。
上海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这里的派性斗争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武斗。人们没有动用重型武器相互攻击，也没有发生尸横遍地的景象。还有，直到毛泽东逝世为止，极“左”势力一直在上海兴风作浪。实际上，上海的党政机关从来就忠实于毛主席的路线，坚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学说，说得再确切些，就是要扫除一切不忠于毛泽东意志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上海帮”的上海依仗与毛泽东和“四人帮”之间的密切关系，成为“文化革命小组”的试点城市和京城以外的基地。
“大跃进”失利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这些领导人为了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提出了一项相对自由的实用主义政策，他们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再说以毛泽东如日中天的威望和魅力根本就碰不得的，不过他们还是没有贯彻毛泽东发出的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感到在党内说话不灵以后，毛泽东马上转向人民群众寻求对其革命理念的指出。既然在北京指挥不动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市长彭真与他的意见相左，于是毛泽东就选择从上海发起反击。
为什么是上海？这种选择本身就说明了上海的部分领导人不断地向毛泽东本人及其政策表示忠诚。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柯庆施，1965年4月，他的突然去世对毛泽东是个不小的打击。他的继任者曹荻秋也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他的管理者性格让他不能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政策。真正继承柯庆施遗志的是原先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作为宣传部部长，竭尽全力地整顿知识界。他配合毛泽东夫人江青，拼命诋毁传统京剧、声称要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同时又大力推广现代题材的革命京戏。1963年，他在上海组织了一次现代京剧的观摩会演。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文化官员，文学批评家姚文元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历次恫吓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他都以僵硬的教条主义和激烈的攻击语言而闻名。(33)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充当了打响文化革命第一枪的枪手。这篇打着文学历史评论旗号的文章，经过江青的修改，矛头直指北京市市长彭真。毛泽东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最终扳倒了这位强势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展开。
在上海，所有大专院校都动员了起来，积极响应毛泽东在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号召，向“隐藏在党内的中国赫鲁晓夫”作斗争。校园里，批判大会接连不断。学生们猛烈地批评学校的干部、校长和教师，指责他们只知埋头学术研究而不关心政治。在第一批被打倒者的行列里，就有曾与被姚文元发生过争执的一些人，特别是反对将音乐“政治化”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34)。像北京的高级领导人一样，上海市市长也在鼓励参加文化革命的同时，派出了由忠诚干部所组成的工作组到校园里指导运动，以防止这场运动向反党的方向演变。
8月，毛泽东在他审定的“十六条”中，批评派遣工作组的做法，并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与旧习惯）。这样一来，红卫兵立刻就把文化革命从校园带到了街头。上海和北京一样，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并从中招收人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实施红色恐怖。他们敲锣打鼓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街头演说，高呼革命口号。他们截住发型或穿着看似时髦的人并拳脚相向：“为什么穿尖头皮鞋？”“为什么穿紧身裤？”“为什么留大背头？”(35)他们砸毁了几乎所有的西方殖民建筑遗留下的装饰物，洗劫了宗教寺院里的祭品祭物，还冲进博物馆寻找“封建余孽的作品”，对原资本家的住宅大肆抄家。8月30日晚上，30来名男女中学生到郑念家中抄家，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把珍贵的瓷器打得粉碎，倾倒抽屉里的首饰和冰箱里的食物，以及书架的书籍，还不时对女主人破口大骂和拳打脚踢(36)。据统计，15万个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抄家，没收的财物有金银首饰45万公斤，珍珠宝石15万公斤，美元和其他外币的价值约330万美元，等等。(37)
暴力、侮辱和自杀层出不穷，红卫兵横行的这个夏天与以往年轻人参与的群众运动截然不同，毛泽东思想上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毛主席语录无处不在，甚至连自行车的车把上都有他的语录！但斗争的对象始终没变：前有产者、前资本家、老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与国民党和外国人发生过不同名目接触的人。上海市长曹荻秋不明白，或者是不愿明白，“文化大革命”针对的竟然是党的本身。在为红卫兵提供必要物资（墨水、纸、毛笔、高音喇叭和卡车）的同时，他还要保护本地干部免遭殴打的厄运。复旦校园里少数异常积极的激进分子，指责市政府走的是“只打死老虎”的错误路线，将运动引入歧途，但他们既不规劝年轻人，也不说服人民群众要继续相信党和党的主要代表——上海市的市长。
在8月、9月和10月，北京的红卫兵连续三次来上海“煽风点火”，让他们的上海同学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这些北京人掀起大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让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行进在公路上，拥挤在火车站中。他们责备上海学生：“为什么如此温良恭谦让，缺乏起码的革命斗志？”他们教上海同学如何用皮带抽打受害者。受到如此的训斥，上海的红卫兵也开始大打出手，仅在9月份一个月中，就有354人被打死，704人自杀(38)。在大学校园里，激进的学生为了争抢“黑材料”而大打出手。这些个人档案记载着干部的言行，就像普通群众档案一样。他们希望从中找到有用的材料来指控这些干部，这也是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武器之一。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从复旦到交大，到二医大，成立了一些协调性的新组织，如“红革会”、“红三司”和“炮司”，这三个组织都与北京的红卫兵关系密切。
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终于认同了革命不应破坏生产的原则，红卫兵才得到指令不得进入工厂串联。然而，在11月，北京红卫兵还是冲破了禁令，在地方激进分子的配合下，进入上海的工厂宣传革命，鼓动工人走上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阶段。11月6日，他们协助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很快地就在最底层的工人、学徒和临时工中吸收了几十万名成员。当上海市长拒绝承认该组织时，几千名工总司成员拦截了一列火车要赴京请愿。11月10日，他们的列车停靠在安亭车站（上海郊区），在那里爆发了决定性的冲突。从北京赶来的张春桥，取代了市长曹荻秋，并同意了工人们的要求。从那时起，工人的作用越来越大。12月3日，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时，工人们就用暴力冲进报社大楼解救被群众围困的红卫兵；随后，他们取代了大学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市政府的权威丧失，也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为了反击“工总司”，他们成立了一个保守型的工人组织，即“赤卫队”，聚集了80万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人。两个工人组织之间的摩擦不断，车间空空荡荡，市政府也陷入瘫痪。然而，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表示支持；12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指示，号召全国的工人要与红卫兵一道进行斗争，12月26日，一份正式决议又大批农民工制度，责令相关单位给予经济补偿和重新录用所有失去工作的人。一时间，上海不同所有制的工人纷纷提出工资要求，不惜借助罢工来达到目的。不知是软弱无力还是作为同谋，各级干部接受了所有的要求，并发放了大量奖金和提高了工资。
上海的工人阶级大举重返政治舞台是上海“文化大革命”的特点之一。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25年后，工人们的抗议证明了上海社会仍然保存着惊人的首创力和动员力。那些在工厂街头相互攻击的激进分子与官方宣传中勤勤恳恳的劳动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工总司”的旗号下，聚集着许多来自北方省份的青年造反者，他们大都出身贫寒，在棚户区里长大，生活的拮据使他们没有机会受过多少教育，说话粗鲁，总认为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的亏待(39)。他们就像戴高乐将军1968年在巴黎指出的那样：是一群“败类和社会渣滓”。在他们中间，也有几位知名人物，在这场“文化大革命”总充分地表西那了他们带头闹事的才能。就像王洪文，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复员兵和共产党员，于1935年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复员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机修工，以后被提升到保卫科工作。比他年长十岁的对手耿金章也是北方人，出身于山东的贫农家庭，同样是党员和复员军人，不过他在加入解放军之前，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1957年，他受雇于上海纸浆厂，由于好色和口无遮拦，一直得不到提升。在大跃进期间，他抱怨：“干部大吃大喝，可农民除了跳井，还能有别的出路吗？”(40)持保卫上海市委立场的“赤卫队”都是些规矩的老工人、企业的基层干部、上海的本地人、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这些人所在的企业领导都受人尊敬，也为他们谋求各种福利。至于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上百万罢工工人，则大都是学徒工和合同工、其中当然也有老职工和正式工*。
————————————————————————————————————————
* 这些关于工人造反派社会轨迹的分析源自裴宜理和李逊合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化大革命”的上海》。不过，我们并不赞同这部专著的理论性结论。她们对上海的激进主义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社会边缘阶层造反者的激进主义；二是被利益关系驱使的保守派的激进主义；三是请愿罢工者的激进主义。如此划分似乎太过系统化。受到社会遗弃的感觉，既得利益群体的团结和劳动者收入过低的苦衷，都是构成造反派工人分为不同派系的动因，也是每个立场不同的组织都有很多人加入的原因。
————————————————————————————————————————
所有这些工人的动员证明了，即便是在专制的束缚下，一个社会仍要继续生存，继续发声，继续怀有希望。但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也同样表明，除非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操纵和利用，否则这样的运动对历史的进程并不能起什么推动作用的。
上海群众的行为并不符合极“左”派的愿望：他们的动员与其说是反对修正主义，不如说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这些自发运动发展会导致社会失序。他们摆脱极左当权派控制的行为，马上就被极“左”派指控为是受各级官僚的操纵。这期间，恰逢国庆节，大批参加庆祝集会的人还是涌进商店去消费他们刚刚到手的额外报酬。
带有经济性特征的罢工蔓延很快。先是从上海港的工厂开始，到了1月初，就蔓延到铁路系统。水、电供应也不正常了。整个局面向总罢工的方向演进。银行资金也已严重短缺。近郊农村对城市的供应越来越少，根本无法应付因上百万红卫兵到沪串联和上万名青年从新疆倒流回城所产生的人口压力。“中央文革小组”推行的政策和群众自发性的示威请愿，使得所有公共权威消失殆尽，也让经济陷入瘫痪。市政机关已完全应付这种局面，尽管张春桥身负北京的授权，并得到当地驻军的指出，还是很难树立他的权威。造反派在工矿企业、行政部门和教育机构夺权的越来越多。基层干部都被清除，由经常更换成员的夺权委员会替代(41)。在各个城区，居委会也被居民推翻，并指责他们把青年人送往新疆的做法。
造反派的人数超过百万，派别林立。“工总司”因多次分裂而削弱，获得的民众支持也十分有限，但“工总司”得到了张春桥和头头王洪文的指出。“赤卫队”的人数更多，但该组织在市委垮台后势力迅速下滑。12月28日，2万名赤卫队成员和10万名“工总司”成员在康平路爆发了严重冲突。“赤卫队”在失利后，几十万名成员投向了对手阵营，与耿金章为首的造反派合流。除了“工总司”以外，许多造反派组织都反对张春桥，指责张春桥出身不好，是长期为旧市府效力的职业官僚，以及他依靠军队进行的整顿政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他们提出的口号(42)。群众是得到了充分的解放，但还远未成为极左派篡党夺权的跳板，群众梦想的是一个不受国家权力控制的社会（此话不确，当时耿金章一系自立工人公社组织，试图取代中央文革官僚的控制，这至少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本能地反对专权官僚阶层、力图创立工人民主政府，而非梦想无政府状态。——录入者注）。
张春桥来上海的使命是恢复秩序，但不能阻止群众大鸣大放。这个棘手的使命让他费尽三寸不烂之舌做说服工作，并将所有反对复工和不遵守纪律的人打成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对毛泽东的敌人。他把造成混乱局面的责任归罪于前市委领导人，令他们不得不在群众面前做充满羞辱的自我批评。1月9日，张春桥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停止罢工，放弃经济诉求，并交还数周前拿到的额外奖金。与此同时，他还号召当地驻军要确保秩序和安全。虽然军队不能付诸武力，但也四处布防，守卫银行、电台和机场。2月5日，张春桥试图成立一个类似1871年巴黎公社形式的“上海人民公社”，将他的权力合法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黎公社”经常被用来当作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的合法工具(43)。像“巴黎公社”社员一样，追随毛泽东的极“左”派也号召打碎一切国家机器（所不同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是共产党的国家机器）。他们要建立直接的群众专政，摒弃一切行政权和技术管辖权。在毛泽东大反苏修并开辟了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的时候，他借用马克思和列宁赞扬的历史插曲，把他的做法与革命传统的继承融合在一起。然而，如果毛泽东利用“巴黎公社”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那么这位国家领导人树立这块革命样板就显得过于深思远虑、过于实际了。如果他从来没有类似的想法，那么上海的经验很可能让他就此打消这种念头。
在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的协商下，“上海人民公社”运转起来。根据不同的日子和不同的议题，参加协商的造反派人数和派别也变化不定。许多反对张春桥的造反派组织没有加入这个公社，公社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也很低。因此，毛泽东拒绝支持，但还是充分信任张春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2月24日中国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了（此处不实，之前在黑龙江和山西已出现过革委会。——录入者注）。这种群众、军队和党（没有被冲击或解放的干部）三结合的新体制逐步就向全国推广。
得到了毛泽东的正式承认，以张春桥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大权在握，张春桥马上推行他的恢复秩序和解散群众组织的政策。所有与他作对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过于独立又过于强势的二兵团（即“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或“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译者注）头目耿金章于2月25日被逮捕。8月4日，在铲除了上海柴油机厂的造反组织“联司”后，最后的抵抗也被粉碎了。“上柴联司”是该厂派性斗争的产物，集拢了所有厂内不满王洪文和“工总司”的人，这个组织因反对“工总司”而被排斥在新体制之外。“说我们攻击上海革命委员会，事实呢？市革会无理镇压革命群众……这就是我们炮打它的理由”。(44)在经过了8个小时的刀棍武斗后，王洪文的造反派在军队的配合下，打垮了“联司”。从此，张春桥便能毫无顾忌地实施他的整顿政策。
从新疆倒流回沪的青年被送回了原先的国营农场，农民工也被动员回乡。以前的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或中层干部——都要交份检讨，以便得到平反和恢复原职。新的居委会也重新建立。虽然反对派尚未彻底消失，但是四分五裂，分散在基层单位、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和街道。揭发张春桥的传单仍然不断地出现，指控他不搞阶级斗争，要求回到革命的“大乱”。(45)张春桥的政策也遭到了干部自身的抵制，一些党的书记、工厂管理人员、学校的校长都不愿再走上领导岗位，免得成为下次群众运动的靶子。他们以官方口号自嘲“斗争—批评—改造”，实际上是“斗争—批判—下台”。
尽管困难重重，上海还是在1967年夏恢复一些平静。上海没有像全国许多大城市那样发生可怕的流血冲突。1966年冬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毕竟产生了深远持续的后果。在以后的十年里，上海完全置于“四人帮”势力的控制下。1971年上海恢复市委的时候，张春桥就担任了第一书记，而姚文元就成为他的第一副书记。由于他们身兼全国性职务（他们均为政治局委员，并在1973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这两人被召回北京，上海的管理大权就交给了王洪文。王洪文利用了机会在市府内大肆提拔安插亲信。有些人蹿升之快，被人称做是“坐直升飞机”。王洪文还把手插入所有的工会组织，在1973年工会重组以后，组建了一支上百万人的“工人民兵”，配备了重武器，并且只服从市委的领导。一切都在为毛泽东百年之后做准备，“四人帮”就能够依靠上海来夺取全国的最高权力。
工人们的造反虽然改变了社会，但他们本身的地位和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变，比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变化差不了多少。“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上海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46)，而是要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承受噩梦般的社会现实。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并没有完全恢复，保障社会自身和谐的共识就更谈不上。感到失望的工人，担心害怕的干部，幻想破灭的青年，沉默不语的知识分子，整个社会被割裂成相互陌生的群体。在工作单位里，多少获得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与仍然在位的打手之间很难相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气馁和玩世不恭表现在不遵守纪律，目无领导和不思进取等许多方面。在工厂里，职工经常以旷工和磨洋工来消极对抗各种权威。在基层，派性一直不散，这种派性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仅仅是个人愿望和眼前利益冲突的表现。日常生活中也明显感受到这些经济与社会的困难。上海人用于购买食物、服装、日用品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多地尝试或不得不去“走后门”，也就是说，求助于黑市或者行贿。整个社会陷入了崩溃的边缘（这一结论带有明显不实的偏见。白吉尔此段所记述的现象和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当时产业经济仍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相对平等；除了高层官僚，工人待遇及地位仍是最高的，而农民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变为工人，整个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且民风普遍淳朴、政治普遍清明，这样的社会即便有上述种种问题也决非“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录入者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四人帮”顿时土崩瓦解。许多忠于毛泽东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与江青及其同伙划清了界限。上海一直是“四人帮”的主要窝点，尽管在10月初“四人帮”被捕后，上海并无反应，北京还是派出军队来预防上海工人民兵和工会的任何举动。上海的激进主义随着“文化大革命”领导人的下台而消失了。不过，给上海留下了不佳的声誉。1978年，重掌政权的邓小平以及改革者仍然对上海缺乏信任。
————————————————————
原文注释：
(33)参见毕昂高，Yves Chevrier 主编：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La Chine,巴黎,éditions ouvrières,Presses de la FNSP,1985年版，第712—717页。
(34)参见Andrew Walder:Chang Ch 'un-ch 'iao and the January Revolition in Shanghai,第13页。
(35)郑念：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第86页。
(36)郑念：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第86页，第3章，《The Red Guards》。
(37)中国银行统计数据，参见裴宜理，Li Xun: 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年版，第12页。
(38)裴宜理、李逊: 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年版，第10——11页。
(39)裴宜理、Li Xun: 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年版，第43——46页。
(40)Hunter:Shanghai Journal.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第225页。
(41)T.White Ⅲ:《Leadership in Shanghai 1951——1969》,载Robert A.Scalapino 主编：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59页。
(42)参见Andrew Walder:Chang Ch 'un-ch 'iao and the January Revolition in Shanghai,第62页。
(43)参见白吉尔:《La Chine.Du mythe de référence au modèle d'action》,载Jacques Rougerie等主持:1871,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Assen(Pays-Bas),Van Corcum & Co,第512——535页。
(44)裴宜理、李逊: 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年版，第139页。
(45)Lynn T.White Ⅲ:《Leadership in Shanghai 1951——1969》,第359页。
(46)这是裴宜理和李逊著作中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的。——录入者注）。 |
|
发表于 2010-5-17 10: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