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引起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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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引起的争议

（法国）潘鸣啸（Michel Bonnin）


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把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活动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自从1962年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来负责这个工作。但是我认为文革前的运动与文革后的有很多不同的特征，而且规模不能比。从1955到1966年下乡知青不到150万人。从1967到1980年大约有1660万人。因此研究这个题目要一分为二。至于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究竟有什么关系，这要看“文革”的定义。我认为严格来讲，文革是1969年4月份九大时毛泽东重新恢复政治体制而结束了。从这个狭义来看问题，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开端就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青年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不存在了，就没什么“革命”可讲了。但是，另一方面，1968年后的下乡运动是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通过文革而成立的“教育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运动被当作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事物”，所以1978年前没有人敢公开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而且在70年代，这个运动也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所以我认为这个运动在文革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觉得历史学家对官方的“文革十年（1966-1976）”这个概念应该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要分清楚广义“文革”的两个阶段（群众积极参加的阶段和纯粹内部斗争的阶段），另一方面还要记得最深刻的历史转变不是在1976年发生而是在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它的最繁荣时期是从1968到1977年，而且最多知青在乡下的一年就是1977年。


应该重新评价的历史大实验

    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上是个史无前例的改造一代人的大社会实验，也是个表面上凭“自愿”申请的大规模集体流放。现在城市里五十到快六十岁的人（一般来说是在他们的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有一半左右是当过知青，受过这个运动很深刻的影响，所以可以模仿毛1968年著名的指示而说：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它接受中外专家的再评价，很有必要，也很有可能。虽然我们还缺少很多资料来做研究（有关政治决策的内部档案，对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具体与真实的报告等），但是比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专家对这个题目所做的第一波的研究，现在有很多新资料可作参考：有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大事典与统计数字（包括中央知青办的部分档案和当时知青办干部1996年出版的有关资料），还有自8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省志及市志等。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完成了很认真的历史研究（刘小萌等），另一方面自从70年代末，一种集体记忆已经在民间开始形成，先是在文学作品和回忆录里，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对知青一代的比较有反思性的文本。 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引起争议而且有待大家再反思的问题，比方说怎么评价运动的动机和功过，以什么面目让这个运动留在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怎么评价知青这一代等。

    在这里祇能简单地提一些我认为比较值得议论的三个问题。

    引起争议的三个问题


    1，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知青父母，农民和地方干部之中引起了很深的不满。虽然如此，这个政策还是持续到1980年。看起来，领导人推行 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是比较重要的。有些动机是公开的，而且不断地被宣传，有些很少被提级，甚至还有一些连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很多学者认为最主要而且是有决定性的动机是城市就业问题。其他的祇是次要的，甚至是假的（祇有宣传作用的）动机。我的看法则不一样。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分析从50年代到1980年下乡政策的演变，我觉得应该分清两个不同的逻辑：一个是管家人（负责实际工作领导人）的逻辑，另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唯一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毛泽东）的逻辑。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逻辑的轻重就不同。文革前，特别是大跃进引起的经济灾难以后，主要的动机就是减轻城市负担。但是68年后，最主要的动机是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假如减少城市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动机，怎么解释从1968年到1977年当知青大规模地下放农村的时候，大约同样数字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了永久性的雇佣？当时政府靠户口制度可以制止这次城乡人口大交流。文革开始的时候，毛强调要政治挂帅。从1960年开始，他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中国青年一代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年轻“知识份子”要想挽救自己，就要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的权力是靠意识形态和政治，不是靠他对经济学的掌握。他越老就越担心他将来的历史地位。对他来说，改造新一代人是个重要的意图，把自己的伟大蓝图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上是无比重要的。所以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与对毛政权的理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认为不要用西方的或中国现在的经济理性主义来理解毛泽东的中国。

    当然，毛也需要管家人（及一般的官员）来执行下乡政策。他们双方是互相需要的。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时候，为了给下乡运动新的活力，双方妥协。但是到毛泽东去世为止，这种妥协一直是很脆弱的，经常发生动摇。在激进派和务实派之间，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冲突不断地出现。1978底，当管家人和他们的经济逻辑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的知青工作会议上领导层达成了新的共识：下乡政策终将取消，但为了避免给城市带来就业问题，这项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而且一部分在乡知青要一辈子留在那儿。但是，实际上下乡运动很快就结束，而且一场“回城风”很快就把知青带回城市里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终结也有不同的看法。


    2，社会抵制的效果


    下乡政策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特别是知青自己的不满情绪及各种形式的抵制。但是1978年以前，这种抵制祇能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祇有一个例外，就是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知青趁机回城闹革命。很多知青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要求批准他们回城，但是1967年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后，就不得不回乡下去。

    1978年底，全国工作会议还未结束，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以情愿书，游行，罢工及派代表到北京要求当局批准他们回城。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也公开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区的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地挤进火车打道回家。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称为“胜利大逃亡”。除了个别情况（主要是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终于同意他们回城。美国学者 Stanley Rosen在1981年出版有关广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书里，认为两个时期（1966-1968和1978-1979）知青的呼吁与反抗很相似。我认为虽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两个时期的情况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时候，政治环境对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为当时的极端理想主义，他们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为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很大，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们没法反抗当权者的意志。反而，1978-1979年的时候，政治环境对知青很有利：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开始批评和改正文革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称为文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在运动发动的十年以后，对这个政策有抵制情绪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当时，祇是在乡和已经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约15％的比例）。1979年，中国政府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执行前面提过的工作会议的决定。他们知道就业情况特别紧张，因为1962-1964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出生高潮）正在达到就业年龄。但是当局没法抵抗回城的潮流。从1978年底到1980年初，大约600万知青回城（这个高潮比十年前，即1968年底到1970年初大约500万知青下乡的那一个高潮还要巨大）。

    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崩溃有几个历史意义。

    第一，它表明在客观历史上，就业人口的变动没有决定这个运动的命运。反而，就业情况最紧张的时候，是大多数知青回城和下放政策停顿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每年下乡知青的数目与达到就业年龄的城市人口比较起来，就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第二，如前面已经说了，大转变的一年不是1976年（所谓“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而是1978年。那一年有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辩论和年底开始的“胜利大逃亡”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政治制度没有基本的变化，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忽略的演变。领导人已放弃了制造“新人”和迈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阶层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来发挥其经济活力。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还是很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不顾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识青年的积极抵抗可以强迫政府让步。这次社会抵抗的胜利反映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所以可以说1970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运动是最近开始发展的维权运动的先驱。


    ３，知青一代是怎么样的一代？


    按原来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标来看，除了1968年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秩序的短期目标达到了以外，这个运动在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研究这个运动的一个特别的成果：知青那一代，我们也发现毛完全失败了。他的政策确是对整整一代人有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他们具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像陈培华那样称他们为“毛的孩子们”。但毛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人是他的孩子，因为这一代没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也没有被改造成无私地为共产主义理想，或者是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反而，在整个七十年代的过程中，这一代对毛的思想和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甚至开始持反叛的态度。毛还在的时候，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和1974年重阳节白云山事件与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毛死了以后，在改革派和凡是派的斗争中，这一代就支持了反对文革和毛泽东“既定政策”的改革派。可以提很多例子来证明红卫兵及知青这一代与代表“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战略联盟”：“民主墙”的活动分子（多数属于这代人）在关键时刻，即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时，对改革派的帮助；年轻专家参加拟订与毛一向的意志背道而驰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包产到户政策）；还有知青作家参加“伤痕文学”，等等。这一代不祇是在政治斗争中背叛了毛派，而且在思想价值方面叛离和超越了毛泽东。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及年轻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非正统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说这一代的自身经历对他们世界观的影响与毛最初的愿望大相径庭。李银河，属于这一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很清楚地概括了这一点。她说：“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从七十年代末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一代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能力有了丰富的表现。虽然六四镇压和邓小平南巡以后，这种精神受到了很重的打击，但是它没有消失。最近几年，它的一个有意义的表现就是这一代的一部分人为了建设和保存他们一代人的真实记忆而奋斗。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对当局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革那么敏感，但这个题目还是受到监督和控制。 虽然允许出版了一些半官方的书和文章， 官方不鼓励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运动的记忆祇能是民间的。这一代人都同意要记忆他们的经历，但是在怎么记忆的问题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记忆：一个怀旧的记忆和一个批评的记忆。六四镇压以后，官方批准（有时甚至是鼓励）了一些前知青举办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展览，出版回忆录和照片集，开“知青餐厅”或组织前知青集体旅行到当时接待他们的农村。这场九十年代的怀旧潮一方面是有点儿荒谬的，因为它是对“蹉跎岁月”的怀念（当时大部分知青尽量找办法回城），但另一方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四五十岁的人怀念自己的青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比较刺激和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人会有更加强烈的怀旧情绪。“蹉跎的激情岁月”（丁帆一篇文章的题目）能概括这一代对自己青春的自相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因九十年代的经济社会变化特别地快，似乎把他们年轻时候的世界和他们现在的知识和才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所以公开地怀念自己的青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肯定自身价值的手段。但是这种可以理解的怀念，对那些不肯掩盖“文革”黑暗面的人，显得太不真实也太容易被官方歪曲历史的宣传所利用。他们批评怀旧派的口号：“青春无悔”。双方就关于这个口号开启了激烈辩论。反对者提倡这一代不但要反省也要“忏悔”，甚至有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把“老三届”称为“丑陋的老三届”。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复杂。第一，老三届（即这一代的核心）在年轻的时候，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先是红卫兵，后是知青。当红卫兵的时候，他们经常害别人（虽然很多红卫兵也受过害），但是当知青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受害者（虽然有不少知青为了达到回城或得到别的好处的目的，而不惜害别人）。当然，他们现在宁愿回忆受苦的知青时代也不想回忆害人的红卫兵岁月。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相对来说，知青没有做太多“丑陋”的事情，哪怕祇是因为没有机会做。

    第二个问题是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责任主要是谁的。鋻于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来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中国人民的统治方法，人们很难逃避参加毛和其他领袖为他们写好了的戏剧，也很难选择自己的角色：受害者、刽子手或者帮凶；而且还要经常交换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需要忏悔的人很多。但是有罪的人越多，他们要分担的罪责相对来说就越轻。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实在很小。我采访的一位知青告诉我，她的生产大队里的知青曾经抗拒当局把他们派到另一个地区的计画，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原来插队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受不了被当作一群鸭子的感觉。当时的中国人真是被领袖当作一群鸭子。这个情况淡化了做真正的人的责任感和自尊意识。从这个意义上，“丑陋的老三届”这个称呼就显得太刻苦和太绝对。反而，“丑陋的毛泽东”比较适合。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的人不需要忏悔自己当时的盲从和帮凶的行为，而祇是想对历史责任有个比较公平的判断。

    对“毛的孩子们”，“失落的一代”这个称呼似乎比较合适，因为他们失去了不少东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能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 而中国的“失落的一代”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有一部分人失去了结婚成家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他们也可以说是“被牺牲的一代”，因为他们当时的“偶像”为了自己的权力欲和过时的理念，将他们当作祭品送上了圣坛。但是这个残酷的经历让这一代人受到启发。至少他们现在不肯再失去他们经历的记忆和对这段历史反省的权利。这件事不能再“耽误”了。假如又失去了记忆，这一代的命运实在太残酷了。◆

tuffy05

潘鸣啸(Michel Bonnin)是法国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的教授。七十年代，他在香港认识了一批中国知青并出版了有关他们亲身经历的法文著作。1992年，他在香港成立了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杂志(法文和英文版)，其后一直到1998年是该研究中心的主任和该杂志的社长。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他出版了有关当代中国60到70年代城市知青下乡运动，中国就业问题，90年代以来的城乡人口流动，中国政权与社会关系以及中国代际问题，等著作。此外，他也出版了不少关于香港问题的著作。

主要中文著作

1989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1968-1980, «海南纪实 »,第4期，72-78
1999 <河南村进城农民的分化>，胡耀苏、陆学艺主编 « 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科学文联出版社，415-425,(合著)
2005 <一个研究中国知青”老三届“老外 :介绍我的新书>, « 知青 »,第7期，4-7
2005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 社会学研究 »，第5期，154-181
2006 <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后果再评价>,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第37期，74-75
2007年4月16日， 潘鸣啸和另一位法国专家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于建嵘教授采访，专门谈法国2005年骚乱对中国的警示意义。可见<法国骚乱提示中国未雨绸 缪>, « 南方周末 »,2007年4月26日
2009 « 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468页
2010« 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454页。

失落的一代(en français:Génération perdue) 潘鳴嘯（Michel Bonnin）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日期2009 頁數:518 32,00 euros

本書研究中國當代史上影響[size=-1]1,700萬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全書共分五部分：一、分析當時中國領導為甚麼要發動上山下鄉運動；二、研究上山下鄉政策的歷史演變；三、講述知青在下鄉時的經歷；四、講述社會特別是知青自己如何對下鄉政策作出抵抗；最後總結這個運動在歷史上的功過。 潘鳴嘯（Michel Bonnin），法國人，先後在巴黎獲中國語言與文化碩士學位及歷史博士學位，現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中國當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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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Bonnin 訪問稿

受訪者：潘鳴嘯(Michel Bonnin)
訪談者：白婷婷
訪談時間：2007/11/06 14:30~16:00
訪談地點：巴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近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

•    CEFC創立起源以及過程。
Bonnin:應該從七十年代開始談，因為當時我去香港，那時我在學中文，我覺得在巴黎學不好，所以想去中國，那時候大陸沒法去，所以我就去了香港，因為比較接近。以後我在那待了六年，開始對當代中國大陸的研究感興趣，我也遇到一些偷渡出來的知識青年，他們叫做知青，我就開始跟他們作訪問出了書，後來我回法國以後，那時七十年代末，在香港領事館的文化處，他們決定開一個小機構，叫「Antenne de Sinologie」，就是他們請一個人在那跟文化處合作，那個人基本上是在中文大學教書，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出一個小期刊叫做「Bulletin de l’Antenne Francaise de Sinologie」，後來成立了這個小機構是幾個法國漢學家的主意，在香港也有一個漢學家叫Jean Luc Domenach，他就開始成立這個小機構，後來他回法國有個人接替負責這個小機構，可是基本上接替的人是在中文大學教書，那個小期刊有時候會有發表好的文章，但是一般的情況都是隨便發一些文章，還是沒有固定的職員，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但每一屆的文化參辦都是負責管理這個小期刊，所以就延續下去了，到了九零年代初，我有個朋友在法國外交部，因為這個機構屬於法國外交部駐外研究單位，當時外交部覺得應該發展對中國的研究，當時法國有二十五個駐外研究所，由外交部資助，在香港的最小，錢很少也沒有固定的人員，所以我的朋友就問我感不感興趣，我在香港待了六年，回到法國也十幾年了，我想再去所以就同意他。九一年就到香港，我馬上改了原來的雜誌，當時負責這個雜誌的是個服兵役的年輕學生，在台灣學過中文，服兵役時就到香港文化處裡的小機構，我到了就是主任，但實際上只有兩個人，那時我們就開始改變，當時的條件很差，漢字我們要先打，然後剪下來貼在文章裡面，要預先留下空格。當時我就改了很多，那個年輕人後來也成為我的朋友，我們合得來，當時，有時候我們必須整個周末都在工作，改變這個本來不太像樣、影響力很小的小雜誌，我就做了幾個月後，決定應該完全改變。原本的期刊算是Bulletin，屬於內部的期刊，我就把他改名為Perspectives Chinoises，Antenne de Sinologie就成為一個真正的研究所，一開始取名為CEIC(Centre d’Etude et d’Information sur La Chine)，後來有很多問題，很多人看到Information，就寫信來問我們說:「我想知道你們國家的消息。」後來法國外交部也要我們加Francais，所以我就改名為Centre d’Etudes Francais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當時外交部開始覺得應該對中國和亞洲有更多的人作研究，因為一般而言，法國的駐外研究單位都是與法國有密切聯繫的國家才會有，比方說非洲、阿拉伯國家，而且他們經費來源很多，可是相較起來，研究中國的只是香港的小機構，他們開始覺得應該平衡一下，於是我就寫了很多報告，告訴外交部應該發展這個小機構，當時巴黎有一個負責人，也有同感，他說我們有很多錢，但是研究阿拉伯國家、非洲國家的錢太多了，我就拿一點給你，這樣就發展起來了。而且他們比較滿意看到，我們有按時出這個雜誌，而且越辦越好。一開始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寫的，當時還沒有什麼影響力，所以沒有人投稿，可是我比較理解中國大陸的問題，因此還是有人感興趣。開始有比較多人看，特別是外交官覺得有意思，他們就會繼續贊助。九一年時我去了香港，九二年改了名字，九三年外交部給經費，我們才有自己的辦公室，不用寄居在領事館裡。因為在領事館裡很不方便，很多人會疑惑這究竟是什麼機構，是屬於外交的嗎?但我們不是，只因為當時是外交部給經費，後來我也跟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要求經費補助，還有幫助，所以Mr. Beja就來了，他是我的老朋友。就是這樣慢慢發展起來的，有了辦公室，還可以請秘書，到了九四年我跟Mr.Cabestan聯繫，他是研究台灣問題，妻子也是台灣人，他想去台北，所以我就在台北開了一個分部由他負責。九五年我們開始有英文版China Perspectives，我們知道法文的讀者是有限的，而且經常我們去中國作研究，訪問的很多學者，他們說你們就竟寫什麼，我們看不到，看不懂，所以我們想到用英文，至少他們有些是懂英文的，可以看，然後知道我們究竟做什麼。我覺得這個是好的決定，當時法國外交部也希望我們有中文版，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大陸有太多敏感問題，因為我們研究的是當代中國的變化、變動，有很多在中國太敏感，如果我們出中文不能發行，那就不能用了。香港的市場太小了，而且本身就有很多關於大陸的文章、書籍。我們有想過可以將一些比較好的文章印製成書，可是最後沒有做到，因為太忙了。我後來說服法國方面，要幫助年輕人到我們的中心作研究，在香港或中國做考察，我自己七十年代到香港，是在法國工作幾個月，存點錢以後才到香港，到那裡我要教法文，都是半工半讀的，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幫那些年輕人在那裡做研究，又可以加強他們的中文水平，這是很好的。後來就有越來越多人，也有別的研究員也來了，我到的時候兩個人做事，我在九八年離開，當時有十三個人。那時，我很忙沒有很多時間做自己的研究，可是我在香港很方便，大概每一個月都到北京一個禮拜，做一些研究，有一些跟Mr. Beja一起，有一些是跟中國學者合作，比如:我們做民工的問題研究，所以在香港很方便。我們也有一些研究台灣的問題，我們的對象是整個大中華(法文就是Le monde chinois,中國的世界)，包括華僑問題的，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研究整個中國，包括香港，當然我對香港特別有感情，因為我在那待了很久，我就特別感興趣。那時剛好是個敏感的時間，因為是九七以前，我是在那到九八年才回法國。
•    CEFC成立之後，您是第一位主任和總編輯，想請問當時您有沒有什麼樣特定的目標，要帶領這個機構達到什麼樣的成效?
Bonnin:我希望這個中心，可以幫助比較多的研究員來做一、兩年的考察，也幫助年輕的博士生，來做他們的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目標，這方面來說我是比較成功的；另一方面，我覺得我很注重那個雜誌，因為有一個雜誌就可以成為中心的中心，可以把研究各種領域的人，集中在一起出版這樣的期刊，有一個共同積極的目標。我覺得我們都合作的很愉快，就是因為有共同的目標出版這個期刊。雖然出版期刊比較麻煩的地方，是要校對，要看很多文章，可是我覺得還是有意思的。一般來說，會有一些個人的問題，但是氣氛都很好，雖然每個人有自己的研究，可是有共同的目標。而且我覺得法國很缺少，關於中國的好的雜誌，當時根本沒有。這個中心(CECMC)在法國出了一個雜誌Etudes Chinoises，但是一年才出一次，而且是從清朝或更早到現在的問題，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完全不一樣的。我們(CEFC)注重的是中國當代的問題，包括台灣、香港、澳門，還有華僑問題。所以我覺得法國很缺少這樣的東西，而且我很高興，每一次回來原來的單位，有些學生會告訴我，那份雜誌很有用；有些老師會跟我說，他們發現有些學生在談到一個議題時，他們偷了你們雜誌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法國的大學生非常需要這樣的雜誌，因為根本沒有法文的，都是英文的，加上有些英文是非常嚴肅的，學生有時候會比較脫離，那些最熱門的題目，我們盡量研究比較最近發生的一些新的變化，但不是像記者那樣，我們還是靠自己學術的基礎來做這方面的研究。
•    有關出版委員會的教授群，如何去遴選的，還有他們所負責的工作有哪些?
Bonnin:這個出版委員會是國際的，我們開始是想請各種各樣的人，請很多外國人。人選方面，是我們所認識的對當代中國比較瞭解的學者，大部分我們所邀請的出版委員都同意擔任，連澳洲的Jonathan Unger和他的妻子Anita Chan他們本來辦另外一個刊物China Journal，可是他們一向都很支持我們，他說覺得我們有特色，他們很感興趣，之後Anita Chen也給我們寫文章，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面很好，我們也覺得這個雜誌的英文版，是讓法國的中國研究對世界有影響，至少讓大家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如果只有法文當然範圍就比較小。
一般我們會發相關的消息給他們，告訴他們現在的情形是怎麼樣，而且他們每一期都會收到我們的雜誌，我們經常請他們評論一些還沒出刊的文章，我們照的是國際學術雜誌的方法，一篇文章發給兩位評審委員。所以出版委員會的任務就是審核文章，提供意見。如果我們有多一些錢，也希望可以請他們一起開會，可是這樣會比較花錢，有時候我們會舉辦一些國際演講會，就會請他們來，不過是當研究員。
•    到目前為止，這份期刊您覺得有沒有什麼需要再加強的？或者哪一部份中國研究的文章需要更多？
Bonnin: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每換一個主任，他認識的人和感興趣的部份不一樣，比如說：Mr. Cabestan他擔任主任時比較多關於台灣的文章，我們聽到一些法國的記者、外交官員會埋怨，現在都是講台灣的事。但是事實上也不是這樣，只是比較多一些。上一個是Mr. Gilles Guiheux本來也是在台灣唸書的，對台灣比較感興趣，也有這樣的傾向。但是我覺得這個無所謂，現在我覺得有新的主任，比較平衡，什麼都有，我覺得應該這樣，保持一種平衡，要找到每個部份好的文章，這不太容易，但是我覺得基本上要保持一種平衡。要有講各種各樣的文章，大陸、台灣、香港，各種問題都要提。還有，應該是在前幾年，有一段時期有一些文章太長，只有少數人會感興趣的，對大部分人覺得很沈悶。不過因為我自己是專家，我都感興趣的，可是我聽到別人的一些意見，有人說我當主任時，有比較多政治的文章，現在很少。這當然要看每個人的興趣，可是我覺得應該保持對一般讀者，不是廣大群眾，但是要讓對中國感興趣的人，他們會想去看，不要有太狹窄的題目。而且政治是要談得，因為政治還是很多人感興趣的，中國大陸沒有什麼政治改革，也是一個應該關心的問題。而台灣反而有很多變化，也是值得研究的，所以我覺得各個方面都應該顧及。不過這些文章也是跟年輕的學者的興趣有關，我們這一代，是特別管政治的，可能年輕一代沒有那麼關心政治。我們開始學中文，是因為對中國的政治感興趣，年輕這一代，他們學中文是對中國的經濟感興趣，完全不一樣的，因為年輕的學者比較少研究政治問題，所以就缺少了那一方面的文章，我是希望可以平衡一下。
•    CEFC主任如何產生？
Bonnin:這是一個好的問題，我去的時候，就是由那裡的外交部對外文化處，自己決定的，因為當時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在那，他知道我可以勝任這個職位，所以就請我過去，當時是沒有一個委員會的。我一到那裡就開始發展成一個真正的研究所，我們有一個科學顧問委員會，那個時候是我提議的，成立十二個人的委員會，外交部就同意了。我們每一年開會一次，雖然最後的決定都是外交部，外交部還是會聽取這些委員的意見，如果有不同意的情況，就會用投票的方式。後來，我九八年走了以後，他們改了這個制度，我也是最近才進這個科學委員會，現在已經不是專門管這個中心，是管全部東、南亞的研究中心，從日本到印度，跟一開始不太一樣。還是一年開一次會，比方說：要請一個主任或研究員（包括那些年輕正在寫博士論文的研究員），也都要透過這個委員會決定。現在已經是一個比較固定、制度化的委員會了。一般會在夏天以前，四、五月開一整天的會。他們要處理很多問題，不單是人事問題，還有研究的方向的問題，都是委員會要討論的。委員會的成員大部分都是教授，有關的外交部人員也有幾個，是負責全世界研究所的外交官，大概都是兩個，他們是對這些地區都比較了解的年輕外交官，不過他們不能投票，只有教授可以投票。
•    CEFC和CECMC的差別在哪呢（時間點上:前者是當代中國，後者是近當代中國；領域上:前者是政治、社會、經濟為主，後者:擴及歷史、建築、文化...？
Bonnin:這兩個是不同的，後者屬於高教科學研究部（教育部），是固定長期的單位，一般的老師在這裡，是可以有終身職的，我們辦得CEFC，目標是幫助法國的或後來發展成歐洲的研究員、學者、教授、研究生，到當地做幾年研究，所以不是長期的，我希望那個機構是長期的，但是在那的研究員，是去幾年，作一些研究，或者辦刊物，以後就要回到法國，一般都是這樣的，我覺得這樣是很理想的，如果一輩子在巴黎研究中國問題，特別是研究當代中國問題，一般去做研究，拿到經費是去做最多一個月的學術訪問，我覺得不夠，如果要真正的了解情況，就要住在那個地區，所以至少要住幾年，這兩個機構的目標完全不同。在這裡（CECMC）我們教書作研究，是一個基礎，但到了那裡（CEFC)，是去當地作研究，是很不同的。我七十年代在香港待了六年，九十年代待了八年，我覺得應該要這樣，以後我回法國作別的研究，在法國可以作一些比較理論性的東西，慢慢的寫一本書，就需要在巴黎，可是要找一些資料，要了解情況，感覺究竟中國發生什麼事就要到中國，我覺得這樣是比較理想的，有機會我還會再去。我們這樣作也順便可以幫助一般對中國感興趣的人，比方說：外交官、記者、商人，給他們資料，因為我們出這個雜誌，對我們有用，對他們也有用，我在香港時，如果領事館需要了解什麼，都可以問我，我不是給他們寫報告，不像大陸那些人整天給政府寫報告，我們不是這樣，可是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我們的知識，因為外交官只是幾年在那，所以他們不能完全了解那裡的情況，所以還是需要我們。
•    CEFC有提供碩、博士生經費在當地作研究，還有機構本身的經費，都是由法國外交部所出資的嗎？
Bonnin:大部分是法國外交部，但有一些人，是有別的獎學金，我們也會接待，我在的時候，也有兩個瑞士人，他們自己找自己國家的獎學金，他們來了需要一個地方，我們就提供辦公室等資源給他們。此外，CNRS也有提供人事和經費上的支持。這兩個機構基本上對CEFC沒有什麼限制或規定，唯一的問題，從開始就有的，就是香港只是一個領事館，北京卻是大使館，大使館經常覺得機構應該在北京，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從一開始（CEIC，1992)就馬上收到北京大使館的意見，他們覺得我們為什麼要留在香港，只是因為想舒服一點，為什麼不去北京，但是我特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大陸的社會，我就親自去找這位大使，我告訴他說這是不可能的，我非常理解香港，我很想到北京，但是在北京不會有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所以還是香港好。如果當初是設在北京，也會受到北京政府的限制，因為他們會覺得我們也是屬於法國政府的，也是屬於大使館的，所以會有大問題，特別是出版的問題。所以我們覺得沒有必要，我們在香港可以很容易到中國大陸，到大陸作研究他們也很歡迎，當初九十年代我也和中央黨校合作，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是從另外一個地方來的，是外國的學者來作訪問，如果在北京有一個機構，一有什麼問題他們覺得不對，那些學者可能就會被罵的，會被控制，如果中國大陸比較自由一點，那就可以考慮，現在其實也正在談這個問題。有在考慮，可是還是有很多問題，雖然中國有一些變化，但是要在那裡開一個完全獨立的外國研究所，還是有難度，不適合他們的做法，所以我覺得慢慢來，我希望可以派一兩個學者常駐在那裡，作一些研究，也幫助那個中心和雜誌，比方說：了解最近在大陸出的書、有意思的文章、有意思的辯論，這個有用，也有可能，但是要完全在大陸成立一個外國研究所，還是很難。
(所以可以說，CEFC的主任就是主導這個中心的人，其他外在的因素，比如:外交部或CNRS，都比較不會影響CEFC。)
Bonnin:可以這麼說，但是如果做一些比較不像話的事，他們還是會過問。如果是好好的，安排一些演講會、好好出期刊，他們就不會有什麼要求，也不會干涉，所以這方面我覺得還不錯。我不太說法國政府的好話，可是這一方面到現在我覺得還不錯。
•    Perspectives Chinoises的發行量在大陸還是其他地方比較多呢？
Bonnin:一般是法國、美國、歐洲比較多，還有在中國、台灣、香港的法國人、商人、老師等比較會訂閱。英文版的就多一些美國的大學、學者。英文版我覺得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不太容易，因為美國人經常會覺得，這不是美國人做的，他們還是會懷疑到底好不好，所以很難真的去說服他們，當然我們認識的一些美國學者很感興趣，他們很喜歡，可是你要整個市場發展起來，還是需要花一些工夫。在大陸的話，法文版看得人很少，英文版我覺得他們還是不太會去訂購，當然有一些圖書館會，可是他們反正覺得這個不知道是什麼，這方面我覺得還是可以發展的，在中國我自己有和很多人合作，他們覺得沒問題；我也接受他們一些官方報紙的訪問，所以我認為如果可以有一個人常駐在大陸，他也可以做這方面的工作，讓中國官方的圖書館、大學的圖書館開始了解這份雜誌。
•    過去有沒有發生過，中國政府對於這份期刊的內容有很大的反應或者意見？
Bonnin:沒有，在香港的領事館從來沒有受到什麼壓力，我剛到的時候，他們不習慣我的做法，因為那時候我寫社論，每一期都寫，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有時候也批評、諷刺中國大陸的領導，有一次有個領事跟文化處說，這個可能太過分了，但基本上我不管的，因為在香港是沒有問題的。果然，法國領事館從來沒有干涉。因為我很了解香港、大陸，所以在這一方面還是利用香港微妙的身分，九七年以前，我們在巴黎的科學委員會，大部分的那些法國教授都說，九七年以後不能繼續在香港，看是要回法國，還是改變內容去北京。我堅持不行，我覺得沒問題，當時十二個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和我有相同的意見，其他都說沒希望，不過還好外交部沒有聽他們的，反正就等著看，我們也不會坐牢，最多他們會要我們關閉而已。後來，果然沒有問題，第二年（九八年）開會時，我以前的導師，他公開地說：我承認我錯了，潘鳴嘯對了。其他人都不敢說話。我完全理解香港，所以可以知道，而且也沒有其他地方了。比如說:在台灣，是完全脫離的一個地方。當時，也有一些法國神父，辦China News Analysis本來在香港，後來，九七前搬到台灣，做了兩三年就關閉了，因為在台灣是另外一個問題，跟大陸是完全脫離的，連一點興趣都沒有。我覺得是因為他們當時不理解，香港還是有它在中國特別的特色和位置。
•    CEFC在您離開之後，歷經三任不同的主任，想請問一下您覺得，經歷這幾位主任後， CEFC跟您在的時期有沒有什麼的不同或者相同處？
Bonnin:在目標或期望方面，我覺得還是一致的，我對我的接班人很滿意。本來沒想到會繼續下去，特別是在九七前，我雖然認為應該繼續在那，但我還是擔心會有一些問題，也擔心找不到像我完全投入的人，可是到現在還是維持的很好，因此我非常滿意。
•    您身為CEFC成立者、第一位主任，現在則是出版委員之一，與這個研究中心算是關係最密切的，對於這個中心和期刊您有沒有什麼樣的期望或目標，希望這個機構或期刊，可以在將來中國研究領域有更大的貢獻或影響？
Bonnin:我就是希望他們可以平衡一下，各種研究對象的文章都要有。另一方面，我希望可以在北京開一個分部，但是不要把本部搬到北京，辦一個分部是應該想辦法的。還有，我希望也有人繼續觀察政治、社會的一些最新情況，比如:我以前寫社論，我一離開就沒有社論了。當時有一些外交官覺得社論比較敏感，因為我總是談那些最新發生的事，可是後來有很多讀者就像我埋怨，現在沒有社論。這些人說到:當時我們在法國或在美國的某個地方，就需要有個人告訴我們最近發生什麼比較重要的、有意思的事情，雖然我同意這個雜誌是一個學術的期刊，可是我覺得還是要保持一些比較大眾化的東西，這也是有用的。比如我自己要寫一些關於九十年代的是，我也會翻Perspectives Chinoises那一系列的雜誌，因為可以很快找到當時發生什麼事，這樣很有用，我希望可以有一個人可以寫這方面的文章。有一些學術期刊也有一些Chronology，提到最近發生什麼重要事情，不是說要完全很乾燥的提及哪天發生什麼事，可是如果每一期都有關於最近發生的一些演變，並且提出一些看法和解決方法等，我希望雜誌可以有這部份。
•    最後想請問教授，身為一個中國研究者，中國對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或者您是怎麼看待中國的？或者您覺得中國跟法國有什麼樣的不同？（比如:政治、社會）
Bonnin:你說得中國是整個中國（大陸、香港…)吧！這個問題很大，其實這是我自己生命很大的部份。應該從七十年代我開始學中文說起，當時法國出很多書提到中國和我們有什麼不同，中國人不一樣，比如：中國人不要求自由、不要求民主、中國人對性不感興趣；當時我對這些是很反感的，特別是到香港之後，我認識很多人，所以最初很重要的感覺就是「我們都是人」，我非常反對那些文化主義，覺得法國人是這樣，中國人是另外一種，覺得是兩類的，這個看法我到現在都很反對。另一方面，我也承認中國有自己的歷史文化，法國也有，反而要知道這些不同點，要知道對方對我們的做法或說法，會怎麼反應，要去尊重別人的不同文化、習慣。我也覺得在我自己的文化有好的部份，我就不會隱瞞自己的價值或想法，最基本的就是尊重對方，並表示我自己。很多法國人和中國人說：我是半個中國人，但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我還是法國人，因為我理解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我可以尊重別人，也知道怎麼告訴他們，讓他們了解我的意思，但是有些價值我還是照我自己的。學中文以前，我在大學是學哲學畢業的，對許多西方的價值，我還是覺得我比較認同，不是說比較好，是我比較能認同，比如說:西方，特別是法國啟蒙時期的要求自由、要求說真話、要求獨立、要求各個方面的自由（精神… )，這個還是我精神的基礎，我不會改。記得七十年代我第一次去中國大陸，當時還是四人幫，毛澤東還沒死，我跟一些幹部談話，他們覺得我說得話不行，我還是覺得應該說真話，只要是有道理的，對方還是會尊重你，現在很多我的朋友和中國學生，我常常和他們有不同的意見，但都會互相尊重，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是討好對方，不應該隱瞞自己的想法，如果真的有一種對話，就是最好的。在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中也是如此，唯一的辦法就是互相溝通。如果說中國怎麼樣，法國怎麼樣，不是要去說誰對誰錯，完全是要互相了解後，最終還是會知道我們還是一樣的。我有一個朋友叫秦輝，是一個大陸的知識份子，他說:無論在法國，或在中國，只要打開監獄的門，監獄裡的囚犯，都會要走出來，法國人會要自由，中國人也是一樣要自由。有一些基本人的要求，是最主要的，我們承認這些人的價值以後，就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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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啸：“我也是‘老三届’”


http://gd.news.sina.com.cn 2010年07月18日08:35 南方网

摘要：潘鸣啸，法国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当代社会民主运动、民工、就业等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在多种法文或中文刊物发表论文。


　潘鸣啸，法国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当代社会民主运动、民工、就业等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在多种法文或中文刊物发表论文。

　　下乡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惩戒

　　南方都市报：徐友渔说你反驳了伯恩斯坦的论点。你怎么评价伯恩斯坦的观点？

　　潘鸣啸：伯恩斯坦认为是城市的就业压力和人口压力，决定了这场运动，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伯恩斯坦是第一个写这么长的关于上山下乡的书，那个时候运动还没有结束。他是在香港和我一样采访了一些知青，也看到一些官方资料，我觉得他能写成这样是非常不错的。可是我觉得他是以西方的经济理性、西方的逻辑来分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比较理想化。我并不是说我比伯恩斯坦聪明，但因为我是后来者，80年代我就看到一些资料，很明显的证明在下放知青的时候，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农民被城市雇佣。

　　实际上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把城市的青年送到农村，因为必须要有一个政治的机制才可以做到。那时很多非洲的国家也想向中国学习，像赞比亚，他们也试过把城市青年送到农村，一个月以后就全都跑回来了。毛泽东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是经济挂帅，而是政治挂帅。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和伯恩斯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要强调：因为我是后来者。

　　南都：那你怎么看当时发动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

　　潘鸣啸：你要了解，1966年到1968年的中国是非常乱的，1968年最大的麻烦就是红卫兵组织的武斗非常厉害，很多人死了。毛泽东觉得红卫兵没有完全听他的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放到农村，有惩罚的意思。另一方面，这代青年都受过所谓的“十七年”教育。毛泽东和其他领导都觉得1 9 4 9年到1966年的教育是坏的，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觉得这一批青年被修正主义的思想毒害了，所以要再教育。

　　毛泽东在有的书里也谈，现在的问题是：将来有没有一些接班人按照我们老一辈的思想来做事。他说那个时候自己本来也是受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影响，但后来和农民、军队一起完全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希望年青一代接班人也能改造世界观，和他一样忠于革命。所以我认为他发起这个运动是确实有培养接班人的考虑。(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南都网)

　　知青没有缩小“三大差别”

　　南都：当时的考虑还包括“缩小三大差别”，知青下乡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潘鸣啸：1949年之后，中国发展的模式是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就是从农村充血，来供应重工业，这种发展模式只能是对农民不利的。后来，中国政府还搞了户口制度，尤其是分成农村和城镇两大阶层。有了这个模式，怎么能缩小三大差别？你把城市的知青派到农村，就能沟通、能解决、能平等城市和农村了吗？不是。你只是把一个有特权的人扔到一个没有特权的地方。反而农民和知青相互更加了解了当一个城市人的好处。很多农民本来也没有进过城市，可是看到知青，越了解越发现城市比较好。虽然现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差别还是很大，但是因为准许农民来城市工作，才可以说部分地缩小了三大差别。

　　南方都市报：你最初是遇到广东偷渡的知青，他们当时偷渡的原因跟农民有什么不同？

　　潘鸣啸：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是知青先偷渡，之后农民才学知青的。当时在广东沿海的知青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许多人是偷渡了三四次才成功。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经历太失望了，觉得自己的命运没办法掌握，不如到香港看看有没有机会。他们的偷渡也比较有技术，他们一起讨论研究最有效的方法和偷渡路径，从各种门路找来地图，买来或者自己做指南针，做假的通行证，等等，想很多办法。

　　社会整体付出的代价太大

　　南都：这一代人，你称他们为失落的一代。知青的这段经历到底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

　　潘鸣啸：其实这一代人也是红卫兵的一代，但知青的经历对他们影响是最大的，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思想。他们在农村的时候反思了被灌输的那些理想、价值观，也反思了在红卫兵运动时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毛泽东发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改造他们成为一个“毛主义者”，成为大公无私的新的雷锋和革命者，但得到的结果却是相反的。这批知青在农村只想回城，只学会了怎么为自己的利益一个人奋斗。(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现实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最底层的农村，反思了中国的经济政策。很多知青跟我说，他们本来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支持者，但下乡后他们发现农民根本不喜欢那些政策，他们要赚钱，要吃饭，乌托邦式的政策有什么用。

　　南都：这种影响大多是负面的，有没有正面的价值呢？

　　潘鸣啸：我书里也有讲，对大部分人整个人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也有正面的。比如说他们是思考的一代，比如说他们比较了解现实而且实事求是，这个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有影响。据我所知改革开放后新的农村政策的制定，就是很多当年的知青来做的。而且有些老的领导人想回到“文革”前的政策，但是发现回不去了，因为这些青年是这样的一批人。毛泽东的乌托邦不够实际，所以他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一代人后来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不容易受到欺骗。还有一些作家、艺术家，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们考上了大学，是很出色的一些人，因为他们的经历非常丰富，他们知道中国的现实是怎么回事的。但是从社会整体来说，代价太大了。

　　采写：

　　南都记者田志凌 实习生 许雯

　　研究中国知青的法国人

　　下午四点，北京三里屯的一家星巴克。老潘看了看表，决定给自己来一杯浓缩咖啡。

　　老潘叫潘鸣啸，原名Mich elBonnin，是个法国人。他写中国知青的专著《失落的一代》刚刚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简体版。

　　老潘目测年龄在60岁左右，头发有点谢顶显老，不过一笑一口白牙，以及眼睛里闪动的天真又让他显得年轻。老潘能讲流利的汉语，但讲的时间久了脑子就有点纠结，会突然想不起某个词，有点磕巴起来。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老潘，在中国一帮老知青群里是个红人。有十来年的时间，他每年都到北京、上海、广州走访当年知青。

　　老知青们都视他为朋友，都叫他“老潘”。这个笑起来一口白牙的老外看上去就很实诚，给人一种莫名的信任感，觉得可以掏心。这次来宣传书老潘没敢告诉那帮人，因为没时间一一去看他们，“他们知道肯定要生气了。”

　　“我跟他们有共同语言，我也是‘老三届’”，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时候，老潘就是一个“造反”的左派学生，说起当年的革命话语和马列理论来跟老知青们居然是一样的。

　　1973年，老潘只身一人来到香港，半工半读学习汉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几个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知青———偷渡是当时广东知青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老潘甚至收集了一些知青中传唱的偷渡歌谣。老潘在两位住在香港说汉语的法国青年陪同下，与这些偷渡者进行了长谈。他们讲述的在农村的经历让老潘大为震惊，同时也深受感动。

　　“西方人都知道红卫兵，但没有人听过知青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女知青跟老潘讲，她们在广东插队，突然领导说要赶他们去海南岛，“好像把我们当一群鸭子，想赶哪里就赶哪里。”这句话让老潘印象深刻。

　　当时还年轻的老潘在一位法国记者的建议下，给香港的知青们做了一次集体采访，合作出了一本书《20岁在中国》。从此老潘放弃了他原本研究的中国儒家文化，将兴趣转移到研究中国知青运动上来。

　　这些年来他走访了数不清的中国知青。“大多数人现在都处于社会的边缘，成功者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老潘用“失落的一代”来形容这批人，他们在正要受教育的年龄将青春失落在戈壁、荒野和农村。回城后好不容易谋得一个饭碗，又在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中纷纷落马。老潘还认识一些因为在“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号召下开荒而失去一条腿或一只胳膊，落下残疾的知青，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辛。“接下来，我真想写一本书，写他们回城后的命运。”

　　老潘也读了很多知青文学作品，他说加起来大概有100部（篇）小说，“其中有一些是说真话的。”他还专门找了梁晓声、芒克、阿城、张承志、张抗抗、北岛等人做采访。

　　《失落的一代》2004年在法国出版。2009年在香港出版中文繁体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引进版权在内地出中文简体版之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已经有人卖香港版《失落的一代》的复印本，老潘在北京和上海还买到了盗版。

　　在书的扉页，老潘选择了一首舒婷的诗《一代人的呼声》：“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老潘觉得，这首诗最能体现这一代人的遭遇和精神状态。

　　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第二天全文刊载于《人民日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场席卷了1700万城镇中学生的下乡运动由此开始。

　　老潘说，这些学生来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很快就失望了，他们发现农民并不欢迎他们。老潘在书中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证明当时农村的劳动力已经过剩。这些不大懂得农活的年轻人在农村人眼里，不但没用，还是个负担。而且知青们也没有想到农村那么落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不能念书。他们很快就想回城了。(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南都网)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上山下乡：中国的知青运动》中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政府让知青下乡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市面临的就业压力。

　　在《失落的一代》中，老潘反驳了这个在学术界流行最广的观点。他通过仔细的数据考证，发现就在知青下乡的期间，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农民被招进城市工作。反过来，政府允许知青回城的那几年，恰好是中国城市就业压力最大的几年。这证明“就业与人口压力促成知青下乡”的说法行不通。

　　老潘认为，毛泽东当时提出的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并非只是宣传之词。毛发起知青下乡运动的确有“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的考虑，也有预防和惩治的意思。

　　中国学者徐友渔非常赞同老潘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伯恩斯坦的偏颇之处是用西方人的经济理性来看中国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水土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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