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文化大革命”政治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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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区政协文史委 作者：熊林祥 日期：2008-08-04 点击：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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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虽然已经过去21年了，但这场大内乱留下的创伤至深且钜。由于这段历史的特殊复杂性和曲折性，对其研究总结仍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研究“文革”史的责任不应只留给后人，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出于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惠州市“文化大革命”政治大事记》的作者以及许多同志共同调查，整理出这篇征求意见稿。它试图将“文革”十年中发生在惠城区的政治大事勾勒出一个轮廓，为研究本地历史提供部分线索，为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提供借鉴。文中的“惠州市”指今惠城区。
　　为慎重起见，发表本文前，本刊曾两次召开有4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并分别征求了80多名知情人的意见。尽管如此，因种种主客观原因，本文难免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补充。同时，欢迎读者就文中一些重要的大事扩展成文，惠赐本刊发表。

1966年

　　5月，市委接到中共中央《5·16通知》以后，即组织学习并部署各机关、学校、公社、企业安排学习，跟上形势。至月底止，全市各系统先后举行了10次共3.5万多人次的群众性集会，声讨全国点名批判的邓拓和本省点名的秦牧等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接着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市一中学生首先写了600多篇大字报，接着全市各中学学生纷纷行动，口诛笔伐，支援北大，揭发本地的所谓“三家村”、“牛鬼蛇神”、“黑帮分子”等。随着形势的变化，市文教卫“四清”工作队，按照上级要求，把“文革”与“四清”结合进行。
　　6月14日，由市委主持召开惠州地区“文革”誓师大会，市属各系统以及地区和惠阳县直属机关单位参加，共2.3万多人。由副市长凌伯汉主持，市委书记张焕熙、副专员高毅如、惠阳县副县长何春志和工农兵代表及干部代表均讲了话，继续声讨所谓邓拓黑帮和秦牧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表示坚决把“文革”进行到底。
　　6月16～17日，市在市一中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市委副书记曾玲参加，会议作出了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团结95%群众，彻底斗垮一切牛鬼蛇神的决议。
　　6月，惠州各中学掀起揭发批判本校和教育战线的所谓“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校园贴满大字报，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批斗会接连不断。市一中副校长彭巨光经受不了反复批斗、百般凌辱，自杀身亡。
　　6月底，省在广州市珠岛宾馆召开会议，市负责文教卫四清运动工作组的李健文参加。会上省委领导指示，各地要对大中学校的学生按左中右进行分类排队，注意掌握右派学生的动向。李健文开会回来后，进行了传达和部署。
　　7月底，工作组撤出各学校和卫生系统后，各校师生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副专员高毅如及李健文等人。
　　7月底，大字报纷纷贴上街头，桥东至桥西的主要街道都建立大字报栏，贴满了“打倒”“油煎”“盐焗”“走资派”、“黑帮份子”、“牛鬼蛇神”、“三反分子”的大字报，以及北京、广州、外地传来的小道消息。在中山西路、平湖门一带，还经常出现大辩论和批斗会的场面。
　　8月3日，市委调整和充实原有“文革”小组成员，调整后的“文革”小组成员有：张焕熙、曾玲、王永山、于福祥、张德俊、董砚芳、刘永泉、李健文等9人。由张焕熙（市委书记）任组长，曾玲（市委副书记）任副组长。9月10日，市委请示成立“文革”办公室，经地委同意，主任由曾玲兼任，副主任由王永山（市委组织部部长）、于福祥（市监委副书记）、刘永泉（市委办公室主任）担任。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并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后，惠州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地直、惠阳县）1万多人在中山公园集会，地、市、县领导讲话，欢呼“文革”决定发表。当晚，各中学师生员工1000多人高举毛主席像和巨幅标语举行盛大游行，并向地、市领导递交决心书。正在惠州集中开会的惠阳县中等学校师生员工1000多人，也上街游行，直至深夜。
　　8月8日后，惠州红卫兵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各中学以红卫兵为主体的“文革”领导小组，代替学校原领导班子领导运动，青年团、少先队、学生会停止活动。
　　8月25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文革”两个多月的运动形势，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揪出了重点人物177人（科以上党员干部和单位负责人22人）；经市委和四清分团批准在大会批斗的54人（单位负责人和科以上党员干部12人，其余为“四类分子”和工商业者）。但是，对照《十六条》，认为问题还不少，主要是领导落后于形势，党政单位领导人对“文革”不理解，领导斗争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此，会议要求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左”派，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深挖漏网的重点人物，集中打击所谓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是，到处都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揪“走资派”，挖“定时炸弹”。市委和部门领导经常遭围攻揪斗。
　　8月，红卫兵运动发展迅猛，从校内造校领导、老师的反，到冲向社会批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并且同校内外、市内外的红卫兵串连一起，形成强大的“造反”势力。
　　8月，红卫兵大破“四旧”，把市内的名胜古迹、历史文物、纪念性建筑、古籍古字画以及金银首饰等都看成“四旧”，加以破除没收。建于西湖孤山，高2.2米长50米，镶嵌碑文石碣80余件的西湖碑廊被毁坏。中山公园内的廖仲恺先生之碑被毁，石凳、石狮被砸烂。元妙观殿宇被占，神像被毁，观内文物经书被查抄。后来，红卫兵把大破“四旧”的战绩，分别在市十一小和市一中展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居委会组织干部职工、居民前往参观学习。
　　8月，红卫兵在破文化领域“四旧”的同时，也开始转向破经济领域的“四旧”。他们以所谓工农化、大众化、革命化为准则，不符合的则是“四旧”，都在破除之列。早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禁止开设。品种多样化的菜饭也不“大众化”，受到限制。老字号的商店招牌、商标、广告被勒令停止使用或更改。1976年《惠州商标图案和造型改革情况综合报告》讲到，惠州使用的65种商标，除2个略加修改，允许继续使用外，其余均不准使用。
　　8月，在反动血统论影响下，出现排斥出身不好、社会关系较复杂的人的现象。市一中全校开大会，文教系统在市灯光球场集会，均在会议中途把所谓黑七类（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子弟赶出会场，造成对立和紧张局面。
　　8月后，市内大搞“忠”字化、红海洋，街道两旁、店铺墙上和门窗上刷上红油漆，形成一片红海洋。到处是毛主席头像、语录和“忠”字以及标语、口号等。
　　8月，为适应“文革”需要，根据上级指示，地、市和惠阳县在惠州的单位，有条件的都要成立“大串连”接待站。地区机关上院、地委党校、师范学校、市一中、惠阳县高级中学和海员俱乐部等均成立接待站。外地来串连的师生、红卫兵凭单位介绍信即可获接待，免费安排食宿（有工资的伙食费用自付）。串连高峰期，仅地委党校一天就接待500人以上。至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后，惠州接待站才撤销。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惠州红卫兵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根据上级通知精神，惠州组织师生（含红卫兵）约160人由市一中红卫兵负责人黄坚（学生）带队上北京，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此前后，许多师生和红卫兵也自行组织外出串连。是年，市各级接待站，除要协助解决本市外出串连的红卫兵的有关问题外，主要是接待省内外来惠串连的红卫兵，教育系统的经费因此而超支4.5万元。
　　9月12日，市委根据省委、地委的指示精神，撤销市委“文革”小组，由市委常委直接领导“文革”，保留“文革”办公室进行具体工作。同时，成立“文革”接待办公室，负责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以及大串连的红卫兵。
　　9月以后，市区居委会、街道、商店兴起更名热潮。桥东7个居委会开始用“文革”中时髦的政治用语更改原居委会名称，如惠新东居委会更名为向东居委会，和平直居委会改为反修居委会等等。桥西居委会则于1968年1月开始更改原名。在此同时，一些街名、商店名也进行更改。
　　11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最初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师生平反。但随着批判的深入，“资反路线”帽子满天飞，成为种种越轨不法行为的挡箭牌，使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
　　12月上旬和中旬，在林彪、江青的干预下，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的两个文件，从而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随之，惠州市机关、企事业、农村纷纷成立各种群众性组织。开始是在单位、部门成立，一个单位成立二三个或多一点的群众组织，人数多的百人以上，少的只有1～2个人。以后成立跨行业、跨地区组织。较出名的群众组织有市机关的以政治学徒为基础的“中南野战兵团”，以市复退军人为基础的“五湖四海”，市一中的“东江纵队”，惠阳县高级中学的“813红旗”以及地区机关成立的对立两派的群众组织。1967年3月3日，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的“三三”组织，属广州东风派观点。此后，惠州市倾向于这一组织观点的群众组织，都同“三三”总部有联系。
　　是年，民主党派、工商业者组织以及宗教等一切正常活动被迫停止，一些场所被占用，有关人员受揪斗或被赶下乡、送回老家等。据统战部门不完全统计，“文革”中被占用（含代管)的房屋有：宗教团体的寺庙（观）、教堂的房屋6455平方米，花圃地5190平方米，私房103户2947平方米。被查抄财物的有：521人的人民币8.806万元，港币519元，黄金338两，白银1888两，以及一部份珠宝玉器等。此外，28名工商业者被扣工资共9.6万元，39人被扣押定息共1820元。蒙冤受屈造成冤假错案的57人，被遣送回农村的15人。还有台属26人受冲击，64人受到牵连。
　　是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许多居民、农民到封山育林区的红花嶂等地割草，每天少则几百人，多则千人以上，把飞机播种已生长的松树苗连草一起割掉。到1967年底止，被割面积共1950亩。
　　是年，惠州在批判“资反路线”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下，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横扫”、“火烧”、“罢官”之风刮遍全市。年底，市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被迫停止组织生活。

1967年

　　年初，惠州市群众组织（含地区、县在惠州的群众组织）在惠阳地区第二招待所（现惠州大学）广场，举行“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万人大会，批斗地、市、县（惠阳）领导原鲁、张焕熙、曾玲、黄惠聪等人。大会批斗后，他们又被拉上街游行。
　　1月底，惠州造反派在上海夺权影响下，纷纷起来争夺市委、市人委的印章，有的扣押市委领导，有的扣押管印的干部，要他们把大印交出来。当时市机关群众组织持“三三”派观点的较多，印又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便首先下手夺了印，宣布市委和市人委权已夺。夺权后，造反派在中山公园召开大会，批斗了市的有关领导，宣布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
　　2月15日，市人武部部长王志远主持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支左干部负责人）、干（市及各战线和公社负责人）、群（市造反派联委会和联合兵团总部代表）共30多人。会议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由王志远、罗连（市委）等11人组成。下设办公室，主任刘世刚（市委）。领导小组代替原市委、市人委工作，负责调动、指挥全市的革命和生产的工作。造反派成立的“筹委会”随之消失。
　　春节后，全市小学遵照上级指示复课闹革命，用《毛主席语录》作课本，教学生背诵。
　　2月中旬，惠州市在广州读大学的部分学生，组成“东进”、“中大红旗”串连队回惠，与惠州同观点的红旗派串连一起，揪斗领导，与“三三”派展开辩论斗争。3月初，他们要返校，“三三”派在平湖门会场开会，历数他们的“罪行”，并派人堵截他们回路。两派因此激烈辩论。后在部队支左干部调停和保护下，两派脱离接触，“东进”等串连队返回广州。
　　2月20日，“三三”派观点的市一中“东江纵队”在市中山路（现市电报局处）设置广播站，“红旗”派的惠阳高级中学“风雷激”组织前来抢夺，发生激烈冲突，“东江纵队”被迫退出广播站。
　　3月2日，贯彻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市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改为市“生产临时指挥部”，领导成员17人（主要成员为武装部和支左负责干部），下设办公室，直属有秘书、政工、生产、后勤等4个小组。市各战线和各公社也相应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分别由支左干部或武装部长、民兵代表负责领导。
　　3月，因当时学生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成天“闹革命”，无法复课。解放军军训团开始进驻惠州各中学，组织学生复课并进行军事训练。
　　3月，军代表在市机关会议室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宣布停止党的组织生活。
　　6月底，市图书馆被“红卫兵惠州学生总部”占用，馆内工作人员大部分调离，馆藏图书大量丢失。
　　上半年，市生产指挥部先后召开了3次政工会，参会的有各战线、公社办公室政工组及几个较大的工厂的负责人。主要是研究并部署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和所谓大批刘少奇及其《论共产党员修养》，抓革命促生产等等问题。
　　7月，“三三”（东风）和“红旗”两大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的争斗升级，两派都以革命造反派自居，通过贴大字报、街头辩论、高音喇叭广播，宣传自己的观点，都说自己是响当当的革命派，攻击对方是“保皇派”、“牛鬼蛇神”。某些领导干部对两派也有不同的倾向，从而出现一派要保的人则另一派要斗垮他。到7月份两派已从“文攻”发展到零星武斗。为了在武斗中战胜对方，两派逐渐在各自占优势的地方建立据点，占据地盘，囤积粮食、枪弹等。因而形成以东新桥为界，桥东是“红旗”的势力范围，桥西则是“东风”（即三三派）地盘，两派分别在桥头设障碍物，在高层建筑建立据点，监视对方。
　　7月下旬，受江青一伙鼓噪“文攻武卫”的影响，惠州两派到当地驻军、武装部、公安部门、市体委抢夺了一批步枪和小口径步枪武装自己。8月，还冲进市粮食局和仓库，抢走大米1.5万公斤。
　　8月上旬，市三中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在市第二中学部分人参与下，约百人聚在校内挑起全市首次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武斗。两派各据楼房用竹竿、木棍、石头、瓦块互相投掷、对打，受伤多人。
　　8月27日，两派在新民街发生冲突，打死1人。“三三派”10余人被围困在桥东海员俱乐部。为了解救他们，次日，“三三派”用湿棉被作防弹器材，乘船迅速从东新桥下冲过，直到海员俱乐部附近解救被困者。
　　9月2日，两派对峙在东新桥头两边，爆发一次武斗。除了使用军用步枪、小口径步枪外，还用机枪扫射，死1人。这段时间，气氛紧张，商店忽开忽关，工厂生产不正常，居民不敢随便出门，街上行人稀少。在武斗紧张时刻，惠州驻军及时派出支左连队，冲到东新桥中间，把两派分隔开。平息这地段的武斗后，支左连队又转移到沿江路的航运码头监督，避免武斗升级。
　　9月，市开始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指示。
　　10月，市开展学习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三大区的重要指示，主要是解决对“文革”“大好”形势的认识，斗私批修，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实现革命大联合等。通过学习，为下一步实现“革命大联合”打下思想基础。
　　是年，因市内武斗，惠阳港的船舶停航两次，第一次停航近1个月，损失达35万元，12月，第二次停航，损失达10万元。

1968年

　　1月10日，惠州两派群众组织（三三、红旗）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经过酝酿和磋商，成立了筹委会，筹备成立惠州市革命委员会事宜。在此基础上，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协商市革委委员人选有关问题，供市筹委会审定。
　　1月21日，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批复同意成立惠州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1月23日，市和地区在地区第二招待所（今惠州大学）广场，举行市革委会和地区革委会成立大会。“三三”和“红旗”两派表面联合，实际分岐还未消除。成立大会上，两派争相在高处插旗，突出自己。
　　市革委会由35名委员组成，其中军代表6人，地方干部代表6人，群众代表23人（工人12人，贫下中农5人，城市居民2人，红卫兵4人）。主任胡锡标，副主任有王志远、谢元庆（以上均为军代表）、罗连（原市委领导）等7人。革委会设办公室、政治部、人民事务部、生产指挥部，共有办事人员66人，其中支左干部28人，地方干部38人。1968年10月，革委会内设机构改为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保卫组等四大组。
　　1月，市档案机构被撤销，人员调离，对原来的文书、档案进行了两次清理，从原有档案材料1204卷中清理出627卷。同时停止了档案收集工作。
　　3月4日，在惠阳地区革委会直接领导下，召开了惠州地区工人代表会，成立惠州地区工代会，接管了市总工会的工作。
　　3月，各校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学开始复课，改革了中学班主任制度，设排、连编制。排设排长，连设连长、指导员。以下班老师代替班主任。上半年的教学活动，主要是组织闹革命、开展大批判、劳动等。下半年中学招生取消考试，改用推荐办法。按“文革”《十六条》规定，安排学生学军、学工、学农。
　　4月，市文化系统在市图书馆集中进行一系列的批斗。10月，在军宣队和工宣队主持下开展“清队”工作，全局74人中有14人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反共救国军分子而被揪斗。年底，33人调出、下放和退职。
　　6月，市进行“文革”后的第一次整党建党。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首先在市银行、东风（尔雅巷）居委会、玻璃厂、工交机关等4个单位搞试点。同年10月底召开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随后，在全市党组织迅速铺开，到次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全市118个党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
　　7～8月，全市学习、贯彻中央7月3日和7月24日发出的关于严禁破坏交通、抢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的布告，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到8月底止，全市共揪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坏头头”、“黑手”以及历史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共1435人。8月下旬革委会召开的504人参加的第四次扩大会，参观东平大队对敌斗争现场会，大反右倾，大鼓斗志，到年底止又揪出“坏人”1106人。另外还检举揭发出“反革命”集团案6宗223人。
　　8月，市组织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3个206人，从27日开始，先后进驻了17个“老大难”单位和市区16所中小学，进行斗、批、改。随之，各公社也组织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本社工交战线的“老大难”单位。
　　8月前后，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指示，全市从原来225个单位合并为112个单位，从185个革委会合并为89个革委会，下放了1195人到五七干校或农村。市计生委精简后，计生工作受到影响，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7年的18.55‰升至21.39‰；市畜牧兽医精简后只留2人坚持日常工作，致使市场肉检中断，直到1972年才恢复。
　　暑期，中学教职员工集中在市卫生学校，小学教工集中在十二小学，分别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无限上纲，大搞逼供信。一批校领导和老师被打成“反共救国军”成员，受到迫害。
　　10月12日，惠州市革委会根据10月5日《人民日报》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向地区革委会报告，决定在东江林场原林业中学校址，举办惠州市五·七干校。干校成立校革委会，委员8人，市革委会副主任谢元庆兼主任。开办时，全校360人，其中原林业中学师生员工130人，首批下放干部230人（10月15日进场）。干校按农业生产分工，设水稻（含砖瓦厂）、水果林、蒲草、蔬菜、蚕桑、茶叶等6个生产单位。每个生产单位按部队连的建制编成。
　　10月，市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动员了2200名知青上山下乡。
　　11月，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市印刷厂成立，班部设在南东坑，学员主要是市各级党委会领导成员，主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央文件、中央报刊社论、重要文章等。此外，还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11月，市召开中共代表大会，“五·七”干校居然派非党干部参会，会后再向党员传达。
　　12月8日，惠州市革委会决定：凡已报名到干校的要迅速落实，除个别经市革委会批准的外，其余均要在本月25日前下放完毕；学员的调动使用权，属市革委会。
　　12月，市组织军干群三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照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分期分批搞好斗、批、改的精神，第一批350人进驻郊区16个农业生产大队，经过第一批斗、批、改，全郊区共揪斗了578人。接着进行第二批斗、批、改，组织宣传队237人，进驻7个农业生产大队和9个工厂，至1970年春搞完。
　　是年，农村推广大寨式评工记分，即先评出标兵分，后社员对照标兵，讲活学活用毛著心得，自报工分，群众评议。结果会讲的得高分，老实干不会讲的工分低，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是年，市在水北搞割资本主义尾巴试点，不准多养三鸟、搞副业，结果又一次出现[sub] [/sub]鸡、杀鸭、砍伐房前房后果树的浪潮。
　　是年，惠州两间电影院恢复电影放映，只放映新闻简报影片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战斗故事和阶级教育片。
　　是年，农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医生由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充任，每个社员每月交1～3角不等（各大队不同），可享受免费治疗常见病的待遇。

1969年

　　1月，遵照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指示，市革委会组织了10个检查组共89人，对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受审查的2643人进行检查，到5月底止，属人民内部矛盾的2107人全部得到解放。原按敌我矛盾性质处理的33人，改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月，市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和上山下乡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代表1359人。
　　春，地区革委会在博罗石湾召开上山下乡会议，传达了中央推广的甘肃会宁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经验，以及博罗石湾镇居民就地务农、就地安置的办法。会后，市动员知青和城市闲散居民上山下乡，到年底，全市知青4200人上山下乡，闲散居民205户835名到农村安家落户。
　　4月底，全市党组织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武器，以“九大”新党章为准则，以毛主席最新提出的“50字建党方针”为指导思想，结合斗、批、改运动继续开展整党建党工作，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同时，推广市糖果厂党支部和东平大队党支部试行群众推选、评议、批准吸收新党员经验。到年底全市已“纳新”212名新党员（其中110名至1970年才补办入党手续），“吐故”16名党员，暂未恢复组织生活的58名党员。
　　5月1～5日，全市有16万多人次游行集会，欢呼“九大”召开，出动宣传队1260个队，2.4万人次，办学习班270期共2.1万人次参加学习。
　　9月，市组织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9月，根据中央关于教育改革指示，惠环公社中学开设高中班，市区的一、二、三、四、六、七小学开办附设初中班。由于教师在“文革”中受冲击、审查、清洗、下放不少，师资严重不足，为了解决教师问题，便采取高年级学生上低年级的课，甚至同级学生上同级的课的办法，致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10月，林彪紧急战备第一个号令下达后，市战备疏散911户2488名居民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
　　是年，受极左思潮影响，农业搞“以粮唯一”，限制多种经营，限制家庭副业，收回自留地。三栋书房下村的立体生产受到批判，说什么“要冬瓜不要国家，要淮山不要江山，要芋头不要人头”，并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大砍沙梨果树等。农村限制家庭饲养家禽，户养不得超过3只，多养者被游斗。
　　是年，全市发展形成一支万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伍，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号令发出，便立即组织群众学习，表忠、欢呼；立即组织写各种文章，出专刊，开展大批判；并随之举办各种学习班等等。

1970年

　　1月，恢复计生办。是年，市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8年的21.39‰下降到18.77‰。
　　2月25日，惠阳地区军管会在惠州市河南岸大草坪召开所谓“江玛利特务案”的宣判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惠州市（含驻惠州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街道居民外，尚有地区所辖各县的有关人员参加，号称10万人大会。
　　江玛利原是惠东人，解放前到香港做家佣，入了天主教。解放后与其在惠州相认的干姐妹欧××一家来往密切。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江玛利被定性为英美间谍，在惠东县处决。欧××一家的主要成员被定为美蒋特务，欧××被判20年徒刑，其子梁××被判10年徒刑，其女梁××（大学毕业待分配）判死刑。1981年5月，省落实政策工作组，在惠东县影剧院召开千人大会为江玛利翻案平反，宣告江无罪。与此同时，受牵连的欧××一家也予以平反，补偿抚恤金1万元，丧葬费3千元；原有工作的恢复工作并补发全部工资；原无工作的则安排工作，以解决生活出路。
　　5月，学习毛主席的“五·二○”声明，全市进一步开展形势教育。是年，因地制宜构筑不同类型的人防工事，共7千多平方米，可容纳3.8万多人。
　　7～8月间，市“五七”干校动员在校学员“两退一插”，全市先后有90多名干部被动员退休、退职和到农村插队落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病故、判刑、出港者外，全部落实政策而收回。
　　10月，建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文星塔（俗称大江塔），被糖厂军代表组织民兵拆毁，砖料用以修筑人防工事。
　　是年，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被列为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分子52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211人，退赔5.8万元。
　　是年，惠州发生“一○五事件”。起因是1月5日有人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惠州市“文革”中的问题，提出一些纠正意见。中央文革小组下令追查写信人。为了查出写信人，全市上下有一定文化的人都被查问当天的去向，查对笔迹。以后，此事不了了之。
　　是年，市图书馆保存的图书分类目录（含古籍）、财产登记、藏书以及“文革”中抄家抄出交由图书馆保管的2千多幅古字画，几千张唱片，1万多册图书资料等，许多被毁或当废品处理掉。

1971年

　　年初，市文艺宣传队随地区“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赴湛江、海南岛等地农场慰问本地区下放农场劳动的知青。
　　1～2月，市结合学习1971年中央报刊《元旦社论》，掀起以路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两忆三查”活动。主要抓“三史”教育，开展学、忆、查活动。到2月底止，各单位在学习中请110名老工人、老贫农、老干部讲家史、村史、革命斗争史，有5.8万人参加学习。
　　3～5月，在各级领导中开展深入学习毛主席1月8日重要指示和中央[1971]3号文件，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在群众中则着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市文化部门结合路线教育举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图片展览，参观者6万多人。
　　6月，市委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揭发陈伯达反党材料，开展“批修整风”（对内称“批陈整风”）运动。
　　9月，市整党验收结束，验收了上半年以来全市92个党支部分期分批整党的情况。全市党支部增加到153个，吸收新党员72个，挑选培养“纳新”对象332人，恢复了34人的组织生活，对原“吐故”的16名党员给予纠正。
　　10月，市召开体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省体工会议精神，决定普及“新广播体操”，抓好业余体校，成立市男女篮球、乒乓球队等，“文革”以来一直沉寂的体育活动开始复苏。
　　12月，知青倒流回城和逃港的日益增多。1965年后下乡的知青，经正常途径回城者才89人，80%外逃或倒流回城，仍留在农村的知青有1334人。
　　是年，全市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狠抓城镇、街道清理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偷渡逃港“勾联策反”及各种问题，基本弄清了解放前惠州的27种反动组织的情况。
　　是年，中央[1971]82号文件强调“学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必须从实际出发，同群众商量，不可乱搬照套”。市根据此精神，逐步纠正1968年以来推行的大寨式评工记分办法。

1972年

　　1月30日～2月7日，市委举办学习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的骨干学习班，各级革委会领导、机关干部、基层党支部书记以及部分学习辅导员共212人参加。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
　　3月，向广大群众宣讲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揭发批判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和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
　　6月，撤销“五·七”干校，对在校的274名下放干部逐渐安排完毕。从1969年～1972年，市财政为举办五七干校共支出费用57.1万元。
　　是年，全市各级单位健全了学习制度，加强学习辅导。培训辅导员4000多人次。农村、街道办政治夜校43间，参加学习3千多人次。许多单位组织业余学习小组，掀起群众性读书、揭批林彪一伙罪行的热潮。
　　是年，结合批林整风，继续开展反敌特“勾联策反”和整顿社会治安运动，在运动中选拔了276名积极分子充实居委会领导班子，对“五类分子”实行“三包一”的监督制度。
　　是年，市组织专人调查大中专毕业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文革”中受审处理情况。调查697名知识分子，“文革”中受群众审查的问题，已立案的有90%结了案，其中94%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专以上毕业的97.3%已安排使用，中专毕业的360名，绝大部分也作了安排。另外有28名知识分子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
　　是年，中学取消1969年以来开设的工、农业基础知识课，恢复物理、化学课程，后又恢复英语课程。

1973年

　　3月1日，市革委会撤销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保卫组四大组，建立市委和市革委会的两委办公室、工交办公室、财贸办公室，下设25个局级单位。市委恢复组织部、宣传部，11月恢复统战部等工作机构。
　　3月，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取消，同时恢复市委党校，随即举办批林整风学习班。上半年举办4期，参加学习的干部500多人次。
　　3月，完成市的机构调整工作，调整、选拔了309名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6月，市根据中央[1973]17号文件精神，恢复工会组织活动，并召开了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工会委员会，“工代会”宣告结束。
　　6月，经过近半年的干部审查和案件复查工作，至6月止，全市受审查干部405人，已结案396人；案件复查对象31人，已复查了19人，按党的政策作了恰当的处理。
　　8～9月，市委党委和机关以党的“十大”文件为武器先后进行整风。整风后，党委坚持四分之三深入基层蹲点，分线包片，以点带面。机关干部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下基层搞运动，三分之一跑面和搞业务，三分之一坚持日常机关工作。
　　9月，分散插队落户的知青改为集体安置，由各系统派专职干部带队管理。9月后，先后3批知青300人左右到市农林场、西湖管委会和农村参加劳动。
　　是年，河南岸大队刮起逃港风，全队246名男女青年偷渡91人，抓回57人。该大队永红生产队25名男女青年全部偷渡。
　　是年起，全市分6批（期）开展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合运动继续开展农村整党整风运动，重点学习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路线、干劲和作风问题。在思想整顿同时，进行组织整顿，调整和改造各级领导班子。

1974年

　　1月，市根据上级部署，将批林与批孔（孔子）相结合。
　　3月，江青一伙利用河南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回潮。地、市教育部门根据上级指示，派出工作组在市二中抓试点。他们把二中“文革”以来受处分和开除的学生动员回校，揭发批判该校所谓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行，一些校领导和教师再次受到批斗，复职不久的老校长又调离学校。全市教师和校领导又面临挨整的局面，因此纷纷到地市领导机关上访，贴大字报进行抵制。结果这一运动自动收场。
　　4月，市按照中央部署，在批林批孔中联系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南逃广东，另立中央，搞封建割据的罪恶阴谋，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
　　7月，市开展群众性的儒法斗争史教育。
　　11月，市公安局经过深入调查核实，查清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关于《1123——自由中国最高参谋部》一案，是逼供讯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否定。
　　11月，中小学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大搞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和工农兵一起批儒评法。
　　是年，在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还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员进行调查和做一些善后工作。初步审定非正常死亡者81人（小孩4人），共补助其家属33人3639.5元，另给1户每月定期补助9元。后经1979年6月进一步审查落实，惠州“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27人，已对其亲属81户322人发放生活补助款共4.5万元，另给定期供养费的17户41人，安排遗属就业36人。
　　是年，市委和市革委成立案件复查领导小组，由市领导张德俊、张炳秋负责，下设办公室，人员14人。案件较多的桥东、桥西、郊区公社、商业局和二轻局相应成立复查小组。全市组织专案人员103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案件复查和落实政策工作。

1975年

　　2月，市委首先组织领导班子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随后培训党委支部骨干和学习辅导员，4月先后举办3期学习班，培训骨干194名。
　　3月，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举办职工业余教育。办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和技术学习班等。冬，各基层工会普遍成立职工政治夜校。
　　6月10日，省委召开贯彻中央12号、13号文件和国务院领导指示的全省广播大会，地区直属单位和惠阳县、惠州市有关人员共4600多人参加，分3个分会场收听。当会议即将结束省委领导赵紫阳还在讲话时，在第二招待所会场听报告的部分同志，不听纠察人员劝阻，擅离会场638人，其中党员138人，团员65人；干部148人，其中科级干部9人。事后，地区召开机关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组织各单位整顿纪律作风，对组织纪律性较差的人进行帮教，对少数问题较严重的人进行严肃批判和组织处理。惠州市委转发了地委《关于收听省广播大会部分人员中途退场的通报》，要求各级党委、支部再次向全市干部、职工宣读通报，结合本单位实际，反复进行组织纪律性教育。
　　7月23日，惠阳机械厂创办市第一个“七二一工人大学”。
　　7月，市从工农兵青年中推荐21人上大学。
　　9月，应届中学毕业生和社会知青共2200人（含外地下到惠州的18人)上山下乡。由各系统派出带队干部，集体安置在生产大队，集中劳动，户口和分红都在生产队。从1968～1978年，惠州下乡知青共1.06万人，共用安置费和补助费239.83万元。
　　9月，贫下中农进驻市场，管理市场。
　　10月，中学重新开设农业基础知识课，学屯昌中学，办农场，办小工厂。当年全市中小学校办工厂20间，办农场面积1589亩，建立挂钩工厂26间，挂钩农村生产队84个。
　　是年，市先后组织430个工作队到基层，市委常委和各部委办第一把手抓了49个点，点面结合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水浒》”，揭露批判现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地下包工等。
　　是年，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对39个局以上单位、81个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提拔工人和中青年干部203名，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是年，机关因整顿立案的141宗，受处分的86宗。1979年1月复查，撤销处分和不予处分的82宗。
　　是年，市委案件复查领导小组，领导全市复查人员进行一年多的案件复查，对“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戴帽、管制、群众专政、开除出队、非正常死亡以及战备疏散、城市居民下放、错划阶级成分、工资劳保等问题作了调查和处理。
　　是年，复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立的“反共救国军”等13宗反革命集团案。这些案件涉及惠阳地区直属单位、博罗、惠阳、惠东、海口、广州、湛江等地171个单位1136人，318人被揪斗。复查结果，均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冤假错案。

1976年

　　1月12日，市委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工人和街道居民代表共870多人（含港澳同胞11人，外地来惠公务的10人），于下午5时30分前往灵堂吊唁周恩来总理，缅怀总理的丰功伟绩，学习伟人的风范。
　　1月，市贯彻中央指示，召开常委扩大会，参会312人，传达中共中央[1975]23、24、26号文件，回击所谓教育、科技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为加强运动的领导，市委成立“教育革命大辩论办公室”，各级成立相应机构，并在市一中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试点。
　　3月2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和部署所谓“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会后，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至3月15日，召开座谈会174次，召开大小批判会和教育革命辩论会391场，建立大批判专栏211个，写大批判文章和大字报共2万多张。
　　4月7日，全市8.3万多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以及所谓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收听后，连夜开会讨论，声讨和表态。
　　8月，市召开恢复工会以来的第一次女工工作会议。
　　9月10日，市委领导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工人和农村社员、街道居民，怀着沉痛和崇敬的心情，吊唁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到15日止，全市设立吊唁灵堂74个，前去吊唁的15.7万多人次，献花圈823个单位。
　　9月18日，全市4.9万多人在中山纪念堂广场和6个分会场举行伟大领袖毛主席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参会者悲痛万分，当场有291人哭晕过去。
　　10月22日，市委书记程浩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市宣读中央[1976]16号文。全市人民获悉“四人帮”被粉碎，一片欢腾，热烈欢呼这一伟大胜利。当晚，上街游行队伍络绎不绝，直至深夜。
　　11月，市委和机关部门领导纷纷深入基层抓点，带动全市学习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指示，大揭大批“四人帮”罪行，大赞大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至年底止，共举办学习班1600多期，群众性批判会1100多场，出大批判专栏2300多期。

附 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各级党委（支部）和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进一步做好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到1979年止（少数至1980年后），已落实平反的主要有：一、全部改收回“两退一插”干部90人，占从四清运动到“文革”中“两退一插”干部100人的90%，其余10人除病故、判刑、出港外，均按政策办理离退休或异地安置等。三、复查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的456宗（人），改为内部矛盾处理的126宗；撤销原判免予刑事处理的176宗，减刑和减轻处分的28宗。四、彻底平反全市13宗反革命集团案，以及因反对打倒刘少奇而被判刑和戴帽的28人。五、复审全市“文革”中受审干部448人，其中改正冤假错案2宗（人)、修改审查结论91人。复查全市受审职工1115人，其中需做结论的443人，已做结论的429人；清理档案4976份，清出253份不应归档材料。六、落实下乡居民回城政策，“文革”中，市“上山下乡”“战备疏散”遣送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居民436户1142人，1979年6月已回城372户987人。七、改正错划剥削阶级分子等问题，改正错划家庭成份20户、错划出身10人、错划工商业者476人。此外，摘掉剥削阶级帽子的677人。

（原载1998年《惠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惠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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