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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小草  “挖烙印”的经历(南师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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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5 05:43: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挖烙印”的经历

一棵小草 转自《南师附中老三届的博客》

十三世纪,资本主义思潮萌芽,英国的“大宪章”响亮地提出了“人生而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两大原则,奠定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
可悲的是,历史走过了七百余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己经进入了“最先进、最平等、最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却要按人的出身决定每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阶级斗争”路线的鼓动下,在文化大革命思潮的推动下,过去是共同学习的同窗学友,逐渐地产生隔阂,一部分“红五类”子弟己经不满足于自诩出身的优越感,不满足于几个人情趣相投的高谈阔论,不满足于政治上的自我表现,而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出身不好的教师和广大的“非红五”类学生。
一.“挖烙印”的开始
在一九六六年的南师附中,己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之时。
7 月 13 日,高二丙班“红五类”子弟首先在校园内贴出了控诉南师附中十七年来对“红五类”子弟迫害的大字报,号召“自来红”们起来造反。并敦促“非红五类”同学首要任务是进行“思想改造,与家庭划清界线”。
这篇大字报一石惊天,各班级的“红五类”子弟纷纷贴大字报响应,一时间,矛头直指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
一天,我走进教室,发现教室靠门口的墙上贴出了一张通告。通告的内容是班上的几个高、军干子弟决定,根据班上同学的成份和一贯表现,将同学分成五类(这五类人不包括他们自己)。第一类是工人、农民子弟,部分地方干部子弟。这里面的干部子弟有父母干部级别升得不高,被认为可能有问题,或是父母有一方受过处分。第二类是城市贫民类,也包括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第三类是成分不好不坏,表现一般的同学。第四类为成份不好,但表现尚可的同学,主要是部分知识分子子弟。第五类为成份不好,又被认为只专不红的同学,学习成绩优良的同学只能忝列其中。我居然排在第三类,高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子弟的排位,真是受到抬举。
通告要求各类同学,必须按照自己所处的位置,认真学习毛选,提高思想认识。特别是第四、五类同学必须改造世界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造娘老子的反。
这时,一位曾任班长、己是团员的女同学,平时各方面表现积极,这次发现自己被划在第四类,心里很不平衡,按捺不住,大声说到:这是谁定的,我有意见,为什么要把我划在第四类,我觉自己是积极要求进步,进行思想改造,与家庭划清界线,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
班上干部子弟没想到会有人提不同意见 ,听了这话,很不乐意了地说:行,开个班会辩论一下,说说你的理由,我们要看看有没有道理。
在班会上,那位女同学谈到自己如何为革命而努力学习,并认真学习毛选,与父母的思想划清阶级,努力改造世界观,平时常将自己的活思想,主动向干部子弟汇报,即然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表现”,我己尽了自己的努力,不应该打击我的革命热情,应该给我们一条出路。
不料,她的一席话,还没讲完,就引起了班上“红五类”子弟的勃然大怒,原准备的一场讨论会转为一场批判会。许多“红五类”子弟立即站起来发言,认为从她的“嚣张”态度上可以看出,班上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许多非红五类子弟不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总是顽强表现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根本不愿意向班上“红五类”子弟靠拢,今天×××跳出来,就是一个证明。
与 那位女同学结为“一帮一,一对红”的军干子弟也发言:×××以前所谓的思想进步是虚伪的,是为了骗取我们的好感。今天看到她依然坚持错误立场,对这种态度,我们要坚决斗争。
情绪激动之时,一位高干子弟站起来宣布:我们把×××排在第四类,实在是一个错误,我建议,应把她归入第五类,让她从此以后,老老实实进行思想改造。这个提议立即引来“红五类”子弟的一片响应,更有几个军干子弟,拿起笔墨,将原写在第四类的×××名字上打个叉,并在第五类上写上她的名字。
在场的所有非“红五类”子弟都十分惊震,实际上,打击×××给全体非“红五类”子弟竖了一个 “杀鸡吓猴的 榜样 ” 。我相信,这次打击给当年才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带来永远的刻骨铭心的伤害。
在社会上“破四旧”如火如荼地发展之时,班上的一些“红五类”子弟,也到处赶场子去了,每天到班见面的同学不多。我们有几个虽不是“红五类”,也不是“四类分子”的子弟,自认为应做出一些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表示,于是我们带上了浆糊桶,骑车到了灵谷寺,第二天又划船到了莫愁湖的湖心亭,贴了几张破四旧的标语。殊不知我们的小小行动引来自认为正统的干部子弟的强烈不满,首先是告诉我们没有资格与“红五类”子弟一起去破“四旧”。接着在教室的墙上连续几天贴出大字报,对所有“非红五类”子弟发出严重警告和通牒。现将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摘录一下。
“现在 , 红卫兵奋起造反 , 造资产阶级的反 , 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 , 造一切旧思想 , 旧文化 , 旧风俗 , 旧习惯的反 . 可是 , -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也想乘机造反 , 想投机革命 , 想从中捣乱 , 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 想捞半根稻草 . 我们要正告这些崽子们 , 过去 , 你们的混蛋娘老子压迫有理 , 剥削有理 .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扭转过来了 , 现在工农干部子弟造反有理 . 现在你们要造反吗?必须回家先造娘老子的反不准你们乱搞!目前 , 阶级斗争十分复杂 , 有些崽子们想从中破坏 , 将水搅混 , 发泄对党不满 . 你们要造反吗?你们娘老子的肮脏东西最多 , 旧文化最多 , 旧风俗最多 , 旧习惯最多 , 你们要把你们娘老子的肮脏东西统统抛出来 , 狠狠地反 , 完全彻底和家庭划清界限 , 这才是你们要革命 , 要造反的第一步 . 你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 因此 , 你们的肮脏也是大大的 , 你们首先不造娘老子的反 , 你们还能革命吗?自来黑 , 自来黄 , 自来白们 , 你们应当拿着面糊 , 带着大字报 , 扛着标语牌 , 回家去造反 , 造娘老子们的反 , 把一切破货 , 陈货 , 烂货 , 臭货统统砸烂!”
在两个敌对阶级激烈搏斗的时候 ,要么做革命派 ,要么就是反革命派 ,骑墙是不行的!也就是说 ,不革命 ,就是反革命!不要以为不革命就可以滚到一边去享清福!
“……因此 ,我们向你们这些姓资的混蛋发出最后通谍 ,命令你们立即滚回家去 ,造你他妈狗娘老子的反!不准你们进入劳动人民造的教室 ,不准你们留在红大附中!不准你们整日吃饱饭胡思乱想!不准你们东窜西流 ,勒令你们快滚回去 ,把家里什么黄色小说 ,黄色图片 ,黄色唱片 ,黄色塑象 ,黄色相片 ,祖宗狗牌位 ,尖头皮鞋 ,奇装异服和金银财宝统统翻出来 ,不准破坏 ,不准销毁 ,下星期一统统交到<<红旗>>战斗小组来 ,违令者 ,当心刺刀见红!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不革命的 ,滚他妈的蛋!
(每人都必须发表己见)
同意者签名不同意者加批
(红匡)(黑匡)
二.抄家行动
当时,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下,社会上正掀起横扫“四旧”,对四类分子全面抄家的狂潮,南师附中的“红五类”子弟率先行动,我们班上有四位同学的家受到波及,一位同学的抄家者是南师附中初中班的“红五类”子弟,在南大抄家行动中也抄了这位同学的家。另外两位被抄家的是初中同学,高中时己不在附中,都因成份不好高中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一位 同学 己去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一位是被班上同学百般动员仍坚持留在南京侍业,都是被“红五类”子弟认定为“思想反动”的学生,借着文化革命中抄家狂潮,到这两位同学的家里发泄一下,了断宿怨。
一位同学被抄家之事,我 当年是 偶然听到的。 9 月 20 日到农村劳动前,班上的红卫兵要我到他们活动的教师休息室去听训话,正好听见我们班上被抄家的一位女同学,向班上另一位红卫兵反映:天渐渐冷了,我们家的棉被被抄走了,现在天渐渐冷了,己经不能安睡,能否把我家的被子发还一些。当时那位红卫兵表示,我去帮你查一查吧(当年买棉被是要棉花票的,棉被应不属于四旧之列,棉被也被抄走,可能是另有用途。现在知道,班上几位以后成为“造反军”不同意见者的几位女生,找还了被子。)
想一下,我们高一甲班总共才有四十多位同学,高中、初中同学中就有四位被抄家,虽然文化大革命中,班上被抄家的同学应该很多, 但 多半是父母单 位 的人干的,可是这样被班上同学抄家的,却是南师附中“红五类”子弟的创举。还有好几位同学被逼回家斗妈老子。我们的“红五类”子弟斗争其他同学时,思想施压,抄家无情,刺刀见红,不愧为响当当的红卫兵。

三.参加“大串联”
8.18 之后,全国掀起了组织红卫兵,并掀起大串联的热潮,班上的“红五类”子弟忙着参加红卫兵,接着就张罗着到北京串联,教室里少了干部子弟的身影,倒也冷清了不少,一些非“红五类”的同学被放逐回家“造娘老子反”去了,留下了几个二面不靠的同学在班上游荡。看到春风得意的“红五类”子弟陆续到北京串联去了,我们也心痒痒的,我们也想到北京见一见世面。三个同学私下里一商量,回家拿了钱, 9 月 3 日夜,买了特 22 次列车车票,直达北京的车票没有证明不让买,先到了天津,第三天才到了北京。
我们与红卫兵串联不同,是自费坐火车去的。从天津到北京,我们因为没有学校的或红卫兵证明,一直躲躲藏藏,情绪十分低落,准备先到北京天安门转一圈,如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就回南京。天安门游逛过后坐车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己是深夜十二点,居然有人接待我们,终于住下了,我们三人都兴奋不已。但睡在 北京航空学院体育馆地面的草席上,两人合盖一床被子,夜里太冷,第二天我发了高烧,勉强支撑着到北航医院看病,身体两天后才恢复。在北京,看到了谭力夫关于“血统论”的讲话。谭力夫的煽动性言论,在南师附中受到红卫兵们的追捧,在北京受到北京各大、中学的一致声讨,被骂得象烂狗粪,这让我们想到,不是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血统论”根本没有市场,你凭什么要高人一等,压制他人。
四.农村劳改
9 月 17 日,我先回到南京,回校时碰上学校红卫兵出面组织同学到农村劳动,班上红卫兵要我参加,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劳动锻炼的人,当然就爽快答应了。
9 月 20 日,我班同学步行到江宁陆郎公社,一行二十多位同学中,主要都是成份不好的,真正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一个没去,只有三位准红卫兵同学监管我们,两位是工人子弟,一位工厂的干部子弟。想必是要表现一下,这三位对非“红五类”子弟的态度,比干部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把这次劳动变成对我们的劳改。
以住每次到农村劳动,大家都很踊跃,自觉地进行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亲切交谈,双方的关系很融洽。而这一次,整个是精神面貌灰头鼠目,心情郁闷。
一到生产队,那几个监管把我们集合到一起,告诉全队农民:这是一些成份不好或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头脑里带有反动家庭的阶级烙印,今天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要接受你们的教育,改造思想,深挖烙印的。对他们,就是要用劳动来洗涤心灵上的污点。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
以往农村劳动,都是一个小组十几人住到一起,这次是二人一组住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并告诉每户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监督。
每天早上,全体人员集合空场上,三位监管站在同学面前,先掏出“毛主席语录”,每天必读的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与当时劳改队必读的内容一样。读完语录就是训话,三位监管先总结前一天劳动的情况,对不好的同学给予批评,对表现好的加以鼓励。然后布置新的劳动任务。
只要哪位贫下中农与我们谈得近乎一些,觉得我们还是幼稚的学生,监管就告诉贫下中农,不要看他们那么老实,都是假的,不要相信他们,对他们一定要严厉。
劳动期间,没到农村劳动的几位穿军装带红卫兵袖章的的干部子弟前来巡视,听说是乘学校的大卡车来的,对非“红五类”子弟是高昂着头,视而不见,只是找监管同学询问过劳动情况后就回去了。
提到这三位监管同学,二位工人子弟,平时口才不咋地,根本上不了台盘,这次真是超水平发挥了一番,凝聚了十七年的阶级仇恨,肩负如此重任,监管工作做得一点也不含糊,训起人来出口成章,根本不容争辩,将权威发挥到极致。也就这么仅仅发挥了一次,回到南京之后就无声无息了。其中一位工人子弟,在文革前的一次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班会上,当全班同学的面 暴露“活思想” ,勇敢地谈到自己几年前听有人告诉他:毛泽东是一条“赤龙”,“赤龙”的寿命只有十七年。对于这样的“反动言论”,自己当时没有反驳,还有些半信半疑,现在觉得是不对的。如是一位“地富反坏右”子弟说这样的话可能要触犯“天条”,成批斗对象了。他说这样的话,确实是心境单纯的表现,当时班上大多数同学是一笑而止。只有一位后来随父亲调动离校的军干子弟郭××背后大发其火:×××太不象话,听了这样的反动话,不斗争不揭发,思想觉悟太差了。
另一位女监管是工厂的干部子弟, 时 任班上团支部书记,表现积极,口齿锋利,性格泼辣,这次农村劳动中损人太多,引起公愤。几个月后她反戈一击,坚决要求参加红联,班上同学意见极大,特别是女同学,一再表示对她是决不能宽容,想参加红联是投机。最后以她向班上所有受她迫害的人赔理道歉,诚心检讨,发誓痛改前非,才勉强平息了被迫害人的情绪。参加红联后她表现特别活跃,敢作敢为,也引出一些故事,己是后话了。
劳动结束后,走我事先从当地农民口中探到的一条近路,从陆郎翻山到谷里,经雨花台返回南京。我们在 9 月 30 日中午出发,几十里山路,走得同学们都到了体力的极限,特别是几个挑着晚餐的男生,累得够呛,天黑前,我们在一个大湖边吃了晚餐,那时没有污染,湖水十分清沏,我们都喝湖水解渴。只有此时,同样疲惫的三位监管才与同学轻松地讲话,双方的距离稍稍拉近。当走到石子岗时,看到南京的一片明亮的灯火和临近国庆试放的焰火时,大家都高兴地欢呼起来,郁闷的情绪终于一扫而光。此时己是深夜十一点。
五.二次串联
回校以后我们发现,班上的红卫兵几乎都去串联了。我们五位同学决定组团到北京串联,对我来说,是第二次北上,但这一次是不用自己买车票了。坐火车到蚌埠时,被南京八中的一个红卫兵查到我们没有成份证明,将我们一群人赶下火车。我们向车站的铁路职工说明了情况,同学郑××还拿出了户口簿,证明是干部子弟,乘着铁路职工心生同情又无懈看管之时,我们再次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们在车站串联学生接侍站准备登记住宿,忽然发现前面几个穿黄军装的学生是南师附中高一乙班的造反军,他们看到我们很惊讶,问我们: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吱唔了几句,来了个溜之大吉。
在北京串联时,我特意寻访了谭力夫所在的北京工业大学。学校不大,秋风中满目潇瑟,大字报多是旧的,只有几张北京红三司贴的批判谭力夫的大字报。我在想,谭力夫是有点歪才,能把“血统论”这样荒谬绝伦的理论说得掷掷有词,极具煽动性。可是这位“歪才”这时不知跑到那儿去了,听说是逃到广州避难去了,几十万学生要找他辩论,找他算帐,跟着涌到广州,使广州串联学生人满为患,达到了百万之众。
在串联中,我们深刻感受到,每个人的命运,应由自己作主,任何他人不能决定,前面的道路虽然坎坷,从前觉得前途渺茫,现在看到了希望。
等我们十一月份回到南京,发现班上的同学都出去串联了,仅有一位成份不好的×××同学没有串联,该同学太老实,对命运逆来顺受,一次他到学校,几个初中造反军把在校门口向不是红卫兵的学生讨要学生证,说是要出去串联,于是他把自己的学生证交给了与初中生造反军在一起的同班的造反军(农村劳动时的监管) × ××。没了学生证,他一直无法串联。我们听了这件事当时都义愤填膺,怪他太老实,又找不到拿走他学生证的人,就一起到学校办公室,开了一张×××是本校学生的证明。当时北京及沿海大多数城市基本仃止串联,几位同学自告奋勇陪他到西北方串联了一次。我当时生病,就没有再去串联。直到现在,他是班上同学中现在唯一还留在苏北的。
等我们第二次串联返校时,校园里情形大变,除了几个红卫兵组织外,从过去受压制的同学中杀出了许多的战斗队,不久与一批从原红卫兵组织分出来同学组成了新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联合会”(以下简称红联)。在当时阶级斗争气氛严峻的形势下,红联中心组的成员,都是从原红卫兵组织分出来的和成份好同学,并随时准备为其他同学做出牺牲。特别是从原红卫兵分出来的同学,都向班上非“红五类”子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取得了谅解。 12 月 16 日红联一成立,立即斗争矛头指向“血统论”,并宣布解散学校的“劳改队”。从此,“血统论”逐步退出南师附中的历史舞台。
六.评诉“挖烙印”
红卫兵运动,从 1966 年 8 月起到 1966 年 12 月是鼎盛时期,在这短短的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是血泪,是摧残,造成的破坏磬竹难书。在南师附中同学中,形成了严重的对立,扭曲了无数稚嫩的心灵。这一历史现象造成的后果深深留在经历了那场浩劫的人们的心里。就是今日,“血统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彻底铲除,并会从当年政治上特权思想转化为经济上的利益。
文化革命中,大家都是受骗者、受害者,当然非“红五类”子弟受害的程度更加严重。我并不奢求向迫害的执行人讨回尊严,讨回人权,但我希望这些迫害的执行人良心发现,不再津津乐道红卫兵当年的 “ 光荣历史 ” ,也希望南师附中有关部门在编写这段历史时能体验一下非“红五类”子弟当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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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5-15 06:2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附中回忆1966: “挖烙印”前后 (戴相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3b1bf010008hm.html

在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后,我校出现了三个红卫兵组织。
“八一战斗队”是以高二某班同学张阳宁为首。他们好像是以军队干部子女为主。当时,文革已经两三个月了。按家庭出身而言,革干、革军、革烈中的“革命干部”,因为涉嫌走资派和黑帮,已有朝夕不保的惊慌。此时运动尚未涉及“革命军人”,而“革命烈士”已是铁板钉钉,所以有着这两种家庭出身的人,底气足,他们的张狂劲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八一战斗队的队部好像设在东三楼。
“红色造反军”占据着东一楼,以高三同学李天燕、纵晨光等为首。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目是高二同学陈光华和朱会民。他们占据了北操场的体育教研组的办公室,加上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上的字是黑色的,后来被人们疟称为“北操场黑字兵”、“黑字兵”或者“思想兵”。
作为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局外人,我不知道这三支红卫兵之间有无矛盾,可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他们在攀比谁最革命、谁对“旧”社会的破坏最大、谁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整得最狠。且不谈那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了,就我们附中的一幅“老子跟老子干/儿子跟儿子干”,就可以看出这帮人的矛头所向。那第二个老子和儿子是打上了粗暴的红叉叉的。这足使我们这些人不寒而栗了。
我是在文革前不久才得知从小养育我的父亲是继父。而我的生身父亲是“畏罪潜逃”在香港美国的,前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主任助理。我是在十六岁时的一夜间,这位从未谋面过的生父的幽灵,在我原来想当然的、不红但也不黑的“职员出身”上,涂上了浓浓的黑墨汁的。
心理上的委屈和不承认,是不到红卫兵和社会上的同情和认可的。
运动初期,为了显示自己是革命的,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上街为红卫兵散发传单。直到有一次,班长梁立成不准我去了。我问:为什么?答曰:你是黑五类出身。我争辩说我不是。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是。这是社会上对我心理上第一次重大创伤。从那天起,到后来的十年时间,我一直在郁闷中生活,有时甚至是提心吊胆。
不久,红卫兵运动进入了大规模的整同学的阶段。此时,资本家和黑帮,也加入了被专政打倒的行列。黑五类已扩充成黑七类,含地、富、反、坏、右、资、黑。
9月9日,本班同学牟承晋走进了教室。他是从八一战斗队来整人的。朱琦琦、余曰辛同学被喝令分别站起来。他们被指责平常有反动言论,表现不好。牟对他进行了严厉大声地训斥。我坐在课桌前,赫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点到自己的名字。我想其他在台下同学的心灵,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其中最荒唐的训词是:对女生言行上的违规,干部子弟和你们这些人,性质上完全不一样。
这真是应了当时红卫兵的口头禅:对你们只有斗,斗过来就团结,斗不过来就专政!
还有两位黑七类的同学也受到了责问。所幸的是,我的名字没有被提到,整人没有升级到打人,在场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帮腔的。
牟还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进行了教育,要我们和家庭划清界限、造家庭的反。最后,他力竭声嘶地、用昂奋的男高音,向我们朗读那篇杀气腾腾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从9月中旬到国庆前后,北操场黑字兵别出心裁地发起了“挖烙印”的活动。他们要黑七类同学把家庭给自己烙上的黑烙印给挖出来。其余的人得挖黄烙印。他们“里里外外红透了的”的红五类,是想当然的挖烙印的监督者了。
9月20日那天傍晚,我们背着背包,集中在北操场。黑字兵乘下乡支援秋收之际,把挖烙印给参合进来。我们即将徒步开拔陆郎农村挖烙印。临行前,听司令台上的两位训话。一个是朱会民,另一个,就是陈光华。大概前几天,也在这里,他们两个做过挖烙印的动员。
他们还规定了我们在挖烙印期间必须干的两件事:把日记交出来检查;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自己家庭的问题。当时,我的头脑与天色一样,一片昏暗。
行军的第一站,是在雨花台祭扫革命烈士墓。
然后在夜幕里,我们沿着宁芜公路西进。郁闷的心情导致了不活跃。后来累了、瞌睡了,连口号也不喊了。有一段路,竟是昏昏沉沉地走过来的。
有人提醒:这是阶级烙印的表现。于是在休息时,有人就主动站出来挖了。一个高二的女生,当场作检查,公开骂自己是“混蛋”。接着下面来了一阵违心回应:红五类在行军过程中表现比我们好。他们一路精神抖擞,带头唱歌、喊口号。难道他们不累吗?不,因为他们的感情和我们不同。
第二天中午,我们抵达陆郎镇。一夜行军的疲惫使我们在烈日下的场地上倒头就睡。
当我大汗淋漓地醒来时,突然想起昨晚动员时的规定。挖烙印时,要把日记交出来的。我马上把日记拿出来检查,生怕有什么出轨的言论。结果,除了对血统论的几句温和异议外,最大的牢骚就是针对买不到〈毛主席语录〉了。学校把分配到的、当时很抢手的语录,分发给红五类同学和工人后,剩下的三百本全退给新华书店了。我偷偷地把“唉,宁可退也不卖给我们这些人!”改成了“为什么还不卖?”。我在希望我的涂改不会被查出。
这天下午,我们初三丙的男生,下到了江宁县陆朗公社朱庄大队三家生产队。
9月22日起的一个星期里,我们都是上午劳动,下午开会挖烙印。邻村的本班女生和高二某班的女生和我们编为一个中队。她们每天下午来我们这里集中。
主持我们这队挖烙印的红卫兵是本班同学的朱晓民,副手是陈光中,陈光华的二弟。还有两个初一初二的女黑字兵被派到我班协助朱晓民和陈光中。一个脸微黑长得很象曹素兰,另一个脸微胖,外号“江胖”。
我们围坐在生产队的场地上,一个接一个地检查、反省、揭发、挖烙印。材料都是前一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写的。挖烙印是一轮一轮地进行的,一轮比一轮深刻,一轮比一轮激烈,人人过关。
所谓的黄烙印,当时的代表作是“白专道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工人农民”、“怕当农民、怕下农村”之类的。
黑烙印,如果真要上纲上线,就会很严重。黑的东西涉及到对新社会、共产党、阶级路线的不满,甚至是仇恨。窝藏地契、变天账、金银浮财、旧时军用地图,梦想老蒋回来、反攻倒算,包括下意识的“忆甜思苦”,都算是黑烙印的反映了。
我们挖烙印人的受害程度也不尽相同。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家庭出身有多黑,本人在文革前受学校的宠爱有多深,本人对红卫兵和挖烙印的态度有多诚。当然,主持挖烙印的黑字兵掌握着决定权,文革前与他们的关系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挨整的同学中,对挖烙印的态度也不相同。
有些同学在历史上就一贯紧跟、要求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这次他们也是这样。承认自己是黑崽子,有黑烙印,把自己的父母骂得一钱不值。他们违心揭发自己父母的东西,连他们自己可能都不信。他们都是一些从普通职员到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出来的孩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家里哪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反攻倒算呢?可有一点很讨厌。他们再骂自己的同时,也往往帮红卫兵整其他同学,口碑不好。
另一种态度是对无中生有的指责和高压予以坚决的还击。下面是孙重明同学2004年在初三丙班网上的一段述说。
“记得北操场场红卫兵把我们押到六郎时,要我们斗私批修,朱晓民要我承认我父母反动,我当时毫不客气的回答他:“我父母不反动!你凭什么说他们反动?”好在朱晓民没有下文,这事也就结束了,但在我心中却刻下了一个烙印,可能永远也忘不掉,尽管我一点也不记恨朱晓民。”
我看了后,经回忆,是这样回复孙重明的。
“当时你反而说你父母一直追求进步,并给出凭据:我父亲因揭发某反革命分子立功,单位领导还奖励他一辆自行车!我在场作为被整者之一,只能心中暗暗为你叫好。对你大胆的有理有节的自卫很佩服。当时朱晓民比较尴尬,你是胜者。”
绝大多数同学,包括我,都采取了软抵抗的策略。
我最恨与自己的亲人和家庭划清界线。我也没听他们讲过反动话。况且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对反动话有免疫力。加上我父亲还向我讲过他收入比解放前高。我的底线是很明确的:我和生父只是血统关系,我没见过他,所以也谈不上他对我的影响。再说了,违心地说自己有黑烙印,在那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会给家里带来极大的麻烦的。谁能保证不招来抄家驱逐、甚至杀身之祸?
于是在我只挖黄烙印,大谈只专不红之类的东西,既是为了保自己,也是为了保家庭。我只字不提反动黑烙印,即反共变天之类的事情。
在场的红卫兵倒是对我的发言未置异议,没想到底下刚过了关的毛永年发言了。他咬牙切齿地问:“戴相陵,你的外婆是地主分子,你难道没有黑烙印?”这一军将得我头昏眼花,使我无话可说。
全场沉默、呼吸窒息。
感谢朱晓民,他没有对我追究;其他的红卫兵也没有下文,使我逃过了文革的第一劫。
总的来说,朱晓民对本班男生,还是高抬贵手、放人一马的。至于毛永年,第二年我就原谅了他。
听说上面嫌我们这组烙印挖得太温和、怪罪了下来。于是当我们的日记交了上去后,两位高二女生的日子就要难过多了。
韦楚和余涵琳的父亲都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官,是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过来的,国军少将军衔。红卫兵称这些人为老白党、反动军官。旧军官,算是客气的称呼了。革命军人和旧军官曾是国共战场上的死敌,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了,干部子弟对旧军官子弟好像总还是看不惯。其中革军出身的最恨旧军官出身的了。可能有两点特别碍眼。在文革前,后者可以填出身为革命军人。他们的老子还穿着解放军的军装。这与真正的革命军人有什么区别?那幅“老子跟老子干/儿子跟儿子干”的对联,好像就是这个背景和心态下的杰作。
发难那天,黑字兵们先分别对韦、余二人大声呵斥,要她们老实交待。可是两人确实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了。于是江胖把一本日记本扔了过去,点出一页,叫其中一人读(具体是韦还是余,我记不得了)。
那篇日记的内容是讲当天突然雷声大作,父亲以为是美帝的原子弹来突然袭击了,于是就领着家人跑下楼躲避。
就这点事,也得大做文章。先是讽刺挖苦,然后就无限上纲、诬蔑人家欢迎美帝打进来。
好在除了在场的黑字兵外,没有任何人想就此跟着做文章。见没人跟着起哄,于是就喝令读另一篇日记。
第二篇写的是参观肉联厂屠宰场的场景和联想。眼看着满地被屠宰的猪羊的头、肉、皮、毛、血,还有那牲口的惨叫,作者联想到了革命烈士临刑遇难时的壮烈情景。
于是这个联想被说成是反动和黑烙印。上纲上线后,说把杀猪和革命烈士放在一起说事了。
我们在下面,虽然也觉得这种联想有点奇怪,可是没有任何人跟着干落井下石的事。于是日记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是上午劳动、下午挖烙印、晚上写交代。直到近几年,我才听说,晚上邻村的女生不象我们一样平静。在她们的茅草房里,有人对本班同学冷扬进行了围攻。整人的具体情况,还有待披露。
一天晚上,朱晓民把我的日记还给了我,连一句评论都没有。
挖烙印的最后高潮是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自己家里的历史问题,再聆听他们的教导。此事一直扭扭捏捏地拖到了打道回府的前一天。朱晓民把我们带到了贫协主席家。
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像个有文化的农民。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家的祖宗八代都搬出来了。地主、富农、右派、反动军官、特务、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些天天下午提及的黑字眼,又一次地被提及。我把自己的生父和外婆政治面貌点评得非常清楚。
贫协主席耐心地听完了所有人的交代,眼神里有点疑惑和不知所措。尽管他可能为此被红卫兵打过招呼,可是他似乎在问: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喝斥甚至是教育。当着大家的面 – 整人者和被整者,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们这些同学将来都是好人!
听了朴实的贫协主席的这句话,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以后十年的黑暗岁月里,我一直把这句话看成是普天下对反动血统论的彻底不认同。我感谢全体贫下中农、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知心知音。
9月27日是挖烙印的最后一天。把自己的检查整理好后,我们去了当地的一座土烈士墓。老贫农在讲话里,只要求我们向贫下中农靠拢、读毛主席的书;而朱会民的,仍然是训词。
第二天,我们分班级分别离开陆郎,步行回南京。中途在宁芜公路上,附中的校车载了我们一段。
9月29日,星期四,晴。我的日记上写着:今天在家,到医院看病。
推出“红外围”的理念、成立“红卫公社”,到底是在挖烙印前、还是挖烙印后,我没有记载。早在9月7日前,附中就有了“学习红卫兵行动队”,只接受非红卫兵又非黑七类子弟参加。它是红卫兵中那一支的创举、它是否是红卫公社的雏形,我也没有记载。
红卫公社的组织路线照旧,把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弄了进去。进红卫公社要有人两个条件。一是家里不能沾黑或“有问题”,二是要“表现积极”。这些人虽然是红卫兵不够格,但毕竟进入了红外围。
我当然是连外围也都摸不着的人之一。10月4日,我申请加入红卫公社,结果遭到拒绝。
被拒、进入另册的有十几个人。我觉得在班上背后被人指指戳戳。去问过朱晓民,也没有结果。
红外围和红卫公社是的是群众斗群众,学生整学生的典范。
红卫公社成立的列队前,李强,一个高二的同学,被黑字兵任命为红卫公社的头头。他白净净的脸上加着眼镜,眼神却有点阴险,有点显得底气不足。虽然红卫公社的寿命不长,不幸的是李强同学,他不止一次地被人称为“二黄”。实践证明,二黄们的整人,有时还真比红卫兵更有特色。自己不是红五类、当不上红卫兵,却要对处境更险恶的同学来雪上加霜,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心理言行被扭曲的表现之一。
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也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支队,由黑字兵直接管着。其中有一个是王亮。他是我的学长和好友。血统论刚兴起的时候,我俩都想不通。一天晚上,我到他家,为此秘密地探讨了一夜,还是想不通。结论是: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何苦来着?
另一个是李得宁。当时,我对他勇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因为在八月的红色恐怖中,李得宁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何纪宁、秦志宁等六同学反血统论的那张大字报。除了有理有节的辩论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的大意是:当今我们许多中央首长的家庭出身都有问题,而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赫鲁晓夫的家庭,却是三代的血统工人。
不幸的是,我被推选为这个组的负责人,招呼大家学习讨论。大家选我,可能是第一次大家围坐在北操场再次交待家庭问题时,人们发现我的继父和母亲是组里唯一的“本人历史清白”的家长了。
有一天,大家在北操场一角学习,听着喇叭里唱的毛主席语录歌。据说那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在一夜之间炮制出来的。不知道我的哪根神经末梢出了差错,我要大家把已口头上重复多次的自己家里的问题,写出来。这也是我一生中干的该忏悔的事之一吧?
所幸的是,全组反映冷淡。事后,没有一人写出来交差。此事不了了之,也没有造成伤害。
10月11日,红卫公社突然宣告解散,没给任何理由。奇怪之余,我似乎有了一丝解脱。以后,也没人再敢提及红外围的概念。这天,离大家一窝蜂地申请加入红卫公社才仅仅七天。也就是说,红外围和红卫公社在附中文革史上只存在了七天到一个月的时间。
挖烙印、红外围和红卫公社为什么如此短命?
早在红卫公社解散的前几个星期,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那篇鼓吹血统论的讲话,被批判为大毒草。与此同时,人们在开始谈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后者,被指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了运动斗争的大方向。
早在运动初期,毛泽东、中央文革和十六条就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使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回顾历史,可以说,挖烙印、红外围和红卫公社的短命,不是因为有人要放弃血统论了,而是它与整个运动的大气候存在着暂时的不协调。挖烙印、红外围和红卫公社是典型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整学生。而黑字兵本身的口碑也开始变得更坏,与“老保”联系在一起。他们自己的父母,被一个个地揪出来。黑字兵本身已经自身难保,面临着解散和被取缔。
后来十年的历史表明,血统论以及它的各种版本,仍然是当权者压在广大青年身上的沉重包袱。
直到1978年,血统论才开始彻底崩溃。那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大张旗鼓地拨乱反正,使我们真正地看见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择优录取。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第八个年头的今天,根据至今还保留着的日记,我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希望能有抛砖引玉的效果。回忆有误的地方,还希望得到指正。
有人常带着质问地口气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愉快地事情?
这是国人的常见心态。过去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四十几年了,莫非还想反攻倒算?
几年前,我就说过:到了这把年龄、这个时代,反攻倒算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是不想让这段历史失传。
我是为下面三类人写下本篇回忆的。
那些喜欢看我写回忆的人:他们其中有许多不愿意遮掩史实,他们愿意尊重和反思附中的文革初期。
那些在挖烙印中整人和参与整人的人:他们其中有些人,把责任通通推给了社会,至今都没有对这段罪孽进行反思、忏悔和道歉。更有甚者,当提及这段历史时,个别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
那些在挖烙印中被人整的人:他们其中有许多人至今还不敢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评论自己遭受的创伤。他们还在怕这怕那,这是因为,这段历史对他们的心理上的影响和压力,实在是太大太沉太长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提及这段历史时,个别人至今还在违心地说:当年下乡挖烙印,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2007-03-17,于美国俄亥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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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5-15 06:27:29 | 显示全部楼层
高二乙班的“挖烙印”情况
66届高二乙 朱琼瑶

"红外围”是非红五类的所谓积极分子的组织。只有少数人能够被批准参加,没有被吸收的同学都有“不准革命”的遗憾心情。“红外围”积极协助红卫兵搞“挖烙印”,我记得北操场红卫兵动员“挖烙印”后,就以班级为单位在各班自己的教室里“挖烙印”,有一天,我高二乙班象往常开班会一样将桌椅排在教室四周,教室的南墙上有毛主席象,北操场红卫兵的人主持会议,指名叫出身不好的同学自我批判,气氛杀气腾腾,轮到有一男同学(恕我不指名,我们是回忆事情,对事不对人)自我批判,主持人叫他向毛主席象下跪,请罪,他没有完全达到要求,于是皮带就打在他的背上,逼迫他按要求做,事后听说他疼得大小便都失禁了。我们这些亲历现场的出身不好的人心情难过,同情,悲伤,敢怒不敢言。
后来就是到陆郎“挖烙印”,仍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由于分散在各生产队,可能黑字兵的人手不够了,这次是由“红外围”组织的人主持开会了,到会的是非红五类的所有同学。在老乡家里,好象没有去田间劳动,白天也开会,更多的人被指名出来自我批判,所谓出身问题大一些的同学更是难以过关,受到更多的训斥和侮辱。会上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人人自危,但也被训得仿佛自己身上真的是有阶级烙印,要好好进行思想改造,才能重新做人,记得我在自己的日记上也写了要认真改造思想的话语,好象并不完全是言不由衷。可惜日记早已不见踪影。在陆郎没有打人现象,但精神上对同学的迫害和摧残丝毫不次于肉体的伤害。


也谈挖烙印
66届初三丙 孙重明
挖烙印,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参加的,当然不是所谓的黑五类的,可能都是所谓的自来黄、自来灰、自来白之类的,也就是说普通人家的出身的居多,也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当时是北操场红卫兵组织的,好像就是叫红外围。我们班的男生朱晓明等人好像都是北操场的。去陆郎挖烙印的同学是分住在农民家的,说是要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劳动,每天要抽一定的时间挖烙印,写汇报,还要以班级为单位开会,暴露思想,接受帮助。那时管我们班这几十个非红五类的除了我们班男生朱晓明等人外还有两个初二的女生,是谁我都记不得了。记得开会是让我们围坐一圈,让个人交待自己或父母是如何反动(所谓的挖烙印)。至今让我记得非常清楚地是,朱晓明问我,你父母不反动吗?我给他的回答是:我不认为我的父母反动,他们一点也不反动!他们一直是积极分子,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怎么是反动?我也不记得写过什么,反正当时我什么也不怕,跟着到陆郎,当时我和大部分同学的初衷是为了出去散散心,到农村去转一转,结果是这样,不免有点后悔跟着去了。在陆郎我们班同学还合伙用火药炸死了富农家的一条狗,是用食物包着火药的,把狗脑袋炸开花了。
但是,我们班同学始终没挨过大整,也就是仅此而已。我义正词严的反驳了朱晓明等人后也没有遭到什么打击,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然,我们班也有同学心思很重的,挖烙印、写汇报,整天忧心忡忡,甚至连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甚至在月光下写思想汇报。反正我当时虽然感觉气氛不好,但也过得很自在,没人对我怎么样,当然,我的骨头也很硬,对他们(北操场)的做法也很不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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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网友留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虫虫
2007-03-21 09:42:26
十分感谢戴相陵的回忆,本文应该是目前为止最为翔实的附中文革挖烙印的记录。
常见同学的回忆文章里提到挖烙印,但都没有太多细节的描写,附中有些班没有明确搞过, 因此我一直弄不清挖烙印究竟是怎么回事?给同学带来了哪些伤害?看了戴同学的文章,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反动血统论的荒唐和破坏性,及给非红五类学生带来的心灵和精神的创伤,抢救和复原了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片段,这无疑对完善附中文革史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文革的亲历者们对回忆文革保持缄默,那意味着文革的记忆正在破碎和流失,反思的动力和忏悔的勇气将减弱甚至消逝。“既然它曾经发生,它也就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现在的抢救、回忆、记录,是为了不忘、避免和阻止,因此戴相陵、朱琼瑶、孙重明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看了戴文,正如孙重名所言,戴同学是绝对的高产、绝对的记性好,还要加上一条,绝对的“有历史责任感”。

[匿名] 戴相陵
2007-03-21 09:44:39
你的谬夸令学弟汗虚。
此文我酝酿了一个星期。上传时匆匆忙忙、丢三落四,对不起了。
遗漏的2A、2B已经补上了。全文顺序应是1,2A,2B,3 - 4。

虫虫
2007-03-21 09:45:21
我一直以为对“文革”劫难的认识,远不是一个“彻底否定”的笼统结论就能够画上句号的,历史需要记忆和见证,需要从细节上不断地叩问:我们曾经怎么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网友们的回忆,“挖烙印”这三个字在没有经历过的人们的头脑中(例如我)也许就是没有什么份量的三个字,看了戴相陵的文章,你能小看这三个字的份量了吗?!你会无视它的可能出现吗?!从这一点上讲,我的谬夸恐怕还不够,特补充之。

[匿名] 王虹
2007-03-21 09:46:24
电脑出了问题,几天没有能上网,今天问题总算解决了.让人更为欣慰的是:挖烙印也有了进一步的"成果".这个当年的"马王堆"也该重见天日了.
戴,孙等同学的坦诚,以及对待历史的责任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顺便也贴出一张当年迫害的见证:一份不像样的宣言(见李得宁提供的照片).它足以说明专制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匿名] 王虹
2007-03-21 21:17:32
戴同學的記憶應該是準確的。如果不是有文字記錄,日期能準確到具體的某一天,那一定是感觸太深了!
能留下當年的日記也是一個奇跡。
66年9月20日從北操場出發,先步行到雨花臺(向烈士請罪)。9月28日離開陸郎公社。29日才能到達南京。我參加了北操場第一次的動員會(9月18日?),知道有先去雨花臺的安排。會後高三丁有些男生表示不去挖烙印,但班上還是去了一些人(包括俞仲華)。俞仲華是高三丁紅挺戰鬥隊的發起人之一,那麽紅挺最早也只能是9月30日或31日醖釀成立。見到出身論的油印本也應該是10月初了。

[匿名] 如歌
2007-03-22 15:00:37
在挖烙印前,因为出了个“周球红”事件,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而且将当时的日记也全烧毁了。好像是高三的钱南秀同学,由于曾和某同学十分要好,给她看过自己的日记,谁知,因为文革运动来了,不知是否为了立功还是自保,揭发了钱的日记,结果,钱同学因此挨了整,好像当时还有很多大字报。那件事,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从此后,我就再也不曾写过日记,以前的日记扔进了火炉,偶尔写的也都毁了。后来,也曾写过工作笔记,但尽量避免发议论,以记事为主,涉及到人的,更是十分注意。
戴相陵等能将日记保存这么多年,真不容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3b1bf010008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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