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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5 0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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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安华《天边》中文版后的随想与反思
戴相陵
2009-11-30
（1） 写在前面
早在几个月前，我就与学姐高安华在南师附中老三届网站上公开的交流过。我声称是她二十七万字中文版《天边》的一位认真的读者。
下面是当时交流的一些要点，外加上一些今天的说明。
我为什么是《天边》的读者，而且自以为是认真的？
这是因为我总是在心底里觉得，我歉该书作者一个书评，尽管我自己都不能保证这篇书评的质量。
那么附中网站人才济济、个个能写，我算老几，凭什么要写这个书评？
这是因为，我大概可以被指责是附中网站上“高安华风波”的挑起人，可以说是点导火线的“罪魁祸首”。
我对风波起因的粗略回忆如下。
年前，在附中网站转载了《天边》中的“解剖课”一节后，时任网管之一的黄健，署名难忘，他根据一些网站的报道，对作者高安华做了正面的引荐，与其他知名的“反和谐”旅外作家齐名。
黄健虽然不是附中校友，但他是初三丙的铁杆好友、“名誉成员”。他把引荐也带到了初三丙网站上。
正当我尊敬地对你刮目相看的时候，初三丙网站出现了下面的反对贴，而且是署了实名的。
“高安华在小说里显然把自己写成一个受压制被迫害者,其不知在同学的记忆中完全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同班同学.她是烈士子弟,文革前在我校就有很高的地位,不用说文革中了,是站在高处狠整同学的一位.文革后她从高处跌了下来心理不平衡,找了个老外嫁了出去.知道的人都认为她小说有很多篡改事实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同学对她的小说很不看好,尤其是同班的.”
接着，又有了一个跟贴来支持，署了不同的实名。
“没有兴趣看她的东西！”
我读了后，心里直倒胃口。于是想纠正黄健，就把二贴引到了附中网站上，而且没加任何核实，还跟贴上了自己的想法。
“反思难，难于上青天。
明明是当年的迫害者，却在传记小说里把自己写成一个受压制被迫害者。这种艺术夸张，有颠倒黑白之嫌。
这里并不是只针对某位作者。自己写作时，也在注意抑制这种“夸张”。
力挺王虹：还是先把史实搞清楚吧。”
我认为就是这初三丙的三贴，点燃了“高安华风波”的导火线。
首先，对你的抨击来自你的高二乙班的匿名同窗，他们是从文革前柯庆施时代的“上海市三好生”、附中阶级路线”中“阶级感情最深”的“革命后代”、“红卫兵运动”中“响当当”的“自来红”、68年“内部参军”开始数落的。
第二方面的抨击是在你的“伦敦市长邀你与胡锦涛共宴”的文章出台以后，主要来曾小渤，涉及扬毛还是贬毛的政治，还有传统道德观和你的个人涉外婚姻等。
接着就是轩然大波式的大辩论，对你褒贬都有。为你辩护的，以匿名的“北美小老李”为代表。
因为根本不是什么知情人，我在指责自己，没经调查就轻率地发言，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于是，我就只好龟缩起来，对此就不敢再说三道四了。只是心里总觉得歉了你一点什么。
因为阶级路线、血统论和红卫兵运动，在附中曾经给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同学造成过重大的伤害，我对此的研究就多了一点。主要是当年的史实、当事人当年的心理及行为、还有当事人今天的忏悔和认识。就我这一点点“不识相的”的研究，也遭到过道貌岸然的指责以及和稀泥们的劝退。
在得知“天边”的中文版要问世后，我一本正经地询问了在美国的两位高二乙学长。他们虽然都是血统论的受害者，可是都回忆不出对你在文革初期“站在高处整同学”一说有什么具体行为。这与你在《天边》和这里的表白是一致的。
我接着又打电话给初三丙第一贴的同学去求证，问可有整人证据？答曰：自己也是听说的。
我明确地对他们说，如果没有根据，所谓高安华的整人一说就不能成立。而作为风波的怂恿者，我要在适当的时候澄清这件事，于是萌生了写书评的念头。
（2）与高安华比童年时的换位思考
[blockquote](2009-11-29 00:47:51[/blockquote]由于高安华有个被称为是革命烈士的好爸爸。与她比童年，我是自愧不如。
文革前，在党的阳光下，当她戴上团徽时，我已经应感到了党的阶级路线的困惑和威慑。
在她被内定包送大学时，我在苦苦思索和表现，试图逃避黄桂玉走的那条与家庭决裂、上山下乡的道路。
文革初，当她身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晃了一下就回家谈恋爱时，我却在被喝令要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去农村挖烙印。
1968年，当她内部当兵时，我去了苏北农村、插队落户。
即使两年后，她从部队复员到714厂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我在农村暗无天日的日子，似乎还远远没有熬到头。
大家都是过来之人，知道当年老三届出身红和出身黑，当兵和插队之间的巨大反差。
由于自认为自己在个人素质、尤其是在智力上，并非差人一等，我只好在字典里找到了一个贬义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态：嫉妒。在现代词汇里，用个中性词，叫心理不平衡。
不平衡之余，想起了换位思考。
高安华从小就失去了双亲，七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可以想象，她在最需要得到父母呵护的时候，这种不幸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这样的儿童，在今后个人的成长发展上，会有不可摆脱的心理阴影的。
我们童年时期有父母的人，应该要体量和同情作者的感受。
“就是死，全家都要死在一起。”
这是在1969年秋天，许多为人父母所作的抉择。他们面对着全家下放农村的灾难。
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身边的子女全带了下去，还把在其他地方插队的孩子也弄到了一起。父母想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子女；孩子要的，就是父母的呵护。哪怕再艰难，孩子下工回来，母亲的怀抱总是热的；逢年过节时，父亲扯的二尺红头绳，还是有的。
我有贴身体会。那时，我们全家团在茅草房里。两个妹妹，一个九岁，一个十五。城镇户口被剥夺了，可是她们仍然有父母的关爱和呵护。
而作者却没有这种温暖。
尤其值得同情的，是她们姐弟在寄人篱下时遭到的白眼、冷落、甚至是虐待。还有后来住校时，过年过节，都只能在空荡荡的学校里，无家可归。
什么都不如小小年纪失去父母失去家更为痛苦。这话我理解、也认同。
可是，上面毕竟在各方面照顾着烈士的遗孤，政治上和生活上。当时更苦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有父母，然而，他们也在恨着父母，希望自己没有这样的父母。
听说有这么一家，住在南京大方巷的西桥一带。为父的很早就被关了进去。这个反革命家庭里，常年就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生活。收入，全靠手工给人家缝地毯，按件计酬。
这家当年的一景，就是小孩放学后，不准出去玩，只能在家帮母亲缝地毯。只有这样，全家才能活下去。
那么我们这些有父母的、还有那些烈士子女，可不可以再换位体谅一下，这姐弟五人的心理发育成长呢。
可以理解，这家人人都有理由恨她们的爸爸。尤其是最小的弟弟。他从生下来起，就记不得有过有爸爸，于是也谈不上父爱和感情。政治上极端歧视，生活上一贫如洗。在最饥饿的时候，小弟弟曾经在饭馆后面的猪食缸里，偷偷捞出一块漂起来的肥肉，放进嘴里大嚼。他家的故事，就像传说中的旧社会。
难怪熬到八十年代，父亲平反释放回家时，就是这个小弟弟，守在家门口，坚决不给爸爸进来。他死活不认这个没有给他带来过任何欢乐的爸爸。结果为父的硬是没进家门。他回到了老家后，不久就死了。
在那个世道，有多少人在希望自己没有政治上累赘的父母啊。包括在文革期间，不能排除一些烈士子女，甚至在庆幸父母的英年早逝。否则，一夜之间，他们不就成了走资派了吗。我本人也不能确定，当流亡海外的生父此时出现时，我自己能有理智的反应。
所以，那个年头，孩子有父母，不全是好事；父母不在，也不全是坏事。
心理不平衡的良药，就是换位思考。对她，对我，对你，都一样。
理想中的好爸爸是不存在的。可是接近理想的，还是有的。就看你理想中的选择了，是要做反革命子女、还是革命烈士子女。
可是俗话说，“家庭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从文革前后一路走过来的人都清楚，前者弄不好很难生存；而后者顺当的话，很容易飞黄腾达。
（3）如果当年让高安华一直顺当下去的话
可是她没有想到，在个人发展的金光大道上，竟有不测风云。1969年底，她在部队遭人告发后，先后失去了当五好战士、提干的机会。在1970年初，竟然是不很体面地复员了。
从此以后，她就一蹶不振，从顶峰跌落下来，个人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可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没有被告发而复员一说，她人生一直顺当下去的话，今天该是个什么样子？
我想她大概被顺利地评为五好战士，入了党，从护理提干为护士。不久，在时兴工农兵学员时，又被哪位“父亲的老战友”弄进了军医大，毕业后成了军医。
今天，她是我军某医院的院长或者政委，主任医师。
或许她选择了读军外院，以发挥自己的外语天分。如今是我军某外语学院的院长或者政委，职称教授。
而且婚姻生活美满。因为在这期间，她嫁给了一位年轻的军官。他也是高干子弟，于是如今也官运亨通，身处高位。
也许夫妻俩其中一位早就下海经商，形成了一人做官、一人经商的最优家庭组合。
可是，这个假设的家庭，鉴于当今的上下官商腐败，最终可能逃脱不了上帝的惩罚。因为我曾听有一民间传说称，如果把当今高官排起队来，当成贪官一个一个地枪毙的话，里面肯定有冤枉的；可是如果是一个隔一个地枪毙的话，里面则肯定有漏网的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当年让高安华一直顺当下去的话，她得到的，是今天富足和地位。可是这是她想要的吗？她的心灵能平静吗？
她失去的，是她下半生的五彩人生、当今蓝天白云下的无污染的环境，当然还有无污染的心境。
我要是她，我是不会后悔所谓的那次人生走的下坡路。
（4）那场农民战争、农民政权和农民运动（姑且也称之为“三农”）
耳顺之年谈家史和个人史，就一定得在中国现代史的框架内说事，就一定要谈伟大领袖领导的那场农民战争，战争胜利后建立的农民政权，还有那个政权设计的、强加给老百姓的、一场场无休止的、形形色色的农民运动。在近代史的九十年里，三农政治已经导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党文化”。
如果我当年不是搞语言学，而是学历史的话，我的博士论文和研究课题，大概可能是把这个当代的农民政权，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政权做个比较。从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到太平天国，列出它们的相似之处。我大概可以论证，当代的这个，与历史上的农民政权基本上是一样的。最起码在主要方面：揭竿而起、造反起义、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皇帝丞相和朝廷命官、江山还要传给下一代、为当权者和利益集团谋取更大和最大的利益。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说，既然他们也是农民思维，那么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农民战争、农民政权和农民运动的翻版而已。
不过与历代不同的是，当代的的三农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残酷性。他们从西方和俄国引进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就有了一场接一场的内部整人的运动。
更有甚者，当我读完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后，还非常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有些做法，竟和希特勒法西斯非常雷同。
我不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以不想对这个政权妄加评估。可是我相信，在他们掌权的前27年里，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高达四千万。这个数字，比民国政府执政时多，比历届农民政权多，比历届封建王朝多。
这时，有人会说，这四千万大部分死于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又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据官方报道：1959年到1961年的连续三年里，我国九亿亩耕地中，有六亿亩受灾。三年自然灾害，据说是导致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些都是官方的新闻导向。而非官方的说法，却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农学家和气象学家，他们对连续三年有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说法，提出质疑。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归罪于1958年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政治和群众运动。
至少，我是不会认同一个有四千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农民政权的。对于它的统治，即使不用“罪孽”一词，大概“人祸”还是可以用上的。请千万别跟我提那些成就，因为没有前三十年的折腾，我国的发展水平应该与日本的成就差不多。也千万别提我国的人口多，因为我们也地大物博。而日本国，人口密度比我们高得多，而且资源贫乏，人均占有的资源要比我们少得多。
看来就凭四千万屈死的冤魂，就可以彻定否定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三农了。可是，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彻定否定是个很痛苦的连锁反应过程。
微加思考，就可以发现，否定三农，意味着也要否定我们父辈们的一生，尤其是那些“革命前辈”们。他们为着理想抛头颅、撒热血、干了一辈子“革命”。
更痛苦的是，也意味着要否定我们自己的大半辈子。因为我们在党文化的熏陶下，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过几十年，至少是在青少年时期。
我们的痛苦，还远远没有中止，因为人们脑海中被三农和党文化强加的许多“深入人心”概念，现在需要重新独立的评估和反思。
比如，什么是“革命烈士”、“革命干部”；什么又是“地主”、“资本家”、“反革命”；还有那些在三农中失去生命的人，从“壮烈牺牲”的到“拉出去枪毙”的，难道我们迄今仍然要按照党文化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民族传统，坚持三农下的定义和结论吗？
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痛苦，而且还要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可以理解，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包括我在内。
（5）从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到死有余辜的“地主分子”
有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这就是，即使在党文化中，作者的父亲该不该追认为烈士，还值得商榷。从广义上说，烈士是牺牲在疆场或刑场上的，比如堵枪眼的黄继光。如果雷锋在执行公务中不幸殉职，也还可以称为烈士的话，那么那些病逝的呢？比如开国元帅罗荣桓，他是不是烈士呢？还有本人的父亲，他兢兢业业地教了五十几年书后病逝的，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不是烈士呢？
我认为天边，至少是她的前半部，没有摆脱三农和党文化的阴影和思维模式。作者在谈“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时，语气是津津乐道的，口气是理所当然的。
在她的心目中，革命烈士是至高无上的，大概证书是毛泽东（皇上）亲笔签发、安葬是彭冲、许家屯（朝廷命官）操办的吧？
作者开口闭口革命烈士，还引自为豪。以至于在天边以后，其父的陵墓被迫迁移、墓碑被迫销毁，她“哭泣的灵魂”在指责当局的无情无义。
大概是我们已经长大，甚至在变老，经历得太多的原因，当今天再次满目地读到“革命烈士”的时候，我们已经找不回中小学时代对烈士的那个感觉和那份感情了。
当然在这里，我非常理解和赞同父亲在女儿心目中的伟大和神圣，但是不要老用为三农“积劳成疾而去世”的“革命烈士”来说事。
这位前辈，三农已经对他很不错了，毕竟让他在陵寝里安息长眠了四十多年了，而且对他的子女也倍加关照。相比之下，天边中那位被拉出去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就悲惨了。他其实倒是应该与张志新烈士齐名的。唯一的罪状，就是质疑了正在进行的文革。临刑前，不能为老母尽孝的话还没讲完，下巴就被刽子手弄脱了臼。更可怜的是，他的尸体，竟在掩埋的当夜，就被作者所在部队的人民子弟兵偷偷盗出，下锅煮烂后将肉剔除。目的，就是要取这位壮士的一付完整的骨架，继续为三农的军事医疗事业服务。这使我想起了，宣传中被残酷的西藏农奴主剥下的那张农奴的完整人皮。
所以，革命烈士和反革命分子，他们子女之间的换位思考就显得重要起来。
其实，为三农献身和丧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三农把为数不多的一头定为烈士的话，那么另一头，则是大批的地富反坏右资黑。他们中的很多在走后，竟是死不见尸。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其中一位，是本人的外祖母，她是自溺身亡的。
我从记事起，就记得外婆从上海迁来。她与我们同住，由父母供养，零用钱由两个外地的舅舅寄来。那是1954年的事了。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外婆的呵护下长大的，与她的感情之深，丝毫不亚于作者与她的父亲。至今我还记得外婆给我洗脸洗脚，给我补袜子，给我讲往事，给我唱虫虫虫虫飞飞。
在家乡解放和土改的时候，外婆不在场，于是也从来没有给划过成分。可是母亲一贯对党忠诚老实，每次政审填表时，都说外婆本人是“地主分子”。地主归地主，不过也阴错阳差，外婆倒是一直有选举权。每次选举人民代表，居委会一定要通知她到场投票的。
平时外婆从来不下楼外出。有时一定被喊出去开会，她的一口上海土话，没有人能听懂。后来连居委会都懒得搭理她了。
当年闹文革，就这么一位与世无争的老人，我也怕她在劫难逃，而且果然不幸言中。
那是1969年10月的事了，我在苏北插队还不到一年。
有一天下工回知青屋，收到妹妹从南京的一纸来信。就冰冷的短短几句，足使我彻底地心寒。她说，外婆在居委会的清队中，畏罪投河自杀，死有余辜，要我站稳立场，与外婆划清界限。
我大惊失色，但很快又回到那个年头的见怪不怪中去了。
我在回忆外婆与我的最后一次交流。那是上次过完春节离家返乡上路时的最后一瞬间。我背着挎包咚咚地下了楼。外婆不放心地紧追出来，大声叮嘱我在乡下要好好的。我回头挥手，看了最后一眼，她慈祥满面、白发苍苍。
表面上的站稳立场压制住了我内心的悲痛，我立刻把信让同屋的两个知青看了。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是介于官方和同情之间。接着，我马上把此事报告给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以示我无意向组织上隐瞒。
事后不到一个月，我家被通知下放。下放原因是否与外婆有关，只有去等今后的档案解密了。
在后来很长的日子里，由于种种原因，我都不便仔细地询问外婆殉难的详情。只是听说，是上海电机厂牛棚里劳改的高工舅舅，扯出了个家庭出身问题。于是专案组伙同家乡的贫下中农，追杀到了南京。他们与居委会的工宣队一起，把外婆“揪了出来”。
事情前后没有几天。
天天满院子的大字报、大标语。天天居委会、工宣队都要上门。天天有外婆的批斗会。天天外婆都要交待、要劳改。天天爸爸、妈妈、妹妹在学校都要表示划清界限。天天我家都是鸡犬不宁，没有正常日子过。
直到我全家下放农村多年后的一个黑暗的阴雨天，我才就外婆的殉难采访了母亲。
外婆当年已经76岁。虽然她表面上不闻窗外事，可是外面的文革她还是知道的。舅舅在上海被揪出来，我在乡下插队，父亲母亲在单位清队中迟迟不能归家，妹妹在学校红卫兵当不上。所有这一切，她都隐隐感到与自己多少有点关系。果然终于有一天，她被揪到了批斗会上。
出事的那天早上，妈妈起床后发现她不在了。外婆没有留下遗言。她穿了一套干净的中式布衫、小脚布鞋，不辞而别。为了不引起猜疑，她把自己的钥匙留在了枕头旁，床铺理得整整齐齐。
没多久，我家窗前不远的池塘里，飘起了一具老奶奶的尸体。围观的民众，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外婆之死，惊动了楼子巷、三牌楼一带的大街小巷。他们说，一个地主婆投河死了。
我问母亲，你有没有去看外婆一眼？她无奈地答曰：没有。
母亲告诉我，那天居委会、工宣队的人上楼来问：要不要去看看？要不要去收尸？我都坚决地说了不。
还好，隔壁的唐世中老师去看了。她为了安抚母亲，后来特地悄悄在背后对她说：我代你看过了。老人临走还算安静，眼睛是闭着的。
这就是我得到的有关外婆的最后信息。
这就是外婆之死，我们家人是死不见尸。这也是三农中千百万死不见尸的冤魂之一。
如果这时有人会指责我把自家的事扯到书评里来，显得有点牵强，那么我仍然可以拿作者的家庭来继续说事。
那第二个死不见尸的例子，就是烈士的亲父亲、作者的亲爷爷。据说他也是“地主分子”，也是走投无路后，投江自溺身亡的。
对我来说，作者的爸爸和我的外婆，他们都是人。如果作者有意识无意识地在三农思维中用烈士把前者拔高，还要恕本人不能苟同。
作为人，我们都要尊重人权人格；作为长辈，我们都要尊敬热爱；作为逝者，我们都要安葬立碑。这里，没有什么烈士和地主之分，当然也包括作者谢世的父亲和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和外祖母。
可是，那都是三农的鼎盛时期啊。只是传到了涛哥这一代，统治集团权衡利益的侧重点已经与当年很不同了。当年，定为烈士而厚葬，或者定为地主而死不见尸，是利益集团的需要。而当今，通知烈士的陵寝搬家，或者对冤死的亡灵继续遮遮掩掩，也是利益集团的需要。只是这代统治者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知何时能对平头百姓兑现。那句话就是：以人为本。
（6）再谈走后门
[blockquote](2009-11-29 01:22:27)[/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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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今天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广大国人，只要谈起腐败现象，就咬牙切齿，谴责那国体上下似乎已经不可救药的腐败。即使是很多对三农至今还放不下的人，也认为，要再这样腐败下去，亡党亡国，那是迟早的事情。
在这里，我无意对腐败进行分析研究。可是作为过来人之一，我怎么总是觉得，腐败的初始阶段，应该追溯到四十几年前的走后门呢。而且，在初级阶段，走后门是依仗着血统论、家庭出身和阶级路线，在幕后悄然进行的。
听说过“留苏预备生”一说吗。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在南师附中当老师的母亲就提及过。那几个身价类似金枝玉叶的高干子弟，在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内定”，毕业后直接保送苏联读大学。
作者倒不是留苏预备生，因为她赶上了中苏交恶的年代。可是她也不怎么逊色，被内定毕业后直接保送北京外国语学院。这是1966年5月的事，由南京市副市长王彬和江靖宇定下来，通知了南师附中。而且讲得很清楚，不要感谢两位市长伯伯，而是要感谢她当了烈士的爸爸。
回顾一下，那是个什么年代呀。政治形势急剧左转、文革即将爆发。
那年5月，我们初三的同学，在江宁县的陆朗劳动。高二高三的更艰苦，在苏北盱眙县马垻公社开门办学。
前两届“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牺牲品，历历在目。黄桂玉她们，1964年去了盱眙当农民；1965年的那批更加残烈，他们远赴新疆阿克苏的丰收农场。
我们，尤其是非红五类，在升学和下乡的浑水中，都要淹得窒息了。而作者在此时，已经高枕无忧，在展望未来步入外交部门的美好前景了。还给她说对了，如果不是文革的爆发，那还真不是一场黄粱美梦。
有人可能要出来为作者说话了：她毕竟成绩好、外语好。
可是，我敢打赌，与她同等水平的，在同校同届里，至少能找到好几个，而且不乏干部子弟。那么为什么偏偏要内定她？
有人还是要打抱不平，说这毕竟是内定、而不是作者要求的。
那么，就请看看作者自己要求的吧。这里只谈几件决定人生轨迹、走了上层路线的大后门，都是顶着烈士子女的光环干的。
作者的弟弟高卫国当兵，1967年4月6日，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走的后门。
作者本人高安华当兵，1968年4月19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走的后门。
这两宗可都是在文革中老三届离校下乡前的故事。这里大概不需要我重温一遍，当年当兵和插队之间的巨大差异：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和前途上的。
在那发内部当兵的走后，我还在天真地苦思而不得其解：那些人中的近视眼是显然不符合当兵条件的啊。殊不知，在统治集团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切身利益时，那些条条框框只是针对老百姓的。
作者的姐姐高安东和夫婿，1981年3月从内蒙古调回南京。走的是江苏省省长惠浴宇的后门，因为他的亲弟弟周惠，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把手。
这里大概也不需要我再来重温一遍，当年调动工作的难度。
且不谈内蒙古太苦确实可以理解，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之一的夫妻分居二地，想调到一起，又谈何容易。
我的一位朋友在山西，因苦于常年调不回福州与妻子团聚，结果不得不离开祖国、移民香港，才把太太给弄到了一起。
如前所述，走后门的初始阶段的特点之一，是以血统论为前提的。家庭出身不好，想都不要想。广大工农子女也不要想，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有权有势的干部，也就少了一群能帮得上忙的叔叔阿姨。
笔者以前的拙作里，就对走后门和血统论就有所讨论。不足之处，是可能也没逃出三农思维。这里摘抄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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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的旨意，干部子弟是努力学习的，在政治上是要革命的。头上戴着家庭出身好的光环，他们应该清楚，在对未来进行竞争、本应该是公平的起跑线上，他们的起跑点被他们的父辈，人为地提前了许多。有多少优秀青年，甚至被取消了竞争资格。干部子弟的起跑，比他人要轻松得多。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在决定年轻人前途时，把家庭出身看得越来越重、对党的阶级路线，执行得越来越左。
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中央文件里正式传达过如此党的阶级路线，可是当时却是全社会的共识。这就是那臭名昭著的、欺骗了一代人的三句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摘自《祖国的花朵》）
试评走后门
只有在物资贫乏的世界,走后门才会有市场.这点,我们国家具备了.
那些年,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雪上加霜,连报纸都不得不承认:国民经济已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广大人民的温饱都难以维持,所以可供分配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是极其有限的.
什么是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 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无非就是升学,当兵,招工,提干,入党之类的了.
我们暂时可把走后门,定义为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 关键又是怎样去定义所谓的不正当的手段?
当权者对这些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我们的农民领袖们,与历代君王一样,在他们进城坐江山的不久,就开始念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了. 早在1967年春,毛泽东的夫人、当代“红都女皇”江青,就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赤裸裸地宣称: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一代一代地,不断地,进行着的.
如果让一代年轻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地竞争这些极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话,那么很可能他们心中的有些人会竞争不过而落榜、被淘汰出局.
怎么办? 办法之一,当权阶层制定了党的阶级路线,作为资源再分配的准则. 用这样的方法,使一大批优秀青年失去了竞争能力,甚至竞争机会. 请问这算不算不正当的手段? 今天再一次回顾历史时,我们可不可以说:当年党的阶级路线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走后门,是披上了合法外衣的,冠冕堂皇的走后门?
在农村的日子里,人们所目击到的最大的一次集体走后门,算是干部子女,尤其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内部当兵”了. 一夜之间,这批知青可以走得精光. 不需要贫下中农推荐,不需要体检. 他们不辞而别,临走连招呼都不打,连户口都不用吊销!
（摘自《从知青到工人》）
后来十年的历史表明，血统论以及它的各种版本，仍然是当权者压在广大青年身上的最沉重的包袱之一。
在运动初期，他们是用血统论来搞迫害。搞迫害，是血统论肆虐的高峰。
在运动中期后期，他们是用血统论来搞不公平的竞争。
为了谋取自家最大的利益，他们把决定年轻人入党、入团、招工、升学、参军、转正、提干、提级的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国家“不断进行着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们玩尽了一切权术，甚至在文革辞典中加入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词条，使众多的青年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给当权者感恩颂德。
（摘自《我的文革初期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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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以上的评论谈不上很系统。
可悲的是，在党文化的熏陶下，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无后门可走，已经认命了。
甚至有人可能要出来打圆场，提醒老百姓：走后门并不是三农的特产。从民国追溯到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不同版本的走后门。哪个时期的统治者不玩这一手。
我的看法很简单：你走后门可以，可是请不要同时又在搞欺骗。这边后门走得呼呼的、那边又在标榜自己是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是什么上面派来的“三个代表”，来搞什么“和谐社会”的。
这里我想把评论走后门推向一个更沉重、更敏感的话题：批判别人容易、批判自己难。
我自己也是通过走后门，在1972年底从农村走进了工厂。虽然级别很低，但性质是一样的。是苏北的一个县大集体单位，走的后门也低到县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他是我家旧时小保姆的哥哥。
下面是我的反思自己的走后门， 也摘自《从知青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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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工人后,我又背上了一个额外的沉重的思想包袱:我是走后门进厂的.
最初,我试图用三条理由来安慰自己:一是我在农村表现好;二是县大集体,不是什么好单位;三是走后门是从上面开始的,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可是渐渐地,这些对我,对广大的还在下面的知青,都不能自圆其说.
焦点又回到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公平竞争的问题上. 下面表现和我一样出色的知青多得很. 没有杨、邵、梁等人的帮助,这次招工机会能给我捉住吗?
从1973年开始,四人帮开始唆使人们“反潮流”. 比较知名的有张铁生、黄帅、李庆霖等. 但第一个反潮流的，要数钟志民了. 钟因其父亲是解放军福州部队政治部主任,在插队时内部当兵的.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意识到并公开承认走后门的错误,毅然从部队退回农村,继续当知青.
事后,“人民日报”对钟的行为加以宣传报道. 于是很多走后门的青年纷纷效仿,自愿退回原籍,似乎形成了一种潮流. 当时,我刚刚进厂,思想境界还没那么高,只是有点不安地观察局势的发展.
不久,在1973年初,中共中央XX号文件关于走后门退回原籍的意见下达. 据我回忆,该文件在轻描淡写地批评了走后门现象和赞扬了钟志民等人的行动以后,要求停止走后门者退回原籍的潮流. 原因是形势将要失控. 我记得文件中居然还有这样一句话: 走后门的不一定都是坏人.
文件下达后,其客观效果使走后门得以进一步合法化,甚至半公开和公开化. 以后,走后门愈演愈烈.
举个例子.
淮安县范集公社的南京下放干部XXX,在本人上调县教育局任秘书后,利用职权和关系,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在农村刚毕业的三个子女,先后弄进了部队当兵,弄进了江苏省淮阴师范学校和南京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 那个即将去南京上大学的受益者,由于得意忘形,在公开场合被人讥讽是走后门的. 他居然恬不知耻地说:他能上学是由于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
这种口出狂言,可能是他父亲教的,也有可能就是倚仗那个中共中央文件吧? 他家的好事独享的所作所为,在当地引起了公愤.
就是从当年走后门合法化的开始,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发展到当今国体上下的腐败. 这个观察不知有无道理.
而我,当年处在险恶的形势中求生存谋发展,也身不由己地被卷了进去.
我历史上形成的思想包袱,在三十几年后该作怎样评价,也可进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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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佩服作者走后门的能量、胆量、方式和策略。为了自身的利益，她做了最大的努力。这点不应该有异议。试问哪个人、哪群人不是为自己而全力以赴呢，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寻求发展。
问题是今天在回忆自己走后门的时候，用的那种理所当然和津津乐道的口气。全然没有察觉到，当年那是在参与掠取广大穷苦老百姓极其有限的政治和经济资源。
如果在回忆走后门的时候，能稍微调整一点语气，再略加一点反思，我把这看成是一种对得起虚度六载后的境界升华。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抨击别人走后门的同时，把自己也弄了进去。
（7）人性里的假丑恶–六亲不认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人一生下来，到底是不是圣人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我一直认为，人性里的各种各样的邪恶，只有在各个历史时期五颜六色的社会大染缸中，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边里也不例外。这里只剖析几个最重大的假丑恶事件，发生在党文化中的六亲不认。
如前所述，1969年底，作者在部队里春风得意、似乎是仕途看好的时候，意想不到地遭到告发后，先后失去了当五好战士、入党提干的机会。在1970年初，竟然是不很体面地复员了。从此以后，她在政治上一蹶不振，从顶峰跌落下来，个人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令作者难以相信的是，告发她的竟是自己的亲姐姐。
原来，作者与她的大姐培根一直有通信来往，讲的全是真心话，包括自己不愿意吃苦，还有对所在部队领导的不满和批评。没想到，培根给部队里领导写信告发，并附上了作者给她的有关信件。
结果，除了在大会上丢人现眼外，作者承认这对她人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且永远不能理解培根为什么这样做。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该事件除了其偶然性的一面外，从一开始就在酝酿它的必然性。
先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
培根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月，要比作者大好几岁。那个艰苦年代不仅谈不上得到父母应该给的关爱，而且在送出去寄养期间，如果不是老百姓的舍命保护，连性命都差点丢到敌人的手里。乡下的生活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培根的头上生满了疥疮。不幸的是，疥疮使她失去了头发。后来经过了大力补救，周边的头发都长出来了，但还是留下了头顶上的一片秃。可以理解，这对一个女孩造成的心理创伤有多大。
自卑伴随着内向甚至是自闭，还有对周围一头黑发的女孩子的嫉妒。最直接的嫉妒，是冲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们的，培根视她们的美丽为自己生理缺陷的天敌。
当嫉妒发展成嫉恨，最后成了仇恨的话，可怕的报复就有可能发生。而且早见倪端，语言上的冲撞，在文革前就开始了，只是没有引起重视和警惕。
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对培根模式的报复确实不能理解。这种事，只有在三农和党文化下一路走过来的国人才能理解。
为了党的事业，不仅国人的互相残杀是必要的，而且还提倡家庭内部的六亲不认。那时候，坚决划清界限，是一句非常上口的话，成全了许多人，当然是在他们伤害了许多人之后。在这里，培根是前者，作者是后者。这样的受害者，一定是被人同情的。
培根的这一手真绝，报私仇和党的事业弄在了一起，把人在政治上置于了死地。而且，干的还使所有的当事人都无话可说。至于她本人和我们的党得到了多少好处，也只是老天爷才知道了。
六亲不认，是违背人性的普遍准则，也是违背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的。
再读天边，我发现类似的事件，早在十五年之前，就在同一个家庭发生过。性质完全一样，可是后果却严重到了死于非命的地步。只不过，作者是站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没有为受害者讲话。
1954年4月，作者的亲爷爷，千里迢迢来到南京，投奔身为我党高级干部的作者的亲爸爸。当时， 爷爷还带着地主兼工商的帽子。他不堪乡下的窘迫，想到儿子家渡过自己的晚年。
还好毕竟不是拒之门外，但也只勉强留宿了一夜。美其名曰，爸爸因党的纪律不能收留爷爷这个地主分子, 以免玷污了这个革命家庭的声誉。
与其说是安排爷爷走，不如说是打发，甚至是赶走。否则，爷爷会不久就投江自溺，死不见尸，从地球上蒸发吗。
这就是党文化下的划清界限和六亲不认，发生在父子之间、姊妹之间。而且是几十年一脉相承。难道作者就没有意识到，当年为父的作为，很有可能被女儿培根学会吗。
类似的事件，天边中还有，只是没有那么严重。这里包括那个马列主义老太太，作者前夫的母亲，苏州地区的一朝权贵冯彬。在字里行间的暗示中，作者的亲弟弟卫国也有类似的举动。
六亲不认，是贬义词；对应着的褒义词，是大义灭亲。问题是党文化中的大义灭亲，一定得导致亲情、生活和经济上的彻底断绝。不像在其他地方，父亲可以仗义把儿子送上法庭，可是他一定也会按时去儿子那儿探监的。
这方面，我最佩服的是同院子长大的高三丁班的学长王亮。从1958年起，他就定期去劳改农场探视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的父亲，回来后就给我讲那里的见闻。他也是在他父亲追悼会上当之无愧的致词者。王亮是我小时候的楷模。于是我最恨与家庭划清界限，当然也不喜欢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的那些人。
近几年来，可能是自己变老的原因，我老在琢磨一种永恒的关系。
如果世界上任何关系都能人为地割断的话，有一种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这就是血缘关系。这就是我为什么最终原谅了我的亲生父亲，与他的家庭重归于好。了解我身世的人都清楚，生父在我的一生中，曾有意识无意识地对我造成过极大的伤害。
我真诚地希望，今天，作者已经对大姐的行为已经有所原谅和彻底释怀；而培根在她的内心世界，也做过了深刻的检讨和痛苦的忏悔。
同样，在另一个世界里，作者的父亲和祖父，也去化解了各自的心结。他们就人性中的丑恶和社会的罪恶，做了开诚布公的交流。
还是那句话：血缘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
（8）人性里的假丑恶–践踏人权
1985年9月，当作者的逆境开始好转并开始有起色的时候，她经历了一生中的第二次打击。她被关进了监牢里吃官司。
事情经过很简单：身在外贸部门工作的她，无意中提早了一天，把政府即将公布的一份外贸限制清单写信告诉了是谈判对手的港商。因为被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和损失。
设想一下，这个案子在一个法治和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会怎样处理。
被告律师会做这样的辩护：初犯、无意、没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要求撤诉。
被告很可能遭到行政处罚。比如罚金、扣除奖金、不予提级加薪、警告记过、甚至解雇，或者被罚在社区无偿服务三个月等等。可是底线是被告的基本人权和尊严不可侵犯，虐待和暴力是绝对不能用的。
不幸得是，事件发生在三农的党文化下。为了照顾利益集团、安全部门和党的颜面，作者被判缓刑一年。而且还经历和目睹了人间最大的假丑恶。
告发和证人是初见倪端的腐败分子、顶头上司，他是在打击报复。
执行侦察逮捕的是践踏人权、没有教养、粗鲁冷酷、水准低劣、好大喜功的安全厅。他们打着党是一贯正确的旗号，凌驾在司法部门之上，一开始就想弄出个重大的特务案来。看看不行了，就往团伙经济犯罪里搞。最后实在不行了，还把省政法书记搬出来，阻止放人。
关押在红色渣滓洞里，狱吏的残暴、牢房的潮湿、打骂和酷刑、猪狗饭食，简直像传说中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
整个办案过程，竟变成了安全厅和公检法之间的一场争斗。无视社会正义和当事人的最基本的人权。为了维护党的脸面和自己的脸面，就不能保证他们不敢草芥人命，当然是弱势群体的人命。
更有甚者，是出狱以后所遭到社会上层和单位领导的冷落和歧视。他们从提皮球到扣发工资，对一个才出来的弱女子，什么都能做出来。
此时什么烈士子女和走后门，已经没有用。因为这些与统治集团更大更切身的利益已经有了矛盾。
最不能容忍的是，几乎所有亲戚都加入了划清界限的行列，包括作者的胞弟和两个身为高干的表叔，他们要坚决断绝来往。
作者女儿的奶奶冯彬做得更绝。官至苏州地委书记的她，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居然去打招呼，让单位不要分配工作给作者。没有工作会导致没有生计的，这个冯彬肯定清楚。可是在党文化下，置人于死地的亲戚居然也有，而且还来自高干阶层。
所有这一切假丑恶，都是冲着一个孤立无援、使人同情的弱女子而来。难怪在不堪忍受的时刻，她起过轻生的念头。
（9）人性里的真善美
毕竟人间的真善美是主流，不管在天边、还是在中国。
表达爱情、对爱的追求，是美的表现之一。
在战争期间，作者的父亲为了表示对母亲追求的决心，勇敢地闯入会场，当着领导的面，一刀剁下了自己小指为证。这一刀，也彻底斩断了领导对漂亮妈妈的邪念。
作者的二姐安东对小詹的追求也是一种美。她的那种几步之内就使他“就范”，真是别具一格。为了爱，安东可以抛弃内部当兵的机会，跟着去了内蒙古，连拖板车都干过。
作者与本惠的暗暗的初恋没有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导致婚姻，它的美，体现在后来作者落难孤独一人生病时，本惠闻讯赶来探视帮忙。
人类美好的共性也体现在天边。那封大鼻子海瑞给作者的长信，体现出英伦绅士的求爱风度；而作者能倾家荡产为他求得的一张来华机票，则是东方女性美好的回应。
注重亲情，也是人性之美。
作者的父母对子女的爱，还有作者对父母的爱，在天边中都有大笔的描述。
还有那种隔代亲。作者在外婆家吃的唯一的那顿热饭。外公从病床上挣扎着下来，一定要陪着姐弟们一起吃。其深刻的内涵，只有我们做了祖子辈后，才能体会得到。
最值得赞赏的是安东对作者的姐妹情，这是因为作者在最窘迫的逆境中，二姐竟是唯一愿意和她保持关系和能讲上知心话的亲人。
再回到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这个话题上，或早或迟，也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作者的父亲、弟弟、培根，爷爷，外婆，还有作者本人，或者会忏悔，或者会宽恕，大家一定会最终回归到人性美好的亲情中去。
再谈谈友情。
出于内心的友情，甚至是对弱者的同情，是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
战争年月的普通农妇刘寡妇，为了保住培根，宁可受尽凌辱和酷刑，直到被活活打死，也没吐出一句话。
作者的父母与许多战友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所以作者在失去双亲后，得到了很多这些叔叔阿姨的关照。最典型的是生活上的关照，比如吃食和住房方面，甚至在今后的出路上。这些叔叔阿姨的关爱，也不是一句滥用职权和走后门就可以说清楚的。这些事情的背后，还隐藏着人类善良的爱、友情和同情。
这使我想起了在知青插队的艰辛岁月里，有一位无权无势的母亲。她的儿子是我同班同学，在淮安插队。这位母亲教了一辈子书，眼下看着丈夫在关押受审，儿子在农村受苦。她提早退休后，就跑到儿子插队的村里，与知青屋里的三人同住。常年累月，默默地天天给他们烧饭。
这是一种什么感情。母子情，不全是，因为她还照顾着其他两位同学，他俩的父亲也在牛棚里关着。是爱心、友情、同情，还是党文化中的“阶级感情”，恐怕说不太清楚。可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性美。
在作者被拘留期间，单位里的一百多名职工联名，由工会主席代笔，给法院上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从轻处理。从民间发出呐喊，是一种对专制、腐败和所谓的法制的挑战和抗争，当然也是人性美的反映。这种美也反映在作者出来后进医院动手术时，来了两位同单位的女工在病床前照料，给了她亲人般的温暖。
案件的当事法官王志栋，伸张正义、从心眼里同情作者。他不顾铁的办案纪律，冒着有杀身之祸的危险，给身为案犯的作者出谋划策，与安全厅斗智。除了他憎恶无法无天的安全厅外，主要是同情受害的弱女子。在作者绝望、想轻生之际，他给了及时的鼓励；在作者释放后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他每个月贴给她五十元生活费。
难怪作者把王法官当作了铁杆朋友了。所谓铁杆，我的理解是，为了保护朋友，自己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这种俗话说的江湖义气，也是一种人性美。
同学情，倒也不一定非要达到铁杆的程度，可也透出难得的真诚实意。
文革前，当作者把同班同学田智敏拉入团内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同情，也有可能是家庭成份出自一辙。但不管怎样，她和田智敏在二十年后再相遇时，虽然彼此已经认不得对方，可一旦道破，就立刻就有了共同语言。开始时是的业务关系，到后来落难时的受雇关系。作者从田智敏那里得到关照和提携，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关系到恢复对生活的信念。
在作者的档案里被写上了今后永远不得涉外以后，是田智敏把她重新带进了广交会。使她可以衣着时髦、昂首阔步地迈进原单位的谈判间亮相，一展自己雄厚的实力和亮丽的风采，惊倒了几乎所有在场的旧日同事们。
感谢老同学田智敏，使我在人前抬起了头，恢复了自信 ，作者在原文里是这样写的。这也是我在天边里读到的最扬眉吐气的一段。
日前，有个涉世不深的后生家问，你们这帮老同学中之间到底能帮多大的忙。我支支吾吾地回答，大概可以帮助找到一份工作，或者搞定一个对象，或者把小孩弄到国外读书。无疑，这些都有很大的实际性。
在读完天边后，我要再加一条精神上的：帮助恢复对生活的信念。
最后，真实，也是人性的真善美之一。
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学生时代的作者在农村劳动时有怕苦怕累怕脏的思想，而且当过逃兵。也第一次读到了文革前插队在苏北盱眙马垻、与黄桂玉同屋的知青中，有人写下了我恨、恨这里一切的日记。
整个天边的可读性，首先就在于它的真实性。
作者能把自己的一生，用真名实姓，不加隐瞒地全盘托出。包括祖孙三代、个人隐私和人生失误。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做出这样壮举的人，在南师附中老三届同学中没有几个。
就凭这一点，高安华就应该得到我和其他同学的尊重。
（10）写在最后
所谓的书评，到现在也应该结束了。
虽然是尽力而为，可还是写得很不系统，因为天边牵涉的时间和事件实在是太广了。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细谈阶级路线和血统论。主要原因，是原著本身，对此几乎是一笔带过的。作者没有必要、大概也不想，在英文原版中，向人权民主社会介绍东方历史中这黑暗的一页。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几十年了。
对于有些同学，虽然只占少数，我一如既往地看好和尊重他们的思想境界的升华。他们主动地承认，忏悔和道歉。他们没有把罪孽的责任全部推给社会；他们贵在也从自己的人性中去找原因。这样，我们就有了共识，他们中有的学长现在已经是我的朋友了。这在当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至于那些现在仍然在遮遮盖盖的同学，我理解你们的心理，也不奢望你们的觉悟。好好过日子吧，我知道国人要面子的重要性。只是当年的所作所为，怕是苍天都曾有过纪录。
对于那些时不时就出来指责、讽刺和规劝受害者的人，我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重提一次，这是一个道义的问题。
口碑问题确实重要。尤其是，三人成虎、人言可畏，是东方文化的特征之一。
难怪高安华有理由忧虑自己的口碑，我也是一样。
在《我的文革初期纪事》陆续上网后，有人居然通过初三丙网站传达信息，说在北京的南师附中老三届的学长们，都不同意我重提旧事。信息里还暗示，他们中不乏当年两派的头头和骨干。
若这消息果然当真，那就是好一个道貌岸然。我似乎成了附中老三届中阶级路线和血统论受害者“忆苦思甜、搞清算”的急先锋和代言人了。
事态有这么严重吗？学长们多虑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戴相陵在文革前的附中初三丙，不是团员、不是优秀学生。在文革中也不是头头，只是逍遥派一个。而且他现在落荒在海外，身份只不过是草民一个。
我人微言轻，只是在这方面开始探讨，想把一段历史搞搞清楚，做一点点自我反思而已。
还是回到结束语中来吧。
天边中有大量的作者婚姻、家庭和亲戚中发生的故事， 我也没有涉及。这要感谢老祖宗的提醒：清官难断家务事。
天边中还穿插了中国现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当然这可能为了迎合洋人和英文版的需要。可是其基调，基本上和三农、党文化一致，而且是作者本人的主观叙述。
天边基本上没有超脱三农和党文化的思想境界。但不管怎样，人各有志，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作者去脱离哺育她长大的党文化。
从作者最近的一篇欢呼中国海军来访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的情结。这与当局的舆论导向，相差不大。就是爱国的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必须爱党，爱党必须爱人（领袖）。
她的另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爱国情结。
在伦敦市长的欢迎宴会上，英国方面把她与涛哥安排坐得很近。我不很清楚英方这种安排的意图。
如果把她当作知名作家来取悦中方，这可能使她感到很风光。
但事情未必如此简单，因为外交事务中的细节有时非常微妙。
如果英方把她当作持有不同政见或者遭到过迫害的作家的话，那就是用来与涛哥较劲的。英方似乎是在向中方传达，自己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一贯立场。
如果是后者，我就有点觉得，作者成了中英双方政治斗争中的一粒棋子了。
什么人都能骂共产党、毛泽东，可就是轮不到你骂，这恐怕是同学中对高安华最尖刻的讥讽了。
此话差矣，这位同学恐怕只了解高安华的一半，1969年以前的她，或者1985年以前的她。因为在这以前她是党文化的受益者。
伟大领袖的有些话还是有道理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只要通读了天边，你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她。她人生道路中有后来的两次下滑，产生怨恨是自然的，骂一点也不为过。
是凡常人，就不可能脱俗。她是，我是，你也是。
我还想提醒的是，天边的中文版好像读的人不多，评论几乎没有。
对作者的偏见，可能是第一条。还有一开始把二十七万字全放在了一起，网站和阅读器的力度都有限，翻阅困难、速度很慢。这里，我要感谢高安华的帮忙。她给了我天边的微软电子版。
至于没有评论，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我过早地放了话，“垄断”了这个话题。这里我表示歉意，并希望本作能为天边带来众多的读者，还有评论。
让我感谢高安华学姐写了天边。我欣赏她的五彩人生，给我带了许多带着乡土气息的怀旧。
她过早就失去了双亲，婚恋上不顺，事业上两受重挫。也就是说，她也曾经是社会上各种各样“弱势群体”的一员。对于弱势群体，我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同情。
她是第一位读到我初稿、再稿、再再稿的同学之一，尽管迄今我没得到她实质性的反馈。
她表示尊重我的言论自由，也声称我对她是友好的。
“我的《天边》记述的是我过去的真实经历，书写完以后，过去一切的恩怨我就都放下了。我活在当下，珍惜的是现在的生活，亲情和朋友情。对于我的过去，是非由人们去评说吧。不论褒贬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我不愿与人争论，但会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在此，我对你在书评中表现出来的坦诚表示感谢。”
我对学姐的上述写给我的原话，感到十分欣慰，也赞赏她对生活的态度。积极意义上的反思，是针对某种理念；而绝不是针对某个人，旨在把人在精神上整垮。
高安华除了不愿意对拙作的初稿提意见外，还提及了他人没能体会孤儿的痛苦。她还重申她是同情血统论受害者和我的遭遇的。她再次说，回国期间，同学们对她是友好和理解的。她还指出，天边中发生的一些事，都是人性所驱。如果换成戴相陵，也会这样做的。对于这些，我都不持异议。
倒是在本文的首稿在初三丙网站上征求意见时，有人说我不应该写这“洋洋万言”的书评；指责我是为了出风头，不体会高安华看了后的感受；说教我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作品。他甚至对我当头棒喝：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是这样回答的。
就是为了尊重，我才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了自以为是负责任的评论。否则，也匿名地去讽刺挖苦一下，岂不是又省事、又可以不负责任？
况且，在大千世界的二十一世纪，“小人物”当然是可以评点“名作家”的。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书评。
对于来自外界的评论，高安华和我一样。
当一个作者将自己的自传发表的第一天起，她就在准备接受读者各种各样的评论。要准备有赞扬、有批评、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甚至谩骂和诽谤。可以理解，有这样勇气的作者，不是很多的。
如果她心理不能承受，那就不要写。或者写出来，只给自己的人看。那么评论都是养眼的了。
可惜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人气不旺。如果有人要评论我的自传，那我是求之不得。我随便什么都能承受。我接受建议，我也订正补充改写。我也不怕恶意诽谤，不是还有其他读者在看着吗。
不管学姐对本文是认同、还是保留，我都真诚地希望她在天边能认真回忆和思索，特别是能换位思考。
最后，我要把本篇献给我的外祖母薛月娥。这是我和我的家庭，第一次公开提及她的殉难、纪念她的亡灵。今年正好是她四十周年祭。
外婆，我怀念你。你安息吧，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在那个世界你的墓碑前，献上花圈，为你默哀、三鞠躬；也是为了所有的那些屈死的、在这个世界没能有葬地的前辈们。
我也要把本篇献给王亮，我的学长和好友。
你是第一个向我幼年潜意识里输送这样一种关系的人。永恒的血缘和真实的亲情。在这里，党文化里划的那条历史反革命和革命烈士之间的政治界限，已经变得那样模糊不清、微不足道。
本文结束之前，我要再一次提及全国公司（NATIONWIDE）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没有上司和同仁们的宽容和支持，我是不可能有时间细读天边，也更不可能完成这篇随想和反思的。
（初稿 "读高安华《天边》中文版后的随想与反思"全文完戴相陵2009-11-30 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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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5 05:2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