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 文革中的一次研讨会（南师附中）

tuffy05

文革中的一次研讨会

王虹（高三丁）


1967年5月军训队离校后的一段日子，附中校内相对比较平静。从66年开始，经历了破四旧，批斗当权派，批斗教师，批斗学生，再到大串联，批判血统论..附中文革已经走过近一年的路程。作为一个造反派组织，确实也该重新认识一下文革，梳理一下思路。抱着这样考虑，高三丁班红野的成员在五四大楼的教室里认真地坐了下来，大家畅所欲言，交流对文革的认识，包括中学运动的特点，以及运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

大家将课桌围成几个圈，这也是从教改中形成的讨论形式。我记得自己的发言是阐述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思路还算清楚。当时李得宁对我的发言还有评语：别人是想到一句，可以说上十句；王虹是想到十句，只说出一句。其实我也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反应比一般人慢一些而已（先天有些不足）。

我还记得余仲华着重强调了中学文革的特点，尤其是像附中这样的学校主要就是批判血统论。这个认识也是当时大家的共识。记得在此期间，我和同学曾几次去过南大，到过南大红色造反队（好派）以及八.二七的红战联。南大红战联同中学八二七的关系密切，有点儿指导中学运动的味道（红联还有一些同学到红战联工作）。红战联的南大学生认为附中红联作为南京有影响的中学造反组织，对于社会上的贡献远远不够，尽管中学八二七的头头沈立志也是附中的。我们则强调中学，尤其是像附中这样的学校，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血统论。社会上好派，屁派之争，我们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也曾经同炮兵工程学院的好派组织摆过擂台辩论会。可武斗之举实在不是附中人之所长，所以我们还是以校内运动为主。南大学生没有中学文革的体验，所以双方当时只能各持己见了。

另外,这次文革"研讨会" (暂且这样称谓)上,大家议论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即在文革中如何对待教师,如何看待老教师的所谓历史问题。

作为文革时期的中学生,我们对所谓的旧社会应该说完全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是“新社会”灌输的。即便是这样,我们在研讨中仍然将所谓历史问题或表现，只作为过去的一个“参数”来看待。过去只能说明过去,看一个人应该从发展中,活生生的现实中来把握。不能老是抓住过去的所谓问题不放,把人看成是静止的,一层不变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很明确:运动初期整肃教师,设牛棚,劳改队的做法是错误的。

宋杰则试着用数学上的点和线的关系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所谓的历史问题仅仅是一个点,人生这条线上的一个点而已。老是拿一个点来说线就没有发展了，是只看到点而看不见线的表现。一时间“点线”之说成为美谈。记得在一次规模不大的红联会议上,宋杰试着阐述了这个“点线”关系,在场的人虽然觉得颇有道理,却也感到有些似懂非懂，深邃莫及。当时作为红联召集人的赵生易（高一乙）还相当认真地说:请你们(指红野宋杰等)出山呀!站到前台来呀!

实际上,当时作为红野的代表,李丹柯已经在红联中心组了,而其他人则不习惯于抛头露面。

这次的文革“研讨会”,整个期间也就一两个星期。主要议题就是中学文革的定位以及正确对待教师。对于后一个议题,当时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识,后来68年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们许多人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坚持一个内心抵触的态度,而没有去推波助澜。

关于中学运动的定位为批判血统论,也是从一年左右的文革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同批判走资派,批判教师相比,批判血统论对于我们来说才是动真格的事情。事实上,中学生批判血统论还真有些自主性。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出,66年八月红卫兵兴起,利用血统论整学生以来,中央领导们（整体上）并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毛不出来讲话,其他人不好说,所以才有了北京持续的八月血腥!后来批判起血统论，中学生比起中央领导要积极得多,认真得多!例如像南师附中这样的学校,学生造反派甚至将“走资派”搁置在一边,将运动定位为批判血统论。整个文革的过程(两年期间)几乎围绕的都是血统论及批判血统论。无怪乎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不能理解,即便是我们自己当时也觉得文革中有些无所事事,只是批判了一个血统论。

然而结局还是让我们感到十分的心灰意冷:批判血统论的收效微乎其微，作为血统论象征的红色造反军直到68年八月依然健在!

我们当时没有弄明白:66年八月的血腥,表面上看是部分中学生利用血统论对另一部分中学生实行迫害;实际上应该视为错误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结果.中学造反派只批血统论,而不触及错误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怎么可能有好的结局呢? 在这一方面,遇罗克的“出身论”才是真正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中的一些同学应该说是比较早的读到了“出身论”(根据沈立志和我的记忆，地点在学校的建国院，时间为1966年10月初),尽管在当时那绝对是禁书。该文67年初虽然在《中学文革报》上公开登载过,但实际上并没有被社会普遍认同，中央文革的成员戚本禹就认为该文是“大毒草”。记得李得宁从北京邮来了“出身论”小报,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们翻印的时侯还是加上了供参考批判的字样。即便如此,造反军中还是有人指出:那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平心而论,我们始终没能认真地读懂“出身论”,否则也不会在批判血统论的问题上停滞不前了。文革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困惑:许多问题总是思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不再继续思考下去，似乎思索的过程有缺失的障碍---“思想门”的障碍。对于血统论也是这样,如果进一步思考,血统论为什么会发生,恐怕就能逐步触及实质和要害!但我们总是来到“思想门”之前就停止了脚步。对于文革中能够突破“思想门”的少数人来说，一方面是可能的大彻大悟,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可能的灭顶之灾!我们则属于还没来得及大彻大悟，却避免了灭顶之灾的那一部分。

67年5月的“研讨会”,因部分同学要外出“串联”而告一段落。红野也从此开始逍遥起来,似乎文革已经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文革中的那次“研讨会”,也许会觉得：作为当时的中学生，能够相对正确地看待教师的“历史问题”,实在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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