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海岐《回忆“五·一六”绝食》（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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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岐《回忆“五·一六”绝食》


“文革”中我亲身参加了锦州“五·一六”绝食，至今已4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懊悔万分，但我还是愿意把这段经历如实地记述下来，目的是让我们认真地反思这段历史，吸取教训，警示后人，不再做愚蠢的傻事。

绝食的起因与策划

1966年9月2日，锦州大中院校红卫兵、市直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四万多人，在体育场召开大会，首次公开批斗主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杜良，称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前派”，定性“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是一个黑典型。这次大会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锦州新兴工业是不是黑典型的问题，围绕杜良是不是走资派，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始形成明显对立的两种观点，这是形成锦州两派的起因。
1967年2月8日，锦州日报发表了《打退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并配以锦州新兴工业地区是一个黑典型的报道，明确提出杜良是隐藏在锦州市委内部的走资派，“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是一个黑典型。
当时，认为这篇社论写得“好得很”的成为“好字派”，认为这篇社论写得“糟得很”的成为“糟字派”。由此，锦州市形成“糟”“好”两大派的对立。在糟字派队伍当中，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锦州陶瓷厂毛泽东思想总队和锦州市工人中南海警备团是最活跃的骨干力量。他们组织围攻锦州日报社，揪斗“走资派”，冲击政府机关，引起驻军极大不满。于是在1967年3月6日，以市公安局的名义发布了“三·六通令”，将以上三个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试图以此将糟字派压垮，将锦州市新兴工业是一个黑典型的观点强加给广大群众。但事与愿违，“三·六通令”引起了糟字派群众更强烈的反对，锦州两派斗争因此进入白热化。这时，社会上的派性斗争开始波及到学校。
1967年4月15日，锦州一高中“糟字派”观点的12个红卫兵战斗队联合组建了“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共有200多名同学参加，我被推举为“红司”的头头。那时在毛泽东发出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在“争当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思想的引导下，我们头脑中的极左思潮开始膨胀，都想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一番。当时大家感到，“三·六通令”是压在糟字派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必须把这块石头搬掉。要搬掉这块石头，光撒传单，写标语靠“文斗”是不行的，必须采取能引起中央文革震动的做法，否则难以奏效。经过大伙激烈争论，提出了几种方案搞武斗打砸的意见被否定，其中搞静坐绝食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
当时，北京部分大学的红卫兵正聚集锦州，在“糟字派”组织中进行串联和煽风点火。5月13日和14日连续两天在锦州医学院教学楼召开了有市内部分“糟字派”头头和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分析锦州两派斗争形势，研究“糟字派”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在会上，我们一高中“红司”提出了以撤销“三·六通令”为突破口的静坐绝食主张。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学生代表当即赞扬一高中“红司”的意见有造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并批评锦州师范学院右倾。大家十分清楚，市公安局之所以把三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是由于有驻锦部队作后台。虽然如此，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直接把矛头指向部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向部队发难。而市公安局制定的“三六通令”完全与4月6日发布的“军委十条命令”背道而驰（“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至此，糟字派组织更加有恃无恐，也为进一步的抗争找到了借口。在当时的形势下，单靠文斗迫使市公安局撤消“三·六通令”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采取慢性自戕的方式进行围攻，才能引起社会的极大震动，形成对市公安局和部队的强大压力，达到撤销“三·六通令”的目的。我们几次研究后，一致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虽然绝食风险很大，但我们是用生命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方向正确，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于是立即回校做绝食的准备。
5月15日下午，在锦州一高中教学楼召开了“红司”全体成员大会，动员大家参加静坐绝食。会上绝大多数同学拥护静坐绝食。也有少数人持有不同意见，反对绝食。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个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表示坚决支持静坐绝食。有北京红代会学生代表的支持，大家更坚定了信心。当即决定，于5月16日下午3时在师范学院操场集合，下午4时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
会后，我和北京红代会的一个人到海校和锦州师范学院“糟字派”组织串联，锦州师范学院造反团的头头立刻表示要参加静坐绝食，并带一台广播车到现场，还负责联络锦州中学、二高中、二中的“糟字派”学生组织参加静坐绝食。

绝食经过与后果

5月16日下午3时，大约有一百多名同学陆续来到师院操场。列队后打着“红司”大旗，迈着整齐的步伐，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高喊“ ‘二·八’社论是大毒草，‘三·六通令’是黑法令”和“踏平公安局，解放全锦州”的口号来到市公安局门前。这时其它院校参加静坐的队伍也到齐了，大约也有100来人。原锦州市公安局坐落在锦州解放路路南3号，面北的大门紧挨着人行道。二百多人参加静坐绝食的队伍，都聚集在门前二百多平方米的人行道上。
下午四时，静坐绝食指挥部向市公安局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勒令市公安局在晚上七时半之前撤销“三·六”通令，否则采取绝食行动。同学们整整齐齐坐在人行道上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呼“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等口号。到晚上七时半没见公安局回音，于是宣布绝食开始。
天渐渐黑下来，绝食现场灯火通明，不少“糟字派”组织前来站脚助威，帮助维持现场秩序。这时绝食现场人声鼎沸，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直到夜间一点多钟，绝食现场才渐渐平静下来。
5月17日，绝食进入第二天。绝食的同学已经不象昨天晚上那样情绪昂奋，但大家依然反复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齐声朗诵毛主席的一些语录。当时有一位同学赋诗一首：“饿死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保卫毛主席，死了也甘心。”这首诗在同学中广泛流传，道出了红卫兵的激烈情绪。从上午开始，前来看望的家长、群众越来越多，把绝食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有不少家长默默地站在人群中，注视着绝食的孩子。一位男同学的父母，来到绝食现场劝他回家，他执意不肯。他在前面跑，父母在后面追，后来他叔叔强行将他拉回家，但他趁父母离开的时候又跑回现场。晚上，天空下起了小雨，一些同派组织的工人在绝食现场搭起了帐篷，送来了雨衣。夜深了，一天都没吃东西，大家肚子都咕咕直叫。这时有几个女同学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大家不由自主地也跟着唱起来。低沉的歌声在夜空中飘荡，抒发着同学们渴望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心情，许多同学泪流满面。
绝食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从绝食第二天开始，北京几个大学的部分红卫兵，省城沈阳和鞍山、抚顺、本溪、丹东等各地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纷纷开着大卡车来到锦州进行声援。公安局门前人山人海，一辆辆高呼支持锦州绝食的汽车，从绝食现场前经过。解放路上站满了观望的人群，从高处望去黑压压的一片。锦州绝食成了当时辽宁地区关注的焦点。外地的声援就像给大家打了一针强心剂，同学们疲惫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
5月18日，绝食进入第三天。这时绝食现场完全沉寂下来，没有了口号声，同学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脸色苍白，无精打彩。这时同学们才感到什么叫饥饿难挨，咬着牙受忍着饥饿的折磨。从上午开始，一部分体质较弱的同学已出现昏迷状态，我便指挥维持秩序的一高中“三司”同学，用担架将这些同学抬到汽车上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一天下来，有十多位同学因昏迷送往医院。
晚上，一位在我身边的女同学突然昏倒。我喊来抬担架的同学，将她抬到担架上。她躺下后头搭拉着，样子十分难受。我将从家里带来的棉袄垫在她的头下，让同学立即送她到医院抢救。这时我开始站立不稳，感到全身无力，出虚汗，一下子坐在地上。一位在绝食现场的医生对我说：“你歇歇吧，你不能倒下。”并叫护士给我打了两针葡萄糖注射液，我才勉强站立起来。
快到夜间零点的时候，师院的头头突然来找我，说驻锦部队首长要接见我们几个头头，现在已经派车来接，问我去不去。我说：“去，看看。”于是我们几个头头便坐着一辆吉普车来到了驻锦某部院内。一个战士领着我们几个人来到一个大屋子里。屋内灯光较暗，看不清人的面目。几个军官模样的人隔着办公桌站在我们对面，其中一位对我们说：“你们进行绝食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下令立即停止绝食。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我们听不进这些话，当面进行反驳。由于我们几个人态度强硬，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接见不欢而散。在徒步走回绝食现场路上，我想起了进入绝食的第二天，母亲来绝食现场对我说的话：“你父亲接到了从沈阳打来的一个电话，是你哥哥一个同学打的（我哥哥当时是军事院校的党员）。她说她在沈阳军区司令部通讯班工作，让你千万不要参加绝食，如果参加了立即撤出。”当时听后虽有疑惑，但仍然执迷不悟，一直认为采取的这种极端做法是“革命”行动。当时被极左思潮冲昏了头脑的我，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忠告。
5月19日，绝食第四天。由于连续三整天没有吃饭，同学们已经筋疲力尽，站起来头重脚轻。海校医疗队的队长告诉我，要通知大家多喝水，否则肠子粘连会出现生命危险。于是，几个头头分别通知大家要多饮水、少活动，保存体力，防止出现意外。晚上九点多钟，绝食现场传言四起。有的说对立派已经在京剧团院内集结了队伍，准备冲击绝食现场，引起大家一片骚动。当时我想，如果出现冲击绝食现场的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便通知维持秩序的同学加强戒备，一有异常情况立即撤出现场。
晚上8点多钟，辽大“八·三一”10多名前来声援绝食的学生从下水管爬到公安局三楼。冲进楼后，见着公安局人员就拳打脚踢。这一行动，违背我们反对搞武斗的意愿。引起我们的反感。不顾我们的反对，他们胡打一通，后见公安局毫无反映，就从正门出来。这时我开始担心事态会恶化。
5月20日，绝食进入第五天。上午，在二高中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由北京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辽大“八·三一”、省内抚顺、鞍钢等地的代表以及锦州各大中专院校的头头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辽大“八·三一”的头头首先发言，他说，锦州的绝食打响了“第二次辽沈战役”第一仗，形势大好，我们要乘胜追击。主张冲砸公安局，把绝食斗争推向极端，逼迫军队作出更大表态。我站起来，立即表示反对，说：“冲砸公安局只能适得其反，把事情搞砸，而且后果不可想象。我校参加绝食的同学已经坚持了五天，再坚持下去就会死人。”那个头头恼羞成怒，大声说：“不怕死人。只有死人，才能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视。”我愤怒地回答说：“坚决不行！不能拿我们同学的生命当儿戏。”我的态度立刻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一致否定了“八·三一”头头的提议。我还提出绝食已经达到预期效果，一高中“红司”立即撤离绝食现场，因为继续下去对同学的身体将造成极大的伤害。我的意见遭到部分人的反对，认为结束绝食将会前功尽弃，应该坚持到底。后来大家建议，前期参加绝食的组织可以相机行事，但要补充参加绝食的新力量，采取轮番作战的方法，不断向公安局施加压力。
5月21日，绝食第六天。这是最艰难的日子。绝食现场已不像开始那几天人员较多，只见为数不多的同学稀稀拉拉躺在地上，个个有气无力，闭目养神。傍晚，部队派许多战士背着挎包给绝食现场送馒头和葡萄糖水，半路被一些人阻挡，把馒头扔在马路上。由于连续几天不吃饭，参加绝食的同学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连大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上厕所都要由维持秩序的同学搀扶前往。有些家长及同学怕参加绝食的同学出现生命危险，便偷偷地送来牛奶和白糖水。有的同学担心出现意外，悄悄地离开了绝食现场。此时，坚持绝食的同学都在寻思，中央文革怎么还不发话呢？开始对绝食能否达到最后的胜利产生了疑问。
5月22日，绝食第七天。这是最难熬的日子，可以说同学们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我的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头脑一片空白。晚上，我一清点人数，连我自己“红司”的同学只剩13个人。医生郑重地对我说：“你们不能再坚持了，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再坚持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听了他的话，我预感到死亡就在眼前，便通知有关人员做好撤离现场的准备。5月23日清晨，我们13个人被同学搀扶着登上了一辆大卡车，撤出了绝食现场，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是什么力量支持这些青年学生坚持七天八夜没有吃一粒东西？就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坚信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没有错。但是历史却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震惊中外的“文革”原来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浩劫。幸亏我们在那个极端疯狂的年代并未完全孤注一掷，假如真的有人绝食至死，那该是多么痛心和懊悔的事情！
5·16绝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完全统计，在一高中一百多人的绝食同学当中，有三十多人因饿昏送到医院抢救，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在绝食后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有的得了黄胆性肝炎，住院治疗后才脱离危险；有的得了肝炎；有的得了胃炎，胃下垂，胃穿孔……绝食之后，同学们就象得了一场大病一样，面黄肌瘦，浑身无力，疲惫不堪，身体遭到极大损害。一位女同学绝食的前一天才参加“红司”组织。她说我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渴望参加红卫兵组织，带上红袖标，直到现在才如愿以偿，想以参加绝食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意志。她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广播车底下，坚持七天没吃一粒东西。她后来说那时候简直是太傻了，思想“左”得要命。一位男同学家住绥中，回家时把参加绝食的想法告诉了病中的父亲。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参加绝食，这名同学执意不听，气得父亲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转身离开病中的父亲，准时参加了绝食。绝食当中父亲病故。他后来回忆说，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当时鬼迷心窍，为什么就听不进父亲的话？
我校撤离绝食现场之后，其它组织又继续绝食了四天， 5月27日市公安局军管会宣布撤销“三·六通令”。于是，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5·16绝食宣告结束。

绝食的教训与思考

5·16绝食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时常萦绕在我心头，引起我许多思考。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派性之争的混战之中，不知有多少人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搞得家破人亡。它对中国共产党，对全中国各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文革”——这场空前的政治灾难和浩劫，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悲剧，锦州5·16绝食就是这场悲剧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时我校参加绝食的同学，都是二十左右岁的热血青年，其中有一半是女同学。我们对政治斗争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社会经验一无所有，我们满怀一颗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盲目地被卷入到政治斗争漩涡中，完全没有考虑任何后果。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痛心疾首，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当时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为什么不惜自己的年轻生命参加绝食？难道仅仅是由于他们无知、天真和幼稚吗？仅仅是因为他们派性膨胀冲昏了头脑吗？我反思有三：
其一，是极左思想政治教育和错误导向的苦果。
当年的青年学生从懂事上小学起，就开始接受极左思想的政治教育——当然不排除有正确思想教育的一面，但必须承认极左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在社会和学校占有主导地位。如阶级斗争的理论，反修防修的理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等等。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把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做革命的接班人，做为人生的行为准则和成长目标。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多数人还在观望和犹豫的时候，有这么几件大事，对青年学生造成极大影响。例如：北京大学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一封信，提倡“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等等。
所以当“文革”这场政治斗争如疾风暴雨般突然来临的时候，毛主席一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立即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政治教育与领袖号召，为红卫兵在“文革”中冲锋陷阵，充当横扫“牛鬼蛇神”，揪“走资派”的急先锋奠定了思想基础，为红卫兵无法无天砸烂“旧世界”大开了绿灯。错误路线的引导和极左思想政治教育的发酵，使青年学生头脑发热，使红极一时的红卫兵成为历史上最可悲的角色。
其二，是极端宣扬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神化领袖带来的必然后果。
在“文革”时期，林彪投其所好，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主席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那个把毛主席神化的年代，毛主席的话都成了金科玉律，至理名言，成为“最高指示”，人人都顶礼膜拜，深信不疑。例如：毛主席说的“镇压群众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这一边”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些话都深深刻在青年的脑海里。在“文革”中，这些青年学生时时刻刻把毛主席的话作为上方宝剑，用它作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长期的灌输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僵化单一，似乎形成一种定式，看问题不是去想，而是去套。文革中，这些青年学生往往把地方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与毛主席的话对号入座，自以为是理论与实际得到了结合。于是胆大妄为，采取“革命”行动。“三·六通令”不是把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了吗？那么镇压群众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那么造公安局的反，撤消“三·六通令”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对了号，入了座，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参加绝食的人深受其害。
从当时来看，参加绝食的这些同学出发点，都是为了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几天几夜饿着自己的肚子，用慢性自戕的方式摧残自己的身体。他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图的就是向毛主席、党中央表示一下自己的赤胆忠心，图的就是争当革命“左派”。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种不可思议和可笑的事情。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政治狂热冲昏了自己的头脑，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场政治狂潮中去，把本是极其错误的行为还当成是“革命”行动。
其三，是青年学生天真幼稚、狂热冲动、盲从激进弱点的一次大暴露。
参加绝食的这些学生，思想单纯，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但由于受极左思想政治教育毒害较深，思想激进，思维方式偏激，不能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理，就轻率盲目地把生命置之度外，去参加绝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现实的人们都会认为，当年参加绝食的这些人都是傻瓜。现在看来，这些人确实是一帮小傻子，而且傻得可怜，傻得可笑。就因为有了这股天真的傻劲，才被人利用，被历史所愚弄。
“文革”是人为制造的一场内乱，是人为制造的一场大灾难。当年的红卫兵把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消耗在这场内乱和灾难之中，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悲哀和无奈。我们要深刻记取这一历史教训，让这场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注：1967年“5月16日在 ‘文化大革命’一周年之际，锦州部分学生和外地来锦串联的一些学生一起，以要求取消《三·六通令》为借口，开始在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向公安，司法部门发难。5月27日市公安局军管会宣布撤消《三·六通令》，闹事者方离去”。摘自《锦州市志》第251页1977年版

作者小传
安海岐男，1947年12月生于锦州北镇，锦州一高中六七届毕业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68年下乡到绥中小庄子公社，1972年抽调到锦西化工厂，1975年调锦州，先后任锦州市化工局宣传科副科长、锦西化工四厂厂长、锦州工业干校党委书记、锦州市经委综合处处长、人事处处长和经委机关党委副书记。1986年被市政府命名为优秀厂长，1986年—1989年连续四年被省城镇集体经济管委会评为优秀厂长，《浅议工业局机构的改革》论文刊载于省《改革之声》84年杂志上。
——转引自网易博客锦州第一高中老三届学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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