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年 锦州好字派与糟字派在京协商联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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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庆年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让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而两派赴京“谈判”，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情景，更是令我难以忘怀。
“谈判”背景
1967年夏末秋初，全国各省市都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皆以“左派”自诩。两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从唇枪舌剑、舞文弄墨的大辩论、大字报，发展到荷枪实弹的武装对峙。一时间，各地武斗不断升级，阴霾笼罩中华大地，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乘机发展各自的势力，以图篡党夺权。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并指出，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的，要尽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处理两派纠纷时，仍然是坚持支一派，压一派的方针。这样，全国的形势愈加混乱，为此，毛主席及时停止了中央文革小组处理地方两派问题的工作，委托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全权处理。
周总理以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和多年积累的革命经验、公正无私的品格、高超的领导艺术，正确迅速地处理了许多省市两大派群众组织的问题。就在这个背景下，1967年9月5日周总理通过野战军驻锦某部通知，锦州市两大派派代表赴京协商（我们称谈判）锦州市文化大革命问题。
两派代表情况
当时，锦州地区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个是“锦州市造反派联合总部”（糟字派），一个是“锦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好字派）。
赴京前，各方均敲定了代表人选。“糟字派”方面商定：六名代表中工人3名，占50%，体现工人阶级主导地位；其余3人为干部和大、中学生。这样,“糟字派”代表有首席代表张连庆（锦州铁路局工人），吕丽丽（市公安局干部）等六人。不久按中央指示精神，铁路系统和公安系统与地方群众组织脱钩，由朱凤鸣（陶瓷厂工人）和王赋元分别替换张连庆和吕丽丽。其它四人是李开科（锦西化工厂工人），李全祥（锦州师院学生），刘庆年（锦州一高中学生），高占奎（五金交电公司），首席代表由朱凤鸣代替张连庆。“好字派”代表有金德纯、回登祥、孙成树、赵明超、徐志学等六人。
军代表先后参与的有，张纪之（XX军副政委），黄德懋（XX军副军长），李湖（XX军政治部主任），同时还有锦州军分区曾广珍司令员，锦州市人武部谭育文政委及锦西化工厂的军代表。
处于枪林弹雨中的锦州城，赴京谈判代表如何安全进京，让两派大伤脑筋。这是因为，代表们都从本派利益出发，自认肩负着本派胜负的重任，干系甚大。“糟字派”代表团成员不敢从“好字派”控制下的锦州火车站登车进京，只得秘密从薛家火车站上车。在联合总部常委李景桐的带领下，由十余人全副武装护送到京郊丰台火车站。当时，全国先后约有两三千名各派代表云集京城的西苑旅社（当时的国务院招待所），军代表住京西宾馆。
那时，我们认为：做为受压的一派群众组织代表，应周总理召集到京参加谈判，说明中央承认我们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是合法的。因此，我们的思想准备是向中央诉苦告状，请中央和总理为我们主持公道，把对方谈败判输，为我们出口恶气，以此昂首扬眉，成为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可是，我们到了北京住进西苑旅社之后，总理的联络员杨岚生接待安排后告诉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要求我们首先学习两个文件，一个是当时《文汇报》的评论员文章《论派性的反动性》，另外一个是学习江青的《九、五讲话》，要求我们住在西苑旅社尽量不要外出离开，随时准备接受中央首长的接见。尽管进行了一段学习，派性受到了质疑，但长期形成的派性根基还是难以动摇，告状的念头依然没有消退。所以，各派反映对方的材料还是像雪片一样飞向中央，象炮弹一样射向对方。但是，我们明白和纠正了一个概念：赴京是协商联合而不是谈判论个高低上下，胜败输赢。此外，代表团的工作除了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之外，主要是把家里发生的事件，运动动态等情况汇集形成材料，呈送给周总理联络员转给总理和中央。同时，还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将中央首长接见的情况及讲话精神及时传达下去，以振奋本派群众的情绪，积极开展革命运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有我们也管了一些另类的事，给总理添麻烦。比如，由于我们能够直接见到总理和总理联络员，因此，也有老干部到西苑旅社找我们替他们转信给总理。有一次，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晓棠，就曾到西苑求我们向总理转送他们的《东进序曲》被批判的冤情材料。其实，我们也不能向总理直接送申诉材料，所送的材料都要通过总理联络员这条渠道。总理联络员同我们住在一起，联络员每个市都有，负责锦州的联络员先后有两位，先是可以直接见总理的联络员杨岚生，南方人、部队的团职干部，是总负责人；后者是姓马的，说话京腔京味的，也是部队的首长。他们经常接近我们，和我们谈情况唠家常，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我还清晰的记得，联络员老杨经常逗我，说：你们那“疙瘩儿”怎么样，我就借机反映问题。有时，还逗我一笑。这大概是我年龄最小和过于天真的缘故吧。
接见与协商
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我们五次，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全国各地代表一次。
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是在代表团到京不久的1967年9月19日晚上八点，辽宁各市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代表参加，其他首长有宋任穷、陈锡联等，中央文革只有康生参加，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这次接见的主要目的是稳定辽宁的局势。总理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邀请代表来京，是协商解决当地文化大革命问题。两派协商，不叫谈判，和谁谈判？两派都是革命的，不是敌对关系，是平等协商。在国庆节前上缴、封存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停止武斗，坐下来协商达成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责令9月25日前一定上缴武器。接着总理亲自一个一个市地查问每派群众组织各有多少武器，什么时间上缴完毕，要我们逐个表态，一一落实。我们亲自领教了总理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效率。当点到锦州“糟字派”的首席代表张连庆问锦州铁路生产情况时，张连庆立即回答说：总理，锦联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造成多次停车事件，我们在XX小时之内连续发出XX次列车，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总理说：“就应该抓革命，促生产嘛！”这时“好字派”代表发言说：“他们反对解放军，把军管会的牌子给砸了。”总理问张连庆有这事吗，张回答说“有”。总理说：“这就不好了，要支持军管。”总理告诉军代表说：“牌子砸了再立上。立的时候不要敲锣打鼓，不要让另一派去，不要对这一派搞刺激。”同时告诫张连庆“不许再砸了，再砸要拿你试问！”接着“好字派”的代表说：“铁路糟字派还把军代表给扣押了。”总理问张连庆有无此事，未等张回答，这时军代表站起来说：“今天我们有两名同志去他们那里，到现在还没回来。”张连庆忙说：“总理，这事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打电话问一下，果真有这事，我们一定要让家里放人”这时，“好字派”代表说，他们装不知道。总理说，好了，不要添油加醋了，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嘛。接着总理对军代表说，他们答应放回来，你们可以放心。又对张连庆说，我告诉你们，要支持军管，群众组织没权抓人、扣人，以后再有类似问题发生，我要冲你说！
总之，这次接见，总理对群众组织发火是对表现派性的代表的严厉批评甚至斥责，反对派性态度十分坚决。总理斥责群众组织抓人时说：“抓人是非法绑架，要立即放人。”还声明“各地未经中央批准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没经《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央一律不承认，军队参加临时革委会的要撤出来” 。并对陈锡联说：“要撤出来，不撤就被动。”
这次接见的最后，辽宁“八三一”代表提出盘山县国营农场，今年又是丰收年，为了确保这个来之不易的年景，建议周总理把那里的两派代表请来。总理愉快地采纳了建议，告诉陈锡联通知盘山县，立即请他们派代表来。第二天，那里的代表即到。周总理还告诉，为了确保辽宁形势的稳定，要把辽宁各派的主要头头都调到北京来，以便保证国庆节的安定。比如辽宁“八三一”的张祥久等人都招到了北京。
这次接见之后的第二天，我们锦州两派代表和军代表坐下来，于西苑旅社由总理联络员杨岚生主持协商，于9月23日签订了《立即上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停止武斗的协议》（简称《九.二三协议》）。这个协议的签定，为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创造了一个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的和平环境。在总理支持下，通过短短几天工作，各派的武器绝大部分上缴，部分武斗工事拆除，形势很快缓和下来，为稳定锦州地区局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7年9月28日午夜，即国庆节前两天。总理上半夜接待世界各国应邀前来参加国庆观礼的国际友好代表团，零点以后接见东北三省的群众组织代表。
参加这次接见的其他首长有张春桥，宋任穷、杨成武、陈锡联、李作鹏、戚本禹、以及辽宁的凌少农、黑龙江的潘复生、汪家道等。
这次接见，时值毛主席视察南方回京之后，总理首先讲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传达了毛主席视察南方的最新指示。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其中这一条：毛主席说，现在该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小将。为贯彻这项指示，周总理教育我们说：“你们总是强调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仅大方向正确，方针路线错了，大方向也谈不上；方针路线错了，大方向也无法实现。”这是我们以前从未听说的道理。为了说服我们，总理还举了他亲自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例子。总理说，八一南昌起义时，我只有二十九岁，你们中有二十九岁的吧。那时我头脑里也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过根据当时我们党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党必须掌握枪杆子，必须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所以根据这一思想，我参与领导这次起义，谁能说大方向是错误的？大方向正确的嘛！可是，方针路线错了。结果失败了，让人家打散了。当时我们主要犯了三方面的错误：第一，单纯攻打城市，就违背了毛主席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第二，想争取苏联的外援，结果也没争取来；第三，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损失很大，让人家打散了。我这个大方向怎么说？这是我们亲耳聆听到周总理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对我们进行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教诲。从那以后，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再也不自诩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大方向。
接着，总理讲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我们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无限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军队的宗旨。毛主席指示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是为了确保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当然，由于“三支两军”的任务繁重，又是面对这样复杂的新生事物，缺少思想准备。因此，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子弟兵，他们会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而受到教育，逐步克服和改正那些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的指战员在人民面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这是任何军队所不能做到的。你们要支持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不能攻击他们，提出“揪军队一小撮”是极端错误的口号，你们现在为什么还揪军内一小撮？说到这里时，看得出来，总理是生气的。这个问题讲完之后，总理又进一步询问各地关于停止武斗和工厂生产的情况，然后说，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势不两立，工厂停产你们心里安不安，文革已经进行了15个月了，再搞15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搞“第三次大串连”，大错特错嘛！他指出，军管会要维护交通，这是死命令！哪一派阻碍铁路运输都不行，要抓头头。封存上缴枪支，通过大批判、斗私批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重要的任务。此时，沈阳三派代表，还就某些枝节问题争论不休。这时，杨成武制止说：“让总理休息吧，总理到现在已经两天没睡觉了。”这样接见才算结束。
第三次接见是在1967年11月底，这次没有谈地方文化革命的具体问题，主要是传达中央的一个文件。内容是关于反对大搞个人迷信问题，是中央批转一个省给党中央的报告，认为有必要重申党中央在延安时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的基本内容是，不许给领导人祝寿，不许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机关、学校、厂矿等等。毛主席在文件上的批示大意是要重申延安的决定。同时指出“大树特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还说，我已经让林彪出面解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我已经对林彪说了，今后你我都不要随便给下边题词。
周总理讲：当前墙壁上到处都是用红铅油刷墙，写大字标语，你们把它叫“红海洋”，这是很大的浪费，也不雅观。还针对到处都是毛主席的塑像，总理说，现在我们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还都未达到很完美表现毛主席伟大形象的标准，等我们学习好了再好好塑一个。总理讲的仍然是针对大树特树权威的问题。但讲的比较委婉，态度很平和，策略。为了维护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总理还特别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他说主席是全党全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选择的唯一正确领导。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理说开始我们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我们相信毛主席，毛主席高瞻远瞩，走在前面，有时他等待我们跟随上来。这是总理为防止由于反对个人迷信，而造成负面影响所补充的话题。可见总理的深谋远虑。
第四次接见的对象是东北三省代表，时间1967年12月23日。参加的领导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等中央首长和宋任穷、陈锡联、潘复生等军地领导。总理先听汇报。沈阳军区某首长说：沈铁“红旗”绝食罢工了。“红旗”头头说不知道。总理说打电话问一下。回话说，没有这件事。总理说，怎么谎报军情呢，要实事求是嘛。又说，你们不要绝食了（指红旗），绝食是向我们、向中央施加压力。红旗代表说：我们是针对沈阳军区XXX的，不是对中央。总理说，你们是我请来的客人，有话对我说，干嘛动不动就绝食。你们说军队发武器（给群众组织），发了就收回去，不许再发。军区XXX说，我们没有发。总理讲，说发了，也没有根据嘛。听完情况后，总理针对有的学生组织到工厂去串连，挑起武斗，导致生产停顿的现象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处伸手了，让工人阶级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去制造新的派别，不要去串连了，要狠下功夫去掉小资产阶级的“私”字、派性。谈到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来评论毛泽东思想时说，拿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语句来支持、拥护毛泽东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不严肃，很不尊重的态度。
利用这次接见，江青和康生还合演一段双簧，这件事足以证明是他们在挑动派性，制造分裂，跟总理唱对台戏。江青说：有一件是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的事。我偶然发现东北还有这么一个特别老资格的妇女干部，过去我没听说过，就请示康老，康老说她原是个大特务，一直被派性掩护，给保护起来了。看来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下面请康老介绍这个情况。康生接过话题，大放厥词：“同志们咧，东北有个工学院，东北工学院有个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他们一直保护一个特务叫侯X。原来她是苏联XXX派来的大特务，她的丈夫是上海的吴XX，曾在第三国际工作过，在斯大林清党时把他做为托派分子给杀了。她被派回来之后，到处去告我，说她丈夫被杀是我给告密的（那时康生也在第三国际）。她到刘少奇那里去告我，到安子文（时任中组部长）那里去告我，她丈夫哪里是我给告密的。现在我们要抓她来北京受审，东北工学院的红卫兵给保护起来了。让把她交给沈阳部队送来受审，他们就是不交出来。派性作怪，真是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的咧。”听到这里，辽联的代表忍耐不住了，就站起来反驳康生说：“康老，你说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侯X这个特务，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把她抓住的，现在在我们那里受审。”康生见此反驳大发雷霆地喊叫：“那让你们交出来为什么不交？”辽联代表说：“我们不是不交，是我们不相信沈阳部队。”康生批评“同志们，我们相信谁咧？”这时，周总理见此情况出面解围，向辽联代表说：“现在你们交出来就是了。”江青见总理这样说，便把话拉回来说：“当然罗，小将是受蒙蔽的。”当时我们听了康生这套说辞，直觉上就感到他这个人，对侯X起码是个人报复，同时给辽联制造难堪。他才是派性十足呢。
第五次接见是1968年1月26日，辽、吉两省代表参加。这次，周总理严厉批评了有的群众组织还搞武斗，因为武斗和派性破坏国家生产设备，导致生产停顿。告诫各派要以大局为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大联合，保证生产正常进行。总理要求我们能在北京达成联合协议的就在这里签定一个协议，求大同存小异，两派有争论的问题可以搁置下来，以后回去再统一看法。不能达成的就回去推动。这次接见，中央还批了一个文件，是宋任穷和陈锡联的检查报告。总理说，他们做了高姿态的检查，这样辽宁的问题就算解决了，明天我派他们到西苑旅社去看你们，和你们谈谈。第二天，宋任穷、陈锡联、李伯秋、凌少农等人到西苑与代表们见面。陈说：先让宋政委讲，宋说，我还是以地方的身份说吧。他说，没什么说的，应该说的在文件里都有了（指检查），就是根据总理的指示看看大家。之后，陈锡联也简单地讲一讲。
接下来，我们锦州两派代表按总理指示精神协商“大联合协议”。当我们把草拟条款发到家里征求意见时，“联合总部”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在京签定，认为我们代表投降了。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在中央签定为好，因为在这里签定，说明中央承认我们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回去后对我们有利，也好向群众交待；如果回去再签的话，两派坐在一起都很难，若写协议，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宁可代表不当也坚持在京签定协议。为此“联合总部”派王左忠、李景桐两名总部常委，来北京见了总理联络员。总理联络员做他们的工作，并跟他俩说：你们的代表没有投降，还是在这里签定为好。这样他们两人回去后，“联合总部”才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终于在京达成了《六八．二．一》协议（1968年2月1日）。
两派代表在京达成了联合协议后，1968年2月2日乘飞机回锦，按总理的处理方案，两派对等成立了锦州市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准备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实现革命群众组织的联合，筹备成立锦州市革命委员会。开始形势很好，可是没过多久，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作乱，推翻了周总理半年多的辛苦努力制订的方案，重新由他们另来，结果破坏了这个大好形势。由毛远新坐镇辽宁遥控，“辽革站”派在京批斗了由于总理的工作而刚刚获得解放、准备出来工作的宋任穷同志。这样，辽宁的大好形势又遭到严重破坏，运动又出现了反复。大联合、革委会已名不符实了。可江青却说：“春风已过山海关。”从此辽宁便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重要阵地，成为深受其害的重灾区，直至粉碎“四人帮”才重见天日。
毛主席的接见是在1968年1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中央首长、中央文革成员及有关领导。接见时，毛主席从主席台右侧边走边向我们挥手致意，到主席台中央停了一会后，就走向左侧下去了，整个接见只持续三分多钟，没有讲话，林彪举着“语录本”跟在毛主席的后面。被接见人员的坐次是这样安排的：一楼大厅是部队首长和中央直属部门负责人，二楼是省、市、自治区及地级市的部分领导干部，我们是在三楼，辽宁团在三楼后区，只能看到主席台上人的轮廓。在接见时，全场被接见的人们激动万分，欢呼雀跃，高喊万岁，眼流热泪。
总理情怀
总理把他的一切和毕生精力毫不保留地献给了他的国家，他的人民。文化大革命中的他，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在“文革”中，就曾有人计算：他的工作量是以往的两到三倍，这是常人都难以承受的。在京期间，我们亲历和目睹总理忘我工作的一个侧面。周总理对我们的五次接见，全都是安排在晚上、深夜或凌晨；而白天的时间，都安排了会议、外事活动，处理国家事务。我们每次见到总理，他的眼睛总是充满血丝，面容消瘦，尽管其精神矍铄，看不出疲惫之态，可是，他累的是心啊！有一次，凌晨两点接见我们，在主要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有的代表还在争论问题，杨成武说：“总理已经两天没合眼了，马上就要国庆节，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总理处理。”大家齐声说：“总理休息。”周总理说：“我服从。”这才缓缓离去。此时，东方已经泛起一抹淡红色的朝霞。
夜以继日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沉重的形容，而对总理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真实写照。在那样纷繁艰巨的工作年月里，他还时刻想着丰富我们代表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是看戏。在京期间，总理给我们安排了三场戏：第一次是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现代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二次是在京西宾馆观看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红灯记》，记得扮演李铁梅的杜近芳已年愈五十，但扮象依然惟妙惟肖，演技炉火纯青，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第三次是在全国政协礼堂，观看反映以非洲人民革命为题材的歌舞剧《赤道战鼓》。
二是参观地铁。外国人在19世纪就兴建地铁，而我们到60年代才有，且仅限北京。当代表们坐上地铁列车时，每个人都倍觉神情激荡，热血沸腾，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
三是国庆观礼。1967年10月1日，这一天令我刻骨铭心。10月1日前，总理联络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代表不要回去，留在北京共度国庆。国庆前夜，我们就兴奋不已，彻夜难眠。谈论着、猜测着那将是怎样一个幸福的时刻。10月1日这天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我们锦州代表团被安排在西观礼台的东侧，距天安门城楼最近，也就是距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首长最近的地方，看他们十分清楚。当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的时候，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忘记一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梦幻一般。晚上，我们又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其他领导一起观看节日焰火。当天安门广场礼炮升腾，礼花绽放的时候，整个天空五颜六色，异彩纷呈，简直是一个童话世界，我们似乎沉浸在另外一个天国里。
在这以后的时日里，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令我永志不忘；让人感怀的场面，也时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出现在我的梦乡。我常想，周总理操劳国家大事是理所当然的，但对我们这些虽为代表实为普通工人、学生的人，仍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这又是哪一位伟人所能做到的呢？周总理的功德，昊天之高，大海之深，无与伦比。
当时空跨越四十多年的今天，当我站在辽西大地仰望上苍的时候，我的心潮跌宕起伏，思绪万千，想说的话很多，又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有一句话那是我心中的永恒：敬爱的周总理，你仍然活着，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尾声
经过总理耐心细致的工作，经过近半年各方的共同努力，锦州两派代表最终在北京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然而，由于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斗争错综复杂，派性顽疾难消，林彪、江青一伙又不断制造事端，因此，锦州两派对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往往各自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为我所用。在宣传上，为达到为我所需的目的，公然混淆是非，断章取义。有这样两件事，其一，周总理在一次接见中，针对锦州铁路运输问题，“糟字派”与军代表的关系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和严厉批评。仅就此事，两派代表迅速把消息传回锦州。顿时，锦州市两派的喇叭震天响，标语漫天飞，这是双方舆论的共性。而不同的却是“好字派”宣传的是周总理狠批“糟字派”；“糟字派”宣传的是周总理怒斥XXX。这些宣传，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莫衷一是，而当时却是司空见惯。其二，曾经发生一件两个人打架的事儿。两派都就此大做文章，争相宣传，都称被打的人是本派的，而打人者是流氓，是对方的。在这样的氛围下，两派达成的协议在贯彻执行中大大走样，也就不足为怪了。后经几番周折，锦州最终实现了两派大联合，解散了派性组织，为结束混乱局面创造了条件。
联合协议达成之后，中央为了表示对各代表团的“功劳”的重视，满足了我们回程坐什么交通工具的要求。根据锦州团的请求，周总理指示吴法宪（当时的空军司令），派军用专机于1968年2月2日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把我们送回锦州。飞机在小岭子机场降落后，XX军派专车把我们接到军部（在卫戍区），吴忠、刘振华等军首长设宴款待了我们这些谈判的“功臣”。我时近半年的北京谈判代表的身份也就此结束了。
作者介绍
刘庆年男，1948年1月生于辽宁锦县，锦州一高中66届毕业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1968年还乡到锦县闫家公社，1970年开始历任闫家公社团委书记，锦县县委宣传部干事，锦县大有农场青办主任、分场党总支书记、文卫科长，锦县大有乡、高峰乡党委副书记，松山乡、娘娘宫乡乡长、党委书记，凌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院级检察员、调研员，三级高级检察官。曾被锦州市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辽宁省检察院荣记二等功。论文《惩治职务犯罪应用“重典”》在最高检《检察实践》杂志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