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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夺权前后毛泽东三次亲近贵州
（一）贵州夺权誉为“西南春雷”，毛泽东非常关心
1月21日，毛泽东对李再含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一日”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统一行动指挥部”分裂后，地化所、红色工人战斗团、贵阳战斗团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等也组织成立了“贵阳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站”。
1月23日，“贵阳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站”在省图书馆开会酝酿抢先红卫军开展省市夺权斗争，会后请示省军区，省军区表示支持，并提出把逮捕红卫军的事一起配合起来，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1月24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总理派飞机接李再含、何光宇（省军区司令员）等贵州代表团12人到达北京。
1月25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一举夺取了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委、中共贵阳市委和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参加单位40个，名单如下：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
贵州省省市毛泽东思想文化科研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贵阳红色保卫战斗团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新华社贵州分社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新贵州报》毛泽东思想并肩战斗联络站
贵州省广播事业管理局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中共贵州省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贵州省工交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贵州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财贸分部
贵州省宣教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公安厅１１３革命战斗总队
贵州省人委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队
贵阳市市级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财贸战斗兵团
贵州省誓死保卫毛主席“中南海”兵团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教工战斗兵团
贵阳市毛泽东思想小学教师战斗团
东方红文工团东方红公社
贵州省气象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冶金工业部贵阳铝镁设计院毛泽东思想“驱虎豹”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科委系统战斗团
贵阳医学院工农红卫兵
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
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
捍卫毛主席红卫兵总部
贵州省体校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革命军工农战斗队总部
退休工人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阳联络总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号兵”战斗队
新北大驻贵阳战斗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黔联络站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驻黔联络站
首都一司驻西南联络总站
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
中国科技大学南下串连红卫兵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向全省人民号召：
1、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2、抓革命，促生产；
3、坚决反对经济主义；
4、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见附件8）
总指挥部共设21名常委,其中工人3名,干部7名,学生11名。
戚休、徐英年、孙昌德等未经总指挥部常委们同意,就在地化所商定成立7人核心小组，引发学生们异议。
红卫军、赤卫队调人包围《贵州日报》社，阻止报社发布夺权“号外”。
1月28日,省总指挥部发出第二号通告,限令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三日内到省总指挥部报到。省、市各部、委和厅、局负责人,分别到省、市总指挥部报到。
1月30日，总指挥部发出第三号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要求红卫军中队长以上骨干要到公安部门登记自首。
2月1日，《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见附件9）为题发表社论，祝贺贵州夺权胜利。
2月10日，省革委筹备小组在省图书馆连续几次开会讨论省革委的组成人选。会上学习《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说，“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地化所徐英年宣读社论，在读到“革命的领导干部”时，略去了其中“领导”二字。贵阳师范学院的孙世正立即发言，当场予以纠正，并感觉到徐别有用心。红卫兵们很不熟悉贵州干部队伍，省委组织部王章宪认为原省长李立“可考虑”，工交系统的王运荣推荐省物资局局长张明。会上同意由李再含任省革委主任。对常委名单分歧意见较大，同意由李再含圈定。
（二）毛泽东亲自为贵州省革委修改“告全省人民书”
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在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宣布，报经中央同意的省革委委员共20人，李再含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明为副主任。次日成立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又一次关怀贵州，亲自对《告全省人民书》作了修改。
2月15日，周总理接见贵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关于区别对待干部问题，贵州提出“抓、罢、提、留、调”五字方针，总理说：“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27号送给我，我28号送给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
2月22日，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告全省人民书》在由《贵州日报》更名而来的《新贵州报》上公开发表。《新贵州报》由戚休分管。戚休是省革委第四号人物、分管宣传口的常委、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新华社贵州分社因有戚休进入省革委，提高了在贵州的知名度。
2月22日，省革委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举行10万人批斗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在病中从成都被揪来贵阳批斗，并押在卡车上游街，哄动全城。此后在全省掀起了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高潮。
（三）毛泽东亲自决定由中央台向全国广播“贵棉经验”
贵州省夺权并成立了省革委之后，贵阳棉纺织厂的革命群众组织在2月20日实现了从班组到车间到全厂的自下而上按行政部门的大联合。毛泽东对“贵棉经验”非常重视，亲自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贵棉经验”。
3月1日，《人民日报》在介绍“贵棉经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全国各地来电、来信、来人学习、参观。这是毛泽东在“一月风暴”期间再一次关心贵州。
3月7日，毛泽东发表“三．七指示”，肯定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
3月23日，李再含到贵州大学，受到热烈欢迎。他认为贵州大学九一五等造反组织宣布解散组织，实现回系归班大联合是个好经验，随后《新贵州报》推介了“贵大经验”。
（四）“上夺下扫，左右开弓”的夺权经验发人深思
2月14日，贵州“夺权经验”见报。夺权时红卫军总部被瓦解，夺权后“工纠”也在2月2日贴出“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宣布解散。李再含总结的贵州夺权经验“上夺下扫，左右开弓”，其含义就是：上夺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权，下扫李铁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击红卫军、赤卫队，向右打击“工纠”。
3月8日，中央批转渡口驻军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我们认为，部队只能在确实判明是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时，才能出动坚决镇压。如在两派激烈争辩时轻易出动，哪怕是少数部队，也危害很大：
（1）容易掩盖矛盾，使观点不能充分暴露，推迟左派大联合的进程。
（2）弄不好要被坏人利用，使部分群众认为部队镇压工人革命运动，挑起一些是非。
（3）还有可能长了保守派的威风，挫伤革命造反派的锐气。保守派往往自恃成份好，历史清楚，认不清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的某些过激行动，统统说成是‘牛鬼蛇神出笼了’。保守派还最容易误认为部队是他们当然的后盾，在斗争激烈时，便强烈要求出兵支持。”
联系贵州红卫军的遭遇，渡口支左经验极为引人深思。4月12日见报的“上夺下扫，左右开弓”的贵州部队支左经验与之对比，贵州的作法令人置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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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3 10: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