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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贵州“文革”的背景与序幕
（一）贵州“文革”连“四清”
“文革” 承接“四清”（见附件14）是贵州“文革”的背景，也是贵州“文革”的特色。
贵州“四清运动”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第二次解放贵州”，牵涉到中央最高领导间的分歧。但是在国内和国外，对贵州“四清”都知之甚少。
贵州省的“四清”在全国是非常特别的，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 1964年10月，中央改组中共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主持贵州党政工作十年之久的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也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
主持贵州“四清”的工作团是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务书记兼新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被任命为西南局工作总团团长，中央并派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予以协助，在李大章背后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李大章还带上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4个大区和军队抽调2000名工作队员，其中有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前往贵州，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外派去贵州的“四清”工作团的阵容和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后的是刘少奇。刘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贵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
贵州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整个大四清过程中，除反复地播放“桃园经验”录音之外，就是要干部们学习李大章的报告。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毕节、安顺、铜仁等三个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副书记均遭免职被批斗。仅晴隆县1,875名党员受各种处分就达430人，新划地主、富农164户，四类份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份子和反动党团骨干份子”217人。“顷刻之间,贵州的大批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职，革职，有的遭到开除党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关进监牢”。 几年前才从东北调往贵州工作、担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汪小川，虽然是老红军，也被斗争了近四十天。
周林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撤的公开理由有三：贵州的建党根子不正；镇反、土改不彻底；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未把好关。又称：“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贵州“四清”的重点是贵阳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进而再扩大，使一向默默无闻的贵州省，一下成为“第二台湾”、“第二香港”，在全国名噪起来。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为刘少奇所独创，以后又被正式使用于《后十条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经过毛泽东修改，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还提出全国完成这场运动需要五、六年或更长时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各地大员都在1964年10月大作报告，动员清除“反革命两面政权”。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一时全国各地都在查找“小台湾”，甚至连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个小小的单位，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
贵州的特殊性在于“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已不是一个个“烂掉”的基层单位，而是扩大到一个省会城市。事情的起因是贵州省公安厅“个别人”诬告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包庇贵阳市公安局贪污黄金，并咬定原贵阳市市长秦天真是“叛徒”。虽然几经调查，上述指控都没有事实凭据，但公安部门还是查抄了伍嘉谟的家，此时伍已被隔离审查，在伍的家里没有人在的情况下，据说在伍家的字纸篓的一张报纸的边上发现了“反动文字”——“中华民国万岁”。伍随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贵阳市公安局局长孙登善也被逮捕。贵阳市委副书记夏页文被戴上“修正主义”帽子，贵阳市市长柴龙被撤换、批斗，贵阳市委宣传部长朱厚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劳动。贵阳市南明区区委书记李增贤也被捕入狱。
贵阳市的情况正好印证刘少奇的“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新概念。李大章认为,“贵阳市的问题就是贵州省的缩影”,“只要伸手去摸，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不是烂透了的”。伍嘉谟的“现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个从上到下都“烂掉”了的市委，从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广。
毛泽东对贵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1月，这和他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发布《二十三条》在同一时候。 1965年1月，毛泽东找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毛问李大章带了些什么人去贵州搞“四清”，当李大章回答说有陈刚等人时，毛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
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首先免去陈刚的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的职务，任命李井泉的老部下贾启允为贵州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贾启允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取代了李大章，钱瑛也被调回了北京。李井泉则将周林调回成都，做了西南局一个不管事的空头书记。
贵州高校高年级师生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参加了贵州农村“四清”。“四清”还没结束，“文革”又开始了。“四清”连“文革”成为贵州“文革”的特色。在遵义县“四清”工作团担任副团长的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希文，回校第二天就被打成了挨批斗的“走资派”。
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一书记的中共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过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又抛出来，作为贵州“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四清”中挨整的干部和群众再一次受到残酷打击，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对贵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
（二）“六．六” 事件的起因
由汪小川兼任总编辑的《贵州日报》直至1965年12月19日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同时又刊登反面文章为《海瑞罢官》辩护，意在把政治斗争淡化为学术性讨论。
1966年2月下旬，彭真到成都向李井泉传达《二月提纲》精神后，李在批转《关于四川省开展学术批判的意见》的西南局批语中，要求云南、贵州省委参考四川省的意见，也制定出开展学术批判的方案来。3月6日彭真回到北京，4月份打电话给李井泉说：“毛主席天天看各省的报，统计省报的批判文章。”于是，西南地区各省都抛出了批判对象。中共贵州省委抛出的批判对象就是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贵州的“文革”是从批判汪小川开始的。
6月6日，《贵州日报》用三个版面刊登了长篇署名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群众看报后要追究汪小川的“后台”和“爪牙”。
（三）“六．六” 事件的发源地
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是“六•六” 事件的发源地，最早出现矛头指向贵州省委和《贵州日报》的大字报。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学生杨文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如下：
1966年6月6日
自从上周四报上刊登北大一张大字报以来，我院文化大革命蓬勃开展，大字报贴满了学院的每个角落，但高潮的出现却是在今天。
昨天下午全院师生开大会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会上省委宣布撤销我院党委书记、四清工作队队长、文化革命工作组长黄辅忠的一切职务，由省委统战部长王林岗任贵阳师院文化革命工作组组长、四清工作队队长、代理党委书记。但不到24小时王林岗就被轰下台了。
今天上午全院师生开大会声讨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汪小川。当师生代表怒火万丈地批判汪小川时，王林岗却懒洋洋斜躺在靠椅上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声讨会结束前他作总结发言，竟然大讲汪小川的光荣革命史，说汪是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干事。说汪犯错误是毛主席的书读少了，钻到廿四史等古书堆里面去了，工作之余喜欢写点东西。这是公开为汪小川开脱罪责，引起了师生的公愤。下午声讨王林岗的大字报雪片般飞来，“立即撤销王林岗代理党委书记”、“斗倒斗臭王林岗”的大标语也刷出来了。省委派人来看大字报，各系召开紧急会议，这些如火上浇油，革命师生怒火越烧越旺，广播室反复播放声讨大字报、呼“打倒王林岗”的口号。一些系的同学还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大街上。吃了晚饭后，各系互相串联，声势更大，调子越升越高，不少师生把矛头指向省委。到省委贴大字报，质问省委，到省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送他们的大字报，向西南局、中央发电报反映情况。……晚12时，学院广播室播送了省委撤销王林岗一切职务的决定。全院沸腾。
6月6日晚间，上千人到《贵州日报》社张贴大字报，提出“要彻底揭露省委‘舍车保帅’的阴谋”，“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要求邮局停售当天《贵州日报》。
6月7-8日，贵州工学院（现贵大蔡家关校区）、贵州大学（现贵大北区）、贵阳医学院、贵阳五中、贵阳二十中(现贵州实验中学)、省机械厅以及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等都出现了类似活动。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职工也有不少人参加这样的行动，许多人亲自跑到报社、电台和省委去送大字报，给中央发电报、写信。
随着《贵州日报》向各地传播，“六．六”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省，各地州县也飞来了炮轰《贵州日报》的信件。
中共贵州省委向西南局汇报，说学生要“捣毁报社”、“破坏电台”、“上街闹事”。并叫公安厅派人前往省广播电台制止学生闹事。
这就是拉开贵州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六．六” 事件。
（四）派工作组，抓“反革命”
6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 第二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五．一六通知》，研究制定《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意见》，省委决定由贾启允为主组成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各地、州、市都要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县委要有专人负责。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把向省委和报社写“质问信”、贴大字报等行动定为“六．六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处理和反击。“六．八反击”开始了。
这是按照1957年反右斗争的逻辑推断：攻击省委、攻击党报的，就是反党，就是“现行反革命”。
省委抽调干部130人组成7个工作组1个观察组分赴8所大专院校，其中贵阳医学院进驻观察组，对“六•六事件”组织全面反击。
贵阳市、遵义、毕节、安顺、铜仁、兴义等市地和省级各厅局所属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共计153所，派出147个工作组共有704人。
省委派工作组进驻贵州大学，从6月10日开始反击。据统计，贵州大学公开攻击《贵州日报》的有119人，公开煽动、议论的有135人。工作组组长刘震东宣布：“凡是参加了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人，都是参加了反革命。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其中有的是主谋策划，有的是充当帮凶打手，更多的是盲从盲动，要区别对待。”工作组点名，中文系教师曲沐是学校里攻击党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物理系党总支委员会是攻击党报的委员会。系总支书记张同生成为物理系的主要批斗对象。物理系主任黄润荣、物理系62级同学刘庸也都被列为攻击《贵州日报》的“现行反革命”。贵州大学的打击面，占当时在校学生数（不含下乡四清尚未返校学生数）的50%以上。
贵阳医学院在“六•六” 事件中抓“反革命”受株连273人，被逼自杀的有基础部主任朱清干和生化教师林敦英等2人，被逮捕的有69届学生李同庆、70届学生张绍伦和儿科副主任何祥等3人。
“六．八反击”首先从贵阳师范学院开始，接着全面铺开。师院打“反革命”的情况，杨文华在日记中记载：
6月8日
晚自习时系上通知要交待重要事情，先通知几个人去开会。我们等到十时，工作队的老徐非常严肃地到班上宣布6月6日我院发生的事是“反革命事件”。我一下子蒙了，啥？我们热血沸腾参加的是反革命事件？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刘某（我班参加刚才小会的同学）拿出一张大字报底稿念起来。这张大字报点明写质问省委大字报的佘开生是反革命。另外几个参加开会的立即附和。刘某叫大家签名却没人响应，毕竟把一个同学打成反革命可不是件小事。
质问省委的大字报虽然不是我写的（如果当初的分工是我写质问省委、他写顾惠之的大字报，那当反革命的就是我了，好险！），但我积极地帮着贴、帮着挂，干系是少不了的。我冥思苦想了好久，决定连夜写一张检查。
6月9日
一清早把检查贴了出去，走了十几步又忽然想到，这样做岂不是不打自招，自投罗网。管他的，反正贴大字报的不止我一人，等等看。我返身把检查撕了下来。
上午的全院师生大会再次把六月六日师院发生的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大会发言人声色皆厉，简直把全院师生都当成反革命训斥。他详细介绍了六六那天我院校内校外的情况，这些情况有的知道，甚至自己是目睹耳闻者、参与者，有的则闻所未闻，但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在场会参加吗？总之头皮发麻，心有余悸。会场周围有不少从未见过的人在巡视，据说学院己被公安厅的人包围了。真可怕！
下午各系追查反革命，除上午系的大会点的五个人外，又追查出了不少人，我班就有佘开生、沈某、黄某、孙某等五人。我也很紧张，紧张得昏乱了，想不起自己在质问省委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没有，想不起那天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一天要去看几次大字报，唯恐自己被点名，被揪出来。
6月11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贾启允任组长 ，苗春亭任副组长，成员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向阳、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等。28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增补陈行庚任副组长。
6月12日，省委向中共中央、西南局上报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坚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提出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七条措施，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运动。
6月21日，贾启允布置：“上阶段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今天开始打一个歼灭战，斗跨、斗臭、斗倒”。
6月22日，《贵州日报》报道，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改组贵阳师范学院党委。
7月1日前后，贵州大学等各院校下乡搞“四清”的师生提前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7月20日，省文革小组向西南局报告：贵州省“八所院校共揭出反革命黑帮35个，牵涉校内人员198人，校外人员46人。还有17个反革命集团线索，有待查破。”
7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
7月27日，赴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贾启允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向阳：尽快撤出工作组。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对他们开批斗会，还私设监狱关押，遣送农场劳改。到7月10日，贵阳地区被迫自杀的达189人，其中身亡107人。拘捕206人。在省级八个系统和贵阳市的3万多干部中，打击面达8．1%。李再含（见附件3）在省军区44医院蹲点，在这个医院里也打了一批“反革命”。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撤出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贵州省委派驻各院校的工作组随后撤出。贵州大学工作组8月10日撤出，走前要求校、系两级分别成立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各班则成立文革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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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1 22: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