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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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 　　◎ 章立凡 / 口述 余娉、殷俊 / 采访 整理 　　出席新政协时的章乃器 　　我是1950年建国后出生的。但是后来听我父亲说了很多他亲历的事情，自己后来又研究近代史，所以对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了解。 　　我父亲是1948年底去了东北，先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沈阳，一直等着开政协，可是关内还在打仗，南京还没打下来，所以也开不了。 　　最早一拨去东北的民主人士，是先坐船到仁川，从朝鲜进入中国境内。后来因为共产党越来越往南打，我父亲与李济深等是第三批，就直接到大连了。 　　我父亲他们坐船到大连，第一次体验什么叫“供给制”。周恩来都安排好了，住最好的旅馆，吃多少钱一桌的席，每个人给他们配皮大衣。那个大衣我还见过，是那种貂皮领的，还有那种帽子。我父亲领到皮衣，就习惯地掏出腰包要付钱，人家告诉他“不要钱”，他很吃惊，以前不懂得拿人家东西还可以不要钱。 　　当时中共先后大概运了六批人到解放区，都是从香港坐船到东北。这里有个掌故：当时曾经有打算定都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离老大哥近，在日据时期也是有相当的建设。还有苏联当时的想法是划江而治，哈尔滨当首都也比较合适。只不过这个想法时间很短，后来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这个念头就放弃了。 　　从1948年底等到1949年底，这批民主人士从哈尔滨到沈阳又到北京，等了一年才把新政协等来。这期间也是很无聊的。我记得周海婴好像说过这个事儿，说那时候他们闲着没事儿干，就是等开会，平时除了参观、学习，还是没事干，怎么办呢？就打桥牌。我父亲，还有沙千里、朱学范、李济深这几个人打桥牌，周海婴当时还是十几岁少年，也一起打。他回忆说，其他几个人牌打得特棒，李济深的牌技不行，当时他老不让李济深，李济深的秘书屡屡示意，但是他年少气盛就是不让。 　　他们那会儿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手段就是逛旧货市场，像章伯钧访求了好多旧书，也是那段时间去淘的。我父亲就是搜集古董，因为这些东西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不值钱，就都被抛到市场，甚至地摊上，你可以大把大把地买到，而且有非常好的东西。这些古董后来捐给故宫一千多件。 　　1949年2月25日，我父亲来到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他们已经一连住了几个月的饭店。不久，父亲自己在中国人民银行找到事情干了，随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成立，一部分人是提前进入状态的，其他人还得继续等待。真正的工作是到了8月份才启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开始高速运转，然后起草共同纲领，定国歌、国徽，然后到9月初开会。 　　一件比较深远的事，就是国号的讨论。《共同纲领》有一稿曾经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当时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加上的。为这件事在六国饭店（就是现在的华风宾馆）专门开了一次会。我记得李敖在凤凰卫视做过一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曾经谈到关于国号的事。当时他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善培（字致祥），是一个前清的进士，早年的维新派，辛亥革命后就当了遗老。他一直是不喜欢国民党，所以建议毛泽东改国号。这是李敖的说法，没有文献上的证据，但是确实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过这个说法。 　　在六国饭店开会时，有两种意见。何香凝提出，她早年追随国父搞革命，虽然蒋介石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从感情上来讲，还是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会上其他人反对意见居多，比如司徒美堂、周致祥都反对，最后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李敖还谈到，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表露出后悔：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定一个新盘子 　　现在看旧政协和新政协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他的目的不同，旧政协是不打内战，但是新政协是打了内战，洗完牌了然后定一个新盘子。旧政协当然也是提出一个盘子，但是这个盘子是为了先别打仗，咱们提出一个盘子协商成不成？但是最后是不成，所以才打了仗，打了仗的结果就产生了新政协，大家重新坐下来。但是把其他的牌洗掉了，国民党的牌洗掉了，跟国民党走的中间势力的牌洗掉了，剩下的这些人坐下来商量这天下怎么治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 　　现在都说八个民主党派，实际上1949年的政协是十一个民主党派，但是到当年就有三个消失了，最后就剩了八个，这个格局是在政协开完会，到1949年底之前就完成了。 　　这三个党派里面，有两个本身就是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派系，就合并到民革。另外还有一个救国会，自己宣布解散了，但实际上所有的成员都在民盟里面。张澜逝世以后，救国会就正式掌控了民盟的领导权。 　　民盟最早是1941年3月19日，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和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到了1946年的时候，国社党和青年党这两个主要的党就已经撤出了，三党只剩下一党；三派里，黄炎培的职教派后来改组为民建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本来就没几个人，只剩下了救国会这一派。所以实际上剩了一党一派了，1957年以后，农工在盟内一蹶不振，从沈钧儒到史良、胡愈之，领导人都是救国会派。 　　当时西南的一些军阀，比如说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都跟民盟有关系。张澜实际上跟四川地方实力派有很深的关系，不少人是他的门生故吏，其中也有哥老会这一层的关系。 　　这些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当时并没有那么明确，后来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不准确的。色彩比较鲜明的是我父亲所在的民主建国会，因为其成员主要是民营企业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其他党派的代表性不那么直接，什么职业的人都有。1949年以后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领域，被戏称为“防区制”，比如说台盟就发展台湾省籍人士，致公党就发展华侨……，后来就变成民主党派的分工。 　　据说当时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八个党派再变成四个，就是把九三学社和民进都并入民盟，当时已经做了这种安排，把马叙伦、许广平等民进负责人都安排做民盟的常委，还想把致公党并入民革，因为致公党跟李济深关系也是非常深远。这个计划最后没实行，据说毛泽东说还是八个好，多一点好看。 　　政协虽然说是八个民主党派，但无党派人士也列为一派，后来又增加一个工商联，实际上是十个。当时有一些小的党派，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政协，比如中国农民党的董时进，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等。所谓民社党革新派，其实是从张君劢的国社党（原名民社党）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 　　张君劢这个人不能小看，他从清末就开始跟随梁启超，民国初年1912年的时候就参与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一直到后来的进步党，民国第一届国会时他们就在搞政党政治，一直延续下来了。现在回过头研究张君劢的时候，发现他的很多宪政思想还是很精辟的，今天还是很有指导性的，他是一种传承，实际上是从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这样传承下来的。 　　国社党参加了“国大”，一些人还进入了国民政府，所以后来张君劢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大”，也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他还是要保留对国民党的批评权。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共识，就是不能站在政府里，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批评地位。 　　先稳住阵脚再慢慢换血 　　前面说过，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一直等着开政协。他们这些人平常都是忙人，一闲下来就受不了。后来看到报上的一条消息，说华北人民政府招聘经济人才。他和千家驹、沈志远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说：我们有点做经济工作的经历，希望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人民银行的负责人是南汉宸，就去找他们，请他们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当顾问。 　　当时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员会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9年的7月就正式成立了。战争还在进行，但城市要运转，百姓要生活，这个是一天都等不了的，不能说等你建完国回过头再管这些事儿，那边还在打仗这边就得恢复经济，因为民生是每天的需求，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等你腾出手来那边就饿死了。 　　当时来看，中共90%的成份是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型的人才在党内确实是很少很少，所以不太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干部去管理经济。原来准备是五年打完解放战争，实际上三年就打完了，培养干部也来不及。你要管一个城市，跟你说打进去抢了一拨东西就撤，那是不一样的。你要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你要永远地统治下去，一开始不可能换血太快，必须是慢慢地来，先要稳住阵脚然后再慢慢换血。 　　国民党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要比共产党多，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这批人，他们个个都是管理专家，又是经济专家。民主党派中也有一些经济专家，比如我父亲在银行服务多年，懂金融，也干过实业，还管理过财政。 　　我父亲在1938年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邀请，出任省政府财政厅长。他就办了一个财训班，毕业的人基本上后来都去了新四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不少副部级、厅局级的经济管理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曾为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 　　毛泽东在进城以后，4月15日就请民建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谈接管上海的事儿，因为民建主要人物都来自上海工商界。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具体的事就更多一些。一个就是接管上海以后的各种事情，然后全国这些大城市陆续的接管都提到日程上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没几天，我父亲就陪陈云去上海了。到真如车站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把机车的水箱给炸了，换了一个车头才开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可能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在那儿开了第一次的全国财经会议，把当时各解放区的财经方面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上海。那个时候的会议好像不分什么党内党外。 　　后来我看父亲的笔记里，还有每个会议薄一波讲什么，陈云讲什么，还记了一大堆数字。当时他还有一个工作，当时找这些工商界的老朋友做工作，共产党来了生意还得照做，生产赶紧恢复，实际上就是落实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因为刘少奇天津讲话我父亲也在场。 　　那时候体制比较乱，就是占了一块地方就成立一个人民政府，比如说人民银行成立在华北地区了，华北政府就先管着，建国后又归入中央政府系统。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上海刚被攻占, 报纸就讹传“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准备接受四大银行。 　　那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很虚心学习，当时陈云还谈到：“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6月4日) 　　临时手段变成了长期政策 　　接管上海以后，上海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一个是粮，一个是煤，两样东西的供应储备已经接近底线了。陈云主持开了一次会，我父亲主张说，粮可以从铁路运输，煤就得用货轮来运。货轮当时都是外籍轮船居多，包括中国很多的轮船也是巴拿马注册的，与会的人员就发生争论，说利用外轮运是不是卖国？我父亲就跟陈云解释说，实际上船东都是中国人，船挂的旗不是一个问题。姚依林在屋子里来回转圈，最后说那我们就“卖一次国”吧，反正钱还是中国人赚了。这样陈云就把这个事拍板定下来，就是可以用外轮来运煤了。 　　大概1949年11月的时候，又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主要是粮食、棉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因为物资紧缺，就有投机商囤积居奇。陈云指挥打了一场经济战役，毛泽东夸奖说不下于淮海战役，就是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囤积大量的物资，一下子抛到市场上去，这样物价一下子下来了。我父亲也参与了，他当时还比较着急，主张早点抛售，而陈云说一定要到火候再揭锅。这么做确实有效，一下子把那些投机商全都弄破产了。但是这也开了先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和控制物资的先例。 　　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统一财经，实际上就是要人民币来流通。一个新朝代成立，肯定要统一货币。那个时候首先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给封了，然后把黄金、银元、外汇的私人买卖全都禁止了，控制了硬通货。这些举措，从当时稳定局面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是最后变成一个长期政策了，从此证券交易就没了。实际上对经济是有深远影响的。但是当时意识不到，作为一个临时措施采用了，而采用了以后就不改了，然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我父亲最早提建议要发行公债，后来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发行的第一种公债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因为货币不稳定，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3千克、面粉 0.75千克、白细布1.33米和煤炭8千克的批发价 ，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 　　下一步就是统一金融，1949年以后最早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就是金融，在1952年完全实现。就是把全国几十家私营银行、大钱庄合组为公私合营银行，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手段。到银行公私合营了以后，国有化的企图就已经出来了。 　　物资控制后来也是延续下去，对棉纱、布这些物资，政府就控制起来了，由国营的公司来掌控这些东西，这就影响到敏感的轻工业，当时黄炎培做轻工业部的部长，他就提出来，说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当然是很委婉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垄断经营。对粮食统购统销，民主党派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像黄炎培就多次写信反映统购统销的偏差。 　　对物资的控制，到后来发展到对粮食的控制，就是统购统销。当时在打朝鲜战争，确实出现了粮食恐慌，很多民间的粮商把粮食囤积起来，准备卖个好价钱。所以像北京、天津都出现了排长队买不到粮的情况。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当粮食部长了，他跟杜润生去向陈云汇报，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薄一波也曾谈到，当时连同征购在内共有八种解决方案，但是最后陈云还是选择了征购。这个选择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实行到80年代，本来可能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手段，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长期政策。实际上这还是苏联的思路：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农养工，就是靠农业积累来发展重工业。 　　说到土改，黄炎培他们当时对土改的意见也很大，主张“江南无封建”，认为土地地租收入已经不见得是江南地主的主要收入，更多的是工商业的收入。 　　我有一个舅舅叫王艮仲，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他资助黄炎培办职业教育，还出了很多的钱办实业、办农场，修路、办地方公益，完全是一套现代的经营模式。土改的时候，他在做国务院的参事，家乡要他回去土改，就是要批斗他了。这个时候他就跑去跟黄炎培求情，说我回去就没命了。后来黄炎培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批示说：王参事的事还是在北京解决。最后家乡就把他家的管家给斗死了，这是1950年的事情。柳亚子也是他的管家替他挨批斗。 　　许多事情后来回过头去看，感触很多。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1949年的心态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无非可能有点私心，就是我在这家里占多大的份。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庆幸把从前的“恶仆”赶走了，这回我们人民真要当家作主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当时谁也没料到。 　　（发表时口述者未及审定，此文本为口述者本人审定稿）

来源:《世界博览》2009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