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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贵州老高的博客》
第九章 我亲历的“文革”
第一节 文革中的我
按：这一章计21节，其中的多数材料已发过，故每次发表3节。
博友帅好留言让我参加关于文革中两封情书引起的讨论，说我最有发言权，因我是文化大革的过来人。是的，我不但是文革的一般过来人，而且还从一个小小局部的文革“政策”执行人变为参与者。过程写不完，心路可记忆。
1966年5月，我从八堡农中调到县委机关，主持瓢井区委工作的副书记傅光汉亲自送我到县委组织部报到。我被分到宣传部当新闻通讯专干，具体安排在临时性的县文革办公室上班。理由是：我刚从山村学校调来，与县机关的领导干部没有什么瓜葛，办事超脱些。实际上我并不敢超脱，总是时时事事都在体现直接领导的意志，愿为党的事业——实质是直接领导——献生，处处维护县委利益。但又不敢得罪毛主席的客人——红卫兵。
1967年初，不是学生的造反派也串联来了，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我便坚决抵制，于是他们便以“不要保皇派控制文革办”为由，逼着尚未被夺权的县委吴纯让书记签字“开除我的文革办秘书”。此时我开始仇恨造反派，也不太接近领导了。还不想参加什么“革命组织”，想逃避一下复杂的斗争了。
然而，报刊、政界的“不革命便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舆论压力；“造反理论”中的“逍遥派，死得快，死了不得板板盖”的歌谣，迫使我们几个同龄人自己成立了当时通称的“革命组织”，与社会上的造反派对抗起来！我作为辩论高手被对立派重点围攻，我则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勇往直前、奋不顾身，认为“为了文革牺牲也是光荣的”，完全把观点不同的群众当成了敌人！大字报、大辩论我们占了上风。好在当时还处在大辩论、不搞武斗的阶段，故未“光荣”！当时观点不同的恋人分手、夫妻离婚、父子反目的怪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
武斗开始，我们这些“文人组织”便败下阵来。为摆脱“保皇派”的命运，我们也认真写大字报揭发县委领导的错误。但因我们是作为县委培养接班人的对象调入县委机关的，不管你怎么揭发，人家都不相信我们会造当权派的反，几经造反派的打砸、批斗，我便心灰意冷，不参加任何组织了。造反派夺权后不安排我们工作，我便回家种地，成了彻底的“逍遥派”！但对造反派的仇恨更深了！我没有参加过武斗，但目睹“六龙武斗”中XX派被打死的几人被掌权派称为“烈士”，另一被打死的则被他们称为“反革命”的可悲场景。
1971年形势发生逆转，派性遭到批判，我们又“翻身”了，被唤回县革委机关工作，又轮到我们去斗造反派的“坏头头”了。我掌握过会场，入心的仇恨发了芽，巴不得将那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坏头头”往死里斗！文革中的“烙饼政策”把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都“烙糊”了！“只认观点不认人，只认阶级不认亲”的大环境，无端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所以，那时草菅人命寻常事，帅好引用文革情书中的记述完全是真实的！
而今提起文化大革命，过来人都可数出它的千万条罪恶，好像人人都是受害者。其实不然，谁都受过害，多数害过人，只是程度和后果不同罢了！
文革中人为造成的仇恨心理，现在已大部平复，但当时造成的冤死者却无法挽回损失了！
以下我会回忆一些我亲历的小范围内局部发生的小故事，供今天的青年朋友们看看。请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全国性的，或普遍性的来看。
第二节 打着灯笼火把在纸上抓“反革命”
纸上抓“反革命”为何还要打灯笼火把？
1967年初，县城“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五不忘”、“硬骨头”、“奔腾激”等一批时称的革命群众造反战斗队、造反团等纷纷冒将出来，各自争当造反派，互相砸牌子（队名），如“砸烂硬骨头”之类的口号满天飞，标语遍地贴。什么有特色的队名都挨砸，唯其带毛/泽/东思想的队名谁也不敢有半点小视。于是“硬骨头战斗队”便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看谁敢砸？谁料队旗上颠倒了一个字，写成“毛/东.泽思想战斗队”，旗子刚由缝纫社制好，该队尚未取走便被对立派的抓了个正着。铁证如山的“现行反革命”，马上找到尚未被夺权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勒令他们立即签字逮捕人，当权派哪敢违抗？但又不敢落笔。他们知道，只要签上他们的名字，警察就得执行逮捕，便找些借口来软磨硬拖。
此时，该派为了挽救危局，立即发动队员遍街查看对方的标语和大字报，从中找出反革命字句来报复对方。抓住“反革命旗帜”一方也以同样的方法扩大战果。时值夜间，一时间大字报前灯笼火把，人头攒动，仔细阅读大字报……
“这里有一个！”有人大喊一声，周围的人一拥而上。原来是有人将毛/主席的“席”写成“度”，马上拍照，并派强壮人员武装看护起来，唯恐对方撕毁罪证。
“这里抓到个更大的！”有人在高喊。原来是那大字报正文后边的口号中有个“万岁”的“万”字写得不太正规，仿佛分成“一”与“刀”二字了，这还了得？照相，看管！
有用报纸写大标语的，“打倒”二字的报纸背面有领袖头像……
硝烟滚滚，杀气腾腾，一夜间县城就揪出一大片“反革命”来，均勒令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抓人。他们一看勒令他们批抓的人（组织成员）成百上千，他们便有了“警力不足”，“没有地方关押”的借口，不给签字。
各派头头看到报抓的人中都有本派的，大家也就不再硬追究了。一场闹得满城抓反革命的乌烟瘴气又被互相打砸取代了！
第三节 “交待揭发组”里的生活
继“7.4万人大会”之后，1967年7月9日夜大方县城的掌权派（4月13日夺得县委县政府的权的“造反派”）一下抓六七百人游街示众。次日县革委组织原县委人委机关工作人员召开大会，将“走资派”和“铁杆保皇分子”赶进交待揭发组，尚未安排工作的进学习班，要求个个都要对所谓的“七九革命行动”表态。学习班里，多数被迫高呼“好得很”而过关，我无心听什么千篇一律的“好得很”，思绪飞出窗外，被满天乌云倦裹着的我，其他人表态完毕也未察觉，班长黄X和红卫兵代表刘XX说只有我没有表态了，好歹都要表一个。我说我尚未想好，这也就算我的表态了。
下午，领导小组成员——一红卫兵小将刘XX便宣布“将高致贤这个顽固分子踢出学习班，滚到交待揭发组去！”，这就使我连降了一等三级。
夺权后，原县委机关的人被分为三等九级。一等：一级的进革委领导班子；二级的任部门领导；三级门安排在编工作。二等：一级的安排临时工作；二级的当临时工作为听用；三级的进学习班。三等：一级的进交待揭发组，剥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二级的到机关农场劳动改造；三级的交造反派羁押劳改。下步就要交公机关处理了！
我被贬到“交待揭发组”后，除不能参加纪念主席畅游长江x周年之类的政治活动之外，平时的“交待揭发”正是我们休闲之时。进入该组的多为不会见风使舵的顽固不化者，没有交待，也无揭发。一坐几个月，闲得无聊了，除随时被勒令去斗争或陪斗的谢明俊、郭桂发二人外，我们大多数还可互开玩笑。组长开始还批评我们“不老实”，但大家都是坚持正义者，互相团结紧，谁也不低头，最多就是再贬到农场去劳改，都是劳动人民出身，谁怕？！组长也知我们并非坏人，遂被我们征服了，开只眼闭只眼的，故使我们比进学习班的还自在些。
第四节 全国普及“莫须有”的日子
细想起来，我参加文革是始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全国普及“莫须有”的“红-色//恐/怖”之中。当时，有人说《中国青年》杂志第X期封底上的金黄麦浪条形图是“一只猛虎”，这是诬蔑中国青年人，也就是仇视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我也跟着瞎批一通；有人说长篇小说集《欧阳海之歌》封面上欧阳海擒制烈马的图画是一幅中国地图，但没有台湾，有意分裂祖国。我也认为是这样。跟着别人瞎批，完全失去独立思考，认为上级指示“完全正确”，报上登的都是“真理”，脑筋被舆论控制，脑壳成了政治运动的风向标。自己成了追风赶浪的可怜虫。
文革开始在宣传文教卫体系统展开，咱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社长总编的老红军汪小川同志，写长征《冲出绝境》的文章中，有句“太阳像块死马肉一样挂在西边的天际”，就成了他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罪证；他在安顺《二舖调查》中有“大跃进”中干活是“人多人懒，狗多狗馋”的真实描写，这又成了他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铁证。报上一批判，我也跟着瞎起哄，还以为这才是“三忠于”的表现。
这种捕风捉影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造成的一片恐怖普及到县城，有人发现凉鞋底后跟上两横两竖的滤水隔中，那两竖随前掌扩张而分开，那就成了个“共”的变体，说这是有人企图“把共产党踏在脚下”的伎俩，于是便有红卫兵在街头堵着路人脱凉鞋；多数人的这种搜查具体化为“破四旧”，老式家具上的装饰图案一概自己铲除，不自除的便被砸烂。书和旧瓷器上的图案除不掉，由红卫兵搜交县文革办，由我指挥存放，花瓶堆满两间约150平方米的空屋里。旧书堆满约80平方米的一间空屋。等待处理。
文革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黑龙江省某个县（记不起了）一干部写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说红卫兵造反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冲瘫痪了，全县不能开展正常工作，担心次年春耕无人管等等。中央批转的意见大意是，文革在1967年春耕前结束。因此，我县文卫系统的文革也做了总结。后来毛泽东致红卫兵的一封信大量印发，学生再次发动，就不可收拾了。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
1966年10月，按上级最初通知要求的“文革运动”结束，我被抽下农村搞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生产去了，听说那些瓷器由红卫兵砸碎：那些旧书由县武装民兵营长苗锁银监督“四类分子”背到县体育场去焚烧，烧了一天多还未燃尽。
我再回县城时，县里第一批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归来，县委已按上级通知宣布文教系统结束的“文革运动”进而扩展到各行各业和城市农村，夺权运动也全面展开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第五节 两次“夺权”的动武
文革夺权也是动武的。
1967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被夺权后，人民日报以《一月革命的风暴》发表社论支持，接着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以《西南的春雷》和《东北的新曙光》等社论来祝贺贵州和黑龙江两省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夺权的“风暴”。我们县委机关的“革命组织”也起来夺权了。
首先是夺我们宣传部的。理由是没部长，主持工作的石维新副部长是富农出身来抗日的老干部。部里只有一个干事和我在机关，“权已落到阶级异己分子手中”。一天，县委机关的“五不忘”“真理”等战斗队把石副部长叫到大十字去当众开会宣布向其夺权，无权参加群众组织的章建人干事表示拥护，向夺权者交了公章，夺权会议结束。
可当我们拿着公章返回机关时，县委大门已被对立派完全封堵，大字报、大幅标语“坚决反对县委机关保守派假夺权！”还封了宣传部、组织部的办公室门。组织干事杨占彬怕他刚带回来的审干材料被搜去泄了密，便在其住处烧掉，正好被对立派抓住，便以其“烧毁黑材料”为罪名抓送公安局去关押了18天。对立派在县人武部造反观念特强的王副政委支持下“取得了反假夺权斗争的胜利！”从此，我们被彻底打成“保守派”了。
住机关内的单身汉全被赶去住在一间会议室里，4月13日凌晨两点过钟，同室的汪玄隆出门上厕所，被警察堵门不准出去。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后听到楼下的公安局里人们慌乱奔跑的脚步声，估计是要夺权了。次晨出门，果见满城贴满庆祝夺权斗争胜利的大幅标语，接着召开庆祝大会。我们这些“保守派”无权目睹夺权场面。但有一同仁廖朝栋却阴差阳错地看到了：他住在监委书记陈朝彬的隔壁，造反派错将他当监委书记揪去交权。他看到县委县政府通向大街的大门内外的通道两旁架着轻重机枪，武装民兵和公安警察荷枪实弹，造反派代表和军人坐镇主席台，将县委常委及副县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揪到台前跪地签字交权，当时县里未设人大和政协，只由县委书记吴纯让和县长张清廉把公章捧交给夺权代表。从此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保守派”通通失业。必须到夺权者那里重新登记，听后发落。
此后，各区、公社、科、股、室等单位就相继仿照夺权了。
第六节 从“有序”到无序
县里的文革开始阶段还是按以往的政治运动那样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从1966年9月1日的斗争大会开始由红卫兵主持就乱了套。
县委安排在机关内部开个批判会，批判一位在“四清”工作队中违反纪律的赵局长，但从省里开会回来的地纪委杨培臣指示改为到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并由红卫兵主持大会。于是临时通知会议改在城南小学（现在的二小）操场召开，城关镇和新庄公社群众参加。
会议由一中学生陈亮芬主持。我作为县文革办的秘书，被红卫兵安排到主席台上作纪录。开始还按会前安排的秩序进行，一会儿就有“群众”向主席台递纸条要求揪斗XXX，由文革办主任李遇春和红卫兵代表审定，开始同意揪个别已定案的“坏人”上台去站着陪斗。一会儿会场中便喊出“不要保守派把持大会”的口号，不再递纸条，也不需要谁批准，只要几个人吼一声：“把XXX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示众！”就自己将那人反扭双臂揪头发，推到台前去弯腰低头陪斗，大会完会失去控制，会场乱成一锅粥，文革办的李主任吓得悄悄逃离会场。台下已揪出33个陪斗者了，主持大会的红卫兵陈X芬宣布散会。正在开展运动的单位就趁机将他们自揪出来的“坏人”押着游街示众。这对那些从来没有遭此侮辱性经历的干部的思想压力太大了，老干部王英霞院长等一些女干部因之哭得死去活来，有的寻死觅活。唯恐他们中有人自杀。为防发生意外，县委领导又让我们文革办的人悄悄去向挨揪斗的人做工作，让他们“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谁料文革全面铺开，某中学生“炮轰大方县委”的大字报贴上街头后，9月1日被乱揪斗的部分人员成立起“XX团”来向县委开炮了！而后他们又分裂成几派互相打斗起来。
此时，单位要安排工作，就被批为“以生产压革命”；个人要好好工作，就被批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线”；“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卖命”。于是，整个县机关工作一下处于瘫痪之中，专职造反的之“吃香了”。政府不能管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公安机关被砸，社会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第七节 我们“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学生大串联正在兴起，贵州省文革办行文通知：红卫兵外出的串联费以其自拟的“串联路线总里程÷30公里×1.2元＝应给总数。”学生拿起全国地图到文革办来指图算路程，全国除港澳臺和西藏外，其余地方都可以去。凡可去的地方，学生指路算钱，不需凭据报销。有的学生随便一算就是五六百元。当年全县财政总收入300多万元，需要串联的学生3000多人，全用于串联费都不够。串联学生打旗子的红布也供不上2/3，我们不敢传达这个文件，并将县里执行该通知所缺的资金和红布分别向省和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并电话报告省文革领导人。上级还没有答复，外地红卫兵已串联到我县，马上到文革办造反。说我们压制省文革的通知，逼着我们执行。刚算两三小时就开出去10万多元。
正当我们无法招架之时，下午3点钟省文革召开电话会宣布撤销那个通知，在场的红卫兵和文革办工作员全部参加。3点25分正式宣布撤销那个通知，其中提到我们反映的情况。有些红卫兵手里还拿着计算串联费的单子，要求我们如数发给。我们不发，双方谈判到当晚深夜的结果是：3点25分及之前交了计算单的就给。因为学生串联乘车不要钱，食宿费用全由所到地的接待站免费全供，县文革发的串联费等于白得，所以那些得不到这种优厚串联费的学生就不依不饶，围攻了我们一天一夜。但因省里撤销通知的理由是：“省里走资派想用钱把红卫兵支出去，以免红卫兵在当地造他们的反的一个大阴谋”，理由充分，他们不敢反对，便集中火力批判我们“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企图使我们让步，发点钱让他们出外串联算了。我们坚决不给。一直围攻我们到第二天下午，我们仍然坚持不发那种串联费，他们才散去。
第八节 串联队中的文明与野蛮
学生大串联初期，我在大方县文革办公室负责总接待。下设接待站具体安排食宿，热情接待毛主席派来的客人红卫兵，食宿全免费。
开始的学生串联队沿红军长征路线徒步串联，向红军学习，锻炼自己，宣传群众，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方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经过的串联队多。多数队来时都要先到文革办报到，听从安排食宿，离开时挑满水缸，扫净院坝。有的脚走伤了，我们安排车子送他们到前面的县去等战友，他们都不干，定要坚持与队友同行，行进中互相帮助，真是在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我们也把他们当作尊贵的客人，选最优秀的接待员像当年老百姓接待红军一样迎送他们，互相关系十分融洽。
有一队从江西出发的红卫兵衣服单薄，我们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套卫生衣和水壶，还配给一套行军炊具。有个女生的左脚腕扭肿了，我们找车送她到前面那个县去等队伍她都不干，坚持跟着队伍走。
贵州省歌舞团串联队步行来到大方，到处为群众义务演出，深受群众欢迎，离开大方赴纳雍县时，我们说用车给他们运道具他们都不同意，自己背着简单道具步行。县城几百群众送他四五里才依依惜别。途中有车让他们坐，他们也坚持步行。后来听说他们是“保守派”，中途被造反派截回单位批判。十多年后我向省文化厅的一位副厅长讲起此事，他说那就是他们。
一天，有个西南政法学院的师生串联队一下冲到接待站，强行要吃要喝，稍不遂意就吼就骂，只差动手打砸了。其队中也有老师，我们从中学抽来接待站服务的冯宣武老师看不惯了，教他们放文明点，向他们介绍先前来的一些串联队的好作风，他们说那些串联队是“奴隶队”，并将冯老师扭押到文革办来。我明知是他们野蛮，但当时上级要求接待人员对红卫兵“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只好把“接待不周”的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并违心地佯装“批评”冯老师来给他们赔不是。
串联队的作风越来越野蛮了。有个“颠东北125挺进队”来到大方，不先接洽，冲到接待站就自己动手抢吃抢住，根本不听接待员的安排。他们向接待员要钢板、蜡纸、打字纸刻印传单，蜡纸、打字纸无偿供应，可钢板用后要归还，接待员让他们将串联证先押下，还钢板时退他们，这本天经地义，却被他们视为“故意刁难”，于是就砸接待站。接待员小钟带他们到文革办找我，知他们不是学生后，我也不客气了：亮出我刚毕业一年多的教师身分，摆出一付豁出去的架势，质问他们要怎么样？！这就唇枪齿剑的干开了，辩论他们不是我的对手，几下把他们问哑了，他们便开骂，以“保皇狗”之类的语言来侮辱我。好在当时还不敢打，最多就是推搡几下，否则我定遭打无疑。我的抗争，使他们认为抓到了一条大鱼，立即与当地，尤其是县委机关的“硬骨头”等造反派串联起来要揪斗我。谁知一了解，我是刚从乡下调来的小学教师，一点乌纱也没有，他们便将文革办的李遇春主任揪去谈判，要印万份传单揭露我“刁难造反派，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但因县里没有铅印，便要县里派车送他们到贵阳去印。县里没有车，文革办的李主任随他们步行近200公里去贵阳印传单批判我。县里花了几百元的印刷费。
以后，我们调了一些产业工人当接待员，都是革命主力军，革命身份也不低串联队一等，便可同串联队讲道理，开展大辩论。成了串联队撒野横蛮的障碍，但我普通职员一个，不够被造反夺权资格。于是毕节地区的“四.二兵团”等组织的头目谢XX等便把大方县委吴书记等揪去谈判，将我“开除出文革办”，从此，我也就可以参加所谓的“革命组织”了。
一场夺权风暴开始，野蛮吃香，无理可讲，接待站也就因之“寿终偏寝”了！
第九节 “我们是平地派”
文革中后期，解放军41师到我县支左补台，号召各派大联合。在电影院统一听完报告后，各派分开讨论。大方分为“两派三个山头”，即通派和不通派，不通派中又分为武吴和王黄两个山头。各个山头的人分别讨论去了，我们还有二三十人在会场中闲坐聊天。军中一个小班长跑来大声质问我们怎么不去讨论？！我们问他：我们在哪里讨论？他说是哪一派的就到哪派去讨论嘛。我们说我们没有派。他便批评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广播站的郭桂发站长一听便火了：文革一开始，我们便成立了“真理战斗队”……讲了被砸被打和不准参加造反组的一些情况。
此时，我们宣传部的蒯耀环干事来了个小幽默：要说分派呢，我们也算一派吧。什么派？小班长急忙问。老蒯说，平地派。何谓平地派？他们两派打仗，都要抓我们这些县委机关的干事们来垫底，哪派斗争走资派都要揪我们去陪斗，这个山头进攻那个山头时，一声“冲啊！”便从我们身上踏过去。那个山头的一声反冲锋，又从我们的身体上踏过来，他们反复打派仗，各派都要先把我们这些“老保”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以此来表现他们的“造反精神”，我们不就被他们踏成平地了吗？哈哈……军队的周干事知道了，批评小班长，给我们做工作，明确我们这些“有党无派”的人作为一方面力量，派代表参加那两派三山头的派头头“揭批斗学习班”。
我们选出组织干事谢明俊、广播站长郭桂发作为代表参加。为何选他两人？他们是我县挨批判斗争次数最多的人。凡斗“当权派”时他们都要被揪去陪斗，单独斗“保守派”时定斗他两个无疑。还有的单位也揪他们去斗争。让他们在学习班上亮相，等于给他们平反。
全封闭式的学习班，其他人不准进去，我们在外面集中精力写大标语、大字报揭批派性斗争的危害，他两个负责在里面张贴。因为我们受害最深，又是一批被造反派诬为黑笔杆的写手，对两派三个山头的揭发具体，批判有力，每天两大抱大字报，他俩成为学习班上揭批斗的生力军。为学习班上“揪出坏头头，实现大联合”立了功。
通过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对贵州各级革委进行补台，其间，军队支持横扫派性，挖掉山头，实现联合，县党委成立，大批被打倒的干部被解放出来工作，秩序日渐趋向正常。
第十节 大烙“坏头头”
文革后期，“造反派”掌权造成的混乱局面已难以收拾，武斗升级为真枪实炮，摆开战场，内战连连升级，两派都有军队支持，地方部队和野战军观点不尽相同，双方剑拔弩张，局部战争已经打响，我县的六龙武斗，伤者不算，一次死了5人，掌权派的被打死了，命名为“烈士”，非掌权派的则被视为“敌人”。大型枪战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好人受气，坏人嚣张，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心惊胆颤之中……
此时，中央派野战部队到地方支左，实为实施军事管制。让靠边站的“当权派”、打翻在地的“保皇派”、逃避文革的“逍遥派”站出来工作，发动群众揭发挑起武斗的坏头头和派斗中的杀人凶手以及打砸抢分子。此举大得民心。一些领导干部站出来便被派下各区去当“观察员”，指导区里的“揭批斗”运动。重点打击挑动武斗的坏头头和凶手及打砸抢分子。
想不到造反派打倒的“坏人”一下东山再起，与夺他们权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又到清算“造反派”的罪行的时候了！我被安排协助军队支左办公室工作，看到各地上报揪斗对象的材料：逼疯人的，打死人的，真感触目惊心。于是，只要军队的一个小排长批准，我们就通知下面将坏头头们捆绑上台去批斗。原来斗得你死我活的两派的头头们，想不到会在同时被斗的台子上相遇了，各是一派领导者，相逢同为坏头头。以前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挑起群众分裂，现在又斗争他们，促成群众联合。作为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骨于分子”的我，斗他们毫不手软，口说不报复，内心巴不得把他们往死里斗！斗争他们，也的确解了群众心头之恨，冤家有了头，群众气自消，缓解两派群众间的对立情绪，实现两派群众形式上的大联合，缓解了全国的紧张局势，消除了混乱局面，这是利用他们当反面教员的作用。
而今细想起来，他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文革前，他们都是些无名之辈，为何文革中一下冒出来当了派头头，指挥千军万马造县委县政府的反？谁给他们这样干的权利，他们不过是执行者而已。诚然，在执行中杀人放火，趁机打砸抢那是个人的罪行。但造成全国性大混乱的领导责任绝不在他们。群众斗争他们，也是将他们执行过的“烙饼政策”又反过来烙到他们的头上去了！
第十一节 狂庆粉碎“四人帮”
文革中各种庆祝活动多如牛毛，唯有庆祝揪出 “四/人-帮”是发自群众内心的狂欢。
这次活动不像以往那样从上到下、先内后外的层层传达而步步展开的，而是从外国广播、民间流传等“小道消息”中得知中央揪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后，各地干部群众自发起来的庆祝活动。地方掌权者没有接到内部正式通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播出了北京、上海等地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干部群众被压抑了十年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如大海狂啸，似火山爆发！庆祝中国女排夺取“五连冠”的狂欢算什么？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欢乐哪有那么深入基层民心？真正的群/众/运/动突然爆发，汹涌澎湃，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来得更快更猛，那些依靠“四/人帮”伎俩上台的平时张牙舞爪的造反派已感到他们末日的到来，不敢再管了，平时受他们压迫的人们也不再听他们管了，而且自发起来走上街头纵情唱歌、高呼口号，弹冠相庆，吓得县革/委中造反起家的少数人躲避起来。
最朴素的大方民间庆祝方式就是喝烧酒、放鞭炮。县里听到消息的第一天，人们一夜间便将全城的各种酒类买完、所有鞭炮买光，山城鞭炮声不断，家家举杯，人人喝酒，许多平时不饮酒的人也破了戒。但人们就是狂而不醉酒，醉心庆胜利！当年，县革/委机关内的花园全种上玉米，时值玉米棒子成熟期，我们连夜加班写大/标/语、大/字/报，各人主动买酒来，便扳玉米棒子烧烤来下酒，猜拳行令大狂欢。接着就是连续好几天的自发庆祝活动，渐渐由县委正式出面组织大型的集会游行等庆祝。
这与发生/林/彪事件的传达截然不同。那次是先D内后D外，先上级后下级的传达中/央通知，文件还未传达到群中之前，一些党员领导人已知林/彪是反革命了，但在例行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中，还得和群众一道高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弄得十分尴尬。有的领导一不小心或不服气走漏了风声，便被抓到公安局禁闭起来。而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则是先由群众自发开展，再纳入政府组织行为，华/国-锋继任了毛/泽/东的职务，顺应了人心思治的潮流，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第十二节 我的“逍遥”生活
文革期间我们不少人有5年左右没有工作，武斗开始后，有的领导同志为不受武斗，或不愿被迫去参加武斗，干脆回家，什么也不要了。我也回家半个多月，但怕被扣工资和开除工作，又回原单位。县委机关的一批老同志仍然无工作可干。于是，我们开始下相棋，打麻将，有的打卜克，帮助家在城里的友背煤呀，谁家有好吃的就去啜一顿，有活儿就一起干。胡华勋家杀年猪，我们20多人去帮忙，自宰自烫自开剖，自切自炒自炊吃，当天就去不少。
在下相棋的时候突见以子少胜子多者，我即兴说了句：“只要位置好，不怕子子多！”不知怎么捅出去，这就成了造反派打我们“反革命右倾翻案集团”的重要依据。于是又把我们罚去修“五.七”干校。修完干校又无事了，于是，我们就学做木工，打家具。没有木板就到商业局、供销社去找废包装木片来拼接。没有师傅，自学成匠。在十几个人的技术中，汪玄隆第一流，蒯耀环们二等，我算第三类，郭桂发最差，称为钉子木匠，但他的速度最快。掀起一波学木工潮，汪玄隆到六龙去帮刘明刚家打桌子，受到当地老木工赞扬；我到瓢儿打板凳，还教老木工画墨。以前学木工三年出师，但画墨记的是死码数，稍一变动就不会了，我们则将三角、几何知识用于画墨，当然比他们快，但我们推刨锯砍的基本功就差他们远了。那时我打的大、中、小三个木箱还保留着。以长宽高厘米计，大的100×50×40；中的50×30×20；小的25的正方体。那个中等的而今装一箱满满的我在退休前的奖状奖证。
其次就是掀起采草药波，在家学医时我就认识100多种中草药，文革初期我又买了一批贵州中草药书籍，书中有彩色图片对照，我们就带着干粮和饮水，拿着药书，上山对照图片认采中草药。一次苗族副县长李明高带我们从云龙的正面沿着90度的悬崖，拉着藤葛攀登，在最悬处采别一大片穿心莲，每人到两三斤鲜草，中途被一条蟒蛇吓了一大跳，险些摔下悬崖。结果这些药没有派上用场，却破坏了野生药材资源。
再其次就是学卷香烟。常言说：“人闲烟受气，酒醉话遭殃”。那时每人每月供应5盒烟，根本不够吸，我们便去买烤烟叶来，捆紧压榨，推成烟丝，调配香料，自制卷烟机，形成一个卷烟潮。
在这些集体学习活动之外，我自已学会了打背箩、编篾筛、篾盆之类的篾匠活。我编的篾器虽然式样不好看，但质量却胜过市场上买的好几倍，我用的全是青篾。
第十三节 文革初期的“非党管党”
文革初期，众多群众组织突然迸发出来，斗争矛头直指当权派，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一下被冲瘫痪了，一些地方提出“一切权利归造反派”的主张。于是“非党管党”的事便应运而生。
整个县委、县政府机关合并成为一个“生产指挥部”，由群众组织派人联合办公，县委无权行使权利。县以下的区委、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均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不再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权利了。
但是，党章还未修改，开除党籍怎么办？我县鸡场区发现有人用报纸写大幅标语时，“打倒”二字的背面有毛主席的像和名字，遂将此定为“反/革/命”事件，要开除区委书记李炳忠的党籍。李书记说党章没有修改，他们没有开除他党籍的权利，双方坚持不下。这便由群众组织派代表和李书记一起来找县委，县委吴纯让书记虽然已被批判斗争，但他还是县人武部的党委书记，便以党章规定制止了这场“群众开除党籍”的闹剧。
无独有偶，县委、县政府被夺权之后，县革委夺得了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县革委会内又尚未建立党的组织，造反派的权力就更大了！县水电局一个造反派陈贤松，整天背着一把大马刀上蹿下跳，人称其为“陈大马刀”！他并不是党员，可是，他却到本县六龙区五凤公社去宣布开除该公社的党委书记张应书的党籍。非党员当革委会领导人的就不罕见了！
虽然这些“开除”后来都全被否定了，但它却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伤痕！
第十四节 文革中的“烙饼政策”
文革期间翻来覆去的派性斗争被人们形象地喻为“烙饼政策”，即是像烙大饼那样：这边烙一下，那边烙一下，翻来覆去烙，反反复复烙。这种“烙法”全国大同小异，我亲历过大方县的，就以我所在的县委机关为例吧。
文革运动开始，县委机关的职工们成立了“五不忘”、“真理”、“硬骨头”等一批战斗队，分别形成了以“五不忘”和“硬骨头”为代表的两个对立派观点。开始阶段“五不忘”较为得势，有贫下中农拥护，军队（人武部）也倾向支持“五不忘”。
贵州省委被夺权之后，军队又偏向支持“硬骨头”。“五不忘”被打成“保守派”，其组织成员被打成“保皇分子”等遭到造反派的批判斗争，开始被烙；“硬骨头”则参与造反派夺了县委的权。可在夺权前夕，造反派内部分裂，该队的正副队长唐汝雄、肖世明又被打成政治扒手、野心家，被揪出来批斗。接替他二人职位的王永文、黄恩潜两人夺权后成为新政权中“县革委”常委，就有权烙被打下去的那一派了；不久，造反派中的汪羽仪、邬道成、刘文广三位老干部又被本派的掌权者打成“主乱派”的头目加以批判斗争。这是第一次“两面烙”。原先对立的头目们被烙之后，又弄在一起来“和稀泥”，任造反掌权派的人去烙了！
林彪事件之后，情况发生逆转，野战军到贵州支左，“硬骨头”造反夺权掌权的两个代表人物王永文和黄恩潜又被打成“坏头头”，被翻到锅底去烙了；原来被他们翻到锅底去烙糊的那一派又翻到上面来……。就这样翻来覆复去的烙，两面都被烙糊了，直到粉碎“四人帮”，清算“三种人”人之后，才各归其位，绝大多数人官复原职。
民间对此总结出一副对联：
“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当权；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
这倒也符合我们大方的史实。
第十五节 文革中的“小斗”
文革期中我县大小“当权派”几乎都被批斗过，只是斗争形式不同罢了；斗争的方式种种，但可归为文斗和武斗两类，大斗和小斗两种。我问过一些挨斗次数最多，被斗得最厉害老同志最怕哪种斗法？回答一致：武斗类中的“小斗”！何也？
大斗为大会斗，一般只斗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且在众目睽睽之下，主持人也不便当众下毒手。小斗呢？就未必全是会议斗了。小斗中还有个巡回斗，这里斗了交那里，那里斗了往下交……。更为可怕的是被几个人轮番斗。我县文革期中被夺了权的县委书记吴纯让同志就有过最深刻最痛苦的体验。当时，他是我县当权派中被斗争次数最多的人，但他被斗得最残酷的是“胡周斗他” 那些天。
夺权之后，有的造反派忙去分权用权打派仗去了，没有多少时间再来召开大会斗争这只已被夺了权的“死老虎”了，便把他交给胡世忠和周浩去小斗，由他俩再去逐条落实吴纯让的所谓“罪恶”。于是胡、周便将他拉到造反指挥部楼下的原教育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两人日夜加班轮番斗他。胡周坐在凳子上，勒令吴书记在他们面前低头弯腰九十度交待“罪行”，他俩不满意就拳打脚踢，吴纯让常被打滚在地上爬不起来，夜里也不准老吴回家，丢一张破草席在地上就令他睡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斗他的人把门一锁就走了。白天，他妻子李德芬送饭给老吴也要经过胡周检查才准吃。那种斗争对人体的痛苦折磨，局外人也可想象！十余天的这次“小斗”，弄得吴纯让书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当我们一些机关老同志到门外去看胡周斗争他时，胡周为杀鸡儆猴，斗得更加得意。可是，从不轻易流泪的吴纯让同志却被斗得涕泪横流。
那次小斗使他身体多处受伤不言而喻，可对他心灵伤害更大。他说解放大方到他被夺权前夕，他用的10多个绝密公事本被胡周二人以造反派代表的身分强行从其文件柜中抄去。那些本子上面有许多的珍贵史料。还有些基层上报要求枪毙，县里未批准上报的人员名单等绝密材料。
因为这次斗吴纯让“有功”，胡周受到造反指挥部的器重。可到县里补台时，胡世忠被定的“反动富农的儿子”，周浩被揭发为“特嫌女人”，视他们小斗吴书记为“搞阶级报复”而加批斗，但均是大会斗争。
第十六节 文革中被逼自杀等实例 我县文革运动还在文教卫生系统开展之时，大方一中作为重点开展单位，县委派工作组进驻一中，发动学生投入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在县文革办工作，知道将该校的曾昭瑞书记、罗安谦校长、团委书记李荣贵和政治老师邱元森首先被打成“三反分子”，在红色恐怖中，邱老师受不了残酷斗争，被迫刎颈自杀。我接到一中的曹兴全电话报“反/革/命分子邱元森自杀”的电话，请示领导：令他们立即抢救。虽然他当时未死，但他脖子上自杀刀痕迄今一直未能消除。之后，该校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女教师臧学郁被批斗得精神失常。罗校长的儿子罗亚田和女儿罗颖昭被逼一起到县文革办要求与他们的父亲断绝父子父女关系，县文革办立即表示支持，我虽不是领导成员，也表示拥护，助长了歪风。
文革全面展开之后，县委机关的“硬骨头战斗队”成为造反指挥部夺权斗争的骨干组织。它的头儿是县委机关的两个秘书：唐汝雄和肖世明。不知怎么回事，在向县委、县政府被夺权前夕，指挥部下属的各造反组织突然贴出“打倒政治野心家唐汝雄、肖世明”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他俩从天上一下坠入深渊，成为造反派的揪斗对象。这可吓坏了他们的亲人。老肖的妻子石禄芬是个很娴慧的农民，听到老肖被揪斗后，从对江乡赶进县城来看望。当晚老肖正好被一个单位的造反派抓去斗争一个通宵。石禄芬打开他的寝室门不见他，感到大势不妙，以为老肖自杀或被他杀了！便边哭边喊边在城里城外四处寻找老肖，一直找了一个通宵……从此，她的神经失常了：患上“会议恐怖症”，见人多开会她就害怕，不时为老肖的安全烧钱化纸，求神拜佛。
这都是我亲眼见，亲自问过他们的，而今看到他们我都还在感到内疚或心痛。
后又听老师和同学们说：我的母校毕节师范学校的龚志老师夫妇也被迫双双自杀身亡！
第十七节 “七.四”万人大会换对象
1967年7月4日大方县造反派在大方一中大操场召开万人斗争大会，原来是准备公捕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章建人”的。
章建人是一位随军南下的老干部，才华横溢，书法绘画皆精，写一手好文章；时任大方县委宣传部干事，不属当权派，夺权没有他的事。为何会突然间成了“现行反/革/命”？原来是造反派刻印了一本党中央领导人的头像画册发给机关职工。章建人看后说，“林彪的鼻子画大了，有点像刘少奇的”。于是，造反派马上贴出“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章建人！”的大标语，大字报，将他禁闭起来，进行残酷斗争。罪名就是“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因为当时县公安局还未夺权，造反派要逮捕他，还需向上级报送逮捕他的材料。适逢省公安厅夺权后的新领导康岩忠到毕节视察工作，大方造反派一面派人送材料到毕节找地区批准，一面通知召开大会，准备在大会上公捕章建人。但因上面还没有批文，县城里的大幅标语均写为“坚决拥护政法机关公开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指名。后因上面没有批捕章建人，大会便临时揪出几十位“走资派”和“铁杆保皇分子”去斗争。但因标语是逮捕现行反/革/命，不好向社会交差，就临时在城关镇揪一个姓陈的“四类分子”到大会上来公捕！
被斗争的几十人，分别被一个又一个地从台后十多米的地方推上前台，每推一个上台时，台旁便要猛吹国民党枪毙人时的号声，弄得全场阴风惨惨，鬼哭狼嚎！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公安局去调查那个被捕者的材料的赵梓仁也以保皇分子的罪名拉去与被捕的那个“四类分子”同台批斗。
第十八节 文革中斗人形式之变迁
文革中被批斗人很多，被斗者被体罚的形式也可谓多种多样，大家还记得的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低头弯腰、喷气式、压钢钎等，它们都有一个变坏过程，这里只谈我县见到的一些情况：
文革开始，9月1日后，多采取戴尖尖帽游街示众，就像老电影中再现土地革命时期斗争恶霸地主那样，纸糊尖尖帽上写上被斗者的罪名，打上红叉叉，外加若干纸条写上打倒和侮辱性的口号。对女性则剃“阴阳头”——剃去一半头发。
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后，我们县里在大方一中搞了一次文斗样板：让被斗者开始站着，后来还让其坐着接受群众揭发批判，要求触及灵魂而不要触及皮肉，可这种形式并未推开。
红卫兵进京串联返回之后，各单位自行开展斗争。开始时，只要求被斗者低头，最多在其胸前挂一块小纸牌，牌上写着被斗者的罪名，打上红叉叉。
进而要求低头还要弯腰，胸前挂的牌子从纸版变为木板，最后有的变为铁皮、钢板，重达几十斤；弯腰从微弯发展到弯90度。
被斗者的上台形式从自已走上去，到一个人押着走上去，进而由两人反剪双手压其低头弯腰推着上去，就是所谓的“喷气式”；再后来就是“坐火箭”，即在喷气式的基础上再由两人或四人各持一根钢钎交叉压在弯腰被斗者的背上，由4-6人推上台。这时胸前挂的牌子已变为铁皮或钢板，双手又被反剪着，根本无法伸腰，不时趴倒在地，又被押斗者猛踢起来。
因为胸前挂的牌子太重，头无抬起，只能低垂。这样，造反派又抓住被斗者的头发将其头面拉仰起来“亮相”，不少人的头发被一绺绺地扯下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有的老同志因之落下个终身腰痛病，迄今天气变化时还痛苦难当！
第十九节 炮轰县委第一人
文革中，大方县第一个贴大字报“炮轰县委”的是仡佬族中学生李XX。
大方县文革运动开始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当时大方一中高二X班仡佬族学生李XX，割破手指给毛主席写血书，表明他要积极参加文革的决心。血书写了三张大纸和好些页8开纸。我们通过县委机要室将他的血书寄到中央办公厅转毛主席，并附言补报该生情况。
大约一周后，信访办的杨盈森通知我接中央电话。一个姓汪的同志让我们赶快上报李XX的情况材料。办公室派我对他作专门调查，经过找其本人和他的班主任唐华清老师和该班一些学生调查，他的主要优秀事迹就是认真学习刘少奇主席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几乎能全背诵。材料上报中央后就没有什么回音了。后来，大家才说：如果他当时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话，毛主席一句话，恐怕也会像聂元梓、蒯大富等那样出名了！
但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文革要打倒刘主席，连想都不敢那样想。那时候，县里组织传达中央五人领导小组对文革工作的指示提纲，还播放了刘少奇、邓小平两位领导人的讲话录音。
后来，这姓李的学生外出串联回来，便在县城大十字贴出一张炮轰县委的大字报，一时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文革的大红人，随时被推到台前去……。但因他家是农业户口，只能成为回乡知青。后来又没有考上大学，也没能参加工作。再后来，听人说他在他的家乡——吉星公社办了个养鸡场，但不懂科学养鸡，一场鸡病，血本无归。
与其相反，那些被打成“黑五类”的学生，无权造反夺权，只准“闭门思过”而暗自读书，恢复高考后几乎全考上大学，有的攻硕读博，成了高科技人员。
第二十节 我亲历的两次戒严 戒严，如果只戒夜间也称宵禁。文革期间，我亲历过两次宵禁。
一次在毕节地区所在地的毕节县城。那是我和我县的广播站长郭桂发到地区参加全区宣传工作会议，住在地区商业局招待所三楼。白天什么大事也没发生，到晚上12点钟便听到高音喇叭传达地革委和驻军支左部队下的全城戒严令。接着是听到骑兵从我们楼下跑过的马蹄声。附近大街小巷的叫门声、拍门声和抓人声以及呵斥声；一会儿又听到商招第一、二层楼上有了响动。这时有人通知我们，下边是戒严部队在查房，没有你们的事，但在戒严令解除前不能离开房间。
到凌晨3点钟宣传解除戒严令后，商招内一片哗然。有的说几个旅客被警察带走；有几个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的人走亲访友超过12点才回来，就被命令原地不动，并被带到指定地点说明情况，解除戒严令后才放回来。
次日上午，在毕节军分区大操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地区造反司令部的鲁司令等几百人被押上批斗台，听说还抓到一些外地逃蹿的坏头头。其中，有的被五花大绑，有的被“坐火箭”，有的低头弯腰，有的只低头而不弯腰，有的老老实实站着陪斗。我和老郭现场巡看，发现被批斗的人中有的是从大方调地专机关工作的。大会还当场宣布逮捕了人。
第二次是，之后不久在大方县城的宵禁，形式和地区一样。
这一次，我是作为参与戒严的工作人员，被派到北街点上，作为接收北街收缴禁物的登记组成员。北街收缴用于武斗的枪支弹药等违禁物品不多，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从一个地主家搜出两坨半大烟土，好像有几斤，立即交给戒严指挥部。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数量最多的烟土。
事后我才听讲，那次戒严是作了周密部署和严密安排的，由军队组织指挥，地方警察、民兵和机关街道积极分子参加。分为行动组和后勤组。我们属于后勤组。行动组又分为抓人的和搜物的，事先都作了调查，选准对象，在宣布戒严之前已作好布控。戒严只是重点捕鱼中的漫天撒网，也有重点之外网到大鱼的。当晚抓到一些“坏头头”，搜缴了一批武斗凶器，这对制止武斗有一定作用。
这次戒严后的第二天到底开没开批斗会？记不清了！
第二十一节 很多人哭昏去的追悼会 文革中令我记忆最深的是毛主席的追悼会。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县的县、区、社各级设灵堂悼念，干部、群众日夜守灵。县里听有的区委汇报：不少贫下中农到灵堂里来哭丧，有的当场哭昏过去，县委号召要对哭昏过去的人员做好医疗保护。县机关守灵的干部中也有不少人哭，但灵堂内没有当场哭昏过去的。可在追悼大会上就有人哭昏过去了！
9天之后，全国统一举行追悼会。大方县城的追悼大会在大方一中广场举行，城关镇市民和新庄、五凤、陇公、小屯、大寨、龙洞等县城周边公社的社员等共10000多人参加。当时，我作为大会司仪（请注意：主持是中央统一的。那时地方开大会的司仪不像现在的主持人，只要声音响亮、吐字清楚、表达准确就行。司仪就像司机，由普通工作人员中挑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人们处于默哀之中，会场秩序特别好，领队指定地点，人们就自觉站好。会场内没有高声喧哗，没有互相争吵，更没有无理取闹，追悼会按中央统一仪式进行。
追悼会开始，默哀中便有人开始抽泣了，接着是抽泣声越来越大，进而全场一片抽泣声；有人控制不住感情了，便哭出声来，接着是许多人放声大哭，哀声动天！谁也不敢劝止，更无法制止……这时，我发现后面的人群中偶有人动，赶快问维持会场秩序之同志是怎么回事？他们轻声说：有人哭昏过去了，正在急救。
我知道：大会筹备中，我们就估计到会场上可能会有人哭昏过去，所以，特别成立了一个医疗抢救组。当时正是医疗抢救小组在实施抢救。会后，听说那次追悼会上有好几位老农民哭昏过去。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当年人们深感奇怪的一件事：元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们仍然处在万分悲痛之中，认为要举行国葬，县里也作了一些物资准备。可后来就不声不响的过去了，基层单位和人民大众自行悼念周恩来总理，如开小型追悼会、司机将黑布围在车身上、百姓自行戴青纱等。而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还要发起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追悼念也只在北京举行。周总理和朱老总的追悼大会均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各地才于1977年重新举行的。
第二十二节文革怎会越搞越乱？
文革被定为“十年动乱”，乱，就是它的罪恶行径表现的一种主要形式：生产秩序乱，生活秩序乱，政府管理乱；乱得生产停顿，乱得经济落后，乱得民无宁日。人民反对乱，中央也不主张乱，可有人却对乱大感兴趣，用乱来达到某种目的。文革开始就有大动荡、大分散、大改组、大组合的舆论。
当人们非常反感动乱、人心思治之时，又有：乱一乱怕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锻炼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理论出台。把中国当成制造混乱的实验室，把全国人民当成制造动乱的试验品，只想自己试验成功，不管人民对动乱的感受如何，造成不堪回首的恶果。但文革到底是怎样乱起来的，且越搞越乱呢？我曾于1966年6月到1967年春在贵州省大方县文化革命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从上传下达的资料中了解到动乱的一些情况：
我县开始只在文教卫生系统开展文革运动，县委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运动，按“四清”之类的政治运动方法步骤进行，到秋收时，运动就宣告结束，我便被抽调到雨沙公社搞“三秋”工作去了。待我回到县文革办时，县里的第一批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已经返县，开始进行煽风点火了。此时我们又收到上级大批下发到县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见附件1），经广泛传达后，中小学生走向社会大串联，学校停课。外来串联的红卫兵被称为革命小将，是毛主席请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尊贵客人，要求各地无偿管吃管住管（纸墨笔浆糊）用管乘车，必须热情接待。于是，具有领导职能的县文革办公室遂改为完全服务型的生活接待站，负责外来串联人员的吃住用行……此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见附件2）发表，工农商学兵干，均因之全面发动起来，大中学校师生打先锋，县里一下乱了起来，红卫兵开始炮轰县委，对前段文革运动中县委派出的工作组进行清算，运动处于无序状态之中……
此时红卫兵不仅串联，而且直接造反了，他们造反中用得最多的理论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把当权派和不同意在人民内部造反的群众当成“反动阶级”来推翻，行动越狠毒越好，甚而派生出大方汪羽仪提的“革命抢东西万岁”等谬论，打砸抢有了理论指导，造反直接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各行各业工作一下处于瘫痪之中。正如黑龙江双城县人委办公室张凤山同志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打电话反映的情况那样：“双城县八月二十二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在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斗了。到九月二日为止，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斗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社队干部出走了，有的不知下落，生产无人负责了。目前秋收生产临近，不少公社、生产队已陷于瘫痪，对秋收生产将会有很大影响。县、社、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县、社、队？中央和国务院七月二日和二十二日通知和补充通知是否仍然有效？如果省、县安排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和群众不听，不相信怎么办？急切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以明确答复。”为此，中共中央于1966年9月14日发出中发［66］478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见附件3）
中央这个文件在我县贯彻后，上级通知县里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春耕前结束。规定串联学生免费乘车要由当时他们所在的接待站签注乘车路线，并规定只为串联人员签乘返程车。比如北京学生串联到大方县，再要继续乘车时，大方只能为他们签乘从大方返回北京的车。想藉此限制学生再往外串联，号召他们回校复课闹革命。可是，这并没有限制住学生往外串联。因为当时的串联证上既无持证人的照片，只写XXX等若干人，车站无法鉴定前来乘车者是否持证人。所以，串联者互相交换串联证，各自继续往前蹿。比如北京的张三等人由大方签乘发返北京的车，而他们还想蹿往昆明；而昆明串联到大方的学生拿到大方签乘返昆明车的串联证，他们互相交换，北京的学生到昆明，昆明的学生到北京，仍然在继续往前蹿……
正当人们盼望这乱轰轰的局面早点结束，以便转入正常生产秩序和正常生活秩序时，上海市夺权的所谓“一月革风暴”刮来，毕节地委召开县、区委主要负责人紧急会议，传达林彪讲话，宣布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公社也要夺权。从此，全县乱成一锅粥，从县委到生产队都层层开展了夺权斗争，中央文革一再加油，文革的动乱局面一直拖了10年，毛/泽/东逝世后才结束，故称十年动乱！
附件1：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 |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 ~{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 ~{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 ~{狗，表示愤慨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同时我对~}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于~} ~{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 ~{革命演说，表示热烈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 ~{，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 ~{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 ~{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 ~{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 ~{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 毛泽东~} ~{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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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
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
年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
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
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
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
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
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
阶级司令部。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
等7人的大字报。
附件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1966.09.14）中发［66］478号
一、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二、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城市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应动员下乡，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三、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这件事，也应当依靠本县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去进行，必要时可由省、地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下乡帮助宣传和协助行动。
四、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革命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问题特别严重、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调动或撤销其工作。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则依法处理。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
五、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已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突出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改善领导作风，对工作要勇于负责，坚决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附：黑龙江双城县人委办公室张凤山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来电话反映
双城县八月二十二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在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斗了。到九月二日为止，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斗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社队干部出走了，有的不知下落，生产无人负责了。
目前秋收生产临近，不少公社、生产队已陷于瘫痪，对秋收生产将会有很大影响。
县、社、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县、社、队？中央和国务院七月二日和二十二日通知和补充通知是否仍然有效？如果省、县安排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和群众不听，不相信怎么办？急切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以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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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5 14: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