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的观点决不是孤立的,海内外不乏唱同调者。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专家余英时指出:“到‘五四’运动,我们看见,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能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通过对从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变法维新,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考察,余英时得出结论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7] 林毓生的观点在国内也不乏同调,北京大学的陈来就是一个代表。陈来认为,“文化大革命”难以作为一次真正的文化运动,但从1966年的“横扫四旧”到1973年的“批林批孔”,这一场持续多年的革命运动,无论从其口号还是结果上来看,不可否认地包含有“文化批判”的意义在其中。“‘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文革”的出现虽非五四的直接产物,但“文革的口号与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有着某种共同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指反官僚体制的情绪,也包含了当时大众心中所盲目接受的‘五四’遗产。……‘文革’最流行的‘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等口号以及它所支配的暴烈行为中体现的思想方式,把‘新’与‘旧’断然割裂,正是‘五四’时代批评家们的有特色的论点。”[18]陈来的看法显然是对林毓生观点所作的正面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