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文革小报发展繁荣的几个历史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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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小报发展繁荣的几个历史片断

王锐

中国革命博物馆“致红卫兵公告”推波助澜
1966年9月初，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大门旁边，贴出了一份引人注目的题为《致红卫兵战士们》的“公告”。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发布的一封“致红卫兵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致红卫兵战士们
敬爱的红卫兵战士们：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进攻，印发了许多倡议书、呼吁书、通牒、刊物、宣言、传单等宣传材料。
我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了使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代代相传，代代相颂，需及时征集上述这些宣传材料，作为最珍贵的文献收藏，供陈列展出和研究参考之用。请你们这些革命小将大力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宣传，帮助我们搜集各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张贴和印发的有关这类文献，随时送给或寄给我馆二至四份。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66年9月
地点：天安门前中国革命博物馆北门 电话637365

一望而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意图十分清楚，这就是以征集“文献收藏”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征集当时已开始露头，并有发展趋势的红卫兵的宣传资料，其中包括倡议书、呼吁书、宣言、传单、刊物等，甚至还包括“通牒”、“勒令”之类。
中国革命博物馆是国家专门搜集、整理、收藏并展示中国现当代革命历史资料文献的权威机构，其身份十分特殊。其形象及举措，在国人心目中也很特别。虽然，作为历史文献资料征集收藏者，有责任和义务收集保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及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但仔细分析，这份“公告”的宣传，却是迎合当时的文革形势及红卫兵思潮的。它不单用赞扬语调对红卫兵街头造反，打砸抄烧等所谓“破四旧”举动予以肯定，而且将红卫兵印刷制作的带有狂热的极左思潮，煽动造反破坏的各类宣传品，称之为“最珍贵的文献收藏”。甚至说，要使“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代代相传，代代相颂”，要将其作“陈列展出和研究参考之用”。显然，它是将这些东西，同早期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红军时期的标语传单，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等不同时期的相关宣传资料同等视之的。
在此前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和机构，也曾贴出类似“公告”和“启事”，公开征集红卫兵印刷的各类资料文献以作馆藏。但图书馆这类单位，显然不如中国革命博物馆更有吸引力。仅就“革命文物”、“革命文献”这类带有耀眼光环和充满政治含量的字眼，就足以使狂热的红卫兵更加热血沸腾。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这一“公告”，无疑成了助长各类红卫兵宣传材料进一步发展的兴奋剂和催化剂。“公告”中提及的主要是倡议书、呼吁书、宣言、传单、刊物、通牒之类，当然其中也包括红卫兵小报在内。不过，1966年9月初，公开创刊的铅印红卫兵小报，哪怕是在首都北京，也为数甚少。所以，这份“公告”中尚未直接提及。也正由此，反过来更刺激了红卫兵小报的问世。仅北京而言，9月份创刊的红卫兵小报，就有“首都三司”的《首都红卫兵》、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办的《红卫兵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办的《红卫兵报》、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指挥部办的《红卫兵战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旗》、首都红旗联合总部的《红旗战报》、人民大学赤卫队工人大队的《无产者》、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的《红旗战报》等。
尽管这一公告也出现在北京其它一些地区，但是，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此后发布的征集“造反派小报”的信息相比，后者的影响要比前者深广得多。但是，这一公告对红卫兵传单、小报、刊物等“红卫兵文献”的发展，毕竟起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从保存收集文献资料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确实也收集保存了比较丰富的红卫兵文献。

“大动荡”“大夺权”，迎来小报大发展
在文革中，1967年无疑是极为重要，也极为关键的一年。
夺权运动的全面展开，给红卫兵造反派创造了空前的机遇。造反派（毛泽东一系列谈话中，明确将造反派称为“左派”或“革命派”）成了掌权派，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此同时，它也为小报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这一方面是因为，造反派成了掌权者、主流派，原来限制小报出刊的障碍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创办出版小报的外部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促进了小报的发展。另一方面，局势的发展变化，需要红卫兵、造反派更加重视舆论，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摇旗呐喊。这是小报在1967年得以快速发展，进入繁荣期的内在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在大动荡、大夺权的背景下，文革小报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乃是时势所趋，是历史的一种必然。

各级党报停刊后留下大片“新闻真空”
1967年初开始，红卫兵造反派自办小报得到超常发展，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环境因素，就是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这段时间，代表官方舆论的各级党报，在文革大势冲击下，纷纷被迫停刊，从而留下了一片极大的“舆论真空”。各种造反小报的崛起，正是顺势而起，意在填补（如果不是试图完全取代的话）这个“真空”。
从1967年12月份开始，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各级地方党委的巨大冲击，使之先后陷于瘫痪半瘫痪状况。首当其冲的各级党报，更是被报社内外造反派视为必先争夺的“桥头堡”，一些省市报社甚至被红卫兵造反派强行进驻。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党报已无法正常出刊，在造反派夺权前，已被勒令停刊或被迫停刊。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7年1月3日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有些省市的报纸，停刊闹革命，这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报纸停刊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也停止代印，这就不对了。中央的通知要求各省市报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7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央这个通知，实际上变相认可或被迫接受了各省市党报被红卫兵、造反派接管停刊的事实。
地方党报既已停刊，在报纸舆论方面，一下子留下巨大的“真空”。即便是停刊一段时间后，各级党报由造反派夺权掌权，改刊出“电讯版”，勉强维持出刊状态。但“电讯版”党报只转载新华社电讯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地方新闻仍然是空白。而当年的“地方新闻”这一块，恰恰是能反映当地文革局势，以及传达贯彻造反派观点意图的阵地。在当地造反派看来，反映当地文革形势发展的地方新闻版不但重要，而且不能缺少。夺权后出刊的正式官方报纸不能为自己服务，自然就寄希望于自己办的小报了。
从各省市的现实来看，正是各级党报不能正常出刊（停刊、复刊、又再停刊，如此反反复复）的1967年中至1968年上半年，这一段中国新闻史上最不正常的时期，成了小报快速发展并走向“兴旺繁荣”的“黄金时期”。
对于各级党报不能正常出刊，因而造成文革小报的应运而生以至发展繁荣的事实，连最高领袖毛泽东也这样认为，而且予以认可。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国来访者，谈及中国当时的文革形势，以及遍地开花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时，就带点赞同又带点无奈地说：“为了争夺报纸，争夺舆论机关，斗争可激烈了。比如《湖北日报》，这一派夺过去，那派再夺回来。然后大家都不赞成，根本不出报，那么就出很多小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都有报纸。”（古阳木《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载《重大决策档案•往事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
显然，毛泽东将正规党报不能正常出刊，看作是小报繁荣的主要原因。不过，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文革运动大背景下的时势发展变化，将红卫兵、造反派推上了历史舞台，让其扮演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先锋”，而且是“救世主”的角色。而红卫兵造反派根据其角色转换和政治理想、政治目的，又迫切需要小报这种舆论宣传工具来宣传自己的立场和政治主张，以便争取和控制社会舆论，进而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人民日报》“启事”火上加油
1967年1月，当“一月风暴”从上海刮向全国时，造反派们如痴如醉，欣喜若狂，大规模的夺权行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普遍进行着。各种小报的创办、出刊，也渐至进入了“快车道”。夺了权，造反派从“受压者”，摇身变成了“掌权派”。所谓“夺权”，当时的提法是“党政财文大权都要夺”。夺了权，办小报所必需的人、财、物，都由造反派掌握控制，可自行安排支配。这是小报得以发展的物质条件。
1月底，正当红卫兵、造反派自办的小报在各省市自治区呈遍地开花之势，但直接面对它的地方当局（尤其是1月份开始正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各地军方人士），尚对其前景持某种保留存疑态度之时，一向代表中央立场观点的《人民日报》，突然作出了一个很出人意料的举动。1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4版左下角，以“人民日报社”的名义，刊载了一则很特殊的《启事》，全文如下：

启 事
为了更好地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本报征求全国革命造反派办的报纸，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大力协助，及时把你们办的报纸每期寄十份到人民日报社来。
人民日报社

尤其让人惊讶的是，似乎是怕这条《启事》引起的重视不够，两天后的1月31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三版将这则《启事》再登了一次。这连续的举动，就显得不同寻常了。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一向代表中央的立场观点与形象（文革开始后尤甚，因为代表各地方党委立场观点的省市党报被视为不值得信任，甚至“反动”），这份《启事》确实很令人吃惊。
这份措词简短的《启事》，其实包含深刻复杂的政治内容，其倾向性，以及这种倾向性背后的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它肯定及支持“革命造反派”及其所办的报纸，并（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作公开征集。其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人民日报》以党中央机关报的名义，将“造反派”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划了等号。这实际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全国、全党、全军，造反派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过来说，谁反对造反派，亦即等于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此时执掌《人民日报》的，是半年前的1966年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带人突然进驻《人民日报》夺权的工作组成员之一，原《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不过，《人民日报》作出如此重大表态性举措，恐怕不是唐平铸敢于做主或能够做主的。想来，必先经过了代表充当宣传及意识形态总管的陈伯达的点头认可，而陈伯达，想必又事先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甚至是授意），也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前文已述，由于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极力推荐，此前，毛泽东已开始关注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且对其兴趣渐浓。
按王力的说法，毛泽东关注红卫兵小报的时间似乎在《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发表之前（该期杂志出刊于1966年10月2日），就已经十分关注红卫兵小报了。王力在文革后的1983年7月对访谈者说：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4页）

不过，笔者对王力所谈的毛泽东关注小报（“甚至天天看红卫兵小报”）的时间存疑。原因在1966年9月，红卫兵小报才开始创刊，即使是北京，红卫兵小报也为数甚少，况且，1966年10月前后的红卫兵小报，还主要掌握控制在首都一司为代表的红卫兵手里，不是后来三司那样的造反派主流。因此恐怕是王力记忆有误。笔者推断，毛泽东“天天看红卫兵小报”的时间，恐怕再早也在1966年11月、12月那个时期内。
由此可见，起码在1966年年底以前，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就已经高度关注，并且给予了某种肯定和好评。
毛泽东这种态度，肯定又反过来给予在其身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施以影响。从这个背景看，《人民日报》发布那个《启事》，就不足为怪了。
以《人民日报》当时在国人（尤其在造反派）心中的权威地位，这则《启事》所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红旗》杂志也加入征集“小报”行列
《人民日报》征集造反派小报的《启事》在全国红卫兵造反派中间掀起的热潮尚未平息，在中国人心目中同样视为“代表中央声音”的又一权威性机构，也不甘落后地加入了公开向造反派征集小报的行列，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
1969年2月6日，《人民日报》第2版同样在左下角，以“红旗杂志社”的名义，刊出一则性质几乎一样的《启事》：

启 事
为了更好地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本刊征集全国革命造反派办的报纸，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大力协助，把你们办的报纸每期寄五份到红旗杂志社来。
红旗杂志社

比较起来，这则《红旗》杂志社的《启事》，与1月29日和1月31日《人民日报》的《启事》，从内容到措词，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可以说，后者就是前者的翻版，只不过将征集的小报份数，从每期10份改为每期5份。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家代表党中央的特殊机构，连续发出《启事》，公开向全国造反派征集小报，这种举动的政治分量是很足的，它给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以及全国、全党、全军传递的信息不言而喻。也就是明确告诉人们，造反派们这种自办的小报的举动不仅合法，而且值得重视和提倡，因为它宣传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代表中央的（包括前文提到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三个权威性机构，接连在报上刊登“启事”或张贴“公告”征集造反派小报，这番举措在社会上的影响，确实大大提高了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政治身价，以及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其直接后果就是：第一，不管是北京、上海等文革风暴的中心城市，还是各省市自治区，以及相隔万里之遥的边远地县，各种小报如雪片飞向这三个机构，以至数量之多令工作人员忙不过来，难以逐一清理登记和挑选；第二，各地尚未办有小报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纷起效尤，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也要利用一切可能，抓紧一切机会，加入到这个几乎是“全民办报”的“大合唱”中。
文革小报真正迎来了其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

清华《井冈山》和上海《工人造反报》的政治野心
据估计，仅1967年创刊的小报，就达数千种之多。不过，就某个省市或某个地区而言，无论大中学生办的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小报，还是其他组织办的造反派小报，也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所谓“主流小报”，就是指在某个省市或地区，由处于某种主导支配地位，对局势走向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组织所创办，能在当地社会舆论方面（甚至突破地域限制扩展至外地）有较大影响的某种或几种报纸。除此之外，都算是“非主流小报”。
比如说，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所控制的几份小报，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报》、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三司”所办的《首都红卫兵》，这些小报，不仅在北京，就在全国而言，也堪称“主流小报”。其他，如上海的《红卫战报》、《上海红卫兵》，以及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黑龙江哈尔滨的《红色造反报》(有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撑腰）。在四川，成都地区是《八•二六炮声》与《兵团战报》，重庆地区则是《山城战报》和《8•15战报》等。这些小报在当时的影响，都超出了市界、省界，一度扩展到外省市以至全国。
不过，这些所谓“主流小报”中，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而且最怀有政治野心者，当数清华《井冈山》及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这两份报纸，一份是红卫兵小报的代表，一份是造反派小报的代表。其背后的实权人物，一位是“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另一位则是“文革工人领袖”王洪文。而且，两人的共同点是，当年分别得到江青及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一度风光无限。
在首都文革小报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创刊不算早，1966年12月1日才创刊，不仅晚于众多首都大专院校，也晚于好些省市红卫兵小报。原因在于蒯大富一手控制的“井冈山兵团”正式成立较晚。至1966年12月下旬，《井冈山》小报仅出刊4期。首创之初，大致维持在每周一期的周报水平。不过，由于蒯大富深得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本人赏识和信任，在北京的众多高校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中，很快就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特别是经江青授意，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南海西门召见蒯大富面授机宜，蒯大富随之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等造反学生5000之众，搞了那次在全国率先公开打倒刘邓大示威的“12•25”大行动之后，中央文革江青等人对蒯大富及其掌控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就更加另眼相看。蒯大富在首都高校红卫兵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对全国红卫兵运动和文革局势的影响，也更加显赫和确立。
清华《井冈山》小报，也就成了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头头们推行其政治意图，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重要工具。由此，创刊虽晚于其他首都红卫兵小报的清华《井冈山》，在进入1967年年初之际，很快以一种非常的方式急剧发展和对外扩张（向北京之外的外省市）。
1967年初，清华《井冈山》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争取成为全国红卫兵小报中的“龙头老大”。首先，在内容方面，接连出了几期带有“重磅炸弹”性质的小报及“专刊”、“增刊”，以制造轰动效应，扩大影响。同时在公众心目中抬高身价。具体表现在：
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以“专刊”的形式，以4个版篇幅，全文刊载刘少奇女儿刘涛（时在清华大学读书，文革初期曾任清华“校文革”负责人）的“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1月1日，《井冈山》第5期发表《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的文章，全面记述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等带清华井冈山兵团5000多人在天安门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以及在北京街头示威游行情况（该份《井冈山》报及其文章，后来成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出示的证据之一）。
1月8日，《井冈山》第8期以第1版头条醒目位置，发表编辑部文章《清华园内春来早》，吹捧江青等人12月30日的“清华之行”。
1月26日，《井冈山》以“增刊”形式，并配以多幅照片，全面报道以卡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康生陪同下访问清华大学，并与清华井冈山战士开座谈会，以及参观“清华大学两条路线斗争图片展览”的情况。
清华《井冈山》报这一连串的动作，确实大出了风头，其风头甚至盖过了“首都三司”的机关报《首都红卫兵》。
在出刊发行这个关键环节上，清华《井冈山》也显示出后来居上的不同寻常之处。最引人瞩目者，有三大措施：
第一，在小报的印数上，由于有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强大“后台”，其小报的用纸及经费，能得到充足保障。因之，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才创刊一个月，出刊仅几期的清华《井冈山》，印数直线上升到50多万份。令一般红卫兵小报望尘莫及。
第二，实现通过邮局正式发行和订阅。
红卫兵小报系民办报刊，只能自办发行，但清华《井冈山》创刊一个多月后，就在努力争取能如官方正式报刊一样，通过邮局正式征订发行。1967年1月9日，便以“井冈山报社”（这种自封“报社”的举措也颇能显示其政治野心）的名义，对外发布“启事”称，“本报将于六七年二月份起由邮局负责发行，凡北京读者皆可到本市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每月出版6期，订价一角二分。邮局现已开始办理”，“外地革命群众可径向当地清华大学联络站联系订阅”。
第三，发行“航空版”，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代印点。
印“航空版”本是解决少数几份中央级报纸在外省市的印刷发行和及时收看问题的办法。当时，仅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重要报纸享有“航空版”待遇。文革动乱高潮之际，为保证这些中央报纸“航空版”的正常运行，中共中央还于1967年1月3日专门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
不知蒯大富等头头当时动用了些什么关系和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在国内少数省会城市发行“航空版”，将清华《井冈山》提升到了发行“航空版”的档次。这对蒯大富以及清华《井冈山》来讲，都是值得展示的一种荣耀。因此，在开始发行航空版时，特在《井冈山》小报上，大张旗鼓刊出了一份《致读者》的“公布”，让天下造反派和公众皆知。在笔者所存的一份1967年1月1日出刊的《井冈山》第6、7期合刊选登的第一版右下角醒目位置，刊登有一则《致读者》：

为了全国革命造反派组织能更好地大联合、大团结，交流革命经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我兵团《井冈山》报决定向全国发行，在成都设立航空版代印处，向全省发行，希望广大革命同志大力协助，并监督我报办得更好，热烈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批评建议。

落款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成都联络站”和“《井冈山》报成都编印组”。而所署日期则是“1967、1、23”（此报实际是1月下旬在成都出刊的《井冈山》的“再版报”，所以日期与刊头所注日期有异。关于“再版报”，本书有专章论及）。
上文所讲的1月11日出刊的《井冈山》第9、10期合刊，第4版上刊登的《本报启事》，其中在谈及“本报从六七年二月份起由邮局负责发行”外，还特别通告说：“另外，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还将设立航空版代印点。”也就是说，除成都外，清华《井冈山》将在上海、广州、西安等国内主要大中城市发行“航空版”。清华《井冈山》从“邮局负责发行”，到设立“航空代印点”，说明其已经开始露出从“小报”往正式发行的“大报”靠拢和过渡的“野心”。
“航空版”的问世，确实让清华《井冈山》大大地风光了一回，由此，基本确立了在全国红卫兵、造反派小报中的“老大”地位。
另一份从创办起就显露出明确野心的小报，是上海“工总司”作为“机关报”的《工人造反报》。“工总司”在上海一家独大，因为有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背后的中央文革小组作后台，其政治野心日渐强烈和显露。政治意图和指向，不仅要做“上海第一”，也要做“全国第一”。《工人造反报》也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不同寻常之处。
《工人造反报》创刊于1966年12月28日，如清华《井冈山》一样，也是属于创刊稍晚但后来居上的主流小报。与清华《井冈山》不同的是，《工人造反报》为显示其出手不凡，从创刊起，就以对开大报的格局雄居上海滩（当时上海各家小报，除《红卫战报》、《上海红卫兵》是对开大报外，其余皆为4开小报）。创刊之初，大致每周一刊，一个月出报4期。其发行开始也是由自己零星散发与销售，每期报头处，注有“本期四版，另售三分”字样，属于自办发行性质。
但到了1967年2月下旬，《工人造反报》从第11期起，改为交邮电部门发行。其2月23日出刊的第9期，于第4版右下角刊登一则《本报启事》：

本报启事
为了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需要，为了满足广大革命造反派同志的要求，根据广大读者意见，本报自第11期起交邮电部门发行，在本市接受集体订户并办理零售。
本报每期出版一大张（对开四版），订阅、零售定价均为三分（出版六版时售价为五分），暂不定期出版。订阅办法如下：
经与邮电部门商定，本市读者一律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登记付款。各革命组织凭介绍信向邻近邮电支局办理订阅手续。
由于本报出版日期不固定，收订暂按期计算。目前先收订十五期（即第11期至25期），计人民币四角五分，收订自即日起至二月底。逾期仍可自第12期或以后的期数起订。
本报将要出版的第9、10两期委托邮电部门代销。
为了把本报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希望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大力支持，来信来稿请寄“上海邮政信箱第317号”。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也就是说，仅仅出刊8期之后（该《启事》称，第9、10期也交由邮局代销），《工人造反报》就如同官方媒体《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样，引人瞩目地取得了邮局发行权。这也是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试图让《工人造反报》逐渐往官方大报靠拢过渡的重要举措之一。自此直到1970年代初期停刊为止，王洪文控制的这份《工人造反报》都是通过邮局征订发行。
不过，与蒯大富控制的清华《井冈山》稍有不同的是，《工人造反报》不过分张扬，也不急于寻求往外省市扩张搞“航空版”、设代印点之类，似乎只专心经营上海这块地盘。而且，在报纸所刊内容及风格方面，《工人造反报》也显示出与一般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动辄大喊大叫的“造反风格”似有所区别，即保持一种相对平缓稳重的面貌，避免过分偏激，似乎在刻意追求往正统报纸风格靠拢的媒体形象，尤其到《工人造反报》的中后期愈加突出。其风格内容，若隐去报头报名，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种官方报纸。其实，这正是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比蒯大富这类红卫兵头头高明之处。他们夺权掌权之后即全力靠近当局，并努力维护树立正统秩序和形象。这一点确实博得了中央高层（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好感和赏识。其结果，不仅王洪文一度被视作“接班人”培养，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而且，《工人造反报》在数千种造反小报中，寿命最长，一直出刊到1970年代，发行数百期之多。而作为“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首的蒯大富，夺了权之后，却一味“造反”“革命”，只知道冲冲杀杀，结果仅仅“红”了一年多时间便被当局抛弃。清华《井冈山》报也昙花一现，其最终结局，根本不能与《工人造反报》一比。

被小报左右的舆论
从时间段看，1967年1月“夺权风暴”之后的2、3月份开始，文革小报就渐成气候，到5、6月份，小报似乎达到登峰造极的高潮期。此后一直到当年秋冬之际，这半年左右的时期，才真正是整个文革小报发展的全盛期，或者可称作“黄金时期”中的“黄金时段”。
这个时期的特点，可以用“春秋战国”来形容，即随着各种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争斗斗和分分合合，形形色色的小报，犹如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小国一样，也不断地在历史舞台上变幻进退，生生灭灭。同时确实也呈现一种短暂的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繁荣纷乱境况。
也正由于此，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段，从当时各省市（甚至也包括首都北京）的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小报所左右。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当时主流舆论的缺失，文革小报乘虚而入，占领其留下的“真空”，并控制了相当部分社会舆论；其二，夺权造成的冲击，让各地及各级政权机构出现混乱，权力也出现“真空”。红卫兵造反派因中央（或者说中央文革）的强力支持，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仍然控制着相当大的话语权，这样，当时的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小报左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1967年夏秋之间那段特殊时期，一个省市，或者一个地区的社会舆论基本上被小报所左右的事例，最典型的，要数成都“五•六”事件，以及上海的“上柴联司”事件，在这两个著名事件中，小报确实将整个社会舆论影响、左右了，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倾向。
1967年5月6日，位于成都黄田坝（文革时改名为“红旗坝”）的大型军工企业132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当天，数万造反派围攻132厂，处于劣势的该厂产业军“红联”人员，怕遭到两天前川棉一厂产业军数幢大楼被造反派攻下而全军覆没的结局，在驻厂军代表及厂领导同意下，发枪后开枪自卫，上百支冲锋枪、步枪、手枪一起开火（132厂为造飞机的国防厂，平时储有武器），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伤上千人的特大惨案。这就是著名的成都“五•六”事件，又称“132厂大惨案”。消息传开，全国震动，中央亦深感震惊，并迅速作出反应。当晚，中央高层紧急命令成都军区派野战部队进驻并接管该厂，搜捕“红联”武装人员。第二天，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出台，该《决定》共有10条内容，故被四川造反派称为《红十条》，其中第10条即专谈成都“五•六”事件。措词虽较客观，但实际也是对开枪者的政治打击。
如此严重的伤亡，这在建国以来，不仅在成都，而且在四川，也是首次，自然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而此时，夺权后的《四川日报》，正处在只登载新华社电讯的《红色电讯》时期，成都市惟一的报纸《成都晚报》，也被改为类似的《红色新闻》。官方正统舆论的缺失，给小报留下极大的空间。此时的成都小报完全是一边倒，“产业军”及其支持者连出面为自己辩护也无可能。由此，接连几个月，整个成都地区及四川全省，关于“五•六”事件的报道记述，刊于各类红卫兵造反派小报，100%是攻击指责“产业军”，而不去分析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各路造反派数万人蜂拥围攻132厂，而造反派的根本意图，是试图一举拿下这个“产业军”在成都的最后“堡垒”。当时小报的宣传报道引起全体市民对“产业军”的不满和痛恨，“产业军”及其支持者从此在成都再无立身之地，不久之后便全面垮台。
类似情况，还有发生在上海的“上柴联司”及“支联站”事件。
“上柴联司”，全称是“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中的“反对派”，或者说是上海造反派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月革命”夺权阶段开始，“上柴联司”与王洪文一手控制的“工总司”公开对立。1月24日，王洪文组织“工总司”1万多人，准备袭击“上柴联司”，将其彻底砸掉。因“联司”早有准备，未能得手。但“工总司”人马也抓走了200余名“联司”成员，将其送往上海市公安局关押。“联司”组织成员及支持者到市公安局请愿，并呼吁全市人民支持其行动。由此，“联司”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声势越来越大。3月以后，上海全市不少单位出现了支持“联司”的团队，并在此基础上横向联合，成立了全市性组织“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联络总站”（简称“支联站”）。
“上柴联司”及“支联站”，就此成为了与上海“工总司”对立的重要派别，其存在及活动，不仅直接威胁到王洪文控制的“工总司”，而且也威胁到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张春桥默许下，8月4日当天，王洪文着手实施他亲自制定的行动方案，开始了代号为“888”的围剿攻击行动。他调集10多万工人，数百辆卡车，几十台消防车，带着“文攻武卫”牌子，围打在上海柴油机厂据守的“上柴联司”。并动用近10艘舰船封锁黄浦江，堵住“联司”退路。武斗共造成18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另有600多人被关押的严重后果。成为上海文革规模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武斗。
按理说，“8•4”事件中，“上柴联司”及“支联站”是受害者，但在张春桥、王洪文控制下的上海，当时铺天盖地的却是支持声援“8•4”武斗事件的挑起者上海“工总司”，以及声讨“上柴联司”及“支联站”所谓“罪行”的舆论。尤其是以《工人造反报》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小报，以及《上海红卫兵》为代表的红卫兵报纸，都是一边倒地声讨攻击“联司”及支持者的文章、照片和有关消息报道。可以说，上海（包括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当时的整个社会舆论，完全被左右了。

节录自作者书稿《中国文革小报研究》第二、三章。

《记忆》杂志 ２００９年5月14日总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