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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六七暴动”
这是1967年5月~12月,受大陆“文革”思潮感召的香港左派工人和市民,面对港英当局对其“文革”式造反行为的压制和镇压,在香港举行的反抗殖民政府的暴动事件。当时中国大陆称之为“反英抗暴”运动。
至1967年5月,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在香港左派工人和市民中已经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为左派所全盘接受和鼓噪。大陆的红卫兵不断向香港渗透,更加剧了香港的紧张局势。而以“反压迫、反剥削”为宗旨引发的劳资纠纷,成为这场暴动事件的导火索。
1967年5月,位于九龙新蒲岗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们抗议“资本家的剥削”行为。5月6日,包围厂房的工人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伤,工会代表前往警署亦被扣押。
7日,工人及其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示威者仿照中国大陆流行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胸带毛泽东像章,高呼“文革”式口号。警方施放催泪弹、高压水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并拘捕了示威者127人。当晚,港英政府宣布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九龙宵禁。
之后,北京报纸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代办提出抗议,并发动北京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外示威。当晚,激进派分子冲进代办的住所和办公室,是为“火烧英国办事处”事件。
香港左派报纸不断报导北京支持香港民众“反英抗暴”的消息,由左派学生在街头向路人派发;中国银行亦在中环总行的屋顶装上扬声器,进行革命宣传。
5月16日,香港的亲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斗委会随即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手持毛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
随后,港九各地陆续有集会和示威,参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学生及其他群众。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等亦开始出现定时罢工。
5月21日,暴动蔓延至中环。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167人被捕。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不断出动示威,袭击警察及仍然在行驶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受命赶赴现场,以催泪弹、警棍等驱散示威者后,示威群众即迅速撤回据点,令警察疲于奔命。
7月8日,为声援香港民众的“正义行动”,百余名大陆武装民兵在沙头角与香港警察发生枪战,五名香港警察殉职。《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论。香港出现传言,称北京打算收回香港。
此后,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土制炸弹及土制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粤语,是一种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了炸弹的制作工场。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
(照片:香港“六七暴动”中,总督府外贴满大字报)
7月至8月,香港警方以武力还击,攻入各左派据点。8月4日,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参战,从大楼天台降落,上下夹攻左派在北角的据点、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大型国货公司华丰百货所在的侨冠大厦。警方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发现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根据紧急法令,警方封闭了多间左派学校及发出煽动言论的左派报社;同时大举逮捕左派人士,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政治部的囚室,部分人被逮解出境。
左派则以爆炸升级行动来还击,在港九各处闹市及电车、巴士、街道上放置真假炸弹。炸弹袭击除扰乱市民生活,闹得市民人心遑遑,更造成无辜死伤。
市民开始对暴力行为普遍出现反感。很多不受左派控制的传媒不断发表反对暴动论,支持港英政府及警察维持秩序和治安。
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内对“斗委会”的目标和行为加以讽刺及贬斥;并以《欲罢不能》为节目名称,暗讽左派的罢工号召未能成功瘫痪香港。8月24日,林彬于上班途中被人伏击。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凶徒将林驾驶的汽车截停后,放火将林及其表弟烧至重伤,二人其后死于医院。明报社长查良镛,亦因为在报章内明确反对“文革”及暴动,收到死亡恐吓信,而一度离港暂避。
由于暴动逐渐失去民心,并受到港英政府的坚决打击,至10月后,运动稍为平息。12月中,周恩来向香港的左派下达直接命令,要求停止炸弹风潮,六七暴动遂告终结。
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1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香港警察、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受伤人数超过800人,包括200名警察。暴动期间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部分市民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市区楼房价格因此而急剧下滑。
暴动平息后,香港的亲中左派组织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少大陆在港的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部分人被遣返大陆。暴动后﹐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及大陆怀有戒心。直到19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得到初步成果,才得以改变。
(资料来源:1967年中、港报刊有关报道)
(余习广) 转自余习广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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