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红：湖南长沙“九.五”坪塘大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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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九.五”坪塘大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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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67年9月4日中午～5日下午，湖南长沙“工湘”派与“高司”派，在长沙县莲花桥、九江庙、坪塘镇及长沙市第二十四中学一带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又称坪塘武斗、坪塘大战。

      1967年7月27日，中央对湖南问题表态，明确支持“工联”等造反派；8月10日，中央宣布“八"十决定”。为争夺对省革筹的控制权，湖南长沙的“工联”与“湘江风雷”在长沙市区解放路、五一中路一带进行大规模武斗。

      与此同时，“高司”为首的“新保守派”“红联”派则人心大失。在8月10日中央宣布“八"十决定”后，迫于来自中央和长沙市区“工湘”派武斗占据上风并咄咄逼人的压力，长沙地区的“高司”派总部负责人决定撤至湘潭，长沙县坪塘的“高司”派组织“联总”的部分人员也撤至湘潭。

      8月初，撤至湘潭的“高司”原“河西抗暴指挥部”负责人，在湘潭同派组织“革造联”的支持下，经过双方头头策划，以撤至湘潭的“高司”派人员为主，组织筹建“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并制定了以坪塘为跳板，“解放河西”（长沙市区在湘江西面）的方案。

     得到湘潭“革造联”的支持，加以“工湘”派的分裂，给“高司”为首的“红联”派带来了希望。“火烧湘绣大楼”事件发生后，“高司”正式提出了“打回长沙去”的口号。

     8月10日，易家湾武斗打响后，长沙“工湘”派的进攻势头得到有力遏制，长沙“高司”派和湘潭的“革造联”的头头们决定“开辟第二战场”。8月22日，“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在湘潭锰矿招待所召开会议，研究“解放河西”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指挥部”往河西推移，“解放”坪塘，控制长宁公路，然后打回长沙的河西地区。

       而在7月下旬，由于坪塘地区“工湘”派人寡势薄，在“高司”派“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的攻势压力下，“工湘”派被迫放弃坪塘，陆续撤往长沙。

      8月26日，“高司”派的“自卫抗暴指挥部”头头带领200多武装人员，分别进驻坪塘、九江庙、含浦和长沙市二十四中。

     与此同时，握手言和的“工湘”派也在筹划“解放坪塘，消灭高司”的作战计划。在长沙“工湘”派的支持下，长沙“工湘”派与坪塘“工湘”派头头共召开4次会议，研究“解放坪塘”的行动方案。

     9月4日上午，“工湘”派派出武装侦察排，从长沙市区往莲花桥方向行动，进行侦察。“高司”派的“抗暴指挥部”也派出侦察排前往莲花桥，对长沙市区方向进行侦察，以实行“解放河西”计划。

    双方于4日中午在莲花桥遭遇，立即发生战斗，从而揭开了“九"五事件”的序幕。

      双方侦察排于4日在莲花桥的遭遇战打响后，“工湘”派立即按预定作战方案，兵分从两、中、南三路进攻坪塘，以实现对“高司派”驻地的钳形包围。按其作战计划，西线的主要任务，是围歼打援，阻击“高司”派从湘潭方向的增援，堵截坪塘“高司”派向湘潭方向撤退，配合中线、南线向24中靠拢，以保证中线聚歼“高司”派于24中学。

      中线大军主攻24中学，是武斗的重点战场。双方均以该战场为主要战场，投入主力部队进行作战。“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在这个方向使用的兵力有500余人，以步枪、半自动步枪、轻重机枪为武器，并动用了平射炮、六〇炮等重型武器。“工湘”派在该战场方向投入兵力近千人，以步枪、半自动步枪、轻重机枪及迫击炮等武器，向“高司”派的防守阵地和工事进行猛烈进攻。

     中线战场武斗从5日凌晨5时打响，至当晚7时左右结束。因双方动用的武器均为现代化装备，战斗中均以步炮兵协同作战形式，战斗人员均以悍不畏死之精神进行战斗，因此双方都发生大量伤亡。在该战场，“高司”派死亡30人，“工湘”派死26人。

      “工湘”派武斗人员按作战计划，南线从水路进攻观音港，登陆后先在该港设立战壕和工事，对“高司”派进行阻击，然后从南面配合中线战场向二十四中进攻。

      这场武斗，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对“高司”派而言，投入的兵力为其在易家湾战场外的精锐和本钱。双方投入战斗的共计有294个单位、3954人参加。其中“工湘”派出动3655人，“高司”派参战者为299人。武斗中，双方共死亡80人。其中当场打死41人，计“工湘”派死24人，“高司”派死17人；双方均枪杀对方被俘人员，被俘后被枪杀者达21人。其中“工湘”派2人，“高司”派19人（含负伤后补枪至死的8人）。

     在这场坪塘大战中，有帐可查的经济上造成的直接损失，计粮食15000斤，人民币10.98万元。

     这是继易家湾武斗后，湖南文化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双方投入兵力和现代化军事武器最大的一次武斗。经过该战，本已陷入中央否定高压的“高司”派，迅即烟消云散。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

         （朱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