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应国：读钱理群《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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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批判与重构
——读钱理群《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
杜应国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沉淀、焦虑、困惑、乃至纠结与挣扎之后，向以鲁迅研究著称的钱理群先生，终于在他的古稀之年，完成了这部煌煌七十余万言的巨著《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从个人研究的角度讲，这或许是他半个世纪前就立下的毛泽东研究志向的迟来的回响和最终落实，但从个体生命与历史过程交集、缠绕，而后铺展、演绎的角度去看，这却是一个毛时代的亲历者、幸存者和背叛者——也是一代几乎将自己的整整一生都与毛时代纠结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在历经迷信的狂热与盲从以及理性的清醒和反思之后，对自我、以及对毛时代所进行的一次总的清算和批判。这是一次历史的结账，也是“另一种历史书写”（即历史重构）的自觉努力与尝试。因此，它既可以看作是一个毛时代的亲历者所讲述的自我成长的故事——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与心灵史的个案记录（从精神俘虏到精神的解放乃至反叛，从心灵的扭曲、畸变到良知的苏醒和灵魂的复活） ，也可以看作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走出了毛泽东巨大阴影的笼罩、又经历了几十年的纷纷扰扰和人世沧桑之后而对毛时代作出的最后告白。无论就个人、就历史而言，还是就群体与时代而言，本书的言说与批判在国内外有关毛及其时代与后时代的研究中，都自有其不可忽视亦不能低估的意义与价值。拜读之后，引发了我不少的感触与联想，无妨将之付诸笔端，与作者、读者一起，参与到相关问题的讨论中。

（一）叙事结构的“显”与“隐”
正如作者所言，表达方式一直是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之一。他自九0年代初就欲动笔的毛泽东研究之所以搁浅，除去其他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直到2009年的台湾之行，授课似的表述方式与自我经历跟历史的深度纠结，竟突然打通了他的思路，激发了他的灵感（这其实也是他长期准备的结果），由此而急中生智地尝试构建起这样一个三维视角的叙事模式：
“我试图建立一个三维讲述空间，上层的毛泽东空间，中层的知识分子空间，底层的我和民间思想者、普通民众的空间，从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讲述这段历史……我想把毛泽东的故事，知识分子的故事，民间思想者的故事，普通民众的故事，以及我的故事，放在同一时空下来讲述，不仅叙述历史过程，而且尽可能揭示历史当事人心灵世界，讲毛泽东的内心的矛盾，更讲在毛泽东的极权体制下人的心灵伤害、思想迷误、精神挣扎，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人文问题。”
熟悉作者著述的人应该知道，这与他惯有的将自我融入历史，融入研究对象的学术路径并无二致。但在本书中，这种自我视角的设置和定位，却自有其意蕴。其一，与叙述自我经历为主的回忆录不同，书中关涉作者经历的言说，其实都是与之相关的那一段宏大历史的一种映证和参照，因而所占篇幅极小；而更多的，却是作者以事后的理知和清醒，对已然逝去的历史、已然逝去的时代所作的叙述、辩析，以及反思和批判。这样，这个“自我”实则具有双重蕴含：一个“自我”是昔日之我，当时之我，是作者评述的那一段历史的在场者或目击证人，这是一个共时态的自我；而另一个“自我”，却是今日之我，事后之我，带着某种超越性的眼光，穿过时空的局限，根据事后的发展、认识，来叙述、还原乃至重构当年的历史，因此应是一个历时态的自我。这样的双重“自我”视域，给作者的叙述带来了灵活而又自由的言说空间，行则当行，止于当止，收放自如，进退随意，因而给作者的言说姿态和话语转换，提供了极富弹性的支撑；同时，也较好地体现了自我清理与历史清理相结合的言说意图。
此外，这样的自我视域的设定，还与毛时代特有的个人与历史纠缠不清的时代特征相契合，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毛时代个人与历史深度纠结的现象在文本表达上的一种反映。毛时代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上层与下层的互动、博弈，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共振效应，这是传统的皇权专制和现今的民主政体都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以“严防死守”、强力“维稳”作为主要统治手段的后毛时代了。而正是这一点，才导致了作者所说“历来与历史无缘的‘圈外人’”，“也卷入了历史的漩涡” 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一场“鸣放”，唤起了多少人投入历史的热情？一个大跃进，又引发了多少农民、知识分子对美好未来的想象？更不用说，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的文化大革命了。唯其如此，作者方能以亲历者的身份，为他的讲述提供许多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如上海刚“解放”的某个清晨，前一晚还“枪声不断”，第二天却在与好友一起上学的路上看到“沿街商铺屋檐下躺着一排排大兵”，由此而对这支“为了不扰民，宁可露宿街头”的“神秘”军队留下了深刻印象 ；又如在1957年的北大，在林希翎发表演说的那个著名的不眠之夜，作者不仅在现场聆听了林的演讲，还亲眼目睹了同寝室的两个同学针锋相对的争论：一个说“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一定上街！”另一个却说“如果你上街，我一枪把你崩了！” 其尖锐激烈，你死我活的程度，跃然纸上。注重宏大叙事与历史细节的契合，这既是作者自觉的学术追求，也是来自历史现场必不可少的证人、证言。而正是有了这样的细节支持，作者讲述的历史也因此变得丰满生动，有血有肉，散发出可触可感的现场气息，而不再是一堆干枯的骨架或味同嚼蜡的表述。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相结合——这不正是法国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之后所倡导的新历史主义方法的合理运用吗？
不过，叙事模式的设定，作为一种表达需要或讲述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文本选择，即体现作者学术追求的，化艰涩的学术文字为随意、自然，且富于亲和性的话语表达），解决的只是一个叙事角度问题，即作者从什么角度、以一种什么样的言说姿态去切入历史，叙说历史，姑称之为“视角坐标”。可以说，这是铺陈方式选择上的一个显结构；显结构之外，应该还有一个关涉作者言说立场、价值取向或思想观念的隐结构，或曰“参照系”（观念坐标），即作者将依据什么样的思想资源或历史观念，去考察、体认和选择、评价进入他视野的那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变迁？前者——“视角坐标”，属于方法论；后者——“观念坐标”，则属于价值观、历史观。在我看来，无论是就对毛泽东的评价而言，还是就对共和国六十年历史的观察、理解、认识而言，后者都是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因为它所提供的，实质上是一个怎样去言说历史、阐释历史的观念系统，或曰解释框架。就此而言，我以为有必要指出：贯穿于现代中国的两大历史线索——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和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就是作者共和国历史叙事的隐结构或“参照系”。前一条线索，就是隐伏在作者所一再强调的毛泽东与中共“富国强兵”治国路线背后的历史逻辑，亦即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后一条线索，则是作者特别提醒的二十世纪发生的几件大事之一，即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这是两条历史的纵贯线，正是它们的交汇、冲突和碰撞，才演绎出了中共夺权建政的历史，它不仅构成了中共执政六十年的背景音乐——共和国六十年发展的坎坷、曲折与困顿，莫不与之紧密相关，甚至就是毛泽东与其中共高层的分歧、博弈乃至斗争，都可以从中找到两大线索冲突的影子。作者正是依托于这两大线索，将他的六十年叙事放置到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并凭此建构了一个隐结构，一个阐释与言说的格式塔框架。有鉴于此，这里似有必要对此两条线索稍作清厘。
首先是现代化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一连串的战争失利和外交失败的痛苦中而缓慢开启的。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选择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的，是强制性的而不是自愿的或自主的。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焦虑的过程。焦虑不仅因危机而生，而且也是渴望摆脱危机，渴望走向富强的心理反映。而欲达此目的，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之外别无它途。于是，中国人只能一边挨打，一边含着眼泪向对手学习，因之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同时又是一条充满了挫折与屈辱的路；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危机史，一部耻辱史。这是几代中国人共有的心理阴影，是一个民族的创伤记忆、集体记忆，永难消抹，挥之不去。或许，过去的人们尚难明白，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在巨大的民族危机背后，同时也隐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蜕变与新生，这就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向新兴工业文明的历史嬗变。事实上，今天已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性生存危机，其实只是一场文明演变，历史递嬗的序幕，它所开启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千年巨变：社会的大转型，文化的大裂变。它意味着，古老的中国——尽管是在西方列强的裹挟之下，从此开始汇入到自十八世纪以来以工业革命为发端的世界现代化、一体化过程。自此而后，那个封闭、独立的老大帝国，再也不能自外于世界之外，中国历史成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换言之，现代化选择已经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宿命，这是任何欲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政党、社团或个人都无法拒绝，也无法摆脱的历史使命、历史逻辑。毛泽东与中共也不例外——这就是中共建政后只能采取“富国强兵”的治国路线的历史原因。
但历史逻辑之外，也还有个理论逻辑，即按照什么样的理论图式，以什么样的方法、手段去实现现代化？对于以马克思共产革命为目标的毛泽东和中共来说，他们的现代化选择或者说现代性图景，只能依靠和遵循马克思的那一套理论体系，即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剥夺剥夺者，变私有为公有，再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庞大的计划经济体系，以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进而取消商品与货币，消灭阶级与国家，最终实现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且富裕的共产大同理想。这就是毛泽东与中共所不能摆脱的理论逻辑。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马克思所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设计和理论建构（且不论其包含了多少的谬误、虚妄和矛盾），都是以发达的西方社会 为基准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东方大国、农业大国来说，要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搞社会主义，就必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夺掌政权之后，在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或现代化？换言之，能否或如何绕开资本主义的道路及方法，去达到和实现资本主义所已取得的文明成果？而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空白，也是晚年马克思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 。
马克思遗留的空白，后来由列宁解决了。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实用主义的设想，即将俄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进行有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必须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这一点为后来的毛泽东发展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然后是第二步，将民主革命不停顿、不间断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革命虽然绕开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却无法超越它所应有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即工业化、现代化成就。这样的革命，还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革命吗？对此，列宁又借助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的提法，巧妙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进一步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拆解为两个阶段，实质是两种形态，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曰初级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其国家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消灭了阶级与剥削，再没有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的旧式分工，没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或差别），劳动成了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一句话，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即所谓“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此后，在布尔什维克的主导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正是按照列宁的这一理论图式进行的。列宁之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脱颖而出的斯大林，在全盘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套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集党国、政经为一体的斯大林体制，这就是对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以及财富分配都实现了全面垄断和全面控制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极权主义体制。从此，这一体制就成为世界各国共产革命的唯一典范、唯一样板。勿庸讳言，这也是毛与中共领导的革命，无论是建政之前还是建政之后，所竭力要追求的目标和模仿的样本。所以，这才有了建政之初的“一边倒”，有了对苏联亦步亦趋的照搬照抄。要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刮起了清算斯大林的强台风后，中共才有所警醒，开始注意到所谓的“中国特色”。由此而开启的毛泽东时代，在此后的摸索与颠踬中，虽越来越多地打上了毛氏个人的印记，却也再无法割断它与斯大林体制的“血缘”关联。

（二）关于毛氏评价
反观渐行渐远的毛泽东时代，自不难发现，无论是因彻底的毛化而在思想、性格上都渗透着浓重毛主义色彩的中共， 还是在其治下并由其所主导的那条充满了坎坷、曲折乃至恐怖和灾难的现代化建设之路，甚至包括那一段历史时期的时代氛围、精神气质，都深深打上了毛的烙印。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少有人像毛这样，以他特有的思想、言行，甚至性格、气质以及好恶，影响几亿人长达数十年之久，竟至形成了一个时代性、民族性的精神文化现象。正如本书所言：
“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根本改变了大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方式，极为全面而彻底，进而在民族精神、性格、气质上打上深深烙印，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毛泽东文化’……这种毛泽东文化经过长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灌输，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民族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
可见，对毛时代或者勿宁说对毛氏其人及其思想的清算和批判，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历史的批判，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批判。因此，有关毛氏其人及其思想的评价就是一个绕不开的时代话题。

1、道德评价
在中国大陆，对毛的评价几乎是伴随着毛的去世就开始了。1978年11月，以黄翔为首的几位贵州青年就在天安门广场勇敢地贴出了“必须对毛泽东三七开”的大字报（标语），翌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不少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发言也涉及到了对毛的评价。 而最集中、最尖锐的评价，则来自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党内征求意见时的四千人大讨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又是，许多批评性意见，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毛的个人责任甚至是个人品质问题。对此，邓小平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 作者亦认为：
“毛泽东的失误，当然和他的性格弱点和个人品质有关，在中国这样的人治国家，特别是个人集权的国家体制下，掌握了最高权力的领导人个人因素是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如果夸大个人品质的作用，不仅会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问题，简化为个人道德问题，变成道德审判；更会掩盖背后的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体制问题，社会制度的问题。”
作者的担心当然不无道理。不过，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道德批判，不追究个人责任和个人品质，仅仅只从思想、理论入手，这样的批判是否就能凑效，就能打中要害呢？我以为未必。且不说毛的许多错误本身就与其性格有关，仅就理论而言，毛在其晚年炮制的许多理论或者说思想，譬如所谓“斗私批修”，所谓“走资派”，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其实都不过是毛玩弄的思想花头， 其真实的动机和目的以及作用，无非是用来掩盖他打击对手，清除政敌，以维护其旷世英明，一贯正确的圣主形象的漂亮包装而已。正如王若水所言：“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并不是他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毛泽东需要夸大‘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全民动员起来以维护他的权威并打倒刘少奇。” 事实上，要估量毛这些思想、理论的意义或价值，只要看一看它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所产生的现实结果就不难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论总是导致相反的结果？为什么其动机与效果之间总是出现那么巨大的反差？而且越到后来越显得脱离实际，越显得虚无飘渺？譬如他的“接班人”思想，按说毛既如此圣明，而且高瞻远瞩，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要把培养革命接班人作为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为什么偏偏他所选择的接班人——从刘少奇到林彪，从王洪文到邓小平，竟无一正确？其中除王洪文因被视为“刘盆子”而遭致冷遇之外（实际上是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哪一个不是被他亲手扶上台又亲手赶下台，而且刘、林二人还下场极惨？！至于毛毕生都在追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念念不忘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正如一位美国左翼学者的观察：“自相矛盾的是，中国越来越‘社会主义’，而国家却越来越居于支配地位……尽管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家们极力称赞群众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毛泽东所领导的国家机器却日益与其所统治的社会相分离，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和异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明显。社会最终匍匐在强大的官僚国家的面前……到头来，所有屹立着的毛泽东纪念像都成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失败的奇异象征。” 这就难怪，还等不到毛的身后，早已被毛的欺骗与利用弄得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的“人民群众”，就以诗词、花圈为武器，迫不及待地掀起了反叛的怒潮。他们已然看穿了毛那些“光辉思想”的伊之胡底，不得不起来为捍卫自身的利益而战了。但奇怪的是，时至而今，毛那些明明已遭到执政当局明确否定的思想，包括罪孽，则不仅仍未受到公开的谴责与揭露，却反而受到某种刻意的遮蔽与回护。有鉴于此，我认为，恰恰是在今天，有关毛的道德评价及其个人责任问题，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予以正视的问题了。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毛应该接受的是双重审判——思想审判与道德审判并重！
至于说到体制或曰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批判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或者说，对毛氏个人的清算和批判，必然将导向对制度的清算和批判。这是因为，毛作为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他的所有错误和种种倒行逆施，都是假体制之名并在体制的庇护下才得以顺利推行的。在体制面前，毛不仅是缔造者、建构者，而且是老练的操控者；而在毛眼里，体制不过是他得心应手的工具。毛不仅依托体制，利用体制，而且超越体制，凌驾于体制之上。别说党纲、党纪，就是被视为立国之本的宪法、法律，于毛而言，都不过是可有可无甚至形同虚设的空洞条文。因此，在毛一路上凯歌行进，为所欲为的瞎折腾中，就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制度性的障碍。制度之于毛，纯粹就是种可有可无的装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文革中是否要设国家主席的争论。按说设国家主席，这原本就是制度需要，可毛不愿干（他对那些外交上的繁文缛节本就不胜其烦），既要避嫌，以免给人以打倒刘少奇就是为了争夺这个荣誉位子的印象，又不愿将之拱手让给他那个“亲密助手兼接班人”的林彪，于是，才不管什么体制不体制，说不设就不设，而且还要倒打一耙，硬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说成是什么“纲领”，岂不荒唐也哉！当然，毛也会根据需要，选择其超越制度、超越权限的方式。譬如，延安整风时期，毛为了掌控整个运动的主导权，以便顺利实现他改造党、统一党的意图，干脆就在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之外，成立了一个全权指导运动的总学委并由自己出任主任。类似的方法，毛在建国后更是屡试不爽，如“反右运动”时成立的“五人小组”，文革初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等。后者甚至凌驾于政治局常委之上，只听从毛一人的指挥，竟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居然有权参与八届十一中全会政治局常委名单的确立与排序，譬如将新提拔的陶铸、陈伯达排在邓小平之前就出自江青的主意。 至于在此之前背着所有的常委指使江青暗地组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那就不是什么规避，而是实足道地的阴谋了。对领袖人物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与制衡，这是极权体制的痼疾。问题在于，毛这类常常是超越于体制之上甚或直接就是反体制的行为作派，居然都是以体制的名义并总是在体制的容忍和支持下得以推行的。毛与体制最大的分裂无过于文革，而发动文革的宣言书、号召书《五一六通知》，就是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体制之于毛，不仅是助纣为虐的工具，而且是其缺陷与错误的放大和延伸。体制固然需要毛，而毛也同样离不开体制，二者之间的纠结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清算和批判的问题。

2、性格机制
应该承认，毛作为一代枭雄，其个性、人格，均有其非凡的一面。如李银桥回忆，1948年毛在阜平县城南庄遭遇空袭，国军飞机因有内线情报，飞临上空，投弹在即，毛被卫士们叫醒后，仍不慌不忙要卫士给他点根烟抽，结果还是几位卫士不由分说，架起毛就开跑，还没跑出几步，炸弹就下来了，虽说毛命大，三枚炸弹居然没一颗爆炸，也可说是一髪千钧。 张玉凤也曾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有强烈震感，毛住的房子也愰动得厉害，但当她与汪东兴等人很费力地走到毛的房间欲转移毛时，却见毛仍不动声色地躺在床上，毫无慌张之态。 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毛临危不乱的气概，确实堪称风范。另有一件小事，更可见出毛的超凡魅力与罕见定力。1958年10月，毛南下了解大跃进发动后的情况，途经湖北孝感时临时停靠，要召见当地的地、县、区委领导，并指定要有一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参加。被选中的妇女代表叫晏桃香，因连日挑灯夜战患了感冒，来到专列前就打了个喷嚏，叶子龙怕传染毛，不让其上车，毛却主动招呼其上去。“不料刚坐下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了毛泽东一脸。地方官员们面面相觑，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脸都没擦，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紧，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能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 毛不愧是所谓奇理斯玛型领袖，如此难堪的场面，非但没有动怒，反用几句妙语就将之轻松的化解了。当然，毛也有一触即跳，金刚怒目的一面，如建国初在最高国务会上与梁漱溟那次有失雅量的争吵。而在党内高层，尤其在少数人场合，毛则常常放纵自己的性子，动辄雷霆震怒，令人骇然。
有位叫洛厄尔·迪特默的美国学者曾将毛和刘分别归为两种不同的人格类型，毛为“戏剧型”，刘为“强迫型”。
“强迫型性格的人倾向于在精心确定的范围和认真制定出的部分程序中按部就班地活动；戏剧型性格的人则不拘于某些特定的范围进行活动。前者的特点是一律强迫接受，而后者则允许多样化。强迫型不顾主观条件，而戏剧型则对心理上的要求非常敏感……强迫型向人们所展示的是单调乏味的一个侧面，而后者则是向其他人展现其丰富多彩的各个侧面。”
不过，迪特默没有明说的是，他的分类是根据拉斯韦尔将精神病理学用于政治人物行为类型分析所得出的理论。在人格心理学中，戏剧型人格是人格障碍的一种，其主要表现是：
“具有浓厚而强烈的情绪反映，行为特点是自吹自擂、装腔作势。喜欢引起他人的注意与关心，爱虚荣、爱有兴奋的事情发生，常把自己的感觉和情感加以夸张，从而加深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善变、爱挑逗。要求于人多，内心真情少。自我中心，依赖性大，常需要别人的保证与支持。有时也善于玩弄或威胁他人。”
尽管毛的许多表现都与此病态描述相符，但在事实上，毛还是属于多重人格，而且相互矛盾。所以曾在延安时代加入中共后又脱离中共的司马璐对毛就有过这样生动的刻画和描写：
“毛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
司马璐的描述，确实抓住了毛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特点。他是个诗人、梦想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又很看重实际和实用甚至有时显得过于功利。既敏感、多疑，又轻率、随意；既善断、专断，又易生反复，游疑不决，因而常常出尔反尔，变化无常；还喜欢委过于人，时给人以捉摸不定，深不可测之感。同时又任性、固执，一旦下定决心，就喜欢一条道走到黑，即使错了，也要“硬着头皮顶住”，或者巧言掩饰，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所以据说林彪对其有“拗相公”之称。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他在致江青信中的那个自我评价，即所谓的“虎气”与“猴气”。这样的二重性，倒是颇为形象地道出了毛性格特征中的自我矛盾现象。马基维利曾将君主比喻为狮子与狐狸：“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这里，“狮子”与“虎气”相类，都是霸气十足的王者风范，威震一方，不容侵犯。差别只是在狐狸与“猴气”上。识得陷阱的狡猾，对于深得帝王之术的毛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倒是“猴气”一说，生动道出了毛那永不安分的天性。毛是个天生的革命家，造反者，一个永难安于现状的不知疲倦的梦幻家，颠覆者，在他的主导下，整个中国就像一锅煮沸了的开水，烈焰蒸腾，充满了滚烫的喧嚣和燥热的激情，几乎就没有安宁、平静的一天。正如白鲁恂所说：“有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完全地主导、控制与统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 毛有着怎样的性格特征并不重要，重要而又可怕的是它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影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其中，影响最大，危害最烈，也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他那任性使气，从不服输、总喜欢对着干的性格，正像他最喜欢说的“我就不信……”，或者“老虎屁股真摸不得吗？偏要摸！”
以此反观毛在1956年以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似都与此有关。譬如，1958年的大跃进，论者多以为源自毛与赫鲁晓夫的会谈，苏联要赶超美国，中国则要赶超英国。其实，这只是一个触机罢了，真正的原因，除了渴望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雄心外，也还暗藏着对周恩来等人反冒进的不满，毛其实就是想要以此证明自己主张的高速度不仅可行，而且正确；不仅正确，而且是高周一筹的英明远见卓识！所以大跃进高潮时，毛四处巡游，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甚至放言连全国解放也没有这样高兴。殊不料却由此闯下大祸，这边厢“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笑声未绝，那边厢已是哀鸿四起，饥荒载道了。起初，毛想不动声色地纠正错误，连连开会“压缩空气”，未曾想庐山会议杀出个彭德怀，一句“有失有得”，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直捅毛的心病。又一次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毛停止纠左，转而反右倾，非但出人意料地打出个骇人听闻的反党集团，而且还要继续新的跃进，不仅要“超英”而且要“赶美”了。但再衰三竭的国民经济却再也经不起毛的瞎折腾了，接踵而至的大饥荒迅疾席卷全国，直弄得饿殍遍野，民怨沸天，真应了他的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最终付出了饿死四千万人的惨烈代价。为此，毛郁闷了两年，也从此种下了怕翻案，怕清算的病根。尤其是七千人大会上，看到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下级干部都对所谓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表示怀疑，表示不满，而一向紧跟他的刘少奇等人也对被错整的彭德怀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时，毛便有了真切的担忧。他仅仅隐忍了几个月，眼见形势渐好，就迫不急待地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起了反击，大反“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高调唱响了阶级斗争的主旋律。接着又在1963年发动了以清查基层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四清运动”，一则将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嫁祸于那些所谓混进来的阶级敌人，以及所谓的蜕化变质分子，二则也借机将活下来的部分了解大跃进内情的基层干部清洗掉。而当负责“四清”的刘少奇后来与之在运动的对象、性质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毛立即感到他所一直担心的“赫鲁晓夫”就在眼前。于是，晚年的毛，就这样情不自禁的坠入到不断以左反右，不断用一个错误来掩盖另一个错误的怪圈之中，其结果就是做法越来越左，祸越闯越大，直至最后落入那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3、思想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毛高举了一生的旗帜，尽管他毕生都没有读过或至少是并未认真读过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 但这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早在建党之前的1920年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且至死都相信这一点。
对于素抱“圣人”之志，从青年时代就向往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境界的毛来说，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走向圣人之路所必须的最重要一步，就是握有能够穷通天地古今，救治世道人心的“宇宙真理”，也即所谓的“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人人心中有真理，但并不等于人人都能认识真理，真理只能掌握在圣人手中。“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愚人”虽不识“大本”即不懂“真理”，但由于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故“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可见这“大本大源”的厉害，它不仅是唤起人心，成就事功的根本，而且是“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 的永恒真理、绝对真理。“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而宣称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并找到通往天国之路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毛在“五·四”之前久寻而不得的“宇宙真理”。尽管他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能还很肤浅和模糊，但“本源”意识和圣人情怀，却对毛与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的因缘给出了最合理的解释；同时，这也为我们考察毛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运用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注解。在毛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可以用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而且也是他征服和战胜对手的利器：既得大本，舍我其谁。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千秋伟业非毛莫属。天降大任，当仁不让；口含天宪，为所欲为，此即所谓“天命”。有了这样的自信，也就有了最大的合法性。
所以，毛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并且渐渐成了马列的化身。既然“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既然唯一的卫道护法之神就是这“道”与“法”的象征，那么，所有的歧异与纷争，挑战和反对统统无效，都在征服与扫荡之列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纵横捭合的党内斗争中，毛总是以手握真理的正确路线自居，并且对所有的反对者总是喜欢安上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罪名的原因。马列主义，不仅是毛的禁脔，而且是他抢占的思想与道德的制高点！
所以，毛常常以党的代表、真理的代表，乃至人民的代表等等自居。其中，毛的民粹主义色彩，即所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一个颇为迷惑人的现象。
毛不仅喜欢发动群众，喜欢所谓群众运动，而且也喜欢说他愿站在群众一边，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表面上看，似乎是他尊重群众，服从群众的选择，而实际上，这却是他控制群众，挟群众以自重的一种手段，一种表现。此乃极权主义运动的特征之一，非独毛之所专。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极权主义绝不满足于用外部手段来统治，即通过国家和一种暴力机器；由于它那奇特的意识形态和它在这种高压政策中被赋予的角色，极权主义发现了一种从内部控制人和威吓人的方法。在此意义上，它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 这种“从内部控制人”的方法，就是要人们相信，领袖代表人民，人民需要领袖。没有领袖，人民只是一团散沙，一群乌合之众；而没有人民，则领袖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领袖是因为人民而存在的。所以，毛一方面需要用“大救星”、“指路人”、“舵手”之类的迷信与神话来装点自己，以让人民相信，他就是他们唯一的代表，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又需要不仅在名义上而且要在形式上造成获得群众拥戴的模样，以证明自己确实代表着群众。所以毛喜欢群众运动，喜欢用发动群众乃至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力量以及合法性。文革中，毛为了打破党官僚的阻抗，采取直接诉诸群众的方式，在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为此，竟编出了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理由，说什么“苏联出修正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中国要防修，就要让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见到我。” 试想，那种颠倒众生的壮观场景，那种动辄就是百万之众的疯魔场面，会给毛带来多大的心理满足，又会造成何等震慑心魂的浩大声势和雄伟气慨啊。而毛需要的就是这个：他代表人民！他与人民在一起！
除此之外，毛还有一大法宝，就是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亦说过，对于马列，“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不错，这四个字确实可当得毛政治生涯的象征，是其“斗争哲学”的根据和来源， 当然，还是他在党内斗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毛有一句过去常被人引用的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这里包含了毛对“阶级斗争”的二重理解：一、“阶级斗争”既是解释历史的“真理”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二、“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一个战胜一个，一方消灭一方。这就暗含着毛“阶级斗争”治国路线与治国逻辑的某种严酷性。
问题在于，毛为何需要阶级斗争？作者认为，毛在反右运动之后，采取“设置对立面”的策略，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方式，以造成某种社会性的“紧张状态”和亢奋状态，借以达到两个效应：“一是振奋人心，一是震慑人心。” 这固不无道理，但似乎仍未点透毛的心计或用意。在我看来，毛之所以需要阶级斗争，并在建国后——至少是从反高、饶集团开始，就尝试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党内斗争，乃至运用于党内斗争，不过是其在延安整风中以“路线斗争”来重构党的历史，并严厉打击王明等留俄派势力的手法的延续。其真正的目的至少有二。一是借寇自重。犹如马基雅维里所言：“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伟大。” 王若水先生则说得更明白：“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泽东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 毛所以要借阶级斗争来夸大敌情，造成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的紧张气氛、恐怖气氛，就是要以此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让全党、全国都匍匐在他面前，乖乖听从他的指挥和教诲。其二，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分歧和党内矛盾，还可以为他随心所欲地惩治对手、甚至迫害对手提供掩护。既然阶级斗争是残酷无情的，你死我活的，既然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那么，毛将那些反对派，那些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表撤职罢官，乃至斗死斗活不是很正常、很合理吗？所以，毛时代党内斗争的残暴与冷酷，远远超过他所抨击的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著称的王明路线不知多少倍。从彭德怀到刘少奇再到林彪，哪一个的下场不是骇人听闻，惨不忍睹？无怪有识者论曰：“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把这些运动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其实不过是用‘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来使他进行的政治迫害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而已。”  
尤须指出的是，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反复的宣传、灌输下，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性恶果：一是用人为煽动的“阶级仇恨”和“阶级对立”来代替和谐共存、合而不同的现代准则，造成了人性和人伦的大扭曲，大沉沦，传统的人道主义意识几被扫荡以尽。二是造就了所谓“吃狼奶”的红卫兵一代。这些用满脑子的“仇恨”和“暴力”武装起来的一代，是没有爱也没有怜悯和同情的一代，是只有迷信和疯狂的嗜血的一代。正是他们成为毛发动文革的“黄衫党”——毛氏文革法西斯运动的主力军！
总之，毛执政后高高挥舞的两面理论大旗：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说到底，也不过是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惯用的“说教（文的一手）和镇制（武的一手）两种手段” 的故伎重施而已。只不过，整风只用之于党内，执政却施之于全国。说穿了，这就是毛时代一手持经（马列主义），一手舞棒（阶级斗争），教化与恫吓并用的“双峰政治”（一边是道德高地，一边是制敌绝招）的秘密。
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毛那些脱胚于此两大理论模型的新发明，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究竟有几多真正的理论蕴含了。以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论，这根本就是个假命题， 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一系列的虚假判断和虚假逻辑。譬如毛认为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其背后的逻辑是：包产到户＝单干，单干必然产生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就是资本主义。这里，毛无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的所谓包产到户，是在公社体制下，在生产小队的范围内分片包干，这样的“单干”怎么会产生两极分化呢？更何况还可以采取其它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来加以限制和遏阻呢？毛将这种可能性完全排除，只强调其耸人听闻的结果，其目的无非是要阻止人们从人民公社后退，甚至退半步也不行。至于毛的“反修防修”理论，说来更显荒唐。他先将赫鲁晓夫那些有限的非斯大林化措施称之为“修正主义”，而后将之移用于党内、国内，这样不经意间的置换，就等于把国内所有可能反毛或仅仅跟他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当作“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了。不仅如此，毛甚至把“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都视为“修正主义”。 这样，所谓“修正主义”就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箩筐，大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譬如吃穿讲究一点，爱玩爱耍一点，生活不检点一点等等，都会被当作“修正主义”而受到批评或批判。不过，毛最警惕的还是高层，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所以，彭德怀是修正主义， 刘少奇是修正主义，陈伯达、林彪是修正主义，复出后的邓小平还是修正主义。说来说去，毛的“反修防修”，不就是为了防止反对他的人去翻过去的案吗？起先是怕翻彭德怀的案，后来是怕翻刘少奇的案，最后则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结果，人算不如天算，毛生前所有的担心和忧虑，不幸最后都变成了事实。

4、权术心术
毛氏工于心计，精于权术，尤其在党内斗争中，其手段之高超，心计之深远，出手之诡异，谋划之周全，运用之娴熟，收效之明显，均可称雄才大略，无人企及。这一点，以研究延安整风运动著称的已故党史专家高华先生亦深有感触：“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
尽管迄今为止，并未见到有何直接的资料证明，毛熟读申、韩一类的书，但他深谙中国古代的帝王之道，却是人们都公认的。而况，司马光编的那本集中了历代帝王在施政方面成败得失经验的书《资治通鉴》，正是毛的案头必备之物，是他反复阅读的书。所以，不管他是否熟读《韩非子》，他对韩氏“法、势、术”那一套东西的熟悉与运用，几无人能够否认。如高华在一篇专门研究毛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各种精心准备的文章中就指出：“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课‘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不过，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言：“在韩非学说中，法、术、势这三个方面，术是居于中心的地位。一部《韩非子》，主要谈的是术，而不是法。” 何以之故？韩非说得非常明白：“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这就是说，“术”乃人主专用，是人主用来驾驭群臣，并决定其亲疏厚薄、封赏责罚的宝典秘籍，故为帝王之术。中共建政后，位居权力顶端的毛，实际就是用这一套帝王之术来治左右、治臣下的。所以常常显得莫测高深，神出鬼没，令人防不胜防。惟其如此，毛时代的党内斗争，往往透出一股拜占庭阴谋般的神秘气息和诡异色彩。
不过，权术映射心术。毛虽可称权术大师，思虑缜密，几无懈可击。然智者千虑，整人过多，也终难免会有露拙、漏馅的时候。试略举数例。
1967年元月13日，毛约见事实上已被软禁的刘少奇。一见面，毛竟故作关心地问刘：平平的腿好了吗？毛作此问，是因为数天前，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演了一出所谓“智擒王光美”的闹剧，“智擒”也者，就是编造了一个刘家小女刘平平被汽车压伤腿的谎话，而成功地将王骗到清华园批斗。以毛对刘的关注，他既能得知这样的消息，会不知道这是红卫兵的恶作剧？毛之虚伪，可见一斑。
还有一件广为人知的“佳话”，即1965年9月23日为分配彭德怀到西南三线工作而与彭的谈话。毛在谈话中以罕有的高姿态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甚至还说了“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的话。 毛的虚怀若谷，不计前嫌，令彭感动不已，当场就同意前往西南。然而，就在此次谈话仅仅一个月零17天之后，11月10日，毛指使江青秘密准备了将近一年之久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重头文章就公开发表了。而毛之所以要亲自出马，是因为此前曾令彭真向彭德怀分配工作而后者不愿受命之故。以此观之，毛那番推心置腹的表示，真可谓用意深远了。实际上，从毛当时正疑神疑鬼，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的心理看，毛作此举，实是因为大战在即，生怕这只放在京城的猛虎会与他的其他同情者联起手来而生出意外。
当然，毛最叫人诟病的，还是对其夫人江青的纵容与重用。如论者之言：“让其夫人介入党内斗争，这在世界共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毛在九届二中全会后为发泄对林彪的不满，居然说什么“我一向反对让自己老婆作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他怎么就不想想，他对江青的重用，又岂止仅仅只是个办公室主任？
  鲁迅曾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或许例外，他依靠捣鬼成就了不少的大事。只可惜，这些事在其身后都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何况，还有人早就看穿了他的皮里阳秋，以致在其生前就有了这样赤裸裸的评价：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三、关于“五七体制”
“五七体制”是作者长期致力的“一九五七年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作者在毛与毛时代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标示着从苏联移植的斯大林极权体制在毛的创造性发挥下，有了突出的中国特色和毛氏印记。其中，作者对五七体制四大特征的概括和分析，尤其是关于“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和“第一书记专政”两点，确实抓住了要害，点出了五七体制的本质。前者以所谓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为标准，按照我、友、敌的观念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使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的等级差序制度进一步明晰、固化，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阶级种姓制度”，从而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贱民阶层，即文革时期被视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后者在“单位所有制”的辅助下，将党国一体的组织机制和主控神经覆盖到全社会——尤其在人民公社运动之后，使权力垄断和社会控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所形成的集党国、政经为一体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系，彻底实现了对社会权力、财产、资源，乃至思想、文化和个人人身自由的全面垄断和全面控制。这种“公有制”加“党专政”的集权专制，就其对社会要素的垄断和控制而言，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远远超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君主皇权专制，而且也超过了同是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专制。
按说，在实现了对各种社会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全面垄断和全面控制之后，毛一手创建起来的“五七体制”，至少在经济建设方面是很容易产生成果的，因为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对社会人、财、物的组织和动员都具有快速、高效的优势——至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如此。即使按照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常规状态下——也就是按照所谓“五年计划”的阶段目标，循序渐进，推动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那么，至多十年或十五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或将有望达到或接近苏联三十年代的水平。但不幸的是，五七体制的掌舵人是毛而非刘、周、邓诸人。毛是个诗人，梦想家，脑中总是充满了自造的幻象，并且还总是执着甚至迷恋于这样的幻象。他不喜欢按部就班，不喜欢刻板的制度、规章，以及各种繁琐的条文，更讨厌那些冗繁的计算，枯燥的数据、图表，而且最不愿按常规走路。毛喜欢的是像打仗一样，轰轰烈烈，千军万马，一声令下，一鼓作气就拿下一次战役。总之，无论是性格特点还是思维方式都决定了，毛与理性、刻板，需要严格计划严密组织，以及各部门分工合作，协调并进的工业化过程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他在1958年冒然而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后，五七体制强大而又有效的全面组织、全民动员的神力立即显现，“第一书记专政”的极权模式，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将毛的那些往往是不假思索，甚至是脱口而出的指示、精神，迅疾贯彻到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最边远的山野乡村。可以说，尽善尽美的神话，超凡入圣的领袖，一哄而起的民众，永不衰竭的激情，再加强有力的动员机制，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魅力，亦是五七体制创造的奇迹。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五七体制既能将领袖的决策、影响传达到最广的范围，它也同时会将领袖的失误、错误放大和扩展。可悲的是，毛所发动的大跃进正属于后者；更可悲的是，大错铸成，“第一书记专政”的五七体制却没有任何可能的纠错机制，只要毛坚不认错，就没有人能够阻挡悲剧的发生。
本来，对一向好大喜功，生性专权的毛来讲，五七体制不仅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他在全党的统治地位，而且还为他喜欢超越组织程序，直接面向各封疆大吏下达指令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化保障。在这样的体制下，毛本可以一显身手，大展其现代化的宏图方略，他恐怕也是怀着这样的信心而决定走向指挥经济建设的第一线的。只是，未曾想大跃进一役，竟几乎成为葬送其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毛执政后所遭遇的第一次个人危机，毛的威信开始急遽下降。据辛子陵披露，1959年5月传达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曾要求全党讲实话，结果，全国各地源源反映上来的意见，皆直指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误。 至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更是舆情汹涌，与会者纷纷要求总结三年大饥荒的教训与责任，并对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提出置疑，甚至还有人放胆直言：“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问题还不仅此，另据辛著披露的邓颖超日记，七千人大会上还有不少人提出要毛退下， 而据吴法宪回忆，还在1959年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大将徐海东就曾致信毛氏，促其交班退休。 这不光触及到毛的敏感区，而且触及到了极权体制的软肋，那就是缺乏在常规情况下进行权力和平、有序交接的机制。因此，毛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虽然隐忍了半年——也不过半年，就在同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发起了反击，而他的杀着，就是所谓阶级斗争。
另一方面，中共根据毛的提议，从五十年代初就尝试实行的一、二线之分，在五七体制建立之后，与“第一书记专政”的原则恰恰是自相矛盾的。尽管毛从未真正的退居二线，但自刘少奇临危受命，于1962年站到前台（一线）主持恢复经济的大局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刘的声望迅速上升，而毛的威望却有所下降，这一方面引起了毛的嫉妒与不满， 另一方面也与五七体制下“第一书记专政”的一元化权力结构相矛盾、相冲突。因为，刘在所谓“一线”发挥的作用越大、越突出，就越容易造成两个权力中心的现象，而这是为毛所不容的。
与毛相比，刘性格内敛，富于理性和条理化，是个严谨、务实的领导者，甚至严谨过分到缺乏幽默感的地步。他喜欢按照计划或一定的组织程序和规范化行事，所以有人说“刘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制度主义者”。 刘对组织、制度等等的倚重，或许跟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有关，同时也恐怕是其个人气质与个人信念使然。在刘看来，党及其组织，是集体意志的象征，个人只是其中一员，或者是实现党的意志的工具。而毛却恰好相反，在他看来，党即毛，毛即党，甚至更糟，党还在毛下，是毛体现其个人意志的工具。如此不同的两个角色，竟因一、二线之分而互相换位，结果，作为“第一提琴手”的刘，站到指挥的位子上，因其对组织或体制的熟悉与依赖，很快就得心应手地与整个体制融为一体。而对于组织、制度的运作常常置身事外的毛，却渐与体制疏离，并有了被冷落、被边缘化的感觉，进而产生了“大权旁落”的愤懑。所以，有论者认为，“毛这种被排除在圈外的失落感”，“使文化大革命成为‘圈外人’对‘圈内人’的造反，成为一次‘夺权运动’。” 应该说，这样的观察是不无道理的。
当然，所谓圈内、圈外之说，也不过是一种比喻。而事实上的毛，却从未肯自甘寂寞，更遑论冷落。因此，即使在刘位处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时，毛亦大计频出，不断亮出其阶级斗争的绝招，以示其居高临下的话语权。自1963年起，他不仅举起反修斗争的大旗，决定与苏共进行公开论战，而且发动了四清运动，以及在文艺界批“封资修”、在哲学界批“合二而一”的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运动。一时之间，举国上下，狼烟四起，风声鹤唳。整个中国，就像一驾撕裂的马车，一方面是越来越左、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则是略显右倾与平静的经济调整。而毛刘冲突，就在这种矛盾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尽管刘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不断调整自己与毛的思想距离，以日显激进的姿态紧紧跟进毛的思路，但两个权力中心的格局终难抹掉毛心头的疑忌和阴影。1964年，毛为推动四清运动，号召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却迟迟无人响应。刘为落实毛的指示，特意在京召开大会，声色俱厉地敦促“赶快下去”，“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为强调蹲点的重要，激动中还说了句过去搞调查的方式已经过时了话。与会的江青事后向毛哭诉，“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而毛亦在听说刘要中组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结果，京城里的干部们闻风而动，很快就下去了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之后，说了这样的话：“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至当年11月，毛竟在一次会上直接对刘说：
“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弦外之音，已隐然可闻。很快，冲突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有关四清运动性质的分歧。而毛事后亦不讳言，他就是因此而决定倒刘的。
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有一种包括笔者在内的观点认为，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旨在以他的个人专制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如今看来，这样的认识不仅片面，而且过于简单化了。本书则认为：
“毛泽东主要想在文革中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扫荡中间阶层的党官僚和知识分子，建立一个领袖独裁和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新的一党专政模式。第二件事情，是想继续坚持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验。第三件事，试图创建一个能体现人民民主主权的公社式的新的国家体制。做这三件事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保持党和国家的革命性，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牢牢地掌握党和他自己的绝对领导权力，一方面实行人民民主，一方面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其二，这样一个不变颜色的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此为根据地，推动世界革命。其三，由此达到一个个人目的，成为世界革命导师，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中国以至整个世界，以此立德，立功，立言，实现圣人理想。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中国，世界和他自己绘制的一个蓝图。”
笔者赞同这种多重目的论，但对其中所涉及到的具体目的持有异议，譬如对所谓“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之类的就决难苟同。而且，我认为，就是在多重目的中，也应有一个主要目的，这就是打倒刘少奇！这是文革的主线，亦是毛的主要目标。其它目的都是由此衍生而出的。
问题在于，仅仅为了打倒一个刘少奇，毛何须如此兴师动众，以致闹得天翻地覆？毛不是曾对刘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以毛当时在党内一言九鼎的权威看，毛的威胁自非虚语。但毛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原因何在？奥秘何在？奥秘就在五七体制——此时的刘，已不仅是一个手握大权的二号人物，而是已与“第一书记专政”的体制紧紧联在一起，甚至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体制的一种象征了。所以，毛的倒刘行动，从一开始起就是反体制的行为。他之所以指使江青避开所有的中央常委，以非组织活动的方式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深知倒刘之不易，恐很难获得体制的支持，而且事后看果然也遭到了不小的抵抗。
尽管毛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剥笋战术”——先外围，后中心；先文艺，后政治，借批《海瑞罢官》破题，继批黑帮、黑线施放烟幕，让人误以为目标只在文艺领域。而后是出台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转为政治大革命，再顺理成章端出个“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 最后“炮打司令部”，剑指刘少奇，整个战略目标和战役计划确是深谋远虑，精心谋划且步步进逼的。但对于以何种方式倒刘？倒刘倒到何种程度，以及最终如何收场等等，则未必都在毛的预料之内。勿宁说，文革在毛的“第一推动”下发动起来以后，其展开的方式及过程，倒更像毛家乡的一句湖南谚语：“草鞋冒（没）样，边打边像”。尤其在毛特批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眼看校园里风云鼓荡，山雨欲来， 却随之就被坐阵京城的刘、邓以派工作组的形式将之纳入到体制的掌控之中时，毛对这套他所亲手创建的五七体制才真正感到了绝望。为了突破体制的障碍，毛甚至批发了由公安部制定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尽管如此，运动的进展仍不像他所想的那样顺利，所谓“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各地党委、各级组织消极而顽强的抵抗，以及在刘少奇已经靠边之后举行的批判资反路线中，群众分裂为保皇派与造反派而且前者占居压到多数的事实，都让毛感到倒刘之不易。于是，火越烧越大，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别无它法，只能铤而走险，使出“彻底砸烂国家机器”，号召普遍夺权的狠招了。 1966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居然对一帮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两个月后，更在只有几位文革小组亲信的生日宴会上语出惊人地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甚至在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在全国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正酣之时，毛还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武装左派”，“建立第二武装”，并实行“群众专政”的设想。 就这样，在毛的一意孤行之下，文革就像一辆失控的战车，只能朝着深渊急速坠落。而毛、刘之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铺演成了一场反体制的造反、夺权运动。
毛、刘冲突，并非路线冲突、思想冲突，而是权力冲突，这一点，从文革的发动、展开和结果看，都是无法否认也无需否认的。而毛之所以会感到权力受威胁，一则是出自其专断、多疑的性格，二则也与五七体制下形成的权力结构有关。具体而言，毛有两大担忧。
一是对突然发生政变的恐惧。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曾派出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其间，苏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在节日宴会上借着酒性，向贺龙祝酒，并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如果你们也能效仿我们，把毛泽东赶下台，双方就可以和好了。 此事虽以周恩来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出面道歉而告终，但它却对毛敏感多疑的心理投下了阴影。林彪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五·一八讲话”，论者多有指责，实际上，以林当时对毛亦步亦趋的谨小慎微看，若非出自毛的授意，他是断断不敢乱讲一通的。肖华就有回忆说，毛在上海会议后曾问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 而林在讲话中亦说得很明白：“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邱会作的回忆更讲到，在此次会议之后，即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担任组长的“首都工作小组”，专门负责首都的安全工作，并作了许多具体的布置。 但毛仍不放心，直到又将叶主持改组的警卫部队换为林彪麾下的38军， 才于7月18日自武汉返回北京。
毛的第二个担心其实也是他的最大心病，则是害怕大跃进的错误在其死后遭到清算。中国民间向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一说，而毛1966年刚好73岁，正是老年人害怕的一道坎。不管毛自以为有多强大，到了这个年纪都难逃死亡阴影的困扰。所以，正是在他与刘少奇发生冲突并决心倒刘之后，便立即指使江青开始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文革以之作为序幕，却也透露了毛的隐衷：他要假借文艺破题，明批吴（晗）实批彭，一方面声东击西，麻痹对手；一方面把彭案做实，不许翻案，不许触动。一石二鸟，即所谓“要害在罢官”，着眼在翻案。至于毛为掩饰他的个人目的而炮制出来的文革理论，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方面固与其想扮演世界革命领袖，想充当“第三个里程碑” 的雄心有关；而另一方面，其内隐的思路，则仍不离此心结。因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还存在着资、无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的斗争要反映到党内，并在党内寻找代理人，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要“反修防修”。而所谓“修”，在中苏论战中，原是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部分清算和其体制弊端的有限改革，此举即被毛视为复辟资本主义；将之用于中国国内，则意味着对毛思想或作法的任何异议或修正，都是绝不允许的。可见，煌煌大论，绕了个大圈，最后还是又回到捍卫毛一贯正确的老路上。说穿了，毛无非就是想借助理论的神威，筑起一道似乎不可逾越免遭身后清算的防护堤。可谓机关算尽。
总之，毛在反右后精心建构的五七体制，终因其倒刘需要而在文革中被摧毁殆尽，在此基础上重建起来的文革体制，虽然大大强化了毛的个人专断、个人独裁，但其社会控制的强度、范围都不可避免地弱化、降低。加上文革所造成的阶层大变动和群体大挪移（知青下乡、城市居民下放、知识分子被集体发配劳动，以及干部因打倒和重新解放而在社会等级中的上下流动等等），客观上突破了单位所有制的分割、隔离及身份限制，为思想的交流、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条件。于是，毛身后有可能发生的变革开始酝酿。而毛遗留下来的那个五七体制的残余，也面临着在后毛时代解体或者重建的命运。

四、揭破地表的思想史书写
本书的一大贡献，是首次从思想史的角度，将一直被主流话语有意遮蔽和刻意隐瞒的中国民间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纳入到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叙事中，并给予了尽可能的概括性描述和整体性观照。如作者所言：“民间异端的思想与活动，在历来的历史叙述中都常常是被忽略的，而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都奉行‘强迫遗忘’的思想、文化政策，就更是将民间思想强制抹煞……我要做的，就是要将‘民间异端思想和民间反抗运动史’作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写进历史，要恢复民间思想者应有的历史地位。因此，我以极大的篇幅，叙述历史各阶段的民间思想与运动，并将其杰出代表，如民间思想者的顾准、张中晓、杨伟名，民间反抗者的林昭、林希翎、张志新、张春元、陆文秀等等写入历史。” 可以说，这是本书的又一大亮点。
“民间思想”的命题，本出自朱学勤先生《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尽管此文在当时就曾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引来了某些远非中肯甚至是带有几分恶意推测的批评，但由于它确实抓住了某种时代特征，相当准确而又传神地概括了曾经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某种思想文化现象，所以，这一命题还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成为一个广为人接受的思想史命名。惜乎朱氏灵光一闪，破题之后即再无下文。但他这一撅头下去，却让不少人看到了蕴藏丰富的珍稀矿苗，只是隐藏太深，掩埋太厚，工程之巨，足令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
本书作者是以二周研究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并不治思想史，他之所以闯入这一领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触机，即举世瞩目的北大百年校庆。作者自言，在关注于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时，“我翻遍了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潦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正是这有意形成的空白，驱使作者挥笔写下了那篇引起强烈反响的名文《不能拒绝的思想遗产》，首次从思想总结的高度，将北大历史上那一段被歪曲、被掩埋甚至是被遗忘的火红岁月，那由众多青年思想者以他们特有的青春、激情和智慧打造出来的思想之光、精神之光，以不容置疑的正面形象推到公众面前，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大声宣布：“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北大 ，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就是这篇标志性的文章，犹如一声惊雷，在那个久已被人遗忘的苦难群体中，引来了潮水般的反响。自此而后，“右派”这个曾经是耻辱标记而且长期无人敢于碰触的雷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自此而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老右”资料——已出版的书籍、文章，未刊的回忆录、手稿，乃至私人的通信、申诉材料等等，源源不绝地寄到作者手里，给作者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同时也是巨大的动力。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作者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和动力下，半是自愿，半是被迫地走上了一条与他原先的学术道路看似殊途实则同归的精神探险之路，并因此而有了《拒绝遗忘——一九五七年学研究笔记》的问世。 他恐怕没有想到，当年那个在台下亲耳聆听了林希翎的演讲，又目睹了那个“今夜无眠”的激动人心的北大之夜的“大男孩”，几十年之后，历史竟会选中他，使之成了这段历史最合格的阐释者，甚而成为一个苦难群体的代言人。他同样不会想到，就在自己教学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自己竟会携带难以磨灭的“五七”记忆和思想收获，再次闯入又一片陌生的学术天地、思想天地，这就是他进一步拓宽了的民间思想研究。这是一个满目荒凉，四野寂寥的世界，而且荆棘遍布，看去到处都是“空洞”又仿佛到处都是“黄金”。每走一步都有陷阱，每掘一锄都有可能发现矿苗。这里有先驱者的脚印，有开掘者遗下的路标，但整个来说，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地。他就在这荒原中踽踽独行，有如一个孤独的拓荒者，渐渐垦殖出了自己的一片园地。
那么，何谓民间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史来说，它究竟有何意义与价值？本书有关中国民间思想的概括与描述又有何独到之处？
依笔者之见，所谓民间思想，是专指或特指在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在严酷的政治压迫和思想控制中所出现的各种异端思潮，或如作者所言：“所谓‘民间异端’，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提出与毛泽东和执政党不同的意见和思路。” 简言之，就是在主流话语的掩盖和遮蔽下多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地下思潮，或曰思想暗流。这里，“民间”一语，强调的并不是身份，而是指其言说的姿态或立场，秉持的是一种非官方、非主流的异见表达，即使是来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普通干部，只要是因此而遭到打击、压制和迫害的不同思想、不同意见，都属于民间思想的范畴。反之，那些广为人知但却属于中共党内斗争的思想分歧和政治迫害，则不在此列。惟其如此，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思想就像是一团实体模糊的巨大存在，一直似有若无地漂浮在我们周围，有的甚至被掩埋在地表深处，从未有人对之进行过系统的发掘与描述——当然，这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而努力。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共有意遮蔽和强制遗忘的双重管控之下，仍有许多人满怀着对先驱者的敬仰和对历史、对时代负责的精神，不屈不挠地为发现或打捞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个案而殚精竭虑，甚至甘冒风险，勇闯雷区。而今已经披露的大量素材和个案，就是这些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其中，甚至有不少的个案，还是在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等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方得以浮出水面的，如本书涉及到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等。同时，一些阶段及个案研究的成果也陆续在海内外出现，如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宋永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胡平的《中国的眸子》，以及大量散见于各类书籍、报刊中的零篇散章等等。没有这些先行者的开掘作基础，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史诗性描述。
但由于“中国民间思想”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它所包容与涵盖的思想内容既庞杂、歧异，思考的水平与深度又参差不齐，而且表现形态极不完整，存在着太多的残缺与空白。所以，这是一个不易碰触的领域，不仅难度大，而且风险也大（不只政治风险，还有学术风险）。作者凭着他多年的积累和深厚的学术训练，以及广阔的思想视野，经过长期的搜求、打捞和细致的爬疏、整理、剔抉，终于初步完成了他艰难的思想拼图，为一直隐藏在思想的地平线下因而难以进入公众视野的中国民间思想史，勾勒出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与线索，使其首次以一种整体性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然，由于本书历史叙述的需要，作者在处理这一独立的思想线索时，采取了按照历史顺序的线性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和阶段，选择一二重点人物或群体作为代表，以集中聚焦，突出介绍的方法，借以呈现同一历史时段中另一个民间中国的思想面影，以与执政集团的官方叙事、主流话语形成比照。从作者的概括性描述中，大略可以窥见中国民间思想的几个突出特点。
其一、思想成果残缺不全，有的甚至只是一些思想的闪光或碎片，表现在理论形态上，就往往显得不够完整，缺乏系统而又严密的范式结构和思想形态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跟表达方式的局限也有很大关系。仅就目前所见，中国民间思想者在表达方式上的繁复与多样也是令人吃惊的，其文本形态居然有纯属个人隐私的日记、通信、笔记、札记、情书等，甚至还有被捕后的审讯材料和申诉材料；此外，还有在公开的演讲、辩论中发表的言论，以及大字报、上书等，只有很少是经过较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后写成的文章。这些五花八门的表达方式和文本形态，一方面说明毛时代一党专政极权体制的严酷，竟连私密性的日记、通信也成为入罪的材料；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许多思想者是因为突然发生的变故（朋友、情人的告密或检举揭发，以及意外发生的抄家等等）而中断其思考的，所以往往还来不及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较完整地表达出来，致使只能留下巨大的空缺和遗憾。同时，这些仅用于私下交流和个体思考的通信、日记、笔记等等，大多只是某种不满的流露，其情绪化的表达远远多于理性的思辨。就是对一些具体的思想理论问题，也缺乏较严密、系统的论述，因而其理论形态自不可能成熟。
其二、没有承前启后的历史继承关系，各自为阵的孤立而又封闭的思考，从总体上限制了中国民间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理论建构。由于毛时代对异端思想的严密控制和有效封杀，中国的民间思想者多是以孤独的个人思考出场。除了1957年的“广场”右派群体和文革后期出现的民间思想村落之外，像林昭那样的《星火》群体已属罕见。在体制的残酷镇压和严密分割下，不仅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互不相关，而且就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人也在现实的隔绝下互不知晓，各自为阵。没有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没有横向的交流、争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起者无从享受到先驱者的思想成果，一代代几乎总是从同样的问题起步。因而从史的角度看，中国民间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间断性和非连续性态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总体思考水平。而民间思想者们的个人命运，也就成了真正的“孤星血泪”，一闪即逝，快速殒落。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的民间思潮迟迟形不成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原因，自然也就不可能像苏联和东欧社会那样，产生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瓦文萨等影响巨大的思想领袖和政治领袖。对此，笔者数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事实上，这正是中国民间思潮的一大悲哀：以思想者个人（或群体）为表征的思想理论言说，总是以断裂的形式孤独出场，而鲜有相互的联系与继承关系；后来者总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从同样的起点开始，一再重复着先驱者艰难开掘过的土地，所以中国民间思想史的轨迹呈现出的是非连续的间断性曲线，而不是递进式的层层深入；没有必要的积累和积淀，其思想图景自然就不会有发展——创新，突破——超越的上升性进路。不能忘记的是，在严密的体制隔离和信息封锁下，思想者个人的遭遇与诉求，总是被强力的压制所扼杀，而后被消弭于无人知晓更无人应和的思想黑洞之中，成为与世隔绝的尘封档案。”
然而，尽管存在着以上局限，中国民间思想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仍是无法抹煞的。
首先，它为我们呈现了毛时代的另一个思想中国。这个思想中国的存在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毛氏集权专制最登峰造极的时代，在那表面的喧嚣与浮华之下，在举国疯魔万众颠狂的凯歌行进中，甚至即使是在电闪与雷鸣交织，狂风与暴雨俱来的政治威压下，在某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仍然倔傲地矗立着一些清醒的思想者、批判者和抗争者。从批判胡风到所谓的肃反运动，从“引蛇出洞”的反右到纯属心血来潮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从旷古罕见的大饥荒到举国疯狂的文革，几乎毛与中共所采取的每一项错误决策，都会遭到他们的置疑、批判和抵制。尽管与手握大权的毛相比，与庞大的国家机器相比，他们总是显得那样的微弱和渺小，但他们却是挺立在地下的中国脊梁，不仅代表着历史的方向，而且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其次，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孤独的摸索中，在极端封闭的互相隔绝状态下，中国民间思想的星空仍然闪耀着璀璨的星光，这就是至今仍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巍然耸立的三大高峰：以张中晓为代表的富于政治哲学意蕴的思辨高峰、以林昭为代表的政治批判高峰，和以顾准为代表的经济思想高峰。当胡风等人作为毛氏专制主义为整肃知识分子而拿来开刀问斩的第一个文人集团被送上祭坛之后不久，在鲁迅的家乡——浙江绍兴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就传来了张中晓对“独断主义”、对“绝对光圈”的睿智反思和尖锐批判。要知道，独断论、绝对论以及唯我论等等，正是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要害。张中晓的批判，虽然没有系统的分析、详尽的论证和严密的推理，但却有一剑封喉的致命，其深刻性直到今天仍未过时。同样，当反右运动的天罗地网几乎将所有知识分子的脊梁都摧折、打垮之后，却传来了林昭及其《星火》同仁对虐杀者的愤怒控诉。林昭关于“极权社会”、“以党治国”、“偶像崇拜”、“愚民政策”等等的指斥、批判，以及她那带有某种宗教般的超越意识与悲悯情怀而对人性及人道主义的呼唤与珍视，则不仅表明其政治反抗者的坚韧、顽强和已达到的思想高度、理论高度，更展示了一个受害者超越苦难与仇恨的宽广心胸与高尚情怀，确实无愧后人景仰的“圣女”之称。至于顾准在文革后期所写下的那些有关“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著名思考，如关于“地上不能建立天国”，关于“终极目的”，关于“多元主义”等等，如今都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常识了。王元化先生一句“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就是对顾准超越性思考的标杆意义所作的最好评价。
再次，就是文革后期遍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思想村落，更是昭示着在毛时代的灌输与养育下吃狼奶长大的一代，已经开始了走出毛、背叛毛的自我成长、自我救赎的新时代。它不仅直接促成了震惊世界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对“四人帮”的垮台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催生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民主墙运动，使中国的异端思潮，第一次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公开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开创了中国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史、抗争史，至今仍是影响着当代中国走向的重要力量。
最后，是关于顾准对大跃进经济及其后果所作的理论思考，有一个小小的疏误。这就是作者所指出的，顾准从“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出发，在提出“糊口经济”和“社会主义史前期”这两个重要概念时所作的一些简略的分析和判断。顾准认为，大跃进之后出现的大饥荒，实质是等于在用“野蛮的手段”来“消灭过剩人口”，即所谓“有人要解决吃饭问题，只能用活人的生命消耗来对地球宣战。一则补偿列祖列宗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二则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 并认为这是毛有意采取的手段：“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Peter The Great（彼得大帝），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这里顾准有一个误判，即将意外出现的灾难当作有意制造的手段了。要知道，即使是毛，在发现大跃进闯下大祸、比例失调、饥荒抬头等等之后，也曾试图纠偏。亦如顾准的判断：“1958年春出现的情况，曾使毛害怕，因此企图Return  To（回到）1957年，但如此做法，必然否定总路线与人民公社，二者兼顾，此路不通。加以外来刺激，于是决定走StaIinism（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到底。” 后来的庐山会议反彭反右倾，不顾人民死活，强行发动新跃进，则完全是毛一意孤行，为了维持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而置千万人的生命于不顾的结果。而且，这新跃进在1960年——尤其是信阳事件发生之后，在大饥荒遍地蔓延，农村成年劳动人口急剧下降的严酷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偃旗息鼓，黯然收场。毛的举措，固然比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更野蛮，更残酷，然这是实足道地的人祸！是毛作孽而非天作孽！自不能将之归为什么“社会主义史前期”的所谓“历史必然性”或曰“经济规律”。这一点是必须要澄清的。

五、六四体制问题
六四体制，是作者在经过对后毛时代的长期观察与审慎思考后所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作者对后毛时代即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历史走势，亦即其政治、经济、文化演变与发展趋向的一个总体概括，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及理论意义。
“提出‘六四体制’的概念，则是要强调六四以后进一步强化、发展的一党专政的体制，既是毛泽东时代的‘五七体制’的延续，又有新的邓小平时代的特点，而这样的‘六四体制’又和六四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这样的结构变化的体制上的原因，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又赋予‘六四体制’有别于‘五七体制’的新的特征，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诚如作者所言，1989年的“六四事件”，一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样，是一个历史转变的大关捩。在此之前，主导中国政局已有十年之久的邓小平路线，是存着它的某种内在矛盾的，这就是：一方面希望将毛时代一党专政的政治遗产坚持到底；另一方面，又为了发展经济，释放被旧体制捆缚太死的生产能量，而不得不对其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就像为实行包产到户而不得不将毛时代的重要遗存人民公社体制拆毁一样。而邓氏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共党内改革与保守两股思潮、两种力量矛盾的反映。一方面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要求突破旧体制，改革旧体制，以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和经济的自由化；另一方面，则是以陈云、李先念、胡乔木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却渴望在剔除毛色彩的个人意志（任意干预经济）之后，重新恢复严整、有序的五七体制，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实行有限的市场调节，以回归鸟笼经济，实质上也就是要回归于斯大林体制下的工业化路线。正是这二者之间的较量、博弈，构成了八十年代时进时退，时放时收的政治文化景观。直到1989年酿成席卷全国的全民民主运动的大风暴，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合法性危机。关键时刻，铁腕邓氏方显本色， 一声令下，大军压境，坦克与机枪并进，子弹与血肉横飞，硬是活生生上演了一幕震惊世界的人道大灾难！血腥大恐怖！镇压之后，在刺刀与监狱的暴力威胁和政治高压下逐渐形成的六四体制，彻底终结了所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梦想。而从中看到中共一党专政统治危机的邓小平氏，也果断停止了他的矛盾，从此绝口不提政治改革。但他也深知鸟笼经济的弊端，更深知如果完全回归五七体制，则他所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英名不仅将被剥夺，而且还会遭到否定。因此，1992年，他不得不再以老迈之躯发起攻势，用他的“南行讲话”彻底扭转了向计划经济倾斜的颓势，使六四体制稳住了阵脚。与五七体制相比，六四体制最大的变化，就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以一党专政为垄断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它的主导下，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发展之路，就走上了一条片面发展经济的单一改革之路。因此，六四体制，既是前十年改革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邓氏合符逻辑的选择结果，又是此后二十年出现所谓“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问题和累积性矛盾空前尖锐、激烈并全面爆发的制度原因和历史前提。如何看待六四体制，不仅已成为左、右翼知识分子分歧的焦点，而且也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分歧的焦点。
作为后毛时代的制度性象征，六四体制除了延续着五七体制一党专政的逻辑之外，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主义”。而其表现正如李慎之先生的概括：“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中心’。”并且到处都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恐惧”和“谎言”。
差别在于，体制或曰“制度”，已不能“照原样运转”了，无论是“靠惯性”还是“堕性”。毕竟“六四体制”是在执政党摇摇欲坠的统治危机中，在残暴镇压了党内外普遍高涨的民主诉求之后才勉强维系下来，进而逐渐建构成形的带有准军事专政色彩的极权体制。因此，不仅是其“原始动力已经衰竭”，而是为它所标榜的种种合法性也都消失。随之而来的一个变化，就是意识形态色彩的下降与弱化。过去——尤其是毛时代，一直为它所高调宣扬的那些意识形态话语，诸如所谓“马克思主义”、所谓“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以及“为人民服务”、“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等等，通通都失去了它粉饰与包装的灵光，而露出了瞒和骗的本质，因此——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理论，也没有信仰的时代，而且是一种从上到下的（从既得利益集团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与青年）全民无信仰状态。但同时又依然把‘主义’、‘理论’、‘思想’、‘信仰’喊得震耳欲聋，这种‘无信仰’和‘表演性’就构成了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
虽然谎言与欺骗都已失去了作用，但这个体制却不能没有谎言和欺骗。因为说谎已经成了本能，欺骗也已成为习惯。明知不起作用，它也无力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去为创建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而自寻烦恼了。它当然知道这样的危险，因此，除了习惯性地继续过去的谎言与欺骗之外，它就不能不借助于手中的权力和武力，也就是借助于威胁与恐吓来弥补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软弱。这就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背后的真实含义。说穿了，胡萝卜（即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棒，这就是六四体制借以生存的两套“组合拳”，亦是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的邓小平路线的精髓。
如此，又产生了六四体制的另一大特征：
“与‘五七体制’相比，‘六四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越来越依赖暴力，越来越依赖于监狱、警察和军队的赤裸裸镇压，因此具有突出的准军事化色彩。由于恐惧——对自身统治不稳的恐惧，对民间抗议运动的恐惧，以及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恐惧，‘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不计代价的高额‘维稳’成为执政集团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为了保证其领导核心不再出现异己力量，它还形成了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最高选拔机制和默契规则；而其顺向选择、顺向淘汰的机制也被高度激活，通过所谓‘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组织程序，严格识别和选拔干部（每一份干部履历表上都新增了是否参加过‘动乱’的必填内容，后来又多了有关法轮功的内容），以保证其基本队伍对体制的高度认同。更有甚者，陈云一句担心掘墓的忧虑，立即大大强化了近亲接班，血缘继承的选拔机制，一大批‘官二代’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舞台。体制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党员股东会，家族董事会，如何进行利益的分配与调节，则不过是持股各方以及作为其代理的寡头权贵之间相互的博弈与妥协。”
不仅如此，为了将一切非稳定因素彻底消灭在萌芽状态，当局依托于暴力维稳的体制支援，正式挥舞起“封、堵、捕”的法宝，重走“五七体制”加强思想控制的老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搞舆论一律和强迫遗忘，堵死所有的批评性言路，消弥一切有可能导致“不稳”的社会因素，以所谓“排除一切干扰”的万马齐喑和噤若寒蝉，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也无所阻碍地推行其一套有利于权势集团和权贵集团的“体制改革”（譬如化公为私的企业改制、低工资低人权的廉价劳动、国进民退的垄断经营、夺田占地的暴力强拆等等），结果，果真就搞出了个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但六四体制也有其固有的内在矛盾，这就是在一党专政条件下推行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必然面临着体制垄断与自由竞争的矛盾。一党专政的基础是全面垄断的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以私有者个人为主体的自由经济。在权力垄断、资源垄断和市场垄断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以及化公为私等等腐败现象。而以国家主义为主导的改革，在制度缺失，不存在任何有效的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与制约（尤其是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只能以强势政府、全能政府的姿态，形成一边倒的甚至是完全有利于各级官吏的改革趋向或利益格局。而相应的为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那些规范、秩序、法律、制度等等，要么迟迟建立不起来，要么建立了也不起作用。于是，整个经济行为就演变成一场无规则游戏，以致贿赂公行，权钱交易；贪赃枉法，买官鬻爵，各种潜规则、显规则大行其道，而受益者只能是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得到权力保护或照拂的人。随着改革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推进，受到权力侵害和伤害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并成为改革的最大受害者。大面积的腐败和严重的分配不公乃成为六四体制的两大痼疾。而社会分化的加剧，又推动矛盾的发展并使之激化，于是，以官民对立为表征的群体事件、群体冲突层出不穷，遍及全国。而其伴生性的问题与矛盾，因无从得到及时的化解与排除，乃以累积、叠加之势，交错纠结，形成危机四伏，积重难返的困局。这样，“六四体制”就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矛盾，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高压锅原理”。如果压力不够，锅里的蒸汽溢出，就会形成令当局不安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只能加强压力，加紧控制；而控制越紧，压力越大，锅里的汽能或曰反弹就越强。如此进入压力愈大，反抗愈强；持续施压，持续反弹的恶性循环，最后形成投入不断增加，成本越来越高的“超额维稳”。但面对全社会越来越尖锐、激烈并且愈益普遍化的矛盾，“超额维稳”总有不堪重负的时候，这样，体制爆炸的危险就临近了。因此，“六四体制”的最终选择只能是两条：要么理性面对，通过执政当局的努力，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朝野对话，良性互动。首先放松控制，释放压力，舒解怨气与戾气，然后逐渐揭开盖子，开放报禁、党禁，彻底放弃一党专政的刚性逻辑；以理性、法治为先导，逐渐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实现中国和平稳定的社会转型（然而，这也是个潘多拉魔盒，中共有勇气打开吗？）。要么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直到它轰然爆炸，自我毁灭的一天。这是最糟糕的。这种雪崩般解体的“突然死亡”法，是所有心怀善良的人都不愿看到的，因为，它不仅是中共的悲剧，也是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乃至劫难。
未来中国将何去何从？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2012年2月12日——3月27日，断续成稿
2012年4月2日——5月15日，断续改毕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