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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史学界对胡耀邦于1964年至1965 之间，在陕西推行的全面纠正“左”倾错误的改革，关注越来越多。笔者认为这是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其历史意义在于：
1.它是三年经济困难后，地方纠偏的一个案例，并且是纠偏程度最深、改革最综合的一个案例；
2.它是胡耀邦在1978年后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改革的一次预演，是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它被卷入“文革”前最高层关于社教的斗争分歧，背后有更广阔的路线、权力之争的背景。
今年春天适逢胡耀邦的陕西新政六十周年，本文简单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胡耀邦走马赴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基于政治路线和权力格局发生的新变化，毛泽东开始谋划新的政治布局。他与一线的“老干部集团”逐渐疏离，而开始发掘培养出生1910年前后的“少壮派”，胡耀邦作为他“看着长大”的红小鬼，也是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
1962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派遣一批中央机关负责人，下放到粮食主产区或工业基地任职，以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尽快渡荒。11月10日，胡耀邦被中央委派前往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这种特殊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胡耀邦在湘潭工作期间，毛泽东也经常在长沙居住，根据《毛泽东年谱》等资料的记载，他数次约胡耀邦谈话。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为史学界闻名的“杭州会议”，胡耀邦则是唯一被毛泽东点名参会的省部级负责人。杭州会议揭开了“四清”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被史学界认为是“文革”的前奏，毛泽东与刘少奇因为这场运动渐行渐远，最后分手。
胡耀邦在湘潭工作期间，认真调研、了解民间疾苦，跑遍了所有的公社。他利用七千人大会的短暂宽松范围，推行以恢复生产为中心的“四大抓”政策，默许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行动，根据时任湘潭地委书记的高臣唐的回忆，大约有30%的生产队实现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高臣唐《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到1964年，湘潭粮食产量已经接近1957年，上交公粮之后，老百姓的人均口粮达到400斤，经济明显好转。
1964年6月，胡耀邦结束在湖南的工作回京，10月被中央委派接替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工作，同时，胡耀邦仍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工作时间实行“二八开”原则，即以陕西工作为主，占80%。胡耀邦之所以被安排到陕西工作，有跟当时越发微妙的形势有关。从6月起，毛泽东开始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刘少奇“四清”路线的不满，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从30年代起就在刘少奇、彭真直接领导下工作，比较完整地执行刘少奇的“四清”思路。此前，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都邀请胡耀邦到他们那里工作，毛泽东拒柯、陶而胡耀邦到西北局担任二把手，颇有掺沙子的意向。
1964年11月30日，胡耀邦只带了秘书戴云、李传华，轻车简从乘火车在暮色中来到西安。这时候他刚刚过了49岁生日，建国后他的多数时间都在中央机关工作，这次担任西部重要省份的一把手，对于颇有政治抱负的胡耀邦是一个机会，不过迎接他的更是挑战。
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是一位颇为年轻，但是又很资深的大区一级领导人。他到任之初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比如在1960年认真调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伤害，如实向毛泽东汇报河西走廊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提出“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的措施，免去推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人的职务，解散了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大量知识分子得以幸存。
不过自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起，西北局的工作越来越左，在四清和社教运动中，西北局忠实地执行中央左的政策，甚至有所超常发挥。陕西省委所有省委机关和各县进行了清查排队，在1964 年11月呈送中共中央的《省委关于县以上领导班子问题的报告》说：“我省县以上领导班子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全省103个县(市、区)和省级65个厅局中，问题严重的有57个单位，占33．9％，领导班子烂掉或基本烂掉的有16个单位占9.5％”。另据统计，仅仅在1964 年的四清运动中，陕西全省就逮捕 6470 人，拘留 5000 余人，3200多名干部遭受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对此，2014年原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在出席《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发行座谈会时有回忆，他说当时：“陕西省的干部被一车车地拉进学习班”。
在西北局亲自抓的长安县社教中，西北局抽调中央局、省委、市委三级干部 16400 余名，进行所谓“大兵团作战”，到1964 年第四季度，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人数比例占当时干部总数的 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则占到 76.2%。长安、西乡、延安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 430 起，死亡 364 人。
此外，西北局还认为过去土改镇反革命不彻底，要推行“民主革命补课”，以长安县为例，补订“漏网”地主、富农3884户，新划定地富反坏分子2882人，是土改时期地主富农人数的1.31倍，经过“补课”地富成分人口占比从3.3%上升到8.59%，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经复查，新划人员中94%以上是冤假错案。
在思想文化界，陕西省委成立了 “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学习班，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戏曲剧院院长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猝死，“长安画派”著名画家石鲁精神失常。
70年代末一度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重新审查冤假错案时曾经评价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是超过全国其他省份的。
这样的政治氛围下，陕西在经济生产上与全国其他地方差距越来越大。陕西本来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区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布局在陕西有24项，与辽宁并列第一，其中17项布局在西安，为全国城市之冠，远远多于哈尔滨的10项和沈阳的7项。1956年陕西粮食产量达到108亿斤，人均粮食产量达到615斤，罕见地超过了全国人均水平。
不过陕西在1962年后并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出现明显经济反弹，反而是止步不前。 1957年至1964之间，全国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26%，而陕西反而是负增长，减少了3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负增长省份之一（另一个是“左”倾错误严重的河南）。陕西省的人均粮食产量也下降到409斤。
根据1965年初陕西省民政厅给省委的救灾申请报告，1964年安康地区有132万人的月口粮不足20斤，也就是每天不到7两，占全地区农村人口的73%，也就是说多数农民处于严重缺粮状态；报告中还说，“安康已经有120人处于浮肿状态”，多人因为饥饿和疾病自杀。
因此，胡耀邦到陕西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这个省份经济困难，而政治上各宗派的斗争又很深。这个时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也正在陕西蹲点搞社教，12月3日，胡耀邦去拜访了他，杨尚昆深知陕西情况之复杂，以及胡耀邦之直爽、嫉恶如仇的性格，特意告诫他：“一年之内不要讲话”。
（二）第一阶段：胡耀邦对城市社教的纠“左”
不过胡耀邦显然没有听从杨尚昆等人的劝告，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而是一到任就不停地调研，解决大家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胡耀邦的纠正可以1965年春节为界，前一阶段主要理顺城市社教问题，后一阶段主要理顺农村四清问题。
第一阶段，他先后约谈陕西省农业系统、文教系统和公安系统负责人， 以及出席西安市科技人员座谈会、西安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大会、陕西省参加四清工作十七级以上干部大会、省委工作会议、西安中小学师生座谈会、陕西省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陕西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兰州军区驻陕团级以上干部大会，发表对社教的新观点，安抚人心。观点和政策主要有如下：
1. 陕西省社教打击面过宽，“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又指出陕西农民上交国家的负担过重。提出要：捕人暂停、“双开”暂停、夺权暂停；抽调三级干部下基层，集中搞生产，即“三个暂停”政策。
2. 请求中央减轻陕西农民负担，向周总理申请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请求中央援建陕西5个7.5万吨级的化肥厂。
3. 工作重心放到生产上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思路，不要害怕抓生产就是右倾，今后谁抓不紧才是右倾。显然“一阶级斗争为纲”是最高层所钦定的，是任何干部都不能逾越的红线，不过他在后面又加上了“以生产为中心”，其实就是对一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否定，与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的思路完全一致。
4. 正确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扩大化，农民赶集卖二斤棉花，干部生活作风有问题那不叫资产阶级路线，只有干部蜕化变质、欺压百姓才叫资本主义路线。
5. 反对“四清”中使用暴力，打人、斗人、搞喷气式，不叫威力，不表明你的本领高，吓人、以权势压人是最没有威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是最大的威力。对待有问题的干部群众一定不能搞逼供信，尤其是老师和学生都是文化人，一定不要搞“武化”。
6. 反对搞唯成分论，出身无法选择，重在后天的表现，那样出身剥削阶级的年轻人，只要他们注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工作，就应该给他们出路，他们可以入党入团，一视同仁地分配工作。不鼓励与剥削阶级亲属、同事、同学划清界限，他还以毛泽东礼遇前清皇帝溥仪的例子，劝告大家不要害怕跟出身不好的人打交道。
7. 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应该是惩罚人、处分人，而是改造人，光讲惩罚、不给出路，不叫社会主义。
8. 反对将社教扩展到私人生活领域，他辛辣地指出：不要上纲上线，留长发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剪短发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剃光头就是共产主义了？不要说爱干净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社会主义接班人难道都要又脏又臭、不讲卫生？
对于当时四清中提倡过革命化春节，反对春节放假和走亲访友的行为，他说，放假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春节大家回家跟家人团聚，买些年货、送礼、走亲访友，尽管可以做，提倡过革命化春节是对的，但是什么叫革命化要避免教条主义，你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不损害集体利益，我们都不应该禁止。
9. 必须要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来保障路线事实，要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和财务民主，允许党员干部提意见，一定要让人畅所欲言、敢于发表意见，建立正常化的政治生活氛围。
胡耀邦的讲话很系统性的回击了不得人心的“左”的错误，提出了实事求是、人道的、民主的看法，这些政策一出，陕西干部群众无比欢欣鼓舞，多年压抑的气氛终于有了一些好转，根据刘邦显的回忆，大家把胡耀邦的三个暂停、减轻公粮负担等政策称为“四喜临门”。徐山林也曾经回忆说：“耀邦同志心敞口直，了解实情，敢说真话，他的讲话常常就像一块石头撂到死水潭中，让大家都很兴奋。”
1965年月1月下旬到3月，陕西省8个专区地委和103个县（区）委对已逮捕、停职干部普遍进行了审查，半数以上的干部被取消了处分，重新回到岗位。尽管这些措施遭受到西北局的强烈抵制，没有完全执行下去，但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四清”造成的基层秩序混乱，以及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这一阶段中间，胡耀邦曾经返回北京参加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前者是毛刘冲突公开化的标志，历史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胡耀邦还在12月26日受邀参加毛泽东同志的71岁生日宴会，这次宴会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请了三桌客人，主要是政治局委员、各大区负责人，以及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劳模，胡耀邦则是仅有的受邀的省委负责人。
胡耀邦在京期间，目睹了毛泽东对过去一年多“四清”运动和“桃园经验”的不满，诸如 “倾盆大雨”、“人海战术”、“繁琐哲学”、“神秘化”、“不相信群众”等等，新出台的“二十三条”里面虽然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纠偏措施，这些都为胡耀邦在陕西的纠“左”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三）第二阶段：陕南之行与对农村“四清”的拨乱反正
2月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五，胡耀邦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陕南（安康、汉中）调研访贫之行。胡耀邦为什么选择陕南呢？一方面的原因，本文在上面已经提到了，陕南面临的困难最大；另一方面，陕南属于南方，春节之后马上就面临春耕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胡耀邦选择这时候吹改革风，有利于农民一年的生计。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关中一带属于西北局重点关注区域，陕南则是上面注意不到的边缘地带，胡耀邦选择的是边缘推进路线，正向后来在东南沿海发展乡镇企业、特区经济的策略逻辑。
胡耀邦在一周之内走了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等7县。据随行的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的回忆，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每到一处，不是先吃饭，而是先听汇报，不但要会见县里的领导，还要去同区、社、队干部见面，充分发扬民主作风，一起排查问题。
2月13日深夜，胡耀邦依据一路走下来的所见所闻，口授白瑞生和速记员郭步越写下了紧急发往各地委和县委的《电话通讯》，作为对新的一年陕西工作的系统部署，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胡耀邦才就寝，可见其殚精竭虑。《电话通讯》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社教中的阶级清查和干部处分。（1）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要改变思想不开阔、顾虑重重，小手小脚的情况，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主要是：（1）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2）不是着重”洗手洗澡”中已经交代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3）不是着重枝节问题，而是着重注意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
第二，领导干部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生产中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第三，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1）即使今年大丰收，也不准增加征粮任务；（2）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搞储备粮；（2）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用来扩大发展集体的饲养业；（3）由省上考虑采取议价收购的办法收购一部分。
第四，农村必须破除“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本省的山地是耕地的数倍，关中地区要重视发展棉花种植，陕南地区重视发展山货土特产种植，陕北地区要重视造林和畜牧业。
第五，必须改变商业上冷冷清清的状态，要明确告诉大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具体措施为：（1）活跃集市贸易；（2）发展人力畜力的短途运输；（3）切实解决手工业的原料供应；（4）改进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
总体而言，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之后，安徽、浙江、山东、河北等地均出现了农村改革的探索，在中央，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对左的一些理论也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从理论上系统反思左的理论，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提出较为完整的改变措施，唯有胡耀邦。所以，胡耀邦在陕西的纠“左”，可以视为改革开放前，进行反左探索的一个顶峰，尤其是在当时文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胡耀邦敢于讲、这么做，更体现了他的勇气和担当。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所推动的拨乱反正、农村包产到户、发展商品经济等重要改革措施，也基本成型于此时。所以，从这个角度讲，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党内一批有识之士，此前早有觉察、早有反思、早有腹案，是环境所限无力而为之，一旦环境允许，他们就会纠努力推动社会回归常识、回归人性。
（四）西北局对胡耀邦的批判及胡耀邦离陕
胡耀邦的纠“左”措施，从最直接层面上讲，就是系统否定了西北局此前在“四清”中的做法和口号。根据时任西北局秘书长韩劲草的回忆，早在1月22日胡耀邦出席西安交大全体师生大会以后，刘澜涛就开始对胡耀邦产生警觉，命令西北局办公厅开始搜集胡耀邦的讲话，并且派人开始列席陕西省委常委办公会议。
胡耀邦于2月14日发布的《电话通讯》则彻底冲撞了刘澜涛的底线，刘于16日晚和17日两次与彭真（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也是自己的老上司）通话，告知《电话通讯》一事，并指出其不妥当之处，会引起“翻案风”。之后，与仍在陕南视察的胡耀邦通话，与他探讨《电话通讯》的不妥之处，总的说来有：否定社教成绩，扩大社教运动缺点，为四不清的干部翻案；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鼓励单干、实行物质刺激，否定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路线。
按照正常程序，对于胡耀邦的“不妥观点”，作为顶头上司的刘澜涛提出警告批评即可，如果再不改正，则可以进行严厉“批评教育”。不过，西北局一上来就安排对胡耀邦的上纲上线批判，并邀请中办主任杨尚昆参加。并且一方面将胡耀邦的检讨上报中央，又一方面向陕西省各市委、地委、县委传达，等于将西北局与胡耀邦之间的冲突公开化，这无疑是企图彻底打击胡耀邦的威信，使其以后无法正常工作。
尤其是，这些批判整肃发生在胡耀邦得了重病，住进医院之后，仍让其无休止写检讨，当时胡耀邦体重下降至不足40公斤，显然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同情心。
在西北局的要求下，陕西省委也立即废除胡耀邦的新政措施，16日，宣布停止执行《电话通讯》，27日宣布停止“三个暂停”。这时候，胡耀邦时抱着较为配合的认错态度的，以求检讨过关，先是15日对西北局做了检查，继而在22日撰写了长达数签字的检讨，系统剖析自己的“错误”。同时，支持胡耀邦的陕西省长赵守一也被迫做了检讨。
到了这时候，西北局仍然对胡耀邦不放过，5月30日之后，又开始进入大揭发、大批判阶段。情况更为险恶的是，不仅要给胡耀邦扣上犯了路线错误的帽子，还要扣上反对刘少奇主席的帽子。与胡耀邦曾经共事、相交长达三十年的陕西省委书记舒同，突然一改往日友善态度，做了《我们必须分裂》的长篇发言，把胡耀邦对他的同情（舒同因为在山东的严重左倾错误，被降职到陕西）和友谊说成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拉拉扯扯，毫不正派”，并且把4月初他与胡耀邦一同住院时两人说的悄悄话抛出来，说胡“离间两位主席的关系”，屡次发表攻击刘少奇主席的”错误言论”。
西北局一位候补书记（应是王林或王甫）也质问他：“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形而上学有些大老爷也在所难免”，此话的矛头对准谁？你说毛主席讲过“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现在反倒不会做群众工作”，这又是指向谁？
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在陕西已经无法工作，并且又身患重病，他已经萌生去意。恰好此时叶剑英借视察西北国防三线建设之机，将胡耀邦解救回京，对此胡耀邦之女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中有详细记载：
夏收的季节到了。就在陕西省委六月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将军和张宗逊将军到西安视察。看见父亲人瘦头发长，张爱萍感慨地摇着头说：“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劳的啊”!
吃完饭后，叶帅把父亲单独留下，他对父亲说：“我听贺老总说，陕西这个地方在整人哪！”父亲说：“这句话我可没敢说，我在会上检讨六次都没过关呢！”叶帅同情地说：“小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他说“你在西北谈不清楚，就回北京谈吧”。父亲摆摆手说：“我走不脱啊。”
临行前，叶帅要父亲送他去机场。到了机场，叶帅对父亲说：“再聊一会儿嘛！”便将父亲拉上飞机。父亲跟他进了机舱，刚坐下，舱门就关了。叶帅命令：“起飞！”父亲这才明白叶帅的良苦用心，由衷地感激道：“叶帅啊，你看，我还甚么都没带呢！”叶帅得意地说：“这我不管，回京治病重要” ！
就这样在6月20日，胡耀邦以养病名义，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回京， 结束了200多天的曲折的陕西生涯，可谓壮志未酬，铩羽而归，所经受斗争之残酷，让他回京之后仍心有余悸。笔者曾经听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讲述一个故事：
前些年我偶然见到一位中青报社的工作人员。他说文革期间，有一次是他押着我父亲游街，他们站在报社印刷厂拉报纸的卡车上，这人就问我父亲：老胡，没有受过这苦吧？坐卡车的滋味，远远不如你坐部长轿车吧？没想到我父亲立即反驳道，这算什么？！1965年在陕西的挨整比这惨多了。
不可否认，胡耀邦在文革中也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被红卫兵非法关押拘谨达两年之久，期间还被红卫兵多次严重殴打。我们也无从判断，这个故事否生在他被打之前还是之后，但是至少说明：在胡耀邦心中，陕西的经历的确是一个梦魇，是他遭受的最残酷的党内斗争。
（五）中央的后续处理
不过，刘胡之间关于“四清”的冲突，并没有随着胡耀邦“败走麦城”、返回北京而结束，西北局仍然对胡耀邦采取追杀态势。从7月13日至8月4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胡耀邦的错误。
然后，陕西省委又在8月16日至21日，8月22日至9月9日连续两次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为了彻底“肃清胡耀邦流毒”，后一个会议特意邀请了胡耀邦视察过的安康和汉中地委书记，以及长安、西乡、延安三个社教试点县县委书记参加。由于这些发言太完全枉顾事实，以至于后来接替胡耀邦的霍士廉看省委扩大会议全部记录后，很不以为然地对秘书说：“这纯粹是谩骂嘛！谩骂不是战斗。”
为了推动胡耀邦问题的最终解决，刘澜涛分别在8月2日、9月11日和10月6日，三次向中央呈送西北局对胡耀邦的“揭发材料”。尤其是9月12日至10月20日之间，刘澜涛借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之机，不断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与邓、彭谈胡共四次）等中央领导汇报“胡耀邦的错误”。
在向毛泽东的汇报时，刘澜涛说：“陕西生产一直上不去关键在革命不彻底，革命不彻底的关键是少数领导人的错误”，接着他历数建国后西北局历届领导及胡耀邦的错误，谈到胡耀邦的错误时，他说：“在今年过去的十个月中，由于胡耀邦同志在政治组织上的错误，陕西省委在8月以前实际上是独立的、半独立的，中央和西北的方针得不到贯彻执行，工作耽误了近一年”。在周恩来面前，刘澜涛则批评说胡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主席天下第一，自己天下第二”，“酷爱引用主席的话，拿主席压人”。
不过，对于刘澜涛的这些揭发，毛泽东、邓小平并不感兴趣。在胡耀邦尚未离开陕西的时候，在听取彭真关于西北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让耀邦注意一下。这次他当面反问刘澜涛：“胡不革命，如何回去？谁是主谋？”刘一时无言应对。
邓小平也明确指示刘澜涛：胡耀邦的问题西北局不能自行裁决，必须由中央下结论，如果西北局自行开会解决，那又成了“无情斗争”。用“无情斗争”一词显然是对西北局的过火行为已经有察觉。田家英或许也对胡耀邦非常同情，他还给毛泽东转来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控告舒同的信，指责舒同作风有问题，揭露胡耀邦的言论并不可信。
面对双方势同水火的态势，中央意识到胡耀邦回陕西工作已经没有可能，于是改派浙江省长霍士廉接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10月6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找胡耀邦谈话，邓开门见山对胡说：”你们的争论搁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胡耀邦追问：”中央能否给我做一个结论？”邓说：”没有必要，它是一级党委，中央又不能解散它！”
那么西北社教之争孰是孰非呢？多年以后两位主要当事人都客观做了评价。第一位是当时在刘澜涛和胡耀邦之间做调停的杨尚昆，他在晚年曾经对秘书苏维民说：
现在看来，胡耀邦大体是正确的。胡耀邦对1964 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本来就有看法。到陕西后，对面上“四清”搞夺权斗争，乱批乱斗、处理过重，致使干部情绪消，严重影响生产，他心情十分着急。他提出四条纠偏措施用心是好的,只是做法急了些，组织程序也不周全, 自然会遭到西北局领导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能够做的只能是尽量缓冲当时他们的紧张关系，稳住大局，别无良策。（苏维民：《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在中顾委1984年的整党活动中，刘澜涛也对1965年他与胡耀邦的争论，做了深刻反思和总结：
我在西北，特别在陕西“社教”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开展民主补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补划了地主、富农，在党内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伤害了基本群众和很多干部，对这些同志采用了过火的斗争方法，使他们受到了打击，受到了委屈。
这里，我还要说到，1965年，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工作后，主张“二十三条”下来后，“社教”中要反对“左”的倾向，陕西农业落后，应该采取措施把农业搞上去，要抓好生产。他还对“社教”中“左”的错误，提出了一些纠正的办法。这些正确的远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错误的批评。这一点我也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当时西北局是以我为核心的。虽然耀邦同志曾经说过这些问题已经过去了，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但我总觉得现在整党，仍然有必要再次向他承认错误，以便更好地接受教训，不再重犯。（《刘澜涛生平纪事》第308页）
历史本身自然也有清晰的结论，由于胡耀邦在春季采取的解放干部、停止阶级斗争、大力发展生产的措施，1965年陕西粮食获得了大丰收，达到125亿斤，是历史最高水平，比上一年增产40%以上；工业产值达到31.7亿元，比上年增加38%，1965年成为建国后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陕西的干部、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胡耀邦的新政，让陕西产生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
（六）余绪
然而，复杂曲折的西北社教政争，仍然没有随着胡耀邦被免去职务而终止。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西北局再次拿胡耀邦祭旗，企图通过把胡耀邦作为西北区的文化革命对象，来过躲过清算。6月17日，西北局将胡耀邦以及支持他的工作的赵守一、李启明达成“西北三家村”，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炮制了《关于胡耀邦同志和反党分子赵守一等相互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材料》，里面称：
胡耀邦同志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底调来陕西工作。他在陕西工作期间，很快同XXX反党集团在陕西安下的钉子、培养的忠实接班人赵守一和李启明结成一伙，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西北局，反对中央。
材料还声称“彭、罗、陆、杨反党分子支持、干预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动”。胡耀邦作为早已在西北没有任何职务的局外人，被打成“西北三家村”就已经属于文革权力斗争的奇谈，西北局又把一直支持自己的彭真，说成是胡耀邦的幕后黑手，更反衬了这些行为完全是不讲基本道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同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把大量干部打为“西北三家村黑帮分子”，仅厅局级以上官员就有40多名，仅文教系统就包括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郭琦，《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等，他们被秘密转移到耀县的一个山沟里，进行无休止审讯批判，直到 1966年 12 月中旬被西安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发现后才解散。
与当年批判自己的对手形成鲜明对比的事，胡耀邦在文革之初，并没有以反刘（少奇）英雄自居，也没有落井下石揭发当时身陷囹圄的西北局那些人，反而仍能坚持实事求是讲他们的优点和功劳，并且照顾他们。
据舒同女儿舒均均回忆，文革中舒同和胡耀邦曾经一起挨斗，胡耀邦不顾自己的安危，反而要求造反派红卫兵 “快去照顾一下舒同，舒同年纪大了，都站不稳了。”专案组还数次来找胡耀邦，要求他证明舒同是否有过变节经历（舒同曾经在大革命失败后担任过国民党政治部宣传大队的记录员），胡耀邦于1967年7月3日、1968年4月6日两次写长信作证，说明自己在延安时期曾经审查舒同的革命经历，他虽然曾经一度脱党，但完全因形势所迫，并无发现变节行为，并向专案组提供了其他证人名单。此时胡耀邦也正在被羁押，如果他能顺势揭发舒同，就可以立功赎罪，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1972年10月，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到胡家，求见胡耀邦，希望他能帮助父亲向中央申诉，当时胡耀邦正会见客人，于是让舒均均等在客厅等候，此时舒均均联系到父亲曾经伤害过胡耀邦，以为胡耀邦是在给她吃闭门羹，于是悄悄离开。八日之后，胡耀邦写信给舒均均，劝其不必为父亲与自己曾经的过结过意不去，胡耀邦写道：
你既然下定决心来找我聊聊，为什么不再下决心等我一下呢？你把你爸爸和我的关系问题放在心上，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即使我们双方之间还不相互了解，这同你们做儿女的，毫无一点牵连。我们这一代老了，做不了多少事情了，比你们更年小的下一代，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斗争，大世面，知识和经验很难比你们更丰富，更深刻。你们这一代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加倍学习，加倍动脑子，千万不可被暂时的困难迷失方向，随波逐流！
当时舒同尚属于被专政的阶级敌人，胡耀邦并不因此有忌惮，没有像舒同那样“我们必须分裂”，与其划清界限，而是仍然敢于给他的家属通信，并做勉励，显然超出常人所为。
本文的另一个人历史主角刘澜涛，文革中更是遭受了巨大苦难，被批斗1000多次，甚至在做手术的病床上还要被专案组审讯，关押期间夫人刘素菲被迫害致死。文革末期，他被安排到安庆劳动，据他的日记记载“四年多来，门口清清、无人问津”。1978年6月，当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半年，距离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呼吁为“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相差五个月，接任中组部长不久的胡耀邦已经秘密重审此案，此案是文革中仅次于刘少奇案的第二大案，牵扯高层领导太多，当中是充满压力和风险的。8月25日，他派自己的得力助手贾素萍亲自前往安庆，听取刘澜涛的申诉。
贾素萍对刘澜涛态度和蔼，刘澜涛曾经回忆道：“与专案组蛮横态度有天壤之别”，在时隔十二年之后再次感到“同志般的温暖”。刘坚持用自己种的瓜菜做饭给贾素萍吃，被贾婉言谢绝，他当晚高兴地赋诗一首《喜党中央派人到安庆面谈》：
一九七八八二五，中央派人临安庆。
详询三六真实情，十载奇冤得亲陈。
不论四凶多狡诈，历史面目定还真！
12月初，中组部通知刘澜涛回京，被安排住在万寿路招待所，胡耀邦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百忙之中，携子胡德平一起去探望他，对此胡德平有回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一天（12月16日——引者注），父亲在家里对我说：“我秘书有事，你跟我出去一趟吧，去看望一位老朋友”。我不知道父亲要看谁，直到上了车，父亲才告诉我，是去看望刘澜涛同志，他要“化干戈为玉帛”。
很多人说胡耀邦是“东郭先生”，或是“老唐僧”，是人是妖分不清，胡耀邦都是莞尔一笑：我怎么不知道他是坏人，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胡耀邦正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赤子之心，才有了以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四类分子等善举，也才有勇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于挺身而出保护知识分子。
刘澜涛在经历了苦难之后，对过去所犯的错误，也做出了反思。1979年4月24日，他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做了检讨，并提出向胡耀邦及其他受害者道歉，他说：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是犯过错误的，在西北四清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实行民主革命补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矛盾，伤害了基本群众和很多干部。其中包括一些省市一级的领导干部。对这些同志采取了过火的斗争方法，使他们受到委屈，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训。在这里我要向十三年前陕西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刘澜涛纪事》第255页）
此后，他又多次表达歉意，以及呼吁警惕“左”的错误重演。应该说，高层领导人在文革中经历了很多苦难，甚至是家破人亡很多，但是能像刘澜涛这样一再检讨自己错误的还是极少数。还有一个小故事，1992年，在全国政协系统十四大代表选举时，刘澜涛看到候选人中有胡德平的名字，他于是大声喊道：“我投年轻的胡德平同志一票”，而当时胡德平的处境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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