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悼念阮铭——作为1980年代体制内自由化知识分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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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阮铭——作为1980年代体制内自由化知识分子的代表
2024-07-30

来源: 上报
作者: 王丹

最后一次见到阮铭先生，是2019年6月23日。那时候阮先生刚刚结束在台湾二十多年的定居生活返回美国，与妻子阮若瑛团聚，生活在纽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我带苏晓康先生驱车3个多小时，从华盛顿去看望他。到了以后，一时找不到他的居所。打电话给他，他让我们稍安勿躁，说自己会出来接我们。不多久，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我看见不远处阮铭先生一路小跑朝我们奔来。那一幕我后来到处跟人说。因为要知道，当时的阮先生，已经88岁！

阮铭先生生性开朗，直言直语，酷爱旅行，除了有点耳背之外，健康状况一直很好。88岁的老人能够一路小跑，就是一例。所以我一直认为，他能活到100岁我也不意外。所以7月16日朋友打电话来告知阮铭先生骤逝的消息，我完全不敢相信，辗转又询问了两位朋友，才确认了噩耗。据我所知，他在病逝前两天接听电话的时候，还声若洪钟，精神矍铄，我至今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突然离开我们。

但逝者已去，感叹惋惜已经意义不大，重要的是他留给了我们什么值得记住的精神遗产。

阮铭先生长期在中共体制内工作，沉沉浮浮，曾经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文胆，参与和见证过中共党内一些重大事件，对体制的运作，对体制内决策人士的思维，都有第一手的观察和掌握，因此，在流亡到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中，我一直认为，说到对中共的了解，阮铭先生不敢说第一，至少也是名列前茅。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对邓小平的评价。他曾经以《邓小平帝国》一书，针对这个议题作出过全面的论述。2019年那次见面，他还是念念不忘这个主题。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邓小平这个人其实比毛泽东还心狠手辣，比毛泽东还“左”。他说，像1989年那样的局面，毛泽东也不敢下令对学生开枪，邓小平就敢。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完全是对他的误判。我后来在脸书上发文，转述了他的观点，结果引起压倒性的不同意见，大部分人都无法接受阮铭先生的判断，激烈者甚至认为这是在为毛泽东开脱。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抛开舆论长期以来形成的既有观念，从事实出发，认真仔细地梳理邓小平投身中共到六四屠杀的历史，虽然他也被毛泽东整过，但一直没有真正被毛放弃过。毛对邓小平的赏识，是不争的事实。显然，毛泽东不喜欢邓小平对他的顶撞，但他心里是知道，唯有邓小平，才能继承他的“左”的精神衣钵。至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邓小平被外界认为是推动者，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反思，来重新看待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了。阮铭先生的观点虽然听起来有些激进，但我现在越来越认为，他的判断是极为犀利深刻的，对于我们认识邓小平，认识中共的本质，甚至对于我们理解中共从毛泽东一直到习近平的发展历程，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重新认识和评价邓小平，是我们了解今天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而阮铭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命题。说他是最了解中共问题的人之一，完全不是溢美之词。而他提出的“重评邓小平”这个议题，因为他的去世，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阮铭先生受到台湾两任总统－李登辉先生和陈水扁先生－的赏识，后来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虽然后来他还是离开了台湾，但我一直认为李，陈两位前总统能够重视阮铭先生的意见，展现了政治领导人的敏锐和远见。台湾现在直接面对中共的威胁，要有所因应，不仅要得到美国的支持，更应该了解中国和中共的情势。所谓知己知彼是也。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台湾还是应当虚怀若谷，多听听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支持台湾的人的声音，阮铭先生是一个，林保华先生也是一个。台湾虽然也有不少中国研究机构，但理论上的分析，毕竟不如阮铭这样曾经长期浸淫在中共党内的人，后者的经验积累出的直觉，是台湾再优秀的中国研究者也无法具备的。

阮铭先生是中国一九八零年代被称为“启蒙派”的体制内自由化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走了之后，那一代人，现在在海外，大概只剩也是已经90多岁的郭罗基先生了。那一代人曾经对中国的思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八九一代的大学生，就是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没有阮铭这一代人，就不会有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现在，这一代人已经凋零，但是我们不能遗忘他们，这不仅是出于对他们的历史贡献的尊敬，更是因为不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就会欠缺了一块。我想，这，才是我们悼念阮铭先生的时候应当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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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民：纪念阮铭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阮铭先生，是1989年四月在纽约。当时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正是如火如荼。后来阮铭、阮若英夫妇搬到普林斯顿，见的次数更多了。那时候普林斯顿聚集了一大批受到中共整肃、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这些在中国的精英，前半生贡献给共产主义，现在突然被迫流亡海外，大都不太适应。多数放弃了学习英文、了解美国社会，而是沉浸于当年在中国叱咤风云的时光。但阮先生不是这样，他努力学习新东西，适应美国。他读英文，而且成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
我父亲李洪林和阮铭很早就是好朋友，而且他们都给胡耀邦工作。开始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后来都成为被中共保守派整肃的难兄难弟。
九十年代我父母和阮先生夫妇都住在新泽西，他们来往很多。
我父亲还写了一首七绝赠给阮铭：
一枝獨秀領群芳，
有筆如椽譜新章，
无奈庙堂尊瓦釜，
遂使黃鐘落異鄕。
在解释这首诗时，我父亲说：
“阮铭原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曾起重要作用，因为他主要是参与中央文件起草以及为党校之《理论动态》撰写社论。这些政论公开发表时均署名“特约评论员”。当时特约评论员文章威信极高，阮氏即其作者之一。
阮氏思想敏锐，文笔犀利，胸无城府，待人热忱，行事率性，不拘细节，故为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先中箭落马者。1982年，胡耀邦不再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而由以强硬著称的王震将军接任。王震到任后，立即对胡耀邦的理论研究室下手，把吴江主任、孙长江副主任、阮铭副主任通通拔掉。吴和孙被调走。阮铭被开除党籍，赶出党校，1988年被迫去国。
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但大局对人生轨迹之影响至巨。同一阮氏，在胡耀邦领导下，才华横溢，大放异彩，而落入王震手下，则被弃之如敝履，已至在大陆难以存身。如果中国大陆政局没有逆转，阮氏在改革开放中当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何至流落海外？不过20年来，阮氏并未虚度光阴，他一直在美国和台湾从事理论研究和讲学，其虽然身处异乡，但对中国民主化之期盼，始终如一。所著《邓小平帝国》，材料丰富，立论精辟，为研究中国大陆当代政治之重要参考书。”
阮先生我行我素，在普林斯顿非常出名。他很快就学了开车，以开车愣出名，成为我们这些朋友的笑谈。
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看见家里通向后院的纱窗门被一个很大的物体撞了一个大坑，我就很奇怪的问怎么回事？我母亲说，阮铭夫妇来了，阮若英去后院没有看见纱窗门，所以就把它撞成了这个形状，我们听了哈哈大笑。
2001年，我在香港教书，到深圳讲课，在罗湖桥被安全部秘密逮捕。阮铭夫妇大力替我呼吁，抗议中共随便抓人。他们和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写了一封公开信，题目是《强烈要求北京释放香港李少民副教授》。这份公开信的发起人有：
于浩成、戈扬、司马璐、伍凡、阮若瑛、阮铭、林保华、金尧如、陈奎德、杨月清、高皋、严家祺、苏绍智。
在这些抗议和国际压力下，我在5个月后获得自由。
这些当年帮助我的人们，好多已经不在了，令人唏嘘。
2016年，我父亲在北京病逝，阮铭先生写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回忆他和我父亲的交往。他们经常谈论起胡耀邦的成败。在文章中回忆改革派的命运时他写道：
“幾年前我讀了尼布爾1944年的著作「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似乎可以解答胡耀邦的悲劇。尼布爾説：
光明之子渴望實現愛與同情的理想、弘揚正義，然而他們經常天真、善良、笨拙，相信正義可以通過勸誡實現，政治可以符合愛的理想，他們對自己的對手、對人性的黑暗面，都不太清楚。
黑暗之子是惡的源泉，然而他們是明智的，懂得在眾多的利益中去爭奪權力。耶穌的話：黑暗之子比光明之子在世務中更明智和歷練。
胡耀邦是「光明之子」，對他的改革事業樂觀和自信，以為憑正義和勇氣、憑人民的支持就可以實現理想，對「黑暗之子」的環伺不以為意，失去警覺和防備，以致出乎意料的被襲擊和傷害。
尼布爾還說：「霍布士只看到人性的黑暗，所以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行，而洛克看不到人性的黑暗，所以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完全符合發揮人的創造天性。然而人性既有創造力，也有破壞力。所以歷史有前進，也有倒退。」
今年是胡耀邦去世二十七週年。這二十七年來，歷史有前進，也有倒退。回顧那個思想解放年代的燦爛群星，跟着胡耀邦的隕落，周揚、陸定一、胡績偉、王若水、王元化、黎澍、戈揚、朱厚澤·⋯⋯，到今天的李洪林，一顆顆在漫漫長夜裡逝去了。”
阮先生走完他激流勇进、丰富多彩的一生，离开了我们，加入了这些灿烂群星。
阮铭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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