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木（徐海亮）：军垦农场里受“再教育”大学生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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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垦农场里受“再教育”大学生的“性”

漂木

1968年毕业分配的大学生，据说有三分之一到了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见习工资由总后统一支付，政治待遇为副排级。武汉水院62级施工、治河专业有9个同学分到河南平顶山8221部队—武汉军区的一个独立炮团，11月，该团调沙市隶属重新组建的17军，而大学生连队由军管平顶山市的8212部队（炮兵第二师）接管，属19分队（师侦察营）管理。该营有测地连、光测连、声测连三个连的建制，计划设置一个航测连；我们学生兵有四、五、六三个连，男女生三百多人，主要来自郑州大学、开封师院、新乡师院、河南农学院、河南工学院、百泉农专，还有清华、天大水利系十来人，北大、黑龙江商学院两人。该师前身为四野炮纵，辽沈战役的功臣部队，后参加过金城反击战、炮击金门战役，营级干部多为东北来的老同志，很受再教育大学生的爱戴。
武汉水院到河南军垦农场的都是南方人，现在回忆起来，基本上都还没有谈过恋爱，而河南同学多数已涉“性”，有的已结婚，有的已谈罢，有的正在谈，甚至有的上大学就已为人父母……所以两性问题，对他们已不新鲜，而我们水院去的，除一宁乡人结婚了，都还带着好奇心观察在军垦农场发生的一切。好在原来炮二师没有太看重这个似乎敏感的问题，甚至我所在的第四连，是男女混合编制，含有一个女生排和两个男生排，开会与进餐前的集体高歌，则是男女生混声合唱，十分和谐、动听……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们那时出工干活，种菜、挖煤、割麦打麦、插秧、收稻、射击，半夜起来到农村宣传“最新指示”，真是无忧无虑，我能扛动二百斤的麻袋，是最有力气时候，且痛快充实，赛过在学校。
但是不久，军区就有了新精神，据说叫做“四不准”——学生连不准男女接触，接触了不准谈恋爱，恋爱了的不许结婚，结婚了的不准同居！而且有人传说就是军区政委刘丰提出和决定的，所以也俗称作“刘丰的四不准”。四连的那个女生排也被撤走编入女生连，临走时那顿散伙饭，都有恋恋不舍之感，气氛真有些“十送红军”唱的那样缠绵。我们那时可能还没开窍，也没有太反感这一决定，反正再教育嘛，首先是改造旧思想，又不是专门到农场去找女人的，但河南学生年纪偏大，结婚的很多，就非常反感，潜行微词往往转变成议论纷纷，但又被极其吓人的“抵制再教育”压制着。所以水院同学几乎都在看河南人的笑话。
到1969年春，清华水利系的老高，未婚妻在西安国防科委90号信箱工作，来平顶山探视，女方年纪较大，要求办婚事，侦察营不批准。怎么办？清华人找几个学生干部商量，去市砖瓦厂革命委员会开证明，说老高是他们厂的技术员，就在地方民政部门办了结婚证。我们隆冬时节曾在该厂劳动，拉土烧砖，革命委员会头头欣然帮了这个忙。结果清华全体同学和一批学生干部（副排长和个别班长），聚集在湛河边小树林中，悄悄举行了婚礼，并准备了丰盛的酒菜野餐。消息很快传到管学生的军人那里，我们的连长——一个南阳来的兵，入伍前曾是某县高中造反派，铁着脸在全连训话：私自结婚抵制再教育，要处分老高。他声明这个结婚属于非法，要生了孩儿，就是黑孩儿，要吊销他的户口……云云。（不过几年后，有原农场的河南同学在路上碰见他，他已转业，并主动谈起这件事，也后悔自己那时候太左了……）
我们连炊事班副班长老李，是郑大数学系的革委会主任，一次老婆来探亲——只能冷清清地睡在茅草房的招待所里。那天晚上，炊事班班长（军人），为了恪守军区政治部的规定，不让学生违反纪律，竟然通宵未眠，一次又一次打亮打火机，查看老李是否还睡在自己的铺上……我相信他们俩都激动得整晚未能入眠，尽管凌晨就得起来准备全连早餐。
在我们农场，也在湖北的沉湖农场（那里有16个学生连），渐渐流传出一个顺口溜——“男农场、女农场，中间隔道铁丝网。不能看，只能想；想起来，泪汪汪……”，首创人是谁，已弄不清楚了。大概属于集体创作并修改。
老高私自结婚的事情还没有了，部队已经将问题反映到了军区政治部，等政治部做结论和处理。这时发生了一件几乎扭转乾坤的大事情：河南省省委书记、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刘建勋到平顶山出差，顺便到了我们农场，炮二师师长、政委陪同。
刘建勋是三十年代搞学潮投身革命的，应该说对知识青年十分了解。他接见全体学生，一开始就讲了一句动情的话：你们在郑州时，我烦，嫌你们太吵；你们离开郑州后，我又觉得太冷清……！这是说的文革高潮期间革命领导干部和河南大学生的那些互动往事。到现在我想起这句话，还鼻子酸酸的。其他说的啥，全都忘记了。但后面有个小故事：听学生干部说，我们全体解散后，把学生干部都留了下来，河南的学生干部，几乎都是各学校的院系造反派头头，和刘建勋十分熟悉的，刘说有些话想与学生单独说说，解放军在这里是不是不太方便？……师长会意，忙说我们先离开……军人走后，刘建勋就说：有什么意见，说吧！那些头头们又像文革初期一样，七嘴八舌就讲开了。当时，我们对十分艰苦的劳动没有不满，对解放军政治、纪律，没有意见，而对部队的管理，学生们的确有不少意见。但说得最多的，意见最大的，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想到的居然是——“性”——“四不准”！
谈毕，刘建勋出来见到门外的军人们后，当着他们就问农学院的武彩霞：“小武啊，想不想小范啊？”小武大咧咧地回答：“想啊！”小范是其未婚夫，是农学院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在比邻的叶县住队。刘又问你想不想去看他呀？我要去叶县。小武心领神会答：“想去看，但师长不叫去！”刘建勋就问师长：“我要去叶县，你让不让小武也一起去呀？”师长只好说“我没有意见，听刘政委的！”
结果武彩霞就是乘坐刘建勋的小车，到叶县去了。
刘建勋这一来一走，消息不胫而跑，至少平顶山农场的“四不准”就没那么神秘了。
收麦后，军区政治部来了两个干部，听了师部和侦察营的汇报，决定不处理“私自结婚”的老高了，此后，我们农场的“四不准”规矩就形同虚设了。
但是，平顶山农场的事情还没有完。我与郑大的革委会副主任张书震的床是并行的，他早已结婚，回家探亲去了，他那双人蚊帐笼罩着我们两张床，我一个人享用。一天，还没有熄灯，我在床上看书，听见营房前有人大骂、喧哗，高呼什么“中国快修啦”、“反对修正主义”、“打倒流氓”！“我非要把这个混进解放军的败类揪出来不可”！不久，五连的新乡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黄宗万（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进入我们营房（大房间可睡一个排），并且拉开蚊帐就钻到书震的床上，大声说“躺这里干啥，中国就要修了，你还有兴趣看书睡觉”！他说有人欺负我们女同学了，你起不起来保护同学？据说有一个学生连的军人排长，非要追问探亲回来的女同学，交待自己性交的过程。女同学又羞又气，告诉了其他女同学，又传到他们的头头老黄耳里。这就是“修正主义”？不就是有人也性饥渴性变态吧，我忍住没有笑，说马上就要熄灯了，你明天再揪这个“败类”行不行，过一晚上中国还修不了嘛。黄很气愤，大叫不能过夜，马上就得把他赶出去！不能让他在学生连做事。于是，他钻出蚊帐，又在营区鼓噪大家起来，大吵大嚷，闹到半夜。
结果，老黄死死抓住那个犯事的军人，硬要部队把他调回解放军连队算罢，部队管理和调动有个程序，不是当晚就能轰走的。（这老黄犟牛脾气，吃了大亏，后来河南“清查”，他被捕，判了十年刑，在牢里不依不顺，上了镣铐，叫他钻小洞啃饭吃，最后神经失常了）
女生连有个同学回家把四岁的儿子带到部队农场养着乱跑，她们都叫他“七连长”，我开始不懂哪里有一个七连编制啊？原来她们是说笑话，对一个带到部队的孩子而言。她们估计要坚持再教育继续当兵，非得增加一个连的孩子的编制，那么这个儿童“第一者”，就可任命为“七”连长了。
我这些故事后来给同龄人说过多次，不是讲笑话，而是“重蹈”痛楚；也不是演义，是我在平顶山见到和听到的真实故事。
我们农场在武汉军区下属学生连队打开了禁区，但不是每一个部队农场都能仿效的。毕竟我们那里集中了太多河南各学校的造反派头头，他们敢说敢干，而且刘建勋政委又去过那里。
1969年12月，部队得到指令要搬到天门县的白湖，于是侦察营给学生放假七天，回家探亲，我在河南无亲可探，水院低年级同学都“斗批改”到长阳、罗田了。也没有女友可找，于是跟着一个营级的修械所管理员和炊事班到天门农场新址，打灶作前站。天门离汉川沉湖很近，我顺便去沉湖农场探望水院同学，那时同学被分配到湖区一个个的连队，围垦造田，居住分散。从汉口到这里的班船要走一个晚上，大概早晨6、7点钟到码头，到达时天还漆黑的，我上岸，随便推开岸边的一大间草屋门试一试，房里就有水院电化和治河专业系的同学！我又一个一个连队去看望熟悉的人，到女生连去看我们年级在纸厂工作的同学，她们都住在一个农家，我就端坐在堂屋中，谈话时，不断有其他学校女生爬在门口露出半个头，又缩回去，咯吱咯吱地笑，笑什么看什么呢？听女同学讲，她们除了见军人、在码头卸船时会见到其他连的男同学，平时就只能看到女同学。大概想看稀罕，想知道是谁的朋友来了。那时代都不用“性”这个词，其实，后面就是一个“性”的烦恼，确实动摇了接受再教育的决心。我顿时联想起《西游记》里的女儿国，那纷纷传说“人种来了”的性喜悦境界……女同学真不容易，沉湖湖田不比河南的麦茬稻田，泥很深很深，女同学插秧时，湖泥最深可齐腰，蚂蝗还直咬，每走一步，可能比红军过草地还艰难，实在走不动，就翻滚出来。一些人例假来了还坚持下田啊，回到驻地累的说不出话来，糊满淤泥的旧军装一脱，就倒在床上。
在沉湖农场听说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这里国防科委系统的学生比较多。一个学生连的副连长，她的男友已在外事口工作，多次要求到农场来看她，她总以再教育的“四不准”为理由，婉拒男友到来。毕竟自己就要带头嘛，她也是个坚毅的女性。最后，男友有长期公务要出国了，坚持到了汉口，也坐班船来到汉川的沉湖农场。得到男友电报，这位女副连长提前到码头迎接，就在码头上，她正色告诉男友，见了就行了，赶快回去，不能留他。一番话后，义愤填膺的男同胞毅然回头，向刚刚坐的船走去，该班船就此打返——回汉口去了！副连长一屁股落在码头上痛哭起来……其实那时没有什么性解放而言，青年人只是希望拉拉手、谈谈心。听到这个故事，我联想起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来，那是我们批判过的修正主义文学——苏联优秀短篇小说，那个女红军玛柳特卡警告无效，一枪打死了自己的俘虏—曾爱上了的蓝眼珠白军军官，然后痛哭了起来。我这联想实在不该，玛柳特卡爱的是个敌人，而我们的五七战士副连长爱的是青年外交战士。居然都在水边痛哭……
后来，又听见别人续了这个故事。不甘心的外交战士回去后，通过外事口机构，联系了武汉军区，两下反复沟通，军区政治部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批准副连长去北京送别一下。爱情自然没有军情紧急，来回请示，研究，到军区批准下来，6092部队再逐级通知到学生连，距离外事航班启程只有一天了！解放军也真是好样的，师部又特批派出军用嘎斯把她送到武汉（船要走一宿，来不及的，但车在汉江堤上也得走四个钟头），一算，武汉到北京的特快也得走十几个小时，为赶时间，军区特批用武空的例行班机，把她带到北京。真是亲人解放军啊！为抢时间，通过请示协调，军机又特别直飞首都机场（那时候空管和机场调配都由空军统一管理，从南苑或西郊机场到首都机场还有几个小时地面路程，来不及了）！
简直如精彩电影般，一环扣一环那样紧张。可惜的是，当她从军机上下到机场地面，国际航班刚刚起飞……我们的“玛柳特卡”再次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这里有无学生们演绎的成分，但我相信当时大学生农场中还有更能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现在的年轻人会讥笑我们那一代人走过的路，但我记录这些事情时，我的同学们在看到这些事实时，总会潸然泪下的。
而豫北有个农场，据说有男女夜里在地里亲热偷欢，连长在训话时揶揄道：你们大学生也算文明人了，不知羞耻，就在红薯地里干那？他说的也算对，但学生相互总是同情的。几年后批孔，我才知道“野合”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文明人孔丘，不也是野合而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