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 《陈伯达年谱》序：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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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年谱》序：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唐少杰

　　余汝信先生编撰的《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即将付梓，这距他编撰的《康生年谱——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２０２３年４月）出版、发行仅一年许。我要调侃具有这种出书速度和勤奋效率的余汝信先生真乃“相对大龄的绝对高产作家”也！余汝信先生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历史上而且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历史中两位风云人物的各自年谱，这不能不说是近些年来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追述和研究中共历史人物领域的显著成果。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陈伯达年谱》（以下简称《年谱》）通过具体而切实地记录和展示谱主的生平事迹，开拓了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一）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年谱》，基本涵盖了谱主八十五年的人生轨迹，编撰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收集并整理迄今为止已出版或公开的关于谱主的众多资料或史料，完成了时至今日关于谱主生平事迹的最为具体、详细和真实的记述。

　　整个《年谱》，通读下来，我个人认为它具有如下的长处：

　　其一，《年谱》非常出色的是它以三分之二多的篇幅记述谱主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０年的事迹，因为这一时期是谱主一生最为突出和最为重要的时期。由此而来，《年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重点突出，线索鲜明，不仅把握了谱主的生平主线，展现了谱主生活主要年代的重点所在，而且凸显了历史意义上的谱主之所以成为陈伯达本人并且有可能形成“陈伯达现象”的由来和旨归。因此，在我看来，《年谱》的一大特色是它的“聚焦”特性，亦即它把谱主的一生十分有机而又相当连贯地展示出来，呈现出史学综合性与史观高度性的统一，从而确立了《年谱》编撰的必要前提。

　　这种“聚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整体上“力透”谱主的一生，另一是局部上“渗透”谱主的细节。从这种“聚焦”中，既能使读者在具体的史实中反思某种贯穿谱主生平的“主脉”，又能给读者在详实的史料中感悟那些谱主轶事的“枝节”。一方面，《年谱》所揭示谱主的重要经历中集中地映现出２０世纪中国某种特殊文人的特殊取向和特殊实践，尤其有可能促使我们去思考始于这一世纪２０年代的革命文人、中共文人和文革文人这三种文人的“递进”关系和异同之处。这种“聚焦”还更多地表现在后面所要探讨的“陈伯达现象”等问题。另一方面，细读《年谱》，可以比较透彻而又强烈地感受到谱主曾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秘书角色的秉性、一度成为党的“文胆”功能的志向、长期充任中共意识形态“大笔杆子”的品位和充当文革文人最大代表的风尚。

　　其二，《年谱》实际上建立起某种看似无形而胜似有形地审视和考察谱主诸多问题的“平台”。这种“平台”已不局限于单一问题或某一方面，而是推动我们有可能从其所记述的谱主史实及史料中形成一种透析谱主所有重要问题，进而“素描”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相对完整的谱主形象。这种“平台”明确具备了历史地“再现”或评说“陈伯达现象”的切实基础。

　　《年谱》作为上述“平台”，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示了谱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立足于这种“平台”，在书面的字里行间上或在构想的多重时空中，俯视谱主“跌宕人生”所坠入的政治深渊，纵览谱主生命的巅峰时刻或高光时段，领略谱主自我矛盾终生一世的“气数”，感悟谱主身不由己的艰难时运，睥睨谱主作为特定文人而常有的形秽猥琐，甚至还多少同情贯穿谱主大半生的迂腐、辛酸、尴尬和懦弱。《年谱》实际上具有了可呼之欲出并跃然纸上的谱主形象，经过努力，更有可能带来某种力透纸背并令读者浮想联翩去加以反思的“陈伯达现象”。

　　例如，在这种“平台”上，几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谱主在文革时期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特别是谱主与该小组的江青等人的关系。其实，谱主自一开始就几乎无力胜任该小组组长一职，因为文革大局的张力以及该小组自身的本性，致使该小组的所有成员无一人全身而退，他们不是在文革期间一败涂地，身陷囹圄，就是在文革结束之际或稍后身败名裂，难逃审判。他们一些人当时根本瞧不起谱主。还有，江青常对谱主的傲慢和专横很有可能促使谱主后来多少“游离”毛泽东文革的主线。谱主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关系表明了“陈伯达现象”的裂解和破碎。

　　不言而喻，从“大历史观”来看，这种“平台”还汇集了谱主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关联，凝聚了谱主与中共一段长达三十年历史的联系，集合了谱主与毛泽东三十余年的关系，更有意义的是，蕴含了谱主与中共从“马上革命党”到“马下执政党”征程的互动。

　　其三，《年谱》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它近似一部谱主传记，或者可以当作谱主传记来阅读。尽管按照历史学科的要求来看，年谱还不是也不等于传记，但是在我看来，阅读同一个历史人物的年谱和传记往往各有意味、意境，甚至各有千秋。一部质量上乘的年谱很有可能具有同一历史人物的传记所没有的特色，如史料的丰富、史实的多样和史事的入微。《年谱》的这一出色之处主要表现在我们读后把谱主与其他方面或问题加以比较，这就大有可能拓展对于谱主形象的认知，深化关于“陈伯达现象”的理解。

　　例如，对于陈伯达与姚文元等其他文革文人进行比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于陈伯达与姚文元的态度有所不同，毛多次当着众人的面指责过陈，而从未当众批评过姚。毛泽东逐渐对姚文元的重视和重用是从１９６５年下半年间接授意后者所写的《评新
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１９６７年１月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再到１９６８年８月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三篇姚记文章对于文革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小可，实属独到，它们不是出自陈伯达笔下或由他主持撰写，特别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拒用陈伯达的稿本而采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本，说明了毛泽东主导文革决不只限于利用陈伯达一人的文革文笔。当然，历史地来看，张春桥、姚文元各自的文章及其份量远不如陈伯达。张的文章仅有两篇有些“出彩”，一是１９５８年受到毛泽东青睐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二是１９７５年按毛泽东旨意写下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的文章大多囿于文艺评论。与陈伯达的文墨生涯及文笔功夫相比，那些诸如文革“二流”文人王力、关峰、戚本禹等更是难以企及。

　　其四，基于《年谱》这个“平台”，不难发现，它给我们开出了进一步探讨谱主这个人物与由此而来的谱主现象之间关系的前景，甚至有可能提供了展示这种人物与现象之关系的某种“视窗”。

　　这种关系主要在于：人物作为独特的个体，它所对应的是包括人物衍生出来的现象在内的众多现象。这种“一”和“多”的关系确切表明人物的问题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原点的、生成的、演变的；同时，现象的问题源于而又超出人物的问题，成为衍射的、开放的、动态的。也可以说，人物是共时性的现象，现象是历时性的人物。通过《年谱》，给我们带来的促动是如何根据上述关系梳理和透视人物与现象各自绝不限于自身的界域。在我看来，如果人物是一种“实际”，那么与人物相关的现象就是某种“真际”。在这里，尽管实际从时间上先于或在发生学意义上成为真际的前提，但是真际不会限于实际或滞于实际。就是说，尽管真际源于或来自于实际，但是真际高于并且重于实际。与实际常常表现为经验事实相比，真际更多、更主要地接近或达到对实际的叙述方式与研究方式的转换和统一。

　　因而，谱主作为《年谱》的中心人物，围绕着他而来的现象不仅颇多，甚至独特。这些现象既有与谱主个人相关的社会历史现象、政治文化现象、革命党派现象，也有维系谱主大半生的中共政党现象以及中共思想理论现象和中共文人现象，还有谱主个人与中共最高领袖关系的现象。得益于《年谱》的启发，从谱主个人政治崛起到政治衰败的过程，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一是以１９４９年为标界，中共前“二十八年”（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与后“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之间的根本张力是什么？二是以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为脉络，中共从革命文化到自我革命文化的过程的总体质变是什么？三是以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谱主和林彪先后倒台为基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全盘转折是什么？

　　其五，虽然《年谱》本身没有提出下面的问题，但是它的编撰线索和记述思路有可能使我们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为把握这个问题作出一点尝试。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在此，价值指以主体（活动者）为中心或为标志，用来表示客体（活动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功能和属性；事实指事物的本真存在状态。在历史学领域，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大致上指历史的活动者与其参与或作用的历史对象、历史过程和历史结果的关系。《年谱》严格按照真正历史学规范的原则和要求，对于谱主所有方面的记述或呈现，一方面，在价值上坚持中立或中性，在事实上依据史实和史料，切实作到了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另一方面，价值以事实为基础，事实以价值为指向，有力地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转化，即价值凝聚事实，事实渗透价值，进而，价值可望成为事实化的价值原则，事实趋向价值化的事实立场。这里，价值与事实各自都不是单面的、唯一的，因主体的多样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多重而异。

　　例如，从《年谱》中可感受到谱主所有问题中最为深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谱主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的遭遇和结局。若干当事者、见证者以及稍后的追述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们基于各自的价值原则和事实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回忆、评说，而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一个能以独断或唯一来自居，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或视阈来“补辍”关于上述问题相对完整的“画幅”。所以，关于这一问题基本上有肯定、否定、中立三种不同的价值原则，而对于这一问题持有的事实立场则比价值原则显得格外多样、多元。由于价值的必然“涉入”，事实本身已不是纯粹的或自在的事实，而是具有不同类型的事实。仅举谱主被废黜这一事实，就可从它本身所包含的事情、事件、事由、事理、事务、事态、事变、事故、事例、往事等不同层面来述说，在其之中具有何等的价值凸显。

　　另外，应该指出，《年谱》主要存在如下的不足：

　　一方面，《年谱》中有两个关键的史实没有提及，因而也就没有加以考证。其一，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上是否讲过“没有想到陈伯达有这么高的威信”。根据吴法宪的说法：“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１〕在我迄今接触到的有关毛泽东这次庐山会议讲话的诸多史料中，唯有吴法宪的回忆录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讲法。如果这一条史实确凿的话，那么这就表明当时陈伯达给毛泽东造成的忧虑甚至所谓“险情”达到了何种地步，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废黜陈伯达的决心。

　　其二，陈伯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接受公开审判之前竟然不知道“林彪事件”的情况。据陈伯达回忆：“十大的公报点了林彪的名，开除了林彪的党籍。我一点也不知道林彪的事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１９８０年审判时，给我看起诉书，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１９７１年竟想谋害毛主席，乘飞机逃跑摔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很吃惊。这是真的吗？”〔２〕对此，叶永烈的说法却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据陈伯达回忆，过了好几月，他才知道林彪死了……”〔３〕我认为，叶永烈的说法似不准确，而陈伯达本人的口述回忆则相对可信。据《年谱》记载，陈伯达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８日被羁押，但还没有入狱。随着次年“九一三事件”发生，陈伯达很快被押进秦城监狱，即使他当时高喊出那句间接向毛泽东求救的话，〔４〕他都不知道他此时入狱的确切原因。不知何故，《年谱》没有提及或考证陈伯达的这一“喊话”（《年谱》第４４２页）。可以肯定，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之前，陈伯达不知道林彪已死，因此带来的问题是为何在此之前约九年多的时间里陈伯达不知道“林彪事件”的大致情况呢？这就有待于更多、更细的史实揭示及史料披露了。

　　另一方面，《年谱》的某种不足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受制于某些史料没有公开或解密的局限。一是类似于《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也存在如下的问题，即来自苏联方面和共产国际档案有关他们各自当年在苏联工作或学习时的资料记载，几乎没有涉及。这还有待于日后的发掘或整理。二是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７年陈伯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生活及表现，因为有关具体资料没有开放，关于他在这四年的具体经历记述在《年谱》中只能一笔略过。当然，这不是《年谱》本身的遗憾，而是《年谱》目前难以逾越的无奈。

　　瑕不掩瑜。《年谱》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审视和反思“陈伯达现象”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可能，为揭示和探讨基于这种现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而又超越这些问题的更广、更深的中共历史问题（特别是文革历史问题），扩展了独特的视阈和必要的维度。

（二）

　　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的一生特别是他自加入中共之后到被政治废黜的一生可谓中共历史人物的某种典型个案，也是文革历史绝无仅有的人生个案。陈伯达的生平事业“造就”了绝不限于其本人的“陈伯达现象”。

　　首先，什么是“陈伯达现象”？在我看来，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是指中共１９３０年代末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思想演变现象与理论衍生现象，亦即中共在这三十多年的思想宣传、舆论鼓动和理论建构的综合性现象。显然，“陈伯达现象”的重心是在中共这三十多年的思想理论领域里，特别是中共意识形态在这个时期的著述脉络和传播轨迹上。毋庸置疑，大致上从１９４０年前后到１９７０年夏季，中共的几乎所有重大或重要的文件、文章等都与陈伯达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关联，他不仅撰写了在中共思想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或者指导性功能的诸多著作，而且起草或主持修订了在中共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影响或者标识性作用的特定文献。

　　陈伯达１９４０年代写成并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十年内战》、《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地租概论》、《中国四大家族》等著作，既为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而确定了中共全党意志统一的必备思想前提，也为毛泽东战胜蒋介石而巩固了中共麾下亿万民众的广泛舆情基础。这些著作不但在中共政治思想理论史上具有共时性的指向和历时性的价值，而且在整个中国２０世纪政论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整个１９４０年代，在中共同国民党的理论交战和思想斗争之中，陈伯达一领风骚直至一骑绝尘。毋庸讳言，以陈伯达为代表的中共理论攻势和思想论战，比起国民党当时的理论守势和思想对冲，迅猛得很，强大得多。当年国民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就没有像样的文人墨客能与陈伯达交手迎战。陈伯达的上述著作，适时而又有力地策应了这一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的军事斗争，特别是直接配合了中共对于国民党开展的反攻和决战。这大概是陈伯达第一次以“笔杆子”去“增援”“枪杆子”的努力，这一次是颇为成功的。

　　中共延安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与中共同一时期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一起，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共成熟、独立、壮大的鼎足之势，并且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中共从１９４２年的延安走进１９４９年的北京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的主导下，陈伯达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建设并作出了绝不应小觑的工作。实际上，从陈伯达所写的上述著作中反映出来的这种思想理论建设水平和成果，直接体现出了那时的中共思想理论确实“胜出”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所有其他政党及政治组织的思想理论，例如，中共此时大力倡导的民主理论和法治思想，就是明证。总之，如果说中共及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代以延安为基地旨在全力突破国民党及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真正打造自己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那么陈伯达则为中共及毛泽东的“一个主义”的确立和传播作出了独特的努力。

　　与此之际，陈伯达还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著述作出了重要的辅助。在延安时期成熟并公诸于世的毛泽东思想与这一时期毛泽东相对比较密集的著述、发表，都与陈伯达有着一定的关联。〔５〕从延安时期开始，陈伯达逐渐成为毛泽东旗下的主要“笔杆子”。在１９４９年前后（特别是自那之后），陈伯达与毛泽东在一系列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和修改、授意和定稿之间的互动成为那时中共中央高层中的思想“薪火”和精神“传续”的一项所在。毛泽东晚年在人们封他为“导师、领袖、统帅、舵手”的称号中颇为青睐“导师”（Teacher）并以“导师”自居。无疑，这种“导师”地位的形成和职责的实现则真正始于延安时期。确实，陈伯达为毛泽东这种“导师”的角色和形象的确立或塑型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新中国建立之后，陈伯达不只是大力参与中共党国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且还全力负责毛泽东著作的修订、编辑和出版，这一工作比起他在延安时期更为系统，也更为显著。譬如，余汝信先生告知我，陈伯达直接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修订、编辑，并成为主要负责人（康生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修订、编辑主要负责人）。这里，在毛泽东那些具有历史文本价值的文稿“原本”与“改写本”（或“出版本”）之间的关系中，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哪些是陈伯达初步的的整理、修改？哪些是毛泽东最后的修订、确定？基于历史研究及文本考证的必要，我们希望看到后人们对于上述这两个方面进行的切实比较。又如，自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陈伯达或执笔或起草或参加讨论（定稿）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等文献以及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的诸多重要社论、中共中央内部文件等等。这些文献及文章、文件都直切地映现着中共这二十余年走过并通向文革的曲折征程，也深刻地聚合了新中国同一时期历经的复杂阶段，还集中地折射出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的多变取向。

　　概言之，由于陈伯达当时居于中共独占鳌头的“理论家”和毛泽东旗下名列前茅的“笔杆子”，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可以称为１９３０年代末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中共的文牍现象以及毛泽东的文案现象。其次，什么是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它特指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中共文牍现象，也指文革前半期的毛泽东文案现象。这种狭义的“陈伯达现象”是整个“陈伯达现象”中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部分，甚至成为直接导致整个“陈伯达现象”自身解构和自身异化的主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预示着文革全盘危机的来临。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源于上述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但又是这一广义现象的宿命所在。

　　对于陈伯达在文革伊始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曾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概括。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在一次对军队干部的讲话中说：“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是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是陈伯达同志，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好，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年谱》第２７１页）演绎周恩来的这一说法并且被史实所证明的是林彪和陈伯达分别成为文革最初五年的“枪杆子”代表和“笔杆子”代表。显而易见，只有这“两杆子”的相向交织和共向运作，文革大潮才得以涌动，从而掀起排山倒海的狂澜。

　　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陈伯达担任了文革最初数年最高权力层的“领班”。由于出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领导或主持了这一既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办事机构也是毛泽东旗下文革“军机处”的日常工作。他在文革初期的责任和使命既非同小可，又不同一般。陈伯达“领衔”的这一角色有点接近过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也多少类似文革初期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

　　二是陈伯达充任文革前半期的“舆论总管”。他全权负责文革初期中共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宣传、报刊、广播部门等具体工作，为文革思想在中共全党的推广和为文革理论在中国大陆全社会的普及，更重要的是为毛泽东文革一系列的方针、战略、政策和决定等等的贯彻，切实起到了舆论先行和舆论保障的作用。

　　三是陈伯达成为文革最初五年的最大推行者之一，并且成为难以替代的文革的鼓动者、造势者和“布道者”。纵观陈伯达在文革初期主持撰写和发表的诸多具有指导性作用和纲领性意义的报刊社论、他在诸如中央工作会议、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以及其他有关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直接传达着毛泽东的文革旨意、部署和决策，直接实施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文革大局的指挥、引导和调整，而所有这些，无不对文革的发动、铺垫、推广和深入产生了关键的作用和影响。

　　四是陈伯达位居中共中央层面由少数人组成的文革“首长”之列。文革开始不久，陈伯达就跻身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即文革领导人）各自的分工和职责，不仅明确，而且具体。他对于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领域的大革命、作为一场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作为一场新中国全民全社会的思想大革命（或“精神大革命”）所付出的投入或努力，很明显地不同于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即文革领导人）。在文革初期，陈伯达在文革最高政治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或“出镜频率”可能仅次于周恩来。

　　五是陈伯达可谓毛泽东文革事业的一大“急先锋”。毫无疑问，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拥有的全部权位和权势来自于毛泽东。他在那时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仰仗毛泽东并且直接源于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所进行的诸多工作和所完成的诸多任务，促使他成为把毛泽东本人的文革加以从意图生成为理论、从鼓动演进到实行的“马前卒”。甚至可以说，狭义的“陈伯达现象”依赖于毛泽东文革的思想锻造和实践锤打。

　　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即它的自我分裂、自我蜕变和自我消解。由于文革固有的矛盾和张力也好，出于文革高层文人相轻也罢（陈伯达同张春桥、姚文元的倾轧，特别是他与江青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因为多少持有一些自我主见也然（如陈伯达提倡大力发展中国电子工业并以此为中心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被斥责为“电子中心论”），最主要的是他在文革进行数年后因个人的权力或权益受到抑制而或多或少地与毛泽东的文革初衷有了分歧，尤其是他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不被毛泽东所看好而遭致废弃，促使他有可能逐步疏远或被排斥在毛泽东的亲信或心腹之外。陈伯达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响应林彪的那个讲话，企求加大对张春桥的打击力度，编纂了那份鼓吹“天才论”的语录并在华北组作了煽动性的讲话，这就直接或间接使毛泽东感觉到文革的最大“枪杆子”与头号“笔杆子”很有可能携手联袂从而形成夹击之虞，因为林、陈二人向毛的亲信张春桥发难则意味着动摇毛泽东的文革大局甚至文革根基。毛泽东当时很难而且也无法向林彪反击，而只能拿陈伯达开刀，敲山震虎，但这却带来了次年９月林彪向毛泽东决绝分手的先声，因为林彪的最终出走和死亡与陈伯达的倒台密不可分。这次庐山会议标志着文革总体危机的起点，也是文革历史裂变的开端。如果说“林彪事件”意味着文革全局败亡的濒临，那么废黜陈伯达则是文革彻底衰落的一个引子。这次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枪杆子”与“笔杆子”难成气势的联手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不难看出，这次庐山会议是整个“陈伯达现象”的最大危机，也是这一现象的最终破产。在一定程度上，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的结局还映现着中共文革文牍现象的部分塌陷，象征着毛泽东文革文案现象的局部破落。

　　再则，“陈伯达现象”的主要特色还在于陈伯达的思想理论“底色”。陈本人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而实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亲炙，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接受的就是“苏联模式”的教化。这一点对于陈伯达的影响是终生的。即使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既没有什么创新的贡献，也没有杰出的学术造诣和深厚的学业功力，更谈不上具有卓越的理论成果，他至多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以及关于革命的学说运用于中国近代、现代政治的阐释以及对中国古代某些思想的解说等等方面，特别是应用在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建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上。

　　然而，仅从陈伯达个人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和业迹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苏俄马克思主义”）既有渊源关系又有取向差异。若要延伸２０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评价俄国革命意味着评价一切革命”，〔６〕那么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也意味着评价一切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初来自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不是直接来自欧洲或德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时间成为政治上高度俄国化亦即列宁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在学术、学理上从日本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特定结合，这就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由于中国当时的羸弱和被外国列强所欺侮、所蹂躏，重在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互动，用马克思主义来救国救民；后者由于同欧洲发达地区的临近，力求使落后的俄罗斯追赶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力求俄国“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世界革命”衔接或转化。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中国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相似性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苏俄马克思主义那里明确了自己的初衷和方向。后来的史实不言而喻：一方面，苏俄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教条特性、独断倾向直至后来的僵化趋势深深地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尽管二者的相似点远远它们的大于不同点，但是这种不同点有可能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比苏俄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传统“个性”和民族“特色”。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由１９２７年毛泽东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到了１９６６年６月促使这种浸淫中国革命文化传统的“造反有理”成为文革兴起的大纛，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由中共过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转向了整治中共党内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这就致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了质的嬗变。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为纪念苏俄“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由陈伯达等主持撰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六稿）社论之中。文革的“继续革命论”经由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的整理，首次得以明确显现，他们把这一理论概括为“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亦即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３日写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中称：“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这六条要点的内容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当日，毛泽东就对此文批示：“修改得好，可用。”（《年谱》第３５４页）这种“继续革命论”成为整个文革意识形态三大支柱性的理论之一，其他两个是“阶级斗争论”和“全面专政论”。除了张春桥后来对“全面专政论”有着专文阐述，陈伯达本人对上述另两个理论的阐释和应用出力颇多。可以断定，中国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斗争论”转向“继续革命论”，陈伯达是完成这一转向的一大“操盘手”。但是，“继续革命论”能否成为马克思本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呢？问题在于：一方面，这种“继续革命论”表面上是与由马克思关于从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而来的“不断革命论”有关，但是，实质上，它把“阶级斗争论”直接移植到共产党内，却没有表明也无法表明由此而来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这种资产阶级所依存的经济根源何在和制度根源何在。在一定意义上，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是“阶级斗争论”的特定变种。另一方面，文革“继续革命论”以及“阶级斗争论”、“全面专政论”，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仇恨和恐惧远远甚于对于封建主义和皇权主义的警惕和拒斥。上述三论共有的一个伪命题就是在中国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多少有些难堪和尴尬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时代”，何以侈谈“复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继续革命论”的应用最终彻底反噬了像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继续革命论”推动者。

　　文革当年对于陈伯达的批判，把其思想理论归结为“黑四论”：一、唯心主义先验论；二、唯生产力论；三、阶级斗争熄灭论；四、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无论这“黑四论”与陈伯达说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他所信奉的文革意识形态是否黏连、是否自洽，都不过是讨伐陈伯达的“说辞”并把他逐出文革教门的“诉状”。当年围绕着陈伯达提出“天才论”而来的争论以及对他的攻讦，今天看来十分浅薄，相当粗陋，几乎不具备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争的气息。无论是当时提出还是反驳“天才论”，这些都难以忝列马克思主义的“法眼”，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基本范畴。因为，十分简单、粗暴而又沉重的是，在这些所有的争论背后都无不流淌着权术权谋的交汇和激荡着权贵权势的交锋。即使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的思想以及他所阐释、转换、运作的理论，又有多少经得起证伪或批判？又有多少称得上持久而弥新？

（三）

　　“陈伯达现象”还意味着这样的宿命：陈伯达本人如同数百年来中外革命历史中的无数革命者一样经历了一条规律性的人生历程，即革命者不是每每被革命的过程所异化，就是往往被革命的阶段所吞灭。像陈伯达这样的文革初期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第四号人物竟然在文革第五个年头就身败名裂，并与其所不懈推行的文革这场大革命最后近乎不共戴天。由此，“陈伯达现象”所衍生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文革给包括形形色色的文革积极参与者带来了什么？特别是给身体力行文革的文人们带来了什么？

　　因而，“陈伯达现象”的一个重要取向在于它凝聚了文革的文人现象，即汇集了文革“笔杆子”文化的方方面面，这里主要涉及文革与文革文人的关系，因为陈伯达本人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在我看来，这种文革文人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他们不以学术为业，不以学业为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精神从而进行独立文化创造的知识者；而是那种文革时期兼具政治角色与意识形态功能（或职责）的文化人。无疑，文革文人对于文革大潮的涌动和泛滥兴风作浪，并对文革泥沙的生成和集散推波助澜。到头来，文革文人从整体上被文革的洪流荡涤殆尽。

　　文革文人皆以文革政治为本命，依附文革权力、权威，仰文革最高领袖兼发动者之鼻息，唯文革权贵及其格局（哪怕是短命的）之马首是瞻，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及文笔功夫，可为文革呼风唤雨般的宣传造势而效犬马之劳，可为树立文革敌人（哪怕“假想敌”）来为文革鸣锣开道而充当“吹鼓手”，可为文革意识形态的专制及暴行而兼任制造文字狱及冤假错案的“刀笔吏”，可为自己的政治生存争权夺利而不惜玩弄或践踏人性的底线和人道的基线。这种文革文人的私心短见以及卖身投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备扪心自问而无愧的人格，不可能具有完全见得起阳光的人生。他们很多人不是经历了文革都有各自的“心酸史”或“丑陋史”吗？他们又有几人敢于面对文革的罪过尤其是正视各自本人的恶行作出起码的自省和应有的忏悔呢？这里，借用陈伯达自己亲历的多次自诩为文革“小小老百姓”到他给文革另类人物打上“变色龙”、“小爬虫”、“政治骗子”等标签却反刍自身的流变，不正说明了文革文人大多只能充当文革不同阶段政治薄命和时运多舛的“祭品”吗？

　　毛泽东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针对陈伯达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成为陈伯达政治生命死亡的“宣判书”。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革时期所写的第二篇字数最多的文稿（仅有７００余字）颇有非议的就是那段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是一时激起的气话？罔顾事实的反话？难以言尽的无情？不计情谊的决绝？还是兼而有之？人们当时或后来何尝不是对毛泽东给予陈伯达泰山压顶般的处置而颇感匪夷所思吗？其实，无论怎样看待或解释，都无法否认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前后所属的二十六名秘书之中，陈伯达的作用和意义是无出其右的。这里，我要借用一下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７日上午我采访清华大学水利和水力工程学系教授黄万里先生的记录。黄万里先生告知我，其父黄炎培先生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的被称为“窑洞对”的谈话，后人们大多只知道这次谈话中黄炎培先生提出的那一“政权兴衰周期率”问题。其实，黄炎培先生当时还向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贵党建立政权后将如何对待“功臣”？是杀掉还是“杯酒释兵权”呢？毛泽东说：共产党不会的，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假如有这种情况，我们将采取“民主”的方法。〔７〕但是，即使陈伯达曾经有恩于毛泽东（“我救过毛主席！”），包括文革在内，“革命总是不知感激的……”。〔８〕对毛泽东薄情寡恩于陈伯达（绝不止于陈一人）的往事，“人们一如既往地对革命者的悲惨命运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却对他那种哪怕是将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也要为之奋斗的革命幻想并不热衷。”〔９〕是否可以假设：如果陈伯达不是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底倒台，而是在此之后还有政治生计延续或政治生机转折，那么他的命运和结局是否会比“四人帮”、会比康生等人要好一些呢？否！因为又是同样非常简单而明确：正是由于文革的本性，也正是由于文革文人的“天性”，像陈伯达这样的文革文人最大代表无法逃脱厄运。

　　不只是像陈伯达这样显赫的文革文人命运身不由己，就是那些相对普通的文革文人也是时运不济甚至自残自哀。例如，我熟悉的清华大学一位教师，当年被调入“梁校”大批判写作组，进去三年，文革后被“审查”三年半多，他只不过是这个写作组的一名普通成员。他告知我，他文革结束后被迫写出交代、检查、揭发、旁证等等材料摞积起来，高达一尺七寸（当时没有电脑书写和打印，只能用每页约４００—５００方字格的稿纸加上复印纸来誊写、留底）。这前前后后近七年的时间，对于这位教师的人生年华，浪费、荒废乎？抑或无为、虚化乎？１９６８年，陈伯达与夫人刘叔晏吵架时，这位夫人对丈夫说：“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１０〕“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回合，挨着你。”〔１１〕面对夫人这种了事如神的预感，陈伯达有何感受？他会不会感应到继他１９６８年３月“发明”（或“概括”）的文革那“五个回合”之后出现的“第六个回合”恰恰就夯实在他的头上呢？１９７０年后，陈伯达被戴上了五顶政治大帽子：一、国民党反共分子；二、托派；三、叛徒；四、特务；五、修正主义分子。文革结束之后，这五顶政治大帽子仿佛不翼而飞，没有一顶是牢固可靠的，皆为不实之词。这看起来苦涩、可笑，但却是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层面内讧的惯用手法。近代俄罗斯著名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写道：“每个革命者都梦想着专政，这将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马克思说的领袖专政，抑或是布朗基派说的革命司令部的专政……。大家都梦想，革命就是借助革命法庭合法地消灭自己敌人的可能性……大家都梦想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无限的国家，视人民为自己通过千百万各类官吏治理的臣民……所有革命者都梦想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旨在清除任何敢于和当权者不一样思想的人……最后，人人都梦想限制个人和民众的主动精神……让民众选出代替他们思考，以他们的名义制定法律的领袖……这就是百分之九十九以革命者自诩的人暗自的梦想。”〔１２〕的确，包括陈伯达在内的文革众多文人从来就没有逃脱出革命者上述的梦想、宿愿、志向并由此追求极权、暴力、恐怖的“天性”。

　　然而，迄今为止，包括文革在内的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革命，无论其宗旨和取向如何，无论其目标和形式几多，无论其过程和结局怎样，都没有甚至不可能解决其本身固有的根本问题（即普遍性、共同性、恒久性的问题）：革命既没有使革命者自己获得彻底解放，也没有使革命者本人达到全面发展，更没有使革命者自我实现真正自由！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言：“革命者崇拜的是明天，可是他们却生活在昨天……”〔１３〕更有可能，革命者不是由于明天而死去，而是因为昨天才死去！简言之，革命最终给革命者造成了什么？

　　《年谱》把陈伯达的一生概括为“跌宕人生”。这种“跌宕人生”在政治上则是为理想国而生、为乌托邦而亡！确切地说，陈伯达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理想国而生、为文化大革命乌托邦而亡的一生！对于陈伯达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并为之献身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已经不可能指望陈伯达在其生命最后几年里写下的诸多文稿中有什么像样的反思和探究了。质言之，陈伯达用自己的一生既给这种奋斗带来了自我否定式的发问，也给这种献身作出了自我异化般的回答。无论怎样，陈伯达的“跌宕人生”已成为或是在从这种理想国演进的“革命尘世”里、或是在由这种乌托邦终结的“革命天国”中一块还未彻底风化而颇有价值的“活化石”。后人们能否从这种由理想国到乌托邦的人生中获得启示而有所自新呢？

注释

〔１〕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８２３页，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２〕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４００页，修订版，香港，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
〔３〕叶永烈：《陈伯达传》，下册，第７２２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４〕陈伯达当时高喊的是“我救过毛主席！”参见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７９页和第３９８页，修订版，香港，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另一说法是陈伯达高喊“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参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上册，第２４１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这件事是指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８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驻地时，陈伯达力劝并促成毛泽东去躲避。
〔５〕１９７０年秋，南开大学革命委员会宣传部门组织有关人员，清理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９７１年夏，参与此项活动的刘泽华、封毓昌等四人查阅陈伯达１９３０年代的文章，意外发现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大纲》（没有作者署名）的“河北商专”教材，这一石印本的教材与毛泽东后来写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当时，刘泽华等感觉此教材可能与陈伯达有关。慑于那时文革的恐怖形势，他们不可能继续查询下去。只是到了１９７０年代末，经过他们的考证，才知道这一《社会学大纲》教材的“作者”是杨秀峰（１９４９年后，先后担任过河北省省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在此教材中转述了苏联学者的许多观点。刘泽华等写信请杨秀峰确证是否为上述教材的“作者”，但是杨秀峰只是吩咐其秘书回信告知刘泽华等人：此事到此为止。（参见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炎黄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９期第２４——２５页）对刘泽华教授的回顾，我的诘问：刘泽华没有指出或者还不了解李达１９３７年发表的《社会学大纲》与毛泽东《矛盾论》的关系。前一著作深受苏联学者西洛可夫等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影响。在写后一著作时，毛泽东对前一著作写下３５００余字的批注，并表示“读了十遍”。（“毛泽东曾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我已读了十遍”，http://www.chinawriter.com.cn，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６：０８来源：北京青年报）陈伯达本人对此的回忆有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实际上把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翻译过来的。”（《年谱》第４８页）刘泽华没有想到或没有进一步考证杨秀峰名下的教材《社会学大纲》是否来自李达所写的同名著作。无论怎样，《社会学大纲》与《矛盾论》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点，刘泽华才指出了“《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６〕毕仰高：《历史的覆辙——中俄革命之比较》，夏沛然译，第２８８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７〕唐少杰：《黄万里先生访谈录》，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三辑，第３３—３４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８〕转引自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托洛茨基传——描绘托洛茨基政治肖像》，赵永穆、张琳娜、徐燕霞译，下册，第９６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
〔９〕同上，下册，第１８７页。
〔１０〕叶永烈：《陈伯达传》，下册，第５０５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１１〕同上，第６３７页。文革的这“五个回合”是指：第一个回合是“打倒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第二个回合是“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个回合是“击退”了“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个回合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１２〕转引自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托洛茨基传—描绘托洛茨基政治肖像》，赵永穆、张琳娜、徐燕霞译，上册，第５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
〔１３〕同上，下册，第３２８页。

□　原载：《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１９０４—１９８９）》，余汝信编，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２０２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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