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聂元梓的九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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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聂元梓的九十八年

老田

　　在过去一百年内，中国经历了变革幅度最大的历史震荡，恰好，聂元梓都作为亲历者
认真参与其中了。正是从个人与历史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她教科书一般的经典人生。

　　毫无疑问，聂元梓最初亲历的是中国革命岁月，她作为具有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参
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为高级别干部。这是她人生中间第一
个重要时间段。在《聂元梓回忆录》中间，她追述了自己参加共产党领导下革命队伍的经
过，在那个“北平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她寻找一个能够打日本的队
伍加入。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与日寇签署“何梅协定”之后，党国的军警宪特退到保定以南，深
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大多对国民党政权绝望了，希望有一个真的打日本的力量可以加入
。到了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真的已经摆不下平静的书桌了，大批青年学生撤
出平津寻找抗日道路。正是这个时候，共产党人完成了长征到了北方，在平汉铁路各站，
共产党人摆上一张木头桌子，派出人员招募抗日青年从军。据聂元梓回忆，最初与她接洽
招募事务的是程子华，而与聂元梓一道受招募的三位小伙伴，都十分抓紧这个被招募的机
会，唯恐被扔下了，几乎到了要紧跟盯人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聂元梓作为高级别干部，亲历官场的蜕化变质过程，她自己第一次
不幸婚姻，就源于小三追求“大干部”的排挤效果。她作为女性，首次从这样的视角，深
切地体验到了革命第二天的一般性问题。在她的第二次短暂婚姻中间，她被带到了共产党
最高层官员的生活圈子，亲眼目睹了中组部长的交往圈子及其腐朽堕落的淫乱生活，她对
此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还从阶级斗争和特嫌角度向康生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在１９６４年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间，她受到工作组的启发和动员，起来揭露北大
官场的问题，就此被官场打入另册，１９６５年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备受打击和批判。
到了文革前夕，北大官场已经预备把聂元梓放逐农村，驱离北大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她看到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精神，同时也预备做一次鱼死网破的抗争，这才是她参
与那张著名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在共产党人的政治传统中间，群众路线和批判与自我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同时
也是一个对传统政治生活的巨大颠覆。按照老田的看法，这样的政治实践是一个打开封闭
政治空间的革命性举措，是极大地缓和政治不平等以及权力封闭性的革新，传统的等级关
系以及下级依附并服从上级的政治关系，相当大程度被缓和了。上级垄断权力和决策机会
的封闭性，相当程度打开了，下级或者群众可以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或者诉求，参与决策
过程和权力运作过程，甚至还可以对上级进行周期性的“反批评”（整风），这个变革，
老田称之为“私人领域公共化”。

　　在根据地年代，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革新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长官的尊重，因为
没有下级和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切都玩不转。但是，到了执政之后，长官一个人垄
断机会分配同时经营小圈子，就成了官场风气。北大官场一样如此，即便是上级派来的工
作组，想要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也不得不深入动员和拉拢“积极分子”，北大官场此种小
圈子经营带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甚为普遍；而工作组为了打开局面，也不
得不费心费力去经营另外一个小圈子。以第二个小圈子，去揭示第一个小圈子的问题，这
个恰好说明官场的真实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革命后年月，革命年代的私人领域公共化趋势，被逐步终结，官场的小圈子封闭程
度加深，“跟人而不是跟路线”成为聪明人的首选，宁可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成
为官场铁律，正是依据这一的新标准，聂元梓才被认定为“异己分子”和不可靠力量，成
为需要彻底放逐的人。在文革后，聂元梓这一段经历被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坏事，但是
，从中国革命的旧传统和共产党人的明示规则来说，聂元梓的说法很对。但是，做得对的
，为什么反而吃不开，这才是文革所揭示的根本性问题所在。

　　北大四清运动的反复，工作组第一批动员的积极分子，面临着被反攻倒算的命运和风
险，在这个过程中，各路人马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表现。象聂元梓这样，不愿意后退与妥协
的是一批人，除了她之后还孙蓬一、郭罗基等人；也有人及时地转弯子，进行一百八十度
转向，想要重归旧章，再找好一个位置坐回去，例如著名的季羡林就是这样的一个聪明人
。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间，没有清晰讲述她在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受到那么大压力，为
什么还继续拒绝退步。看起来，聂元梓作为女性革命者和高干，早已经有了对于官场的潜
在批判意识，她之所以成为工作组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拒绝后退以保全自己，应该说这是
她愿意遵从的“本心”——她自己对于官场的批判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以至于被陆平等
人彻底划为“界外”预备放逐她下农村去，她依然没有选择后退和求饶，而是在文革初期
参与署名第一张大字报，这原本是要选择一次“殊死反抗”，很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在这个问题上，聂元梓身上确实存在着继续革命的内在动力，或者潜意识里已经有了想要
终结官场腐朽黑暗面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她才坚定地选择向前。

　　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聂元梓回忆说自己也极感意外，她追
述当时的感受是“脑袋发懵”——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件事肯定对她有利
，把她从极端不利的状况下解放出来了，这一点倒是清楚的。

　　正是因为此种力度的支持和宣传，聂元梓有了一笔在无意之间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
所以，她后来在新北大校文革中间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中间不妥协
的积极分子，现在近乎有了英雄的地位，成为人们称赞和膜拜的对象。但在另外一个方面
，那些在国际饭店中间妥协过的人，对照下来，则近乎有了“当叛徒”的不光彩，从这样
的心理出发，就格外需要彻底抹黑和打压聂元梓的需要。就这样，著名的季羡林先生参加
了对立派“井冈山”，说他们自己才是“更造反”“更革命”的一方，直到１９９０年代
季羡林书写的回忆录的里面，依然象泼妇骂街那样恶毒咒诅聂元梓和她们那一派，却没有
讲出为何如此的道理。

　　文革大潮兴起之后，每一个人都在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想办法以损害他人位
置为条件去提升自己。在这样的恶性政治竞争中间，聂元梓缺乏把控能力，也未能在需要
她发挥正面引导作用的时候，起到相应的作用。虽然被合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但
是，这些领袖们确实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领导责任。北大和清华，作为全国著名学府都陷
入恶性政治竞争，以至于最后升级到武斗。在两派的辩论中间，每一派都竭尽全力抹黑对
立派，各种语言暴力有增无已，１９６８年毛老人家在接见五大领袖时，用开玩笑的口气
复述了北大两派的辩论策略：井冈山一派说聂元梓哥哥姐姐都不是好人所以她也不好，而
新北大一派提出“杀牛、宰猴、断羊腰”。据谢静宜回忆，毛爷爷私下里对北大清华的状
况极端不满意，措辞更是相当刻薄，甚至有“不知羞耻”的字眼。

　　应该说，北大和清华的文革走到两派尖锐对立和武斗的地步，业已形成了难于共存的
僵局，毛爷爷在接见时开玩笑说要不“斗批走”“斗批散”、北大清华都一分为二，两派
各自组成一个大学算了。此种严重状况的出现，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利维坦”的迫切需要
，以及造反派从现实政治中间出局的后果。正是在同一次接见中间，周总理、康生等人开
始狠批造反派组织的“北航黑会”，这预示着未能够完成基本政治整合、实现团结大多数
的造反派力量，已经被视为恢复秩序的负面力量了。

　　今天回顾，北大和清华的那种状况出现，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应付和解决的，聂元梓
当时有着较高地位，却未能对此作出改变，因此，领导能力不足的判断是成立的。至于文
革后说聂元梓就是原发性的破坏力量，则迹近胡说。

　　在文革后，“做得对的吃不开”的趋势，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所以，聂元梓作为坏
人在宣传和定性中间就变得更坏了。但是，这个诱发文革参与强烈批判意识的问题，不仅
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

　　聂元梓一生的坎坷曲折，促成了她对官场的朴素批判性，文革期间就此获得标杆地位
，由此也带来她后半生的牢狱之灾。“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聂元梓早期参加革命
，中期对革命后官场产生了朴素的批判性，晚期就此受到官场打压，这些曲折的经历，均
与中国革命的原初追求密切相关。一个人也许不是刻意地追求继续革命的，但是，人生际
遇如此需要她做出明确选择与抗争的时候，她依据自己的际遇和经验也选择了，然后，她
就活成了那个与革命初心无法相互离弃的样子。

　　如果聂元梓真的预见性地认识到她选择的一切，有能力把控她遭遇到的各种状况，那
她就可以与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相比了，会成为芸芸众生中间的例外，她人生经历和思考
的代表性，反而会因此降低不少。

　　文革虽然被彻底否定了，但是聂元梓看到了的官场黑暗面，以及她付出过极大代价批
判过的腐朽状况，都依然存在着，并且更加严重了。在组织及权力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中间
，聂元梓的处境和遭遇到的困境，恰好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日常面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聂元梓的人生及其曲折，都依然是人类进步阶梯上的一环，她的付出和牺牲依然是有价
值的，这肯定会得到后人的公正评价。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聂老的一生及其牺牲，都是
做为战士而付出的代价，她的努力和曲折，都将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愿聂老安息！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　来源：《乌有之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