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残的历史学家？（malingcat 评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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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残的历史学家？

malingcat 评论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2010-06-23 23:26:24

在豆瓣上刷屏，看到友邻散出一条关于“脑残”的定义：Your brain has two parts: the left & the right. Your left brain has nothing right, and your right brain has nothing left. 脑子包括左脑与右脑，左脑啥都不对，右脑啥也没剩下。绝倒。

如果不管left和right的双关性，只是老老实实地谈国人喜欢谈的“左”与“右”，这个“脑残”定义一样经典。我个人不止一次亲眼看到，平常理智稳健、文质彬彬的学人们，只要一沾左与右的问题，马上思维短路，火花四溅，大脑当中彷佛落下一道闸来，左的容不得一点右的，右的同样严防死守，哪怕温和的泡史料的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宅男宅女们也不例外。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是本有趣的书。1951年9月，朝圣山学会在法国博瓦隆召开研讨会，讨论历史学家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的，他们注意到，世界各地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一代又一代学生说，工业革命在英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惨状，奇怪的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人口数量却在迅速增长，民众的预期寿命也大大延长。那么，历史学家告诉大家的是真相吗？历史学家们憎恨资本主义吗？在会上，共有4篇论文供大家讨论，其中1篇没有写完。与会者认为已经成文的3篇应当发表，并可适当加入该派会员此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大任降到哈耶克头上，他自己写了《导论》，一共编辑了5篇文章。秋风在将此书翻译为中文的时候，又加了6篇文章作为附录，“当然，其立场与前面的作者完全一致。”

研究一下这11篇文章的9位作者可能是件有趣的事儿。时间有限，简略介绍其中的数位：哈耶克（F.A.Hayek），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还有啥说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经济学家，大牛，也不必说了。阿什顿（T.S.Ashton），来自LSE的经济史学家，工业革命时期生活水平大讨论的始作俑者，1949年发表第一篇论战性质的论文，即收入本文集的《1790年至1930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哈特威尔（R.M.Hartwell），经济史学家，任教于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曾任朝圣山学会会长（1992-1994），这场争论的中流砥柱。

因为收录的是“完全一致”的右翼这一边的论文，所以当时论战的场景很难从中一窥全豹。实际上，这场争议从50年代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达到第一个高潮，那是哈特威尔和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对决，连美国人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乃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被“卷入”论战。1983年，Peter Lindert 和Jeffrey Williamson提出了新的研究证据，右翼得到支持，但是新证据也并非毫无瑕疵，论战继续进行，而且越来越深入和繁琐。时至今日，在谷歌的学术搜索引擎打入“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哗，24万条结果。剑桥的《经济史》杂志去年还有专辑研究这个“古老问题”。

经过60年论战，大家达成共识了吗？如果你斗胆问一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是更幸福了还是更不幸了？”马上会有知情人士跳出来指点你：第一，工业革命？谁定义的工业革命？哪个阶段的工业革命？1820年之前还是之后？第二，英国工人阶级？太泛泛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男工、女工、童工？还是乡村的手工劳动者？怎么算，平均着算还是就和着史料局部地算？第三，幸福？幸福或不幸拿什么指标体系来衡量？面包、牛肉、啤酒、鲭鱼，好吧，这算带来幸福的物质，可是土豆呢？它代表什么？

朝圣山学会没有后来的学究这么罗嗦，未等进入史料的泥潭，他们在1951年已经达成一致：两百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歪曲工业革命的历史，他们使全世界相信，工业革命就是狄更斯笔下的煤烟城市，就是皮包骨的儿童，就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纺织女工，就是伦敦街头的孤儿、残疾人和妓女。这批历史学家培养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精神”，哈特威尔说：“反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一种思想上的倾向，它在资本主义那儿看不到一点好处，资本家则更恶劣。它对资本主义秉持一种负面看法，突出它的缺陷而否认它的优点，只看到它的失误，而贬损它的成就。在它看来，由于资本主义，整个世界在一步一步地堕落；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摧毁或者削弱了欧洲伟大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它滋生出了一个不平等、不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量的人处于疏离和不满状态。”

不满于历史学家的哈耶克相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曲解，首先是因为19世纪最早一批专门研究经济史的人士中，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倾向于社会主义，德国历史学派是“教授席上的社会主义者”，美国制度主义者也在营造社会主义气氛。他们只有天真的信念、良好的动机、却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按照更刻薄一点的米塞斯的观点，这些人仅仅是由于对经济学的无知而成了流行偏见的奴隶。最刻薄的是哈特威尔，他指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家”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或新闻记者，属于中产阶级，受到良好教育，经济上相当舒服，通常也有充分的优越感。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却没有得到最高的报酬。作为最聪明的人，他们相信自己承担着向“劳动阶级”和“统治阶级”提供“理想社会”的政治理念的责任。他们通过同情底层、批评资本主义而获得道德优越感，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劳动阶级。一句话，他们精英主义，自私自利，并且伪善（这个论调，倒不妨参阅《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一书）。

这场争论事关重大，因为涉及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合法性”问题。两边都“脑残”了一点，想想可以“理解”。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左右两翼的对垒，更不是随后论争中复杂的统计框架和模型，而是左右两边在一点上的难得一致，那是关于“舆论”的（不要忘了，舆论学大师李普曼也是朝圣山学会的成员之一）。哈耶克开宗明义，在《导论》中劈头写道：

“政治舆论一向、并将永远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紧密相关。正是根据历史经验，我们相信，我们的种种政策是可取的；而我们当前的政治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左右我们对历史的解释。……然而，当前指引我们的历史信念，未必总是合乎历史事实；有时，历史信念与其说是政治信念的后果，不如说是政治信念的前因。在塑造舆论的过程中，历史神话所发挥的作用，也许与历史事实不相上下。不过，除非我们赖以得出我们的结论的历史记载本身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不要指望能从历史经验中受益。因此，历史记录对于民意的影响，很可能比那些创造新理念的政治理论家的影响更持久、也更深刻……”

正是因为“在新的政治理念为一般公众所接受的间接的、迂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书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进一步而言，重要的不仅有历史学家，也有各种其他学家们。秋风指出，尽管哈耶克不同意凯恩斯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几乎所有结论，但却对凯恩斯下面的一句话欣赏备至：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在正确的时候还是在错误的时候，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人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常常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作耳旁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逐渐渗透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对于为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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