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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 2010年第7期]
在“四清”运动中,关于社教中的若干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争论。刘少奇在给江渭清的回信中,公开了两人的分歧。随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其后,全国开展了对《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的讨论。结果是,各级机关、单位大力反右倾,导致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重大事情;然而,国内外迄今甚少见到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专门叙述。笔者搜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试对其来龙去脉做一揭示。
一、江渭清“顶撞”了刘少奇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城乡普遍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南方视察“四清”运动。7月14日,刘少奇来到南京。江渭清向刘少奇汇报了江苏省社教的情况。在江渭清汇报时,刘少奇曾有许多插话。接着,刘少奇亲临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作了两次讲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他认为: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他又说: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强调省、地(市)、县委书记,都必须有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刘少奇批评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对此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刘少奇说:“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江渭清说:不能这么讲。据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渭清埋下了伏笔。
二、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
刘少奇离开南京后,在上海、郑州、武汉、长沙等地视察时继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批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蹲点。8月下旬,中央召开6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干部座谈会议。座谈中,刘少奇提出“反右倾”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的问题,那里曾发生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这就是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高沟事件”,时任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曾就此事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刘少奇赞赏。7月29日,王光美曾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这次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会议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批评江渭清:“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江渭清回答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经查,在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确有要“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指出:“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将这个“通知”作废。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
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了领导责任。
收到江渭清的上述信件后,刘少奇于9月30日给江渭清回信,批评江渭清给他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其实,刘少奇之所以给江渭清写这封复信,并不仅限于批评“教条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刘少奇认为,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复信中重提了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江渭清的谈话,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十年前更多了,还是比十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十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在信中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
通过这封信,刘少奇将7月份在南京讲话时就提到过的“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呢?”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认为“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他还以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为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这样做,“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在信末,刘少奇要求江苏省委开会讨论这封信,并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来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10月l5日,江苏省委发出《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10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批转江苏省委印发的《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认为,“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关于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一封信,有一节历史需要补充。最初,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给江渭清的这封信是持赞同态度的。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写了批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批评,肯定了刘少奇“反右倾”的举动。他指出:“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还对这封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话,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1964年年底,形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据江渭清回忆: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问江渭清,刘少奇对他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渭清回答:开始不检讨;刘少奇给他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听后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毛泽东还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1965年11月,毛泽东来江苏视察,江渭清汇报了要按照刘少奇答复江渭清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江渭清回答:“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泽东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的态度发生变化原因何在呢?其实,在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关于“四清”矛盾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等问题上,已经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指导“四清”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基于这种背景,在江渭清与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争论中,毛泽东站在了江渭清一边。
三、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
根据刘少奇和中央“反右倾”的指示精神,各地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在社教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并投入到“反右倾”的斗争中去。“反右倾”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中央要求从政治局委员起一直到县以上各级党委第一把手都要选择一个公社(大队)、一个企业、一个学校去蹲点。
华东地区。据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运动实录》记载,山东省共组织了5200多名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曲阜蹲点。在曲阜蹲点的还有内务部长曾山、文化部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江帆等人。安徽省委书记9人,蹲点的有5人;省委常委15人,蹲点的有8人;省厅局长符合参加社教条件的248人,蹲点的占52%;地委书记蹲点的16人,县委书记蹲点的91人,地、县委第一书记除特殊情况外全部下去蹲点。
江西省地委书记蹲点的23人,县委书记蹲点的230人,占50%。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化名易强到临川蹲点。浙江省抽调厅局长级干部72人、处长级279人下乡蹲点;地委常委74人中,蹲点的34人;县委常委共539人,蹲点的229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分别到上海综合仪器厂、协昌缝纫机厂蹲点。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化名余勉教授先后到上海宝山县扬行公社城西二大队与奉贤县胡桥公社孙桥大队蹲点。
据《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记载,江苏省委抽调了7个常委和65个部委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下去蹲点。江渭清化名江淮,在句容县天王公社蔡巷大队蹲点。彭冲负责城市“五反”,蹲在南京307厂。此外,省级机关部、厅、局长有247人,下去蹲点的占30.7%;地委正副书记有39人,下去蹲点的占49%;县委正副书记有264人,下去蹲点的占45%。当时在江苏蹲点的著名人物颇多,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陈毅元帅夫人张茜、中央计委副主任薛暮桥、林彪夫人叶群和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
华北地区。据河北省《1964年冬至1965年春“四清”工作队伍计算表》:河北省各地抽调下去蹲点的领导干部数为:石家庄800人,邯郸669人,承德350人,张家口900人,唐山650人,保定792人,沧州513人,邢台822人,衡水26人,天津586人,全省共计6342人。
北京市委书记处除万里负责面上“四清”外,刘仁、郑天翔、邓拓、陈克寒都下基层蹲点。其余11个常委中,有6人下去蹲点。通县是北京市郊区“四清”的重点,在这蹲点的有中央部委厅局16位负责人,北京市25位负责人及区县19位负责人。
山西省有90个县委书记、5个地委书记下去蹲点。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副省长卫逢祺在定襄县神山公社镇安寨蹲点。
西北地区。长安县是陕西省“四清”运动的重点县。据《杨尚昆日记》披露,有30多名中央办公厅干部来此蹲点,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省长李启明、西北局候补书记刘刚、《红旗》杂志社副主编胡绳等人都在这蹲点。
据《王世泰回忆录》所叙,甘肃省委安排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及王世泰、胡继宗、葛士英、徐国珍、丁乃光、韦明等七人去农村蹲点。据吕剑人《我的回忆》所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吕剑人负责喀什专区的社教运动,并在疏勒县洋大曼一区一公社蹲点。
东北地区。据《宋任穷回忆录》记载,1964年秋,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东北局书记处的其他人如马明方在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在沈阳七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在农村蹲点。中央机关派出了34位负责人和2800多名干部在东北参加城乡“四清”蹲点,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交通部孙大光和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油部康世恩和徐子强在大庆油田。
华南地区。据《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广东省委书记处也纷纷下乡蹲点。陶铸去花县,赵紫阳去中山,区梦觉去高要,张云去澄迈,张根生去揭阳,寇庆延去惠阳,陈德去阳江。广州市“五反”由曾志蹲点主持。海南岛的“四清”,由广东省副省长罗范群蹲点指导。阳江县是广东省重点“四清”的一个县,在此蹲点的有省军区政委陈德、省委宣传部长陈越平、湛江地委书记孟宪德、省水产厅厅长舒光才等领导干部。
西南地区。贵州是全国“四清”运动的重灾区,由西南局直接指挥,并组织了由西南局常务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和中纪委书记钱英(瑛)为团长的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并从中央各部和军队选派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和西南局各部委及全国18个省市抽调出的2000多名干部,在贵阳各基层单位蹲点。遵义县虾子区是贵州“四清”运动的重点,在此蹲点的有劳动部副部长李正亭、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刘翼平、人民大会堂保卫处处长李舒田、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王晓棠等。
中南地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化名林震在湖南湘潭县响水公社蹲点。邵阳是湖南的重点“四清”地区,中国人民银行代行长胡立教、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王卓如、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平水、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政委顾同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启文等人带队在武冈县蹲点。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叙述,全国工交系统18个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长带领22000多名干部蹲点。高校也开展了“四清”运动,至1965年5月,全国有23所高校搞了社教运动。其中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北大社教是开展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包括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等人在内的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在北京大学蹲点。
军队也不例外,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干部参加城乡社教运动的报告》所载,到1964年12月,全军已抽调30747干部参加社教运动,其中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773人,包括67名将军在内。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福州军区副政委卢胜等都带头下去蹲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1965年9月到浙江嵊泗马关公社蹲点。
大批干部到基层蹲点,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有助于了解群众的呼声,洞察群众的疾苦,有助于摆脱官僚主义习气。然而,需要如实指出的是,刘少奇在答江渭清的一封信中强调的反右倾思想,以及他在此前后起草和批转的一系列文件,如“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等,对“四清”运动的进一步“左”倾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永华,历史学博士,江西省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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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4 03:5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