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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军内一小撮” 风波始末
文/闫志峰
党史纵横, 2005年09期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6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称这篇文章“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的要害”，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关锋提出“军内也有一小撮”，林彪完全同意，就此“揪军内一小撮”出笼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强调：部队文化大革命很重要，要搞好，搞彻底；部队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但阻力很大；机关、院校要同地方一样搞，要坚决支持部队左派，在军队内部也要搞大民主。“机关要彻底搞。主要一条是革命，把革命摆在第一位，战备和其他工作要照顾一下。……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一般的开会批评。”
林彪在这次会上，宣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主管军报。1月10日，关锋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在钓鱼台6号楼，召集当时的中央宣传小组组长王力，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开会，传达林彪的指示，针对“军报宣传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研究如何改进。
会上研究提出几条改进军队宣传的意见，并给全军文革和林彪写了报告。关锋让胡痴记录报告的内容，几个人议一条，由胡痴写一条。关锋说：解放军报要指导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军内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可统统揪出来。……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
几个人当场凑了五条，又作了一些修改，由关锋、王力、唐平铸、胡痴四人共同签名，送全军文革报林彪。
1月11日上午，关锋等接到林彪办公室秘书的电话通知：林彪11日批：“完全同意”。
“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就这样出笼了。
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措辞强硬：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并提出：这种阻力（指阻碍“文化大革命”开展），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过去，他们曾经施展过种种卑鄙伎俩，进行捣乱。现在，他们还要耍出各种花招，进行新的反扑。
社论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毒全国。
一时间，元帅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等均遭攻击，朱德总司令也难逃一劫。当时时髦的、常规的观点是：各军种各兵种及至各部队，一二把手无疑是军内一小撮，先揪出来再说，绝对百揪百中。
林彪与“中央文革”亲密合作，掀起“揪军内一小撮”黑恶浪潮
7月，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处理问题，他俩压制被武汉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并把其定为“保守组织”，招致该组织的不满。20日，“百万雄师”把王力从住所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中央文革”认为，武汉能够爆发“7·20事件”，“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揪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随之成为“中央文革”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成为“文革”的“第三战役”。
7月22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当天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由谢富治汇报“7·20事件”情况。会议讨论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号称百万人大会。这个决定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讨论作出。江青和康生坚决主张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坚决不让叶剑英、徐向前出席大会。中央文革小组还把研究要点书面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还要康生打电话请示在上海的毛泽东。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会前2小时，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现决定参加。林彪在电话中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林彪的电话，使“中央文革”倍受鼓舞。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林彪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大字标题中明确提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之后，蒯大富、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也相继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从7月26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共达十几篇之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高潮，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其他中央报刊亦相继发表新闻、文章、社论，多达76篇，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北京支持你们》的纪录片，在全国放映。
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研究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封由陈伯达起草的信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康生还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小型座谈会”上大放厥词：武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以陈再道为首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搞的一个反革命叛乱。
陈伯达、江青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7·20事件”为题，做继续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军内一小撮”。
而林彪热衷于“揪军内一小撮”，则完全是别有用心，正如蒯大富后来在交代中谈及的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7·20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正因为这样，林彪和“中央文革”来了个“亲密合作”，在北京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黑潮。
“揪军内一小撮”引起毛泽东警惕，批示“还我长城”
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篇社论历数“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王力、关锋等人还将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呈送林彪，并在清样上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库。
1967年8月9日，浙江省军区军械一库、二库的武器弹药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信号枪、手榴弹、子弹等。7月底至8月下旬，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库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各类枪支、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等。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8月14日，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40周年刊发的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上批了几个大字：“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还在旁边写下四个大字：“还我长城！”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是“揪军内一小撮”之类字样，统统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
当晚，毛泽东连夜和江青通了电话。说：“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的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乱了军队，使军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毛泽东要江青注意这个问题，要纠偏。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们在搞小集团，要给他们打预防针。
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但对于“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毛泽东还是察觉出不对劲，因为此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强调“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揪军内一小撮”，就必然使军队陷入混乱之中。毛泽东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委可以瘫痪，各级政府可以瘫痪，惟军队乱不得，瘫痪不得，军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保证，是“钢铁长城”。
林彪、江青等人“金蝉脱壳”，“揪军内一小撮”到底追究了谁
毛泽东的批示从上海传到北京。
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作了具体部署。
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的政治气候骤然变化，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中央文革”也乱了。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但江青还是跑到康生处，两人相互表白自己与社论无关。
“《红旗》是陈伯达管的。”康生冷冷地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再度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来说，陈伯达的风险度最大：第一，他是“舆论总管”，《红旗》总编，他要为那许多“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负责；第二，那篇“大、大、大毒草”——《红旗》“八·一”社论，是他亲笔签发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地位仍不稳。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的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改定的。”“文章我是看过，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文章里本来就有。”王力急了，拿康生当挡箭牌，“我请示过。”当初研究“7·20事件”的宣传口径时，关锋等曾向康生请示过。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现在，康生这个老滑头全不承认了，“请示我什么？”康生始终面孔冷峻。“不能错误人人有份。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陈伯达毕竟已是“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起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江青、康生觉得这时候把王力、关锋推出去替罪最合适：在“7·20事件”之后，王力红得发紫，跳得也很高。特别是在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16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王力也因这次讲话博得一个雅号，叫“王八七”！显然，抛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适的。何况王力、关锋二人早在1月份《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就已经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如此看来，王力、关锋早就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罪责难逃。
其实毛泽东心中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王、关、戚这“小三”在当前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处理这三个人，敲山震虎，就可以防止林彪继续“走远”。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明确了态度。“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毛泽东在上海对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于是，责任追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江青、陈伯达趁机滑脚了。
王、关、戚成了替罪羊，“揪军内一小撮”退出政治舞台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议重要，“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杨成武、吴法宪也出席了会议。叶群原定出席会议，说是身体不好，没来。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革”前和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针对关锋。陈伯达与康生如出一辙，同样历数关锋的老账和新账，然后把《红旗》杂志那篇“八·一社论”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关锋。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说辞。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2号楼“闭门思过”。在一个多月前，王力还是“文革”的“功勋演员”，是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百万人欢迎的“英雄”，眼下连电话也给拆除了，切断一切跟外界的联系，成了阶下囚。这两位写惯社论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写检讨了。
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特大喜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已经安然返回北京。就在当天，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作出和“揪军内一小撮”划清界限的表态：……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学……
12月，北京街头出现炮轰戚本禹的大幅标语：“戚本禹与王、关是一伙！”“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其实，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不稳了，他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随后，戚本禹被投入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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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2 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