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党书”的学问——访党的文献编辑研究专家杨胜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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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胜群（1951— ），湖南华容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1984年调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1990年调回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编辑、生平思想研究和中共党史及党的基本理论研究工作。曾任《毛泽东文集》副主编，主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毛泽东文艺论集》《邓小平传（1904—1974）》《邓小平年谱（1904—1974）》《邓小平传（1975— 1997）》等。出版有个人文集。

　　记者：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请从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角度，谈一谈您的体会。

　　杨胜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党的文献编辑研究事业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党的理论、总结党的经验、弘扬党的传统、传承党的作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者来说，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政治学习、政治要求，也是业务学习、岗位要求。

　　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都非常强的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忠实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也是扎实推进工作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就党史和文献工作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他从党的历史和文献角度深刻阐述了一系列带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始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亲自组织指导编辑《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等党的文献集，并将之称为“党书”。您长期从事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对于编“党书”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

　　杨胜群：今天，我们编辑研究党的文献，仍可以说是编“党书”，有明确的党性要求，或者说是政治性要求，要特别重视和保证编研作品的政治效果。我们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集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全党政治、理论学习提供基本文本，二是为研究、宣传党的历史提供基本资料。有的读者问，你们编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选集、文选和其他专题文集，为什么不收那些存在错误的东西？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探索前进的历史，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过错误。这也反映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反映在毛泽东同志的著述中。今天，我们编辑老一辈革命家的选集、文选、文集等，是要充分发掘和整理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宝贵思想遗产，是编辑反映他们正确思想的代表作，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对于他们在一些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错误，我们采用编纂党的综合历史文献集加以反映，特别是在编写他们的年谱、传记中加以反映。

　　我们2002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其中收了一篇《毛泽东谈〈红楼梦〉》，集纳了毛泽东同志1959年到1973年关于《红楼梦》的几次谈话。书出版以后，有读者来信问我们为什么不收1954年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引申到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有一位学者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说该书没有收入这封信，总觉得是一个遗憾。为什么没有收这封信呢？这不是我们工作的疏忽，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除旧布新，在思想领域清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必要的。但在这封信中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学术观点被等同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受到批判，使围绕《红楼梦》的学术批判演变为政治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后果。如果我们把这封信收进书中，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放在一起，再一次公开发表，那就是在肯定信中的观点，就会混淆历史上的政治是非。

　　记者：党的文献编研工作在为人们做好解疑释惑方面是否能发挥重要作用？

　　杨胜群：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在这方面特别要承担起澄清社会上一些错误流传的任务。比如，我们都知道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曾经流传一个“正帅”“副帅”的说法，即毛泽东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正帅”，邓小平是“大跃进”运动的“副帅”。境外一家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书，叫《大跃进“副帅”——邓小平》，国内也有人写文章说邓小平是“大跃进”运动的“副帅”。言外之意，“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正、副帅”的责任。我们在撰写《邓小平传（1904—1974）》的过程当中，搞清楚了这个“正帅”“副帅”，是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叫出来的。八届七中全会是什么会？是纠“左”的会，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的会，不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会。毛主席在这个会上是让邓小平来当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的“副帅”，他自己当“正帅”。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这就是所谓毛泽东和邓小平“正帅”“副帅”的由来。“大跃进”运动的“正帅”“副帅”和纠正“大跃进”运动的“正帅”“副帅”，含义完全不一样啊！

　　记者：您的讲述透出对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的一种情感因素。

　　杨胜群：我们长期从事老一辈革命家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工作，在对老一辈革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崇敬之情。我经常说，由我们这一代人来编写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时期的年谱、传记，是很合适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当中不少人包括我自己，是恢复高考之后上大学，在改革开放当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对改革开放有一种独特的感受。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都是邓小平同志决策的，我们对邓小平同志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每逢纪念恢复高考或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们都想编点东西。2007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我和几个同志，从收集资料开始，用几个月编辑完成《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出版之后反响很好，恢复高考改变了太多的人的人生。

　　记者：情感因素是否会影响历史研究的客观公正性？

　　杨胜群：强调历史研究工作客观公正是对的，但实际上研究历史，不可避免会带有主观倾向和情感因素，关键在于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古今中外优秀的历史著作（包括历史人物传记）都有鲜明的主观倾向。中国汉代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褒贬、臧否，态度鲜明，“西方史学之父”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著作中也是爱憎分明，他们的著作都成为传世之作。我们描述一段历史，总要先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里面就有我们主观的爱憎和情感，有我们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如果我们对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领袖人物冷漠无情的话，能编好他们的著作吗？能写好他们的年谱、传记吗？

　　记者：党的文献编辑和研究工作科学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胜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具有科学性要求。具体来说，一是要确保资料的可靠性和系统性。有人问我，你们撰写的年谱、传记同社会上以及境外的一些同类作品有什么区别？我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以大量的档案资料为依据，用大量的档案资料说话的，尤其是运用了档案部门保存的大量内部档案。如《毛泽东传》《邓小平传》，所运用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都达数千件。

　　再就是要有政治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学术视角和学术视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求，但它最终是科学研究、是学术研究，政治性要求最终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实现。因此工作的全过程要贯穿学术思维。我们有组织地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起步是很晚的，西方人写中共领袖人物的传记类作品比我们早，也比我们多。他们的很多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偏见，就是总是从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的角度考察人物关系，有的则过分强调人物性格。而我们则重在写出人物的思想，写出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写《毛泽东传》就要写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脉络，写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写《邓小平传》就要写出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发展脉络，写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

　　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克服必然产生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传统。我们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等，特别注重在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中考察和揭示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凸显人物独特的思想和品格，以对历史作出更具思想性的总结，并给后人提供思想启示，这是我们的作品重要的学术视角和学术价值。

　　记者：不回避党内矛盾、党内斗争，是否也意味着不回避领袖人物曾经有过的错误？

　　杨胜群：是的，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回避错误和缺点。比如《毛泽东传》对于毛泽东同志在反右扩大化、“大跃进”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思想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仅没有回避，而且写得比较透彻，出版后反响很好，为什么？因为既充分尊重客观史实，又有辩证理性的分析，特别是对他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这样，并不损害毛泽东同志作为人民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地位，也不影响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价值。写《邓小平传（1904—1974）》也是这样，我们对邓小平同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过的错误也没有回避，因为邓小平同志自己后来也说“这些事我是有责任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

　　记者：这项工作的科学性要求，肯定还要体现在作风和学风上吧？

　　杨胜群：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的政治性要求和科学性要求所决定的。在著作编辑方面，一篇文稿的整理编辑，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严谨、细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了邓小平同志很重要的一篇谈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篇谈话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1988年两段谈话的集成，一段是9月5日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另一段是9月12日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时的谈话。两段谈话时间相隔8天。9月12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明确讲道：“我在同胡萨克的谈话当中讲到科学技术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外事部门提供的邓小平同志9月5日同胡萨克的谈话记录中没有这句话。编辑组的同志觉得才8天时间，邓小平同志不会记错，肯定是谈了，我们就刨根究底地查，最后查清楚了。什么情况呢？邓小平同志不是在正式会谈中而是在宴请胡萨克的谈话中讲到的这句话。当时担任翻译工作的同志非常负责，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而且登在了《接待简报》上，所以，正式会谈记录上没有。参加编辑的同志拿到了这份简报，如获至宝，把邓小平同志这句话同其他有关谈话内容一起整理成篇，这样就有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篇光辉著作和这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同志不刨根究底，不想办法查，这篇著作就出不来，这个重要观点就出不来！

　　记者：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可以看到对古典文献学传统的继承。

　　杨胜群：重考辨，这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重要传统，也是党的文献编辑研究的基本功。党的文献涉及大量人物、事件及其他各种史料，都要认真进行考订和辨识。比如《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入毛泽东同志各个时期的书信370多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早年写给家乡亲友的，涉及许多底层群众和旧时地名。我们在编辑这本书时，对每一封信，对每一个人名、地名都做了考订、核实。有一位老同志写了一篇文章《一信之考旬月踌躇：〈毛泽东书信选集〉编辑记事之一》，作了描述。再比如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调查报告之一，有专家说《寻乌调查》是那个时代最典型、最翔实的社会学文本，这是要流传于后世的。全文8万多字，提到了数十家商铺、数十个老地名、200多种物产，数十个有名有姓的各色人物。我们在将《寻乌调查》编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对这些都做了详细的考订，做到了不出一处错讹。

　　严谨学风体现在撰写老一辈革命家年谱、传记上的要求，一是使用材料要可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二是分析评论要准确，一点都不能随意。我们撰写《邓小平传》，写到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公共食堂要不要办下去的问题。我们原来都听说过，邓小平同志在顺义说过一句话“办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办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但真到要落笔写的时候，却不知这句话出自哪个地方。在我们保存的邓小平文稿档案里面都找不到这句话。因此，我们把这句话写上去又划掉，划掉了觉得又非常可惜，不甘心。多好的一句话，非常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性格，体现了辩证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顺义县委组织编写的《顺义县农业合作化史料》中找到了邓小平同志讲这句话的记载，这才把这句话写到传记里了。这种事例还有很多。有位老同志讲，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真是“没有底”，但是我们又要做到“有底”。什么叫“有底”呢？就是我们使用的每一条材料，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每一个断语，一定要做到心里有底、言之有据。

　　记者：时代在发展，对文献编辑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您有什么体会？

　　杨胜群：还要与时俱进，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1984年，原文献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他说：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做判决一样。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从那以后，我们对注释工作做了很大的改进，在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对涉及的一些人物包括张国焘等重要人物作注，主要介绍他们的基本情况、生平经历，基本不作评价，更不下断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编写领袖人物传记作品也有明显创新，我们把人物的政治传记写得更丰富、更丰满、更耐读了，不仅写出人物的生平思想，而且努力写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写出人物情感活动，展示他们作为常人的一面，让人物更加鲜活生动、有血有肉。

　　记者：您从事文献编辑研究工作，面向历史，而学术视野总朝向未来。

　　杨胜群：我们党在百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些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都蕴含在大量历史文献中，继续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党还在不断前进，党的事业还在不断发展，新的文献还在不断产生。党的文献编辑研究永远是一块沃土，需要和值得一代代人去耕耘。（海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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