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阎长贵：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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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在清华园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会。当王光美被押着出场时，她套着紧箍着身子的旗袍，头顶戴着一顶洋草帽，脖颈挂着一串乒乓球制的”项链”，这身打扮很不合时宜，当时还是春天，却身着夏装。显然，这是对王光美的丑化和侮辱。这个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穿戴是江青亲手制造的。笔者作为见证人，把这场对王光美同志人身丑化和侮辱的内幕告诉国人。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要路过上海，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16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我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播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用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厅。江青、王光美会见访华的外国首脑夫人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

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关锋叫我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我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大概不会错，理由是：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我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侮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回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17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我断定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的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后就进行报复。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1967年给江青担任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在关锋生前，曾就这件事问过关锋。阎长贵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词，隐去了他布置的环节，但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我一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是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附记：这件事，我作为江青、关锋旨意的传达者，应当说是”罪责难逃”，说句良心话，就在我传达指示的当时，也并不认为江青用这个办法报复王光美是正当的，至少是不符合“对敌斗争”的政策；在那种形势下，我所处的地位，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正因为我认为江青的这个作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当我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听到河北省衡水地委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后，一个星期内我写了揭发江青通过关锋丑化王光美的内幕，当时只能揭发江青违反毛泽东的“对敌斗争”政策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因为当时王光美仍在秦城监狱关押，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还戴着。这封揭发信是通过冀衡农场的总支部送到衡水地委组织部转交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时间大概是1976年10月末。

（本文摘自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