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在南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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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在南通的兴起
发布时间：2018-12-13     


运动的发起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1966年5月10日、11日，《南通日报》全文转载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载的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下旬，南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文艺界，根据报刊发表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开始声讨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场政治风暴在南通地、市拉开了帷幕。

尽管南通地、市委和各县县委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很不理解，也毫无任何思想准备，但仍按照上级的部署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并一步步地卷入到“文化大革命”中。5月12日，南通市委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学习的通知》，要求“各系统各单位及时分析情况，了解思想动向，每3—5天向市委宣传部汇报一次。”5月15日，市委成立“文化大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18日至21日，中共南通地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精神，作了初步的对照和检查，对前一段的“三无”（无关自己、无关重要、无能为力）思想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要“好好学习，努力跟上中央，跟上群众，自觉性要更好些”，并对运动的部署进行了研究。6月24日，地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各县县委也先后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地、市委立即组织各级党组织传达学习。各地根据地、市委的部署，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发动“文化大革命”，机关里大都召开声讨会，声讨所谓“三家村”的罪行，而在工厂、农村，则一般通过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忆苦思甜”激发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仇恨。6月1日，南通市委向各部委、社教工作团党委发出《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学习的部署意见》，对全市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安排，号召“全市所有党员、干部以临战的姿态参加学习，积极投入斗争，彻底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向我们党和毛主席的进攻。”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经常地、及时地掌握思想动向，要有专人抓学习和活动的情况。”

6月25日，南通地委发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了更好地适应正在迅猛发展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形势，地委和各县县委必须认真学习、积极领导、亲自投入运动的同时，切实加强运动的部署”，“要放手发动工农兵、广大党员、团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当前突出政治的头等大事和重要任务，并和城乡‘四清’运动、当前生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建设，实现革命、生产双丰收”。

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公布后，南通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一些单位把斗争矛头逐步转向揭批本单位的“黑帮”。广大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各级基层党委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的目标。6月3日下午，南通中学高三学生贴出了南通第一张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对运动领导不力，责问校长为什么不积极开展运动。接着海门中学、西亭中学学生也分别于11日、13日贴出了“揭发”教师、校长的大字报。随后南通地区、南通市的大中学校贴出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学校领导干部问题，要求停课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相继用大字报向教师发起猛攻，轮番批斗，甚至给教师戴高帽、穿纸裙、剃“十字头”、脸上手上涂墨汁等，在声讨“反党黑帮”中，大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出现混乱局面，已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随后社会各界纷纷效仿，批评本单位或者批评上级领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社会秩序立即动荡起来。地、市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领导干部首先受到冲击，随后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批斗和公开点名批判。

1966年7月1日，南通市跨行业的“造反”组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随后，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工人、农民及各界群众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27日，南通市区的第一个学校红卫兵组织——“南通市八二七红卫兵”成立，随后便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市委”的大字报。接着，南通市区和地区各县其他学校紧紧跟上，各校红卫兵组织迅速成立，农村、工厂、机关的青年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口号鼓动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抄家、揪斗、体罚。南通文教界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当作“黑帮”或“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大批教学骨干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也分别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受到批斗、抄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而受到孤立和打击。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在批斗教师时采用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拘押甚至殴打等残暴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南通地区的30所完中和地区农校、粮食学校、教育干校共有208名校领导、教师被红卫兵批斗过，占教职工总数的12%-13%。

地、市委稳定局势的努力

面对日益失控的混乱局面，为保持对运动的领导，南通地、市委和各县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中共江苏省委的有关指示，于6月下旬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各高等院校、中专和完中，一些重点中学由县委常委直接坐镇领导。各公社党委也派出工作组进驻初级中学，协助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进驻学校后，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八条指示，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稳定局势，“强调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对对“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行、人身污辱等过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学生乱批乱斗的现象，赢得了大部分师生的支持和拥护。8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各县县委召开完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员会议，宣布撤销各完中工作组。

虽然中共南通地、市委的领导班子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感到“很不理解”，但他们作为党的一级地方组织领导，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指示、部署，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积极地”去领导“文化大革命”。同时，他们还想极力控制局势，尽量使其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努力减少损失。

南通地委于6月25日下发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的意见》，明确提出：地、县委要切实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并和当前的生产、建设紧密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建设，实现革命、生产双丰收；地、县委要分线领导，一条线抓“文化大革命”，一条线抓生产、业务工作。意见针对运动中已出现的乱批乱斗现象，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是紧紧地针对着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于从旧社会来的广大知识分子，是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于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还要看他是一贯的坏人，还是政治上糊涂人，还是偶然说了错话的人，都要区别开来，该批判的批判，该夺权的夺权，该教育的教育，对于需要进行批判和夺权斗争的人，必须经过调查研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报请县委、地委、省委批准后才可进行批判和夺权斗争。”

7月11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紧密结合的通知》，南通地、市委立即组织学习，分析地、市工作情况，对“文化大革命”的要求、部署进行适当调整。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加以积极引导，争取运动、生产双胜利。在工作中，集中主要力量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推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高标准、严要求搞好农业生产和支农工作，落实增产措施，做到抓革命、促建设，抓运动、促生产，革命与建设双胜利，运动与生产双丰收。对完中的运动，进一步加强领导。地、县机关，重点搞好宣传、文教部门和所属剧团等文化单位，其余单位转入正常工作。要求地、县、区、公社各级党委，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指示。并提出为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的需要，分期分批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5年到7年，全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及省委“立即贯彻中央规定、通知”的指示精神，南通地、市委及各县委迅速召开会议，进行传达贯彻，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加强抓革命促生产的部署，把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引导到抓生产、以秋收秋种为中心的“四秋”运动中去。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仍按照“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各级干部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集中精力抓好生产；各级干部应在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批评错误，改正错误，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要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坚持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对完中的“文化大革命”，也调整了部署，仍结合县、镇的“四清”运动搞，不单独进行，强调要加强领导，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到学校，做好具体的思想、组织工作。农村的破“四旧”活动全面停止，清点查收的财产，建立清册，妥为保管，分别情况予以妥善处理。

9月8日至9日，中共南通市委、市人委召开工业、交通、城建系统基层工作会议，讨论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部署第四季度工作任务，会议强调指出“要抓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利时机，加强对生产的领导，狠抓生产，把生产搞好”。

然而，南通地、市委为领导运动、控制局势所做的努力和措施，在当时的那种局势下，不可能扭转混乱局面。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南通局势更趋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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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南通市跨行业的造反组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随后，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工人、农民及各界群众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这句话我有些许怀疑，成立各界组织有这么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