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读史笔记——１９６７年周恩来处理河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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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明


　　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６７年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所谓“散摊”之后，依然是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而且是文革运动实实在在的“大总理”。他不仅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而且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具体地一一处理碰头会只能原则讨论，或者争执不一的重大问题，宏观到全国如何实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微观到每一地方、部门、部队大小人物、组织、事件，保护某某干部、安排某某出面、上天安门……。除了千方百计地维持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管理国民经济建设和日常生产活动、干预和指导中央直属部门的文革运动之外（特别是中央管理干部的批判、处理问题），他还掌握着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审批工作，斡旋和处理军队介入支左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出现的群众派别斗争、军队与群众的冲突问题。平心静气地，客观和历史地看，是周恩来代表了毛泽东，一一地，深入地参与和组织、决策了当年各个省市、自治区问题的解决。

　　这些问题和活动，仅有长期在党、政、军圈子里有坚实活动基础的周恩来得以胜任，也只有和毛泽东共事多年的周，才能较为理解毛泽东的本意，才能将意图化解为实际，将冲突销融。这不是实无“副统帅”大权的林彪可以左右（今人研究已经说明），不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一些左派激进文人有政治实力和行政能力可以纵横捭阖、挥之即成，也不是作为中共中央的文革办事机构就可以呼风唤雨的。当然，更不是一些无当年急风暴雨实际经历和高层政治圈子起码体验，不真懂共产党政治游戏和运作的学者，闭门想象，轻易臆测、解读和断言的。

　　１９６７年，中原大省河南与湖北文革纷繁、激烈、冲突的问题，能够按毛泽东的意图去处理，做结论，就是一个范例。这里仅仅企图重现有关历史过程，看看周恩来在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并不想做是非判断。
　　　　
　　周恩来对河南问题的看法，根源于对河南省委干部的估计和对运动的基本估计，而对这些问题，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就对河南文革运动以及刘建勋书记，有一个较好的看法。毛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表扬刘建勋和他在８月１９日的大字报，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毛的本意，全国的省市（区）领导应该如此，各地的运动主流应该如此。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周指示河南省军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四、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运洪）政委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再来北京。

　　４月２３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周恩来：“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另７月３０日刘建勋在与河南代表接谈时谈到：４月２３日主席批示请河南两派来北京汇报，并叫陈再道、钟汉华和我商量谈判问题。批示下来以后，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找陈再道、钟汉华。我到京西以后，陈再道说河南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河南军区直接向中央反映的，他当时提出让文敏生代表我。我说我自己代表我自己。）

　　５月２９日，正值河南武斗加剧之时，中央首次接见河南干部、各派群众代表，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听汇报。最后周讲几点精神；说：“我们要调查，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按：造反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宇报，大标语”。（河造总：二七公社靠北京来电吃饭。）周：（对造总）“这是什么话！嗯？怎么这么说，这不对”。在首次接见时，其态度已有较强的倾向性。紧接着，以总理名义（中央）派出医疗队救护河南武斗的伤病群众，并调查研究河南问题实情。（到７月，郑大附中造反派“红旗”学生张鲁明，在纺织机械厂冲突中重伤，闻讯，周恩来还派专机送去罗布泊基地的医生，留郑州实施紧急抢救）

　　６月４日，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接见河南省军区领导干部，批评说：“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你们来了，二七控诉你们，我们说不能叫控诉，他们提了些意见，你给你们刚来的同志讲了没有”？

　　周恩来拥戴毛泽东的倾向性意见，批评河南军区，支持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认为产生武斗是压制了造反派的结果，观点已经十分鲜明。

　　接着，康生说：“二月叫你们谈判，你们不来，不管有意无意，是和主席思想对立的”。关锋说：“你们想把人家拖垮，造成既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很不对的”。周从实际问题说：“当时你们拖，你们压了人家，所以人家反对最强”。下面军区同志继续汇报，刚谈到纪登奎问题时（军区认为纪是走资派，支持一派群众反对），周插话说：“对纪登奎的问题，主席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接着杨成武也说：“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不来，别的地方都巴不得要来，你们不来，你们犯了路线错误，但不是刘邓路线，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路线错误”。不过，王力插话说：“犯了路线错误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河南问题，周与中央文革其他人物的态度是统一的。

　　６月１３日，第二次接见河南群众、干部代表，周恩来主持，有几个例子说明周的倾向与心态。其一，示意叫造反派奋力保荐的纪登奎和二七公社的代表进场，一位警卫员俯首向王力汇报大门口情况，王力转告说：“一个叫唐伟的，不叫二七代表进来”。周立即质问：“唐伟有什么权利！这是中央开会，唐伟是清华的嘛，他们有什么权利不让进来”！（按：唐系清华井冈山“４１４”派在河南串联的学生，支持河造总，反对二七派；周还知道其父亲——一位烈士。唐对河南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对后来清华两派思潮争辩有较大影响，但４１４总部主要负责人也不同意他们过多深入河南运动　〔１〕）二七派代表回答：“报告总理，受到阻拦，红代会的代表还没能进来”。周恩来又问：“谁不让进来”？二七群众说：“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王力：“（对周解释）他们强调对等”（按指二七和倾向二七的首都造反派人多了）。周恩来回答：“什么对等？！红代会嘛，北京的红代会嘛”！执意叫一直为中央传送河南运动信息的北京红代会的代表进来。警卫员又说：“我讲了许多道理，还是不让进”。周回答：“胡闹！把中央的大门”！对河南问题，周抑军区支持的河造总和支持军区的“４１４”红卫兵唐伟，扬抵制军区的二七公社、支持二七的首都红代会（以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为主），态度十分明朗。不过唐伟对笔者说，后来他还是得以进入了会场参加会议。

　　……其二，后来二七代表继续汇报国棉六厂“５３０”武斗事件，工人赤卫队大楼被烧，周恩来看到二七公社交上的有关照片时，气得皱着眉头，手直发抖。当讲到１２岁的小孩眼睛被铁军（保守派）用弹子打坏时，二七代表把那颗钢珠交给周，他叹息道：“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弟兄嘛，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打得这样惨呢”？（代表又讲了一个事实经过）总理反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打？你别光讲现象不讲实质嘛”！代表说：“这是何运洪一手策划，是何运洪一手搞的”。总理：“噢，是这样……”；代表在启发下终于点透问题，周似乎明白了一切。后六厂赤卫队（按：保守派）代表抢着发言，说他们之所以围攻工人赤卫队是因为工人赤卫队打伤了他们４００多人。周恩来反问：“你们有多少人？……你们人多，３０００多对１０００多，怎么能打伤你们４００多人”？看来他根本不相信保守派工人的遁词。

　　其三，河南支左办公室的刘生报告，有个新问题，六厂情况我最清楚。王力丢开手里拿的材料，叫支左办公室的说。周：你姓啥，叫什么名字？你们和他们住在一块儿吗（指二七）？刘生答：对！然后以其亲身体会揭发军区司令支保不支左的事实及他自己思想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认为二七公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逐渐倾向支持二七公社了，但正因为这样，他于五月被调开了支左办公室。他曾给中央文革写过两封信，反映河南军区在支左中的几个实际问题，但是，均被扣。中央领导都很认真地听取了刘生的汇报，周恩来、康生都频频点头。周并要求“把这些事情整理一个材料给我们”。看来，他和其他领导人，对这个“反叛”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干部，是相信的。

　　６月１６日第三次接见，听开封汇报抓捕、枪杀造反派问题。周主持。

　　７月２日，周恩来主持第四次接见，听保守派方面汇报，他对保守派的倾向显而易见。周说：“军区宣布郑大联委非法，他们（二七）是你们压的”！当省工总想解释时，他简言之：“你们接近官方”。当省工总代表拿出许多照片，指责二七公社写反动标语时，周提问：“那是不是他们写的”？答曰：“有照片为证”。周干练地回答：“现在有各种照片。我说可能是坏人这样写的，假如别人写的，造他们的谣，给他们脸上抹黑，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看来，在“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的时兴政治民谣前，周根本不相信造反派会去写所谓反动标语，也不太相信保守派的“罪证材料”。

　　周说：“我们承认（认为）二七公社不会把你们压垮的，不会的。你们犯了错误。他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想着过去，过去你们压人家了，现在还（怕）要压你们。群众组织么！我们都会报告（引导）你们走对的，大联合么，都站到毛泽东革命路线上来么！你们先去打电话，电话不通，你们还是要去的，到石家庄那一千二百多人，那后天就来了，河南太近了，不象四川。你们提出学四川，四川大乱，你们也大乱？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河南是中原要地，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他又问郑州大学“战斗师”：“我问你们和郑大革联（按：造反派）在什么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在什么地方”？（战斗师说：革联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整总理材料）他笑着摆手，看来也并不相信，“说具体点，讲你们学校嘛！你们保了些人吗？党委的问题我晓得，工作组来了以后？（战斗师：我们最先反党委），你们两派我都知道，我想听现在。二七公社、郑大联委受压迫，还是你们受压迫？……不说那些了，军区管制以后，你们那时算非法还是合法”？周要求明确他们承认自己组织在前段运动里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恰是当时区分是非的标尺；又反问战斗师：“你们被捕了多少人”？战斗师：“没有”。总理：“你们两方有没有联合的基础”？二七：“有！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问到组织队伍人数时，战斗师汇报，周一下做出判断：“去年在北京也是这个数，后来他们发展了，（指造反派的革联），你们减少了”。战斗师：“我们几乎被压垮了”。周忙安慰说：“不要那么激动，第一，你们没有被压垮，第二没有被捕。现在你们选择共同基础联合（战斗师继续攻击革联），你们这样互相攻击就没有联合的基础，不是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当怎样做？来两个月要好好学习５．１６通知，毛主席的伟大著作，红旗、人民日报社论要好好学习。不是也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该怎么做，你说说前途好了，旧帐少说一点”。这一段生动的心平气和的对话，大致也显示了周恩来的“派别倾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周恩来在处置问题、消除派性的同时，也对冲突双方提出严格要求，要求维护秩序和生产。６月２８日晚总理联络员李杰传达指示：“郑州邮电大楼是重要交通电讯枢纽，一旦中断，严重影响国内国际斗争，工作甚巨。不管那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必须确保该机关的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准随便占领和干扰，更不准打、砸、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六月六日通令执行”。７月３日，他又接见河南各派和铁道部军管代表，说：“河南几派都是群众组织，中央都是承认你们的，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你们各派都派有代表在北京会谈协商，不需要再来了。来那么多人，成千上万来北京，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又影响三线建设，又妨碍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符合最高指示。再具体的说，这么多人怎么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呢？你们应相信三方面的代表，应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一定会商谈出很好的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来”。

　　７月４日，第五次接见，周恩来晚到一会儿。进来就讲：“铁路已经完全中断了。十大总部要特别注意，说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十大总部也没有说解散，（有人）是自己退的。本来是群众组织，这样一搞（指保守派要求上访、阻断铁路）会走到反面，对抗中央、压中央是不行的”。又拿出传单：“你看，郑大战斗师，六厂赤卫队，说周总理已说：‘以省工人总部为首的十大总部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说过没有？（郑大战斗师辩解）各个造各个的，你们革命小将不过３０岁，要老实点，谦虚点，将来到我们这么大年纪，会作更大的成绩。大家都“造”，这最不好，这是彭、罗、陆、杨、刘、邓、安子文叛徒，他们的作风。（指传单）我什么时间说的”？

　　周讲：“主席叫我们打电报，不管左的，右的都来，这件事河南军区犯了大错误。他们要把几派变成一派才来，结果也没变成一派，还是三派”。
　　问：“我问你，你们公、检、法在军区的影响下逮多少人”？
　　周说：“去年大串连，造反派和红卫兵上北京是好意，是见毛主席和副帅，一辈子忘不掉。货物积压，受点积压，我们原谅嘛，那是关系到第三代、第四代的问题嘛！大学生都见过了，中学生原来不让来，又说三分之一，最后都来了，有十多岁的、小的八九岁。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

　　这段话披露了周恩来对于内蒙、四川、河南、江西，（和东北）情况的不满：“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总有人在后面挑动”闹事，目的是“压中央”。这个基本估计一直继续到走到极端的、证实了是一个全国普遍性问题的——“武汉事件”。

　　７月１０日，中央发出中发［６７］２１６号文件，对河南省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作出批示。批示说：“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该文件的另一附件，就是河南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中央‘６．２４’通知和总理指示的协议书“。如果全面研究了河南运动的过程和问题，研读了周恩来有关的全部讲话（既不需打书面稿，也不需要对江青个人负责），我们可以客观地认识到，中央的批语也就是周恩来本人，对河南问题的最后表态和结论。在１９６７年夏天（形形色色的人物都热血沸腾，最终忍不住跃跃欲试的７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解决河南问题的结论，是比较温和、策略，注意照顾了各个政治势力的心理和诉求的吧？大概在几天后，也希望以此精神原则启发、引导处理武汉问题，只是缺少刘建勋这样理解文革的革命干部而已。

　　７月１８日、２１日，第六次、七次接见，周恩来在武汉，没有参加。江青参加了第七次，就讲了闯下大祸的“文攻武卫”。我们注意到，江青只有这次机会，直接干预了一下河南问题处理，而且是在武汉“７２０事件”后第二天……

　　７月２５日，开封发生武斗，空降兵４３师（７２４９部队）靳师长电话传达了周的指示：“你们坚决保护左派，把东大寺周围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八·二四”受损失”。（按：“８．２４”是“二七公社”在开封地区的亲密战友和伙伴）周恩来已接受武汉昨天的经验教训，决不让造反派在此类反复和冲突里受到损失。同日，周还接见河南部队领导，一开始就谈到：“听说在河南某一个分区（我不点名）支持保守派，开上吊车把楼都砸了，简直不象解放军。毛主席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们能支持保守派下这样的毒手吗？保守派群众是受蒙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车把房子都弄坏，打伤很多人，这样的事情比武汉更厉害。当然武汉是另一种形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把武汉的问题学一下，把中央批示河南的问题学一下，有不同观点可以说，我们不强求一致。军队也允许争论，军队四大民主也给群众，过去打仗一年还讨论嘛，要摆事实讲道理，要独立思考，这样真理才能越讲越明。武汉的问题主要靠你们讨论，我们有联络员、记者参加，讨论三天，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保留，但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二十一号武汉的问题就揭露了，下午就游行了，晚上就向河南的代表讲了，第二天达成了五条协议，但是有的就不签字，河造总、十大总部有的就不签字”。

　　“文化大革命就是考验人，首先考验党的领导，现在考验军队了，也考验群众组织”。周恩来做了军队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同时也给予河南的部队同志以保留意见的权利。

　　７月３０日，中央首长处理河南问题的第八次汇报会议开始时，有一段动情的记录：业已成为河南主事人的刘建勋热情地向张钦礼（按：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支持造反派，刚从监狱放出）招手，张钦礼走到刘建勋跟前，刘让张坐在杨成武的席位上（按：当时杨还未到场）。刘建勋问：“听说你的手指被打断了”。张：“是的”。刘建勋对总理和张钦礼说：“控诉他”！（按指当时众怒所向的军分区和“大老保”）这时总理点了点头，张钦礼回到原席位上。会议中，按原计划张钦礼讲话，未讲完就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插话打断。张坐下。停了一会，总理亲自走到张钦礼同志面前和张亲切握手，随即拉着张的手走到休息室，同坐在一张沙发上谈话。室内有杨成武、戚本禹等。这时，刘建勋带焦守凤进来，并介绍：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凤。总理站起来和焦守凤握手，并让她在张钦礼旁边坐下。

　　周总理关切地问张：“你什么时间到北京”？焦守凤说：“他的耳朵被打坏了”。周总理要焦给他当翻译，问张：“你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张钦礼答：“２月２６日夜４点被抓”。周问：“他们什么时候将你放出来的”。答：“７月２８日晨三点。七点由解放军同志送我到北京毛主席身边的”。周恩来关切地问：“兰考逮捕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你在那个监狱押着”？张答：“我在兰考监狱押着，兰考监狱押了二百多人；听说杞县、开封、东明等地也押有兰考的人；兰考大概逮捕一千多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捕和外界隔绝了”。周问：“他们抓的都是什么人”？张答：“有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周总理十分生气：“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张答：“脚上带脚镣，手上带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张钦礼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被折的指头。周总理关怀地抚摸指头；又对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说：“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检查治疗”。（笔者按，写到此，不禁联想起２００４年５月，网上盛传张钦礼出殡时，兰考万人空巷的惊人情景，人们惊感“文化革命又来了”。看来，在普通老百姓心里，还深藏着一本本文革“年谱”，对于周恩来还是其他革命干部，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谱）

　　这天的接见，是周恩来的一次总结性谈话，我们不妨多摘录一些：
　　军区、军分区都要查一下。你们传达了几次协议，你们响应康老、伯达、江青同志的号召，这是好的，但是必须监督执行。你们还要监督军区、军分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首先要求河南军区经过加强以后，要负起责来，在今天晚上开始表现出来改正错误。改正错误有的真正改，有的表面改，实际不改。他们要表现的。军区同志多次开会，光说不行，要行动，经过群众揭发，改正错误。监狱有人的，不管公开还是秘密，二七也好，其他也好，群众也好，都要放了，因为文化革命而被逮捕的应该放出来，有错误可以教育，有的是被冤枉了。这是一件事，要表现，通过群众组织，看是不是这样作了，包括野战军、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包括在内，都要表现，都要查一查。
　　其次，过去曾经发了一些枪，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应该由军区、军分区、野战军负责收回来，封存起来，这也是一个考验。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按：周恩来决不会如城府不深、感情用事的江青说什么“文攻武卫”，但这里他也严肃批评和反对了河南实实在在的“武攻武卫”。他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明确的。真心声讨江青倡导“文攻武卫”的朋友们，是否也同意周恩来反对实实在在的“武攻武卫”呢？是否我们只准一派武攻，不许另派自卫呢？）
　　第三，刚才十大总部的部分组织省、市工人总部、河造总的代表团作了检查，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这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行动上，不仅犯严重错误，就是一般群众犯错误，也要在行动上改正，我们要教育他，帮助他，比如不离开工作岗位，不停产，不停业，不停交通，现在要回到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上去。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上表现。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组织要欢迎他们回来。他们愿回来生产，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停产、停业、停交通不行，要有实际表现。你们的宣言是口头的，毛主席说我们要作实际革命家，要从行动上表现。现在凡是回到工厂，不进行武斗，埋头生产，表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造反派应该欢迎，允许他们从行动上改正错误，不要对立，弄得大家不敢回来。现在有些坏组织中极少数人甚至一些军事方面的人，煽动工人离开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到农村中去到处流浪，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我们发现在“百万雄师”中就有这种情形，把工人搞散，十大总部也有这种现象。这需要双方做工作，犯有错误的回到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方面来表现，造反派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把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商店搞好，才能共同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考验，左派更坚强，犯了错误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象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曾经犯了错误，不要去辩护，你们河造总不但有声明，而且还有报纸，要坚决承认，认真改正，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错误是这样，头头的错误就要看，从实践中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
　　你们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不管谁，群众都看得很清楚。
　　军区要有集体领导。对他们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交给他们，不要满地贴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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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八月，是从“武汉事件”走向极致的文革八月，也是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力挽狂澜扭转文革走向的八月，是毛泽东说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八月。也到了周恩来亲自主持端出王力、关锋作为文革极左的替罪羊时，他是否改变了在全国都热狂时建立的河南准则与印象？没有。９月５日的事例可以说明：该日，周恩来等就贯彻“８．２５”精神和“９．５”命令和开封问题接见刘建勋、王辉。此前，早晨周就去过电话，让开封武斗的保守派立即放下武器，生命有保证，（按：困兽犹斗的保守派给驻开封的一军及“八·二四”发了最后通牒，要他们退出开封东郊）同时希望郑州驻军及二七公社给予八？二四政治上的支持。另一事例是：河南省市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实施大联合进入高潮，在多次会谈中顶撞中央，不做自我批评的十大总部，按照周的旨意被排斥在大联合之外。刘建勋向周恩来汇报情况，说省市一级按精神没有联合保守组织“十大总部”，但在基层单位，一些保守派同志以战斗队或个人形式，也参加了联合，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周恩来还特别提醒刘要注意，不要让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了。可见周恩来对于大联合的原则性还是很强烈的。

　　从以上罗列的历史事实初步看出，１９６７年河南问题的解决，究竟对军队支左如何看待，对干部队伍如何使用，对群众组织究竟该是什么倾向，周恩来是按毛泽东的基本要求和倾向来办的。仅仅除了在武汉期间无法抽身参加有关河南问题的汇报会，他几乎参加了和主持了所有有关河南问题的接见、汇报和中央表态。从这些讲话中，周恩来总理是代表了中共中央（按：文革派）全权处理河南问题，他的表态倾向，是毛泽东的原意，也是周恩来的本意，决非是他“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所谓“低首下心，逆来顺受”，让中央文革的江青一伙“作决定”，周甘愿“给你们办事”所为。（参看高文谦《晚年周恩来》２１２页所言）是周恩来的具体努力，化解了河南文革里的种种矛盾，将毛泽东的文革初衷通过一个省的实践，得以具体实现。康生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的确程度不同参加了这些接见，但总的意见没有超出总理确认的原则。江青仅仅参加７月２１－２２日的接见，她针对“７．２０”事件和河南情况讲的支持“文攻武卫”，被今人垢病；但她对河南问题的解决，始终未起多少作用。至于涉及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关系问题，本人尚未去研究，也实在超出了本文要说明问题之外。

　　河南文革运动在１９６７年奠定了此后９年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周恩来在有生的此后９年里，当初对河南的基本认识与原则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活里，也始终支持了河南文革派的领导干部纪登奎和刘建勋，关怀和爱护着由于文革运动，被历史推到政治舞台的造反工人、红卫兵和亮相的领导干部。比如１９６７年周恩来指令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将张钦礼送到北京，参加谈判；１９７２年６月又再次指示张树芝司令将饱受迫害和关押的张钦礼送到北京，周一见到张和林县的杨贵就哭了，周并再三追问王新，“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在周恩来主持政务时，如张钦礼一样支持了文化革命，又务实抓好改变穷困面貌的河南基层干部，就有杨贵（林县）、郑永和（辉县）被抽调到中央机关，承担了重要工作。


笔者说明：参考与考证了《周恩来年谱》、有关谈话记录的文字印刷材料，以及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２年）史料，部分具体事实采访了当事人。

注释：

〔１〕清华井冈山（４１４）负责人沈如槐（撰《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纪实》）和撰写《４１４思潮必胜》的周泉缨，口头和书面一再申明他们的有关态度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