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两篇文章的“思想家”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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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毕唐书


在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张春桥留给我的印象一直不太好。主要原因是，无论是理论文字水平，还是政治见识，其名其实，都相去甚远，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即其人也！特别是硬着头皮粗略翻阅了香港出版的《张春桥狱中书信》（以下简称《书信》），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一

虽同为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张春桥和陈伯达不同。陈即使没有文革，也自有其名望和地位，而张的名气和政治生命则是和文革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文革，张终其一生也就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宣传高管和文化官僚而已。

张春桥生于1917年，山东巨野人。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属文学愤青一类人，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才华，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当时的上海滩，属于无名之辈。他的学历不高，只有中等文化程度，无论是学识还是文化素养，还称不上是文化人，只能算是一个知识青年。对此，张在《书信》中的自我认知是：“我到他（指张的大外孙）这个年纪，就自作主张了。不过，我当时武侠小说，甚至《红楼》、《水浒》都不看。学校离省立图书馆很近，下课后就进图书馆，看报，看新到的杂志，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青少年时代“《红楼》、《水浒》都不看”，其文化方面的浅薄可想而知。张1938年到达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中共建政后，历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期间，有杂文、随笔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今朝集》、《龙华集》等问世。文化大革命期间，历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后来的命运世人皆知，此处不再重复。

张春桥一生以“笔杆子”安身立命，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建立起什么文名。在这方面，他既比不了陈伯达，也比不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峰、戚本禹等，即使和他并称为“张姚”的姚文元，虽然和他同样来自上海滩，政治地位一直在他之下，但文名也一直在他之上。文革初期，张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排名却在组员王、关、戚之后，也不为人关注，文名不彰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张后来爆得大名，也主要不在文章，而是在政治。

张春桥以文章安身立命，却无文名，主要是他从未写出过为人所称道的文章。作为文人，张一生的作品产生过大影响的只有两篇，一篇是1958年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篇就是1975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但这两篇能够产生大影响，也不是文章本身写的好，而是迎合了毛泽东的想法。陈伯达晚年曾谈及张春桥和他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陈伯达说：我被“四人帮”押在监狱时，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横贯第一版的大篇文章，题目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没有细读，似乎其中点了刘少奇同志和我的名字。这是我知道张春桥“能写文章”的惟一的、独立署名的一篇。当然，文章不在多少，有“好”的一篇，也就可独树一帜，独立千古。但张春桥的“文章”能算得了什么呢？即使他写得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狗屎。陈伯达这里说的“这是我知道张春桥‘能写文章‘的惟一的、独立署名的一篇”，也不全对，至少他应该知道张的那篇发表于1958年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是张“独立署名”的，而且这篇文章也和他有些关系。

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最初于1958年9月发表在上海市委的党刊《解放》半月刊上，此文由于呼应了毛泽东彼时向共产主义“大跃进”的思维，立即引起了毛的兴趣，并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毛还亲自为之写了“编者按”。连同张文，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从此，张春桥的名字进入了毛泽东的记忆库。随之，在1958年10月19日，毛点名让张随同“大理论家”陈伯达一起前往人民公社的发起地河南省遂平县调查人民公社问题。因为此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刚刚刊载了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而陈、张都是人民公社的热烈拥戴者。其时，陈伯达早已是党内做头把交椅的“大秀才”，而且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则只不过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和市委宣传部长而已，所以，能够和陈伯达相提并论，对张来说，自然是一种殊荣。对陈伯达而言，张此时虽然地位与其相差悬殊，但对毛所赏识的张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也不可能不读。但奇怪的是，陈对此竟然从未提及。陈伯达晚年自述中也谈到了与张的这趟河南之行，但语气也极为平淡，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本来，我没有想到嵖岈山去参观，因为毛主席让我同张春桥去一趟，就去了。”由此可见，陈对张及其文章可能一开始就没有看在眼里。

有人说，陈伯达瞧不上张春桥和张的文章，是文人相轻。此说虽然不无道理，但也并不尽然。事实上，在陈一生的仕途腾达期，还是很注意提携后进和网罗人才的，如延安时期推荐胡乔木、田家英进入毛泽东的秀才班子，1958年出任《红旗》杂志主编后，延揽后起之辈王力为副总编，关峰为常务编委，戚本禹为历史组负责人，等等。王、关、戚为陈所看重，恐怕除了思想观点，文才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文人看文人，首先看重的往往是文才。由此观之，陈瞧不上张春桥，恐怕也在文才。这不能怪陈伯达，实事求是地说，张春桥虽为上海滩的笔杆子，但文才确实平平，不但难以和陈伯达相比，即使较之王、关、戚，也不在一个层次上。从文才看，王力执笔的“九评”的文章，王力和关峰草拟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等，凭张春桥的才力，是写不出来的。张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也算不上真正的理论文章，既无学理，亦无文采，文字上也有些蹩脚，经不起推敲。相信无论是谁，只要会写点文章，读了张文中类似下面这样的文字，恐怕都很难表示赞许：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这样说，对张这个以文字立命的人的确有些残酷，也有些刻薄，但想到张的俾倪一切的自负和张粉对他的没有边际的吹捧，还是有必要道出真相。

二

但不管怎么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对张春桥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前一篇是张政治上的“成名作”，也是所谓“张春桥思想”的发端，后一篇再一次重申了其“成名作”的基本观点，并做了全面的、进一步的发挥，张因此被其党羽戴上了“思想家”的桂冠，“张春桥思想”还被说成是“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时至今日，张更被文革的拥虿吹捧成是“中国最具才华、最有深度的无产阶级理论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旗手”。

仅凭两篇文章便成了“思想家”，而且还被冠名为“张春桥思想”，这不仅在国际共运史上，即使在中共历史上，也是一个政治笑话。何况，两篇文章中的前一篇还是“迎合上意”之作，后一篇则是“奉旨”命题作文，都是毛泽东的所思所想，而不是张春桥提出的“思想”。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缘起于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有关讲话。当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都提到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把这个问题同现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并把它们纳入资产阶级法权范畴之中。他强调，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地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等等。

北戴河会议之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经参加过北戴河会议，曾提出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指点，很快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按照毛泽东北戴河会议前后讲话的思路，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进一步展开阐述，而且有的例子和文句也同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的讲话一致。其主要观点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他认为在战争年代中我们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冲击；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的作用是钱能通神，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反而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文章最后号召要在大跃进中把这种“平等”作风恢复过来。

张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是由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的。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张春桥立即借题发挥。

1975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在该文中首先借苏联说事：“……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张接下来就发挥了他的“法权”理论，认为“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最后他提出了他的全面专政理论：“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认为，限制生产关系各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是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宣称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并用这一“理论”来论证“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对毛泽东提出的概念性术语进行了阐述和发挥，作为论证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理论必要性的理论法宝。应当说，这种理论在文革时是很有号召力量的。当年毛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狂欢，就因为它在某些方面折射出了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公正、平等的向往和追求。笔者当年虽然没有加入红卫兵的资格，但私下里也是文革的热烈拥护者，特别是对张提出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尤为服膺。

就我个人而言，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文革实践产生怀疑，以至于在看法上发生颠覆性转变，是在读了吉拉斯的《新阶级》以后。吉拉斯的《新阶级》才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思想和思想家，与吉拉斯相对照，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连“理论”都谈不上，遑论思想！至于所谓的“张春桥思想”，更是等而下之。米洛万·吉拉斯（1911——1995），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政论家、作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主席团副主席，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总统，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

1953年10月和1954年初，作为南斯拉夫副总統兼国民议会议长，並內定為铁托继承人的吉拉斯在《战斗报》和《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署名文章，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势力和发扬民主的旗号下，要求取消“党的垄断”，实行多党竞争，成立像“辩论俱乐部”、“自由人同盟”之类的组织。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吉拉斯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南共联盟内部的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是南斯拉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的威胁。官僚主义已经扩散到了南共联盟和国家的所有组织机构中；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于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是“处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目的，每天都出现的力量”。他说，“像现在这样的共产主义者联盟”，是民主的主要障碍，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以党为基础的独裁政权）已经过时了”，“此刻所需要的是党对社会生活垄断的削弱”，“党、青年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专职工作人员是多余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制度”。他要求把“官僚主义的形式改变成为真正民主的形式”，即改变南共联盟的性质，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

吉拉斯还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几项内容。第一，以“人人平等”、“人人有份”为基本原则，对资产阶级成员也是如此。第二，以法律保障民主制度，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把行政权力放在司法权力之上。“无视法律、把阶级斗争置于法律之上，会破坏法治和民主。政权机关（主要是法院、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的责任不是加紧阶级斗争，而应该是维护和执行法律。”社会主义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第三，以自由讨论促进民主制度的建设。第四，放弃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的理论只适用于革命时期，“革命的形式一旦终止，民主一旦开始，不论在何处，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必然过时”。

1955年，吉拉斯被判入狱，不久假释。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吉拉斯在纽约《新领袖》周刊发文，赞誉匈牙利革命，同時公开发表声明，批判南斯拉夫当时所实行的政策，因此再度被捕，被判刑三年。吉拉斯入狱前把《新阶級》手稿寄往美国，并于1957年在美国正式出版，他因此书又被加刑七年。后来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权力和利益的三垄断，而这正是吉拉斯当年提出的观点。吉拉斯死于1995年。幸运的是，去世之前他关于苏联解体的预言得到了应验。

下面所录是该书的基本观点：

——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新政权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新阶级比资产阶级更贪婪而不能满足，并没有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

——由于权力不受限制，官僚阶层变得越来越贪婪，经济国有化和集体化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他们既可随意支配国家财产，又无须为这些财产负责，挥霍起来无所顾忌。这个新阶级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当其取得了权力时，便成为一种教条，极易于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来使人类受苦。

——由共产党贵族所组成的“新阶级”，已经取代了昔日的地主与资本家的剥削阶级，而成为享有特权、专断控制的新剥削者。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在西方，它已经死亡或奄奄一息；在东方，它们之所以能残留着，是因为可用于稳固其权力、支持其暴政，并侵害人类的理性。

——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的”财产等名词，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新阶级认为，凡对其绝对权威稍有冒犯，即是破坏其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独占，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与要求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

——新阶级的权力机构虽然造成最精妙的暴政和最残暴的剥削，但也许是我们能想像得到的最简单的一种。这种机构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只有共产党一党是所有政治、经济与思想活动的中枢。整个公众生活都为党的政策所左右。

——各阶级和大众都是无权的，只有新阶级假借革命的名义在行使大权。……“无产阶级的独裁”势必演变为领袖的独裁。它是党的权力的开始，在最佳情形下，则变为党的权力。在这种形式的极权政府中，“无产阶级独裁”乃是寡头政治的少数执政者擅权的理论根据，至多只是其思想上的假面具。

——由于政权是靠军队和暴力而建立的，由于它经常与人民对立，所以即使没有外在的理由，它也必须是黩武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比共产国家更崇尚暴力，尤其是军队的武力。实行黩武主义是新阶级在国内的根本，它是新阶级的生存、力量与特权之所系。

——它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类型，这项理论不仅是流布最广的，而且也是最正确的。但是，“现代极权主义”这个名词的实际含义如何，知道的人并不多。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甚至现代的包括在内，能同时将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

表面看来，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与毛的继续革命理论所提到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以及张的“全面专政”理论提到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相同之处，实际上，稍做比较即可发现，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是“现代极权主义”滋生出来的，“享有特权、专断控制的新剥削者”，“无产阶级独裁”——“领袖的独裁”与“新阶级”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提出要实现“人人平等”、“人人有份”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取代垄断了“权力”、“所有权”、“思想”这“三项基本要素”的“现代极权主义”。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张的“全面专政”理论则相反，它所要维护的恰恰是“领袖的”绝对独裁——绝对权威，用毛的说法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极权主义”，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斗“走资派”等等说法和做法，只不过是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力量，维护并强化“领袖的独裁”的手段而已。实际上，毛以及“毛线”（林彪语）上的人本身就是享有最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在毛建构和掌控的政治体制之下，各种特权都是按照权力的大小“合法”分配的，是绝对不受“监督”和不容置疑的，任何人胆敢对此“造反”，都会立即受到严酷整肃。文革中上海市参与“炮打张春桥”的造反派的下场，就是证明。据文革期间上海市的实际掌权人、人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在其回忆录《十年一梦》中回忆，“上海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两千五百人，一般请罪和写检查的不计在内，其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的，有两百多人，办学习班审查、但可以回家的，有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这一切都说明，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张的所谓“思想”，都不过是政治上的乌龙术而已。这样一个早已破产了的“思想”直到现在还会受到不少人的吹捧，只能说明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思想能力。

三

1976年9月9日，“万寿无疆”的毛泽东终究没有超越生命的规律，一百个不放心地躺进了水晶棺材里。在中国人的欢呼声中，“四人帮”一夜之间从炙手可热的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好歹这样的政治剧在文革中反复上演过，国人已经见怪不怪，所以历史很快归于平静。从此，包括张春桥在内的“四人帮”淡出了世人的视线，人们也渐渐失去了谈论他们的兴趣。

1980 年11 月20 日至1981 年1 月25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和宣判，张春桥再一次出现在国人眼前。在特别法庭上，张出人意外地上演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幕。他从头到尾都保持沉默，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他以此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定格在历史的屏幕上，并赢得了国人的赞许。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处在那样的境地，张的表现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应予以尊重。

如果张的形象从此以此定格，我会一直保持对他的尊重。但是，就在30年后的2015年，突然冒出了一本《张春桥狱中书信》，让张春桥再一次成为社会热议的对象。一时之间，文革的拥虿们像吃了摇头丸一样兴奋起来，手舞足蹈地为张唱起了赞歌。因为有人热捧在先，笔者也就忍不住在网上浏览了此书的某些篇章，结果却大失所望，从而更加看轻这位“思想家”，并因此失去了阅读全书的兴趣。

《书信》给人的突出感觉就是思想的僵死与浅薄。略举几例——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相信只要是读过中学的人，对这种套话都不会陌生。只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思想家”给女儿写信，也像是一个中学教师，而且是一个蹩脚的，“思想”极为贫乏的教师，在照本宣科地给学生上政治课。）

“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张氏这样说的时候，不知是否联想到过自己所属的那个“四人帮”？“四人帮”可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都身居“无产阶级政党”高位，结果又如何呢？）

“希望你读一读毛主席纪念‘五四’二十周年的两篇文章。那里提出了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而且说这是区别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青年的唯一标准。也希望你读一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那里提出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的问题，特别提到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问题。这个首先是，不仅是文艺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问题。这些年，这个观点不但不宣传了，而且横遭批判。口口声声为人类，而不敢说为大多数，为工农兵，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甚至说这是极左，是假、大、空。从脱离工农，到站在工农的对立面，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和平演变虽然多种多样，但总是从脱离工农开始，演变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其实，张春桥所忠于的那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极权体制所滋生出的“新阶级”，才是脱离了工农大众的最大的剥削者。这个“新阶级”不但剥夺了普通国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和最基本的政治权力，而且他们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专政下，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吃饱过肚子，农民即使养几只猪、种几棵树都要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这样的统治者有什么资格谈“为大多数”？）

《书信》中张的女儿张维维还特别记叙了张在病危期间做的“一个奇怪的梦”：

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

从张对女儿说话的口气看，张对自己做的这个“奇怪的梦”是很自得的，但恰恰是这个可笑的梦，暴露了张政治上的浅薄和人格上的萎缩。张的梦是讽刺邓小平的。他把邓说成是“谁都不要”的人，只能说明他并不了解邓。他看轻了邓，只能说明他还不具有一个政治家的素养和见识，和邓相比，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邓虽属毛派，但他不是毛的家臣，所以对“毛线”始终保持距离。文革晚期，毛有意要“考验”邓。一次接见外宾后，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作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这样回答，实际上是在表明自己对文革的政治立场，毛当然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决定再一次把邓打倒。邓的这一举动也表明，他不属于任何人。他在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最终，他通过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定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张春桥则不然。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就是说，他只是一个亦步亦趋紧跟“毛线”的毛的家臣而已。而且他不但自己心甘情愿地做毛的家臣，也以一个家臣的眼光评判别人，像邓小平那样的政治人格和境界，他自然是不能接受的。有这样的人做“军师”，“四人帮”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也就是必然的了。总之，《书信》虽为家书，但仍时时不忘“突出政治”，就是在表现对女儿的亲情时，也像是样板戏里英雄人物一样，在按照剧本做规定动作，很难看出其真性情。这样的《书信》，就是毛泽东也不会写的。

但张除了开始时法庭上的“一言不发”，其他地方也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特别是后来在法庭上的一次不为人知的发言。这次发言应当是文人张春桥留下的最漂亮的文字：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仅限于污辱自己……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这个发言只是“据说”，但应该是真实的。发言针针见血，当年的“联动分子”和“子孙走向疯狂”的权贵看了会如鲠在喉。只是张春桥到死也不明白，当年的“联动分子”和“子孙走向疯狂”的权贵，正是毛所建立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代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滋生物，离开了这个不接受任何监督的体制，他们什么也不是。这也正是他们虽然文革受到整肃，但现在仍然“拥毛”，拒绝和阻挡对政治体制进行任何改革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张春桥不可能明白，毛也不明白，所以，他们的文革和文革理论也就只能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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