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张子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演变

tuffy05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演变

张皓/张子琴

　　原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875）；张子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内容提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中共对帮会的政策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的。接管城乡时，尽量稳住、争取、团结。剿匪期间，即使一些反动会道门就是土匪，但并不作为帮会来镇压。随后随着反动会道门成为反革命组织，不得不进行镇压，并教育会众，取缔会道门。

　　「关键词」中共/会道门/封建迷信组织/反革命组织

　　学术界对建国前后帮会的覆灭作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有的学者从整体上叙述了反动会道门的覆灭，有的专门探讨了代表性反动帮会即一贯道的覆灭，有的专门探讨了某一地区帮会的衰亡情况等等。不过，由于这些研究基本上围绕着“举行暴乱，试图变天”、“谣言惑众，祸害百姓”、“坚决取缔，依法惩办”（注：临水、郝丹的《反动会道门在阳光下覆灭》，载《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8月第33期。）这三方面展开，虽然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但主要探讨的是镇压和取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中共对帮会政策的演变规律如何？是否一直在镇压和取缔？镇压会道门同镇反运动有何关系？尚须进一步探讨。探讨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帮会以天地会系统为主体，会道门以白莲教系统为主体，二者在社会成份、组织结构、思想信仰和分布等方而存在着差别，但“由于各类会、道和教、社大肆泛滥，混合生长，多名、重名和改名屡见不鲜，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了‘会道门’这一总称”（注：邵雍：《中国会道门》，绪论，第1页。），我们对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别地使用。

　　一、为了顺利地接管城乡，尽量争取和稳住帮会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帮会化的社会。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描述西安青帮情况说：“在西安之分布，似极普遍，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人会参加其活动者。”（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3版，第159页。）时人叙述重庆情况时也说：该地袍哥达500余社，“人数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真正职业袍哥估计将近10万人”。（注：引自赵清著：《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这种情况使中共各级机关都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接管好城乡，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须努力稳住帮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在1949年1月27日发布的《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文件中，中共中央将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其他反共反人民的党派团体和军统、中统及与此性质相同的特务机关列为反动组织，各种帮会不在其列。

　　当然，中共把帮会列入团结对象，还同她对帮会的性质分析有关。民国时期，中共认为帮会不仅是封建迷信组织，还是“互助团体”、“群众组织”。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认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虽然沦为流氓无产者，但他们所组织的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属于“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1936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进一步认为哥老会、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属于“秘密结社”，“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不满意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如明末遗老，清时不得志的文人，富有民族思想与急公好义的有志之士）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违法的群众组织”（注：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页。）。这一分析虽然不同于后来的认识，但在接管城乡时基本未变。

　　围绕着尽量团结和稳住的策略，各地采取敢了具体的措施。在西北，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1月规定：“对于宗教迷信会帮等组织，在不反对我们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原则下，应当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或使他们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头子。如果是反对土地改革与我军行动者，则按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打击，或以其适当方法处理之主要的原则，亦是打击其领导者，夺取其群众。”（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在华北，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2月13日规定：“对于青红帮等流氓头子，可以在适当时机，通过某些私人关系警告他们，不许他们抢劫破坏，如敢故违，我军入城之日，必予查究。”（注：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在华东，毛泽东于1949年2月18日指示有关领导人，明确把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列为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团结对象，以“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页。）。在西南，针对帮会与军队和土匪相互渗透、大小军阀“利用并建立袍哥组织，控制城乡”的特点，第二野战军设法争取军队中的帮会头目率领军队起义，以利尽快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

　　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上海，杜月笙虽然离沪赴港，但关照徒弟安分守己。在四川，袍哥首领之一、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合另两名袍哥首领即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潘文华等在彭县起义，并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成都。

　　二、接管城乡后的初期，强调剿的是土匪，镇压的是特务，尽量不提帮会

　　中共接管全国城乡后的初期，特务、土匪非常猖獗。以局部言，上海“全市分属于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等系统的特务机构共有40多个，特务分子6000余人”（注：胡训民、贺建：《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以全国言，“全国仍有土匪武装100万人以上，其中西南最多，有665000人，华东少些，也有59000人”（注：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814页。）。

　　这一情况决定了“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早在1949年6月25日，新华社就发表《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短评，指出建国后第一要务就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否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将不能顺利地实现”。8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进一步强调：“凡是新解放地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集中全力进行剿匪反恶霸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546页。）

　　本着这一指示，各地展开了剿匪肃特运动。

　　当时，虽然特务大多兼有帮会身份并利用帮会作为其外围组织，虽然有的地方的会道门分子多于土匪数目，如湘西麻阳“共有土匪武装20，000余人”，“帮会会员40，000人”（注：杨文魁、陈金斗：《麻阳剿匪经过。湖南文史资料》（第27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因而有学者指出“土匪与帮会实无二致”。但是，中共此时并未把反动会道门头子列为反革命分子。1950年7月23日发布的《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列举了不包括反动会道门头子在内的三类重要反革命分子：（1）“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2）“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者；（3）“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55，359页。）。各地在执行这一指示时强调的也是剿匪，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就明确指出：“我们当时的所谓剿匪，剿的不是一般的劫道、绑票图财的土匪，剿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可见，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在1950年10月以前，反动会道门尚不在镇压之列。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中共要致力于中国大陆的统一和全国财政经济的好转。中共政策宣传刊物《时事手册》在回答如何镇压反革命的提问时指出：“在1949年上半年，大陆上的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稳定。”二是时机尚未成熟。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指出：“由于反动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农村取缔反动会道门必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时候”（注：《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三、要想取得镇反运动的彻底胜利，就必须镇压和取缔会道门

　　正是由于在1950年10月前反动会道门尚不在镇压之列，国民党特务乃将重心转到“利用民众之迷信心理，拉拢帮会”，“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的暴动屠杀行为”上来，许多会道门的组织实际上都已被国民党特务直接控制，变成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工具。当时全国就有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同善社、天德圣教、圣贤道、归根道等反动会道门300余种，道首和骨于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人“（注：《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这些帮会猖狂地”以各种方式造谣破坏，进行反对人民政府的活动“，仅在福建一省，”1950年间发生反动会道门暴乱事件19起，暴乱未遂事件6起，参加的会徒有7600多人，在暴乱中被杀害和砍伤的党政干部、解放军战士及群众有150多人“（注：萧心力主编：《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中共很快认识到帮会猖獗的原因，认识到必须从全局上改变对帮会的政策。刘少奇指出：“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时事手册》专门载文强调：“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已成为我们当前锄奸防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重要一环”（注：张林：《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载《时事手册》1950年第4期，第77页。）。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这标志着中共对帮会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标志着镇压反动会道门高潮的到来。

　　怎样镇反呢？毛泽东于12月19日指示要“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很”。1951年1月17日，他解释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很，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从下面情况来看，中共对反动会道门的镇压，做到了“稳”、“准”、“很”。“稳”

　　是总的策略步骤，它规定如何处理反动会道门。“很”是“稳”中下面规定的第一步措施的贯彻，“准”则是“很”的前提。

　　要想“打得稳”，对反动会道门的镇压和取缔就要有序地进行。罗瑞卿指出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捕促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使其整个组织陷于瘫痪；第二步，对中小道首进行登记，区别情况进行教育管制；第三步，对道徒进行教育，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注：《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第148页。）虽然在具体执行中，第二步是同第一步和第三步交叉进行的，难以分清，不过，由于当时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是分外、中、内三层进行的，“清理‘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3页。），清理外层中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实质上就是罗所讲的第一步，清理中层和内层可当作第二步，教育道徒为第三步，因而也可说是分三步。

　　要想“打得准”，就必须对什么是反动会道门要有清楚的界定，对如何处理要有明确的规定。中共指出，会道门就是封建迷信组织，有着反动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的封建迷信组织就“一般称之为反动会道门”。于2月2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专门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时事手册》专门载文强调此条在条例中占有显著地位：由于会道门“在国内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和地方组织，即所谓帮会及其他迷信组织，由于他们的落后性与封建本质，对反动政权和反动阶级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亦极容易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为了对付这种特殊人物和组织，自然有特别规定的必要，这种规定亦就是一种给予封建会门以镇压制裁的作用，而所谓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并不是指有什么特殊的反革命活动花样，实际上即指利用封建会门进行本条例所规定说明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违犯了本条之罪者，亦即同时有本条例中任何的一个或数个罪名。”（注：李建钊：《论惩治反革命条例》，载《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第14卷第8期，第8页。）

　　根据这一含义，中共明确指出反革命分子的范畴同前相比已发生变化，即从国民党残余分子和土匪等，发展到包括反动会道门头子在内的四种：（1）特务分子，来自于中统、军统、“国防部二厅”和“中美合作所”等特务机关：（2）匪首、惯匪，“这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布置和策动的‘大陆游击队’武装”；（3）反动会道门头子，即“在一贯道及其他反动会道门中担任点传师或相当于点传师以上职务，并且进行反革命颠覆、破坏、造谣、煽动等罪恶活动的分子”；（4）“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和城市中恶贯满盈的封建帮会恶霸头子”。（注：马焕仁：《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载《时事手册》1951第13期，第22页。）

　　拿“准”之后，就要“很”。从1月到4月，毛泽东多次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18页。）。根据这一指示，各地纷纷行动。在上海，4月27日，上海公安局组织了著名的“四·二七”大逮捕，逮捕了一批包括反动会道门头子与反动流氓头子在内的反革命分子9010人，张顺宝、柏文龙、丁福堂等一批帮会头子被处决。在西南，帮首冷开泰、银运华、黄亚光等被重处。其他地方如福建、湘西、广西、广东也枪毙了一批。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总计“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注：政农：《两年来的政法工作》，载《时事手册》1951年第22期，第38页。）。

　　根据“稳”的策略，在“打得很”的同时或之后，中共采取了第二步、第三步，对中层和内层进行清理，取缔帮会并教育会众。

　　综观来看，第二步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清楚地认识到党政军各部门、各层次均隐藏着会道门分子，有必要进行清理；二是行动迅速，在镇压的同时就着手清理；三是有重点，特别注意将隐藏在党内的会道门分子清理出去。

　　清理的成果非常显著。在军政机关中，仅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的财政、经济、交通机关留用人员和新知识分子9000余人中，就清理出350余人，另外“又登记了国民党及会道门分子5700余人，占旧人员总数64%”（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72页。）。

　　在工矿企业中，仅上海一地，就在13万搬运工人中清理了封建帮派58种，清出封建把头2064人，逮捕了486人，枪决罪大恶极者59人，管制341人（注：《上海通史》编委会编著：《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第三步措施也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清楚地认识到取缔对于镇反的重要性；二是有序地进行取缔；三是对一般帮会采取教育的方法，使其自动取消，这不同于对反动帮会的取缔；四是将一般帮会头子、一般会众同反动帮会头子的处理区别开来。

　　这些措施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到1951年5月，西北就有10万会众宣布退道，山东有10万人，察哈尔10万人，皖北3万人，苏北2万多人，天津16万多人（注：《人民日报》1951年5月15日）。有的帮会如青帮、洪门“无形解体”，有的如“世界红字会中华总会”于1953年2月自动声明“因不合社会需要”而解散。

　　总结全文，可以看出，自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反攻、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之后，如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就摆在中共的面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决定首先把城乡接管好，然后“肃清土匪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在这一总方针下，中共对帮会的政策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接管城乡时，尽量稳住和团结帮会；建国初期，为了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势力，镇压匪特，强调对帮会“要团结，要稳定”，即使一些反动会道门进行叛乱，但在镇压时是以匪特而非帮会来镇压；随着反动会道门从“封建落后的组织”发展“成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残余所操纵的反动组织”，对它的镇压就成为镇反重点之一，同时，教育会众，取缔会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