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忘年交——周培源和我——纪念周培源先生逝世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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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忘年交——周培源和我——纪念周培源先生逝世30周年（上）


忘年交之少 郭罗基（1932-） 忘年交之老 周培源（1902-1993）

周老培源于1993年11月24日仙逝，享年九十有一。 我远在海外，未能亲往吊唁，遥托北京的友人敬献花篮于灵前，缎带上书：

吾师吾友吾父周老培源千古
纽约科学院院士郭罗基敬挽

周老和我，三种亲密的关系融而为一。 周老是江苏宜兴人，我是无锡人。 宜兴现属无锡市，我们又成了同乡。

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周老是教务长。 不仅在辈分上是师生，我尝程门立雪，向周老学习相对论。 是为吾师。 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起，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反聂元梓，反迟群，反吴德,…… 一起度过漫长的惊涛骇浪的岁月。 是为战友。 我和周老的长女如枚年岁相仿。 1981年，如枚因癌症英年早逝。 在追悼会上，周老哀伤涕泣，握着我的手说：“罗基啊，如枚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亲人，以后要常来啊……”老年丧女是人生一大不幸，白发哭青丝，悲痛之极。 我本是周家常客，周老还要我常去。 从此周老对我又多了一层亲子之情。 我因政治原因被逐出北京，发配南京。 周老三次到南京来看我。 我和周老的交往，是彼此经历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校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1991年，为祝贺周老的九十寿辰，拟出版一本纪念文集。 我理所当然应撰文叙旧。 有关人士说：“把郭罗基的文章放在里面，这本书就别想出版了。”我只好作罢。 《科学巨匠，师表流芳》一书出版后，其中涉及我的名字的地方都用“某人”、“等人”代替。 在中国，一旦被打入冷宫，与他有关的历史非删即改。 往事如烟，渺不可追； 直书一二，以存史实。

（一）
上世纪40年代，我上中学时，物理教科书是周培源、严济慈编的。 教物理的杨老师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他在课堂上经常以崇敬的口气提到他的老师周培源，说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唯一与爱因斯坦共事过的人。 我对大科学家周培源顿生仰慕之心。 这一年我的物理课学得特别好，总平均得了98分。 我本来立志学医，这时改变初衷，想当物理学家了。 后来物理学家也不当了，当了革命家。 没有想到，当年一顽童，20多年之后与大科学家周培源竟成忘年之交。

当了几年少年革命家，心中产生一些困惑，挥之不去，道之不明，于是寻求解答历史之谜。 195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迎新大会上，校长马寅初发表演说。 主席台上坐着一排人，有一位白头翁，显得很突出。 据介绍，他就是教务长周培源。 我以为他已老迈年高，后来看到他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来去匆匆，却是精神抖擞。 人家说他是少白头，40多岁已经白发盈颠。

1958年，我提前两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周老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是我的领导。

我和周老在政治上同命运是从1964年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的。

6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因在运动中需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故也称“四清”）。 在全国的大学中，唯有北京大学搞了“社教”。

北大的“社教”，与共产党上层的斗争有关。 彭真在北京当市委书记，独霸一方，确实是如毛泽东所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 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管文教的，但对北京的文教单位却奈何不得。 中宣部曾在中国京剧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检查工作，查出了问题，均被北京市委挡住。

1964年7月，陆定一派出以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 调查组认为，北大的问题很严重。 1964年11月，中宣部从全国各省市调集宣传部长、教育厅长、大学党委书记等200多人，组成庞大的工作队，开进北大搞“社教”，还想以此试点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 结果，中宣部的工作队遭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强烈抵制，北大的“社教”都难以收场，其他的大学再也不搞“社教”了。 后来，把彭真和陆定一凑在一起，搞成“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和1957年把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个对头搞成“章罗同盟”一样，都是毛泽东的“拉郎配”。

北大内部，党和群众、党内的领导和被领导，矛盾十分尖锐。 1957年彭真指责原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右倾”，派陆平来取而代之，并进行纠偏。 当时共产党全党皆“左”。 陆平是个能干人，越能干越“左”。 他在北大纠偏，越纠越偏。 “左”得出奇，伤人必多，几年下来，校园内对党委一片怨言。 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本来是搞“左”的一套发生了问题，往往又归之于“左”得不够，诸如“阶级斗争抓得不狠”、“革命不彻底”、“反修不积极”等等。 张磐石工作队也是以“左”来反陆平党委的“左”，有所不同在于：陆平党委的“左”是依靠干部自上而下地整群众，而这一次张磐石工作队的“左”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整干部、整党委。

北大“社教”的搞法，也像农村一样，什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积极分子队伍”等等。 我们哲学系挨党委整的人最多，被认为“苦大仇深”，所以工作队一头扎进了哲学系。 总支书记聂元梓，到哲学系不久，并没有挨整。 她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对自己的地位不甚满意，而政治嗅觉又特别灵敏。 她向工作队密奏了陆平党委的种种不是，因而成为“头号积极分子”。 （康生曾对张磐石说：“你把聂元梓当作‘头号积极分子’，要当心，她在延安时表现不好。”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工作队的时候，康生又说：“聂元梓是王八蛋也要支持。”）哲学系有一支庞大的“积极分子”队伍。 我也是挨党委整的，历来称“右”，此时又被加了一顶“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代表人物”的大帽子。 自然，我就被组织到“积极分子”队伍里去了。 工作队也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 我本性难改，对工作队的“左”照样要批评，又被认为是“积极分子”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差一点又被踢出“积极分子”队伍。

周老也是“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

1965年3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华。 离京赴外地参观时，周恩来总理陪同。 周恩来很细心，看到总统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顾问萨拉姆，是物理学家（1979年得诺贝尔奖）。 莫非要谈有关科学问题？ 所以他也请个物理学家作顾问，于是邀周培源同行。 在飞机上，周恩来随便问问：“你们北大现在怎么样啊？”周培源却是一个认真的人，说：“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写个材料给你。”周恩来说：“好。”用手一指：“你的材料写好后交给他。”他是统战部干部李贵。

周培源写的材料揭发了陆平的许多严重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乱”。 还说：“陆平是我解放后所遇到的三个作风最恶劣的共产党干部之一。”我曾问过周老：“‘三个作风最恶劣的共产党干部’，另外两个是谁？”他说，另一个是教育部的一位司长，也姓陆。 第三个，我不记得了。

周培源揭发陆平的“三乱”，没有上纲上线，但概括非常准确，成了陆平的标签。 大家都知道周培源批评陆平“三乱”，哪三乱？ 又都说不全。 周老亲口对我说过，“三乱”是“乱说，乱批，乱干”。

周恩来看了周培源写的材料，大吃一惊。 1959年，马寅初遭批判之后，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舞会上征求北大学生的意见：“你们看谁当校长好？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陆平，陆平！”那时，陆平指挥人马批江隆基、批马寅初，反右派、反右倾，真是威风凛凛。 周恩来一直以为陆平在北大威信很高呢，没有想到问题十分严重。 他说：“要不是周培源说的，我还不相信呢。”周恩来将材料转给张磐石工作队，工作队如获至宝。

工作队搞了过火斗争，也站不住脚，再加党内上层的较量，北大的“社教”又翻了过来。 彭真大权在握，飞扬拔扈，岂容别人来挖墙脚？ 他指责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队犯了严重的错误。 中共北京市委奉命“清理”北大“社教”的错误，在宋硕、彭佩芸（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的领导下又反过来整工作队、整“积极分子”。 北京市委书记万里找周培源谈话，要他改变对陆平的看法。周培源顶住压力，坚决不改变。 后来周培源讲到：“社教中我给陆平提过意见，我给总理写了信。 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陆平要我作检查。 我与陆平吵起来了，结果不了了之。 “（1979年1月8日上午，周培源在高校科研会议第二小组会上的发言，存北大档案室，党办案卷16号，卷内材料顺序号2。 ）

陆平党委的反攻倒算比工作队的过火斗争更凶。

为了强迫哲学系的“积极分子”作检讨，开了一个长达7个月之久的“国际饭店会议”。 会后，不作检讨的人都被打发到农村。 陆平恶狠狠地说：“你们不是说我打击报复吗？ 现在再来一次打击报复。你们要是不好好改造，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是顽固分子，被打发到京郊怀柔县，作了“有去无回”的准备，一辈子当农民。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彭真垮台了。 哲学系一批挨整后留在校内的聂元梓、杨克明等7人，以为时机已到，5月25日贴出《宋硕、陆平、彭佩芸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的大字报。 这份大字报迎合了上层斗争的需要，毛泽东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批发向全国广播。 这就是所谓“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在文化大革中，“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翻过身来又把宋硕、陆平、彭佩芸以及他们手下的人打成“黑帮”，残酷斗争，无以复加。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有它的典型意义。 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按照“斗争哲学”，斗来斗去，不断“翻烙饼”，一次比一次更“左”，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极左。

“社教”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死结，在很长的时期中常常引发争论。 “社教”是整人者挨整。 惯于整人的干部，向来道貌岸然、一本正经，轮到自己挨整却顿失常态，丑化自己、乱咬别人。 且不说政治上的是非，这一次暴露了他们人格的低下。 事后回味过来，他们对“社教”恨之入骨。 但七搞八搞，这些干部还是在北大掌权。 周老和我，虽然在“社教”中并非重要角色，而且不赞成张磐石工作队的过火斗争，因“头号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已倒，而我俩打而不倒，总是被党委的干部当作“社教”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攻击。

（二）
我和周老的密切交往始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

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平党委成了“黑帮”，挨他们整的“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自然成了“左派”。 周老和我都是“左派”，我还是“老左派”。 哲学系有一批人从1961年开始就反党委，所以被称作“老左派”。 在政治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有时是身不由己； 但也不是不可选择。 我身不由己地被列入以聂元梓为首的“老左派”，我又自己选择了与聂元梓分道扬镳。 一者，聂元梓此人人品不好，耻与为伍；二者，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不愿当“老左派”。

1967年3月3日，我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 聂元梓，是碰不得的。 北大流行一个公式：“反聂即反动”。 在我之前，凡是反聂的都被打成“反革命”。 我抓住一个合理合法的旗号——“整风”，虽然没有被打成“反革命”，还是受到日日夜夜的围攻，说我的大字报的要害是“颠覆红色政权”、“砍倒毛主席树立起来的红旗聂元梓”等等。 我和支持我的人被叫做“二月逆流在北大的表现——三月逆流”。 围绕我的大字报所进行的辩论，逐渐分成反聂和保聂两派。 4月30日，我在大饭厅发表了一次演说。 而后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预定在6月8日成立一个反聂的组织——“新北大北京公社”。 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这样：观点不同，人以群分；观点相同，组织起来；形成两派，激烈对抗。

6月7日，有人通知我：“周培源让你去汇报工作。”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下设行政工作委员会。 周老原是副校长，给了他一个行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 当时我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诺罗敦·纳拉迪波王子的老师，人称“太子太傅”。 纳拉迪波从北大附中毕业后，免试升入北京大学学习。 按中柬文化协议，他的学习是不能中断的。 全国的大学都在“停课闹革命”，只有这一个学生还要上课，而且是8个教师给一个学生上课。 我是王子教学组组长。 周老分工“管教学”，所以让我去汇报。

我跨进燕南园56号的门槛，周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份传单，开门见山地说：“‘汇报工作’是个由头，有什么好汇报的？ 我请你来商量，我要亮相。”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周老继续说：“你的演说我看了三遍，完全同意。”我这才注意到他手里拿的传单是我4月30日演说的打印记录稿，是支持我的0363北京公社散发的。

“我对聂元梓早就有意见了，……”他讲了对聂元梓的看法，最不能容忍的是动不动把反对她的年轻人打成“反革命”，实际上还不是“反对”，而是正当的批评。

周老说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语言：“我要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你看我能不能参加明天的大会？ 怎么亮相？ ”

我说：“你只要适当表示支持就可以了，不必参加组织。”

他问：“为什么？ ”

我说：“你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一旦卷进去就很难拔出来。”

他说：“这不是理由。”

我又说：“不参加比参加好。 你一亮相，会有许多教师、干部跟上来，这也是反聂的一个方面军。 打仗的时候，一支部队要分成两支，形成犄角之势。 你在北京公社外面用北京公社的观点讲话，作用更大。 你参加进去就和北京公社没有区别了。”他同意了。

6月8日，在五四广场开大会。 除了反聂的人们，保聂的人们也想来听个究竟，还有从校外来的人，广场上站了一万多人。 周老刚走进会场，就被人簇拥着上了主席台。 偌大一个会场，看主席台上的人不甚分明，只有周老的一头白发引人注意，他一出现下面就活跃起来了。

我在会上发表了一个主题演说，批评聂元梓扼杀民主、镇压群众。 反聂的人们欢呼、鼓掌，保聂的人们就喝倒采。

我在批评聂元梓的时候借题发挥。 我引用马克思所赞赏的法国大革命民主派的一句名言：“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就对保聂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成伟大人物就因为你们自己跪在地上。”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反聂派狂呼乱叫，把保聂派的倒采压了下去。 这句话，是我在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史上留下的痕迹。 过了多少年，人们还对我说：“你那次演说，别的都没记住，‘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就这句话忘不了。”这句话之所以忘不了，因为它有弦外之音。 谁是伟大人物？ 应当说聂元梓还不够资格。 我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支柱，提醒大家不要跪在地上看人。 聪明人都心照不宣，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往往相对发笑。 后来被反对我的人们悟出来了，把我打成“反革命”，说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承认下来是愚蠢之举，说不定要掉脑袋；否认了于心不安，因为确是真实意图，而且对不起为我鼓掌的人们。 我把球踢了过去：我当时说的是聂元梓。 听的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现在说“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就是你们的理解。 这是后话。

当时正在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因为刘少奇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批它的卖国主义。 电影中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老佛爷”一开口，那些奴才们就跪在地上喊：“喳，喳，喳！”于是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老佛爷”，对于聂元梓唯命是从的人们就是“喳派”。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我的演说讲完之后，下面纷纷递条子，要周培源“火线亮相”。 周老发表即席讲话，又说：“我要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下面递了更多的条子，要求头头们批准周培源加入北京公社。 主席台上的头头们立即开会。 我还是主张不参加比参加好。 其他人都说，这是群众的强烈要求，不能不考虑。 周老本人表示同意，他把当初我们的约定忘掉了。 也怪我，我应当把我的战略思想向群众讲清楚，打消群众对周老参加北京公社的压力。

主席台上当场宣布批准周培源加入北京公社，下面好一阵热闹。 周老的亮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敢怒不敢言的教师都站了出来，加入反聂的行列。

反聂的组织，除了北京公社，还有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红旗飘战斗队、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共五个组织。 对立面——“校文革”是权力机构，新北大公社是“校文革”依靠的群众组织，都是聂元梓的工具。 聂元梓的副手是孙蓬一。 有时统称他们为“聂孙”。

1967年8月，五个反聂的组织酝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老佛爷”。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方法是很特别的。 联合以后的组织叫什么名称？ 光是这头一项议程就在38楼前的广场上几千人辩论了五个晚上，这是乱哄哄的民主。 最后定名为“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更为麻烦的是谁当头？ 当时呼声最高的是原“红旗飘”的牛辉林。 在北大反聂是冒风险的。 北大的两派与其他地方的两派有所不同。 别的造反派都是造当权派的反。 在北大，“聂孙”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孙蓬一还自称是“江青派”。 北大“井冈山”是造“造反派”的反，造红色政权“校文革”的反。 中央文革对一般的两派都承认是群众组织，唯独对北大“井冈山”从来没有说过是群众组织。参加“井冈山”的教师们，十分担心江青这个疯子再一次乱点名，如果她说一句“‘井冈山’是坏头头操纵的反动组织”，几千人都将背上黑锅。 成群结队的人往我家里跑，要我控制“井冈山”的局势，不能让牛辉林当头，此人不可靠。

有人怂恿我出来当头。 理由是：“第一，大规模的反聂势力的形成，是由你的大字报引起的。 第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灵魂人物都是老左派，我们也要抬出一个老左派来与之对抗。”我说：“你们有所不知，我也是一个危险人物。”江青的女儿李讷是我的学生，她的考试，我给了四分（五级记分制）。 其他课程都是五分，只有我这门课是四分。 而这门课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她家里有一座“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挨着“顶峰”，好像她得五分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她本人和她家里的人大为不满。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北大全校大会上点历史系教师郝斌的名，说他“迫害李讷”，还说了一句浑话：“阶级斗争跑到我们家里来了。”郝斌立刻被打成“牛鬼蛇神”。

郝斌曾是农村“四清”工作队队长，李讷是队员。 因李讷是个特殊人物，郝斌对她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反被说成是“监视”。 江青本来也要点我的名，说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因为我是哲学系的“老左派”，聂元梓为我说情，赦免了。 如果我当了“井冈山”的头，聂元梓进谗言，江青旧事重提，我还是免不了成为“坏头头”。 虽然没有当“井冈山”的头，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仍然跑不了，也是以“迫害李讷”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 其实，我对李讷的印象是很好的。 北大有一大批高干子弟，如果把他们的家长请来开个家长会，几乎可以开成中央委员会。 这一班王孙公子，大多有骄、娇二气; 唯李讷和胡德平（胡耀邦之子）衣着朴素、待人谦和。 考试打分是秉公办事，何来“迫害”？ （后来越传越离谱，说我给了她一个不及格）一帮人到我家里抄家，要找出李讷的考卷作为“迫害”的罪证。 考卷没有找到，却多了一个罪证。 我的家里没有挂毛主席的像，被揭露出来，叫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刻骨仇恨”。 我的“反革命”罪行一共是三条，除了这两条，还有上面所说的那句口号：“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因此而被关了四个多月的禁闭。 关于“迫害李讷”一事，北大的人都说我太迂。 历史系的教师说：“郭兄，你迂呀，见了李讷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给她打个五分拉倒。 反正给多少分又不花本钱。”我的秉性确实迂，按北京人的说法叫做“绞死理儿”。 到了80年代，成了“顽固坚持”的“自由化分子”。 我的朋友于浩成自号“呆公”，李洪林则称“痴翁”，我就是“迂夫”了。 有人说这是“京城三愚”。

再回到“井冈山”。 谁当头？ 关系到几千人的命运。 我苦思苦想，想出了一个方案。

本来我不赞成周老参加反聂组织，既然参加了，干脆让他当第一把手。 第一，他是著名科学家，重点保护对象，不可能把他打成“坏头头”。 第二，在“井冈山”内部可以摆平，拥戴牛辉林的人们无话可说。 副手让学生来当，做实际工作。 “井冈山”的稳健派都说这是一条妙计，不知周老干不干？ 我说，只能由我来说服他了。

不过，我觉得对周老确实难以启齿。 我到周老家，战战兢兢，吞吞吐吐，说明“井冈山”的难处，事到如今只有这一计。

他说：“当初你连北京公社都叫我不要参加，现在怎么叫我当五个组织联合起来的头？ ”

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 当时我是想让你率领教师队伍，与群众组织形成反聂的钳形攻势。 这个战略思想没有实现，现在出现了新形势。 ”

他又说：“我怎么当得了这个头？ ”

我说：“说穿了，只是利用你的声望，您老人家尽管坐在家里，只要让你的名字发挥作用就行了。 实际工作还是由学生来做。”他勉强同意了。

于是，“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宣布周培源为核心组组长。 当时周老65岁，恐怕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年长的一位“寨主”。 实际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学生。 我则被人叫做什么“精神领袖”、“神秘人物”、“摇羽毛扇的”、“总参谋长”诸如此类的称呼。 核心组十一人，是各种角色形成的组合。

周老并没有坐在家里，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

“井冈山”核心组的会议常常是躲在燕南园63号的阁楼上进行的，周老和年轻人一样，低着脑袋爬上爬下。 周老耳聋，开会的时候，手持助听器，凑近发言者，那认真的姿态，十分令人感动。 有时发生争论，谁都听不清，周老说：“慢点，慢点……”年轻人就冷静下来。 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真能镇住阵脚。

1967年12月，新北大公社掀起“打倒周白毛”运动。 打倒了周培源，他们就可以把“井冈山”说成是“坏头头操纵的反动组织”。

12月21日深夜，新北大公社广播了一个“打倒美国特务周培源”的声明，随即抄了周老的家，还要抓人，周培源的囚室都准备好了，计划在第二天召开“批斗美国特务周培源”的群众大会。 由于新北大公社内部的好人通风报信，周老转移到28楼“井冈山”的总部，批斗计划没有得逞。

抄家以后，广播电台一遍一遍地宣布周培源的“美国特务”的罪行：

1，在美国组织反动特务组织 “中国社”。
2，向美国出卖有关青岛等军事机密。
3，困难时期投机倒把，倒卖中国古字画。

周老早年在美国求学，二次大战期间参加了美国海军部的科学研究项目。 这就是打成美国特务的最方便的口实。 新北大公社挖空心思搜索了几个月，抛出来的材料极其可笑。

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人很少，只有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等几个人。 他们都是单身汉，每逢周末，常到周家聚会，其乐融融。 有人说了一句，我们真是一个China Society。 不料文革中被说成周培源建立的特务组织“中国社”。

美国海军部的一张中国地图把青岛的位置搞错了。 青岛本是海港，却画到内陆上去了。 周老纠正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在一次中国人的聚会上，他嘲笑了海军部地图的荒唐。 不料在场的一个人，在文革中进行了揭发。

揭发者是清华大学某教授，当年常与周家往来。

他不是不知道，按美国的规定，参加政府组织的科学研究项目必须加入美国籍，而周老拒绝入籍，还提了几个条件。 事实是“美帝国主义”迁就了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人往往以放大的形式表现了自己平时被掩盖的卑劣。

抄家以后，新北大公社声言“拿到了美国特务周培源的密电码”。这就更可笑了。科学家有积累数据的习惯。 周老的助听器所用的电池，持续多长时间都作了记录，存有一大摞卡片。 那些家伙看不懂，就说是“密电码”。

至于倒卖古字画，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天晚上，我和刘渝宜到28楼去看望周老。 “井冈山”怕新北大公社来抢人，设了几道防线，重兵把守。 周老住在四楼尽头的一个房间里。 他和几个年轻人正在打扑克，说：“你看，我这个人真笨，打扑克都不会。”平时太忙，现在倒得闲娱乐一番。 我常听到周老说自己“笨”。 其实他的智商很高，一点都不笨。 我想，他的用意是时时告诫自己，不要自作聪明。

窗外的高音喇叭在歇斯底里地叫喊：“打倒周白毛”、“把美国特务周培源揪出来示众”。 我指指窗外。 周老心胸坦荡，笑得很天真，说：“我耳朵聋，什么也没听见。 ”

我说：“我当初出了一个坏主意，让你当头，现在害了你。 ”

他说：“不能这么说，是我同意的。 我们‘井冈山’，谁出来当头都会被打倒。 人家不是说吗？ ‘反聂没有好下场’。 明知没有好下场还是要反。”周老的这句话具有代表性。 参加北大“井冈山”的许多人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究竟为了什么？

聂元梓要白晨曦动员周培源下山，说：“周培源下了山就没事了。”白晨曦说：“周培源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可杀不可辱。 你们把他搞得这样，他是不会下山的，我也不去动员。”可见，下山了就不是“美国特务”了。

新北大公社在北京城里到处去贴“打倒美国特务周培源”的大标语、大字报。 周恩来批评了他们，要他们立即清理干净。

文化大革命自有它的规律，确实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渐渐发觉事态的发展违背了初衷。 “井冈山”的成员是为了反聂而集合起来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得不采取与聂元梓同样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话语系统，什么“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而且为了寻求支持又和北京市的两大派纠缠在一起，新北大公社是“天派”，“井冈山”就投入“地派”。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流行病，“井冈山”也一应俱全。 新北大公社“打倒周培源”，“井冈山”就抓了站在新北大公社方面的“革命干部”、原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崔雄昆，以示报复。 有些做法周老和我不赞成，但我们的讲话不灵了。我被“井冈山”的一些激进分子称作“老机”（机会主义的机）。 我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不过是和聂元梓决裂。 因为受到围攻，我就要和支持者站在一起；支持者越来越多，又推动我去成立组织；形成了两派，我居然成为一派的头头之一。 我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走，已经离出发点很远了。 我和周老认为，我们无法为“井冈山”的行动和后果负责，于是提出以后不再参加总部的活动，但坚决不“下山”。 总部进行了改组，核心组都由学生组成。

1968年2月13日，周恩来要丁国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李钟奇（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向周培源传达两条意见：“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退出井冈山； 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 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培源还特别问：我下山可以，但与“井冈山”组织的性质有无关系？ 丁的回答是：总理只是出于对你个人的关心，与群众组织性质无关。 周老表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 他虽然组织上离开了“井冈山”，但政见没变，依然坚持“井冈山”对“聂孙”、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批判态度。

“井冈山”的许多学生也对“文化大革命”厌倦了，有头脑的人开始重新思考。 为了 掌握理论武器，追寻李大钊的传统，他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青年共产主义学会”等等。 他们常常关起门来“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有准备地袭击“井冈山”的学生宿舍31楼，于是发生武斗。 当时社会上已是武斗成风。 我对“井冈山”总部的头头们说，过了若干年，回头一看，武斗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人家打上门来，我们挂免战牌，离开学校，等平静以后再回来。 他们不赞成，认为这是示弱，并且说：“你们（教师）都走，让我们（学生）留下来对付。 “井冈山”的学生占了四幢大楼，被新北大公社三面包围（一面是马路），停水停电，坚持了四个多月。 我没有办法说服别人不搞武斗，我又不愿意参加武斗。 我住在朗润园，如果不住进“井冈山”的据点则将被新北大公社抓去。 “井冈山”总部的人对我和周老说：“我们没有办法保护你们，还是离开北大。”我远离北京，到南方去躲避。 周老先后住在女儿如雁、如枚家。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预计“停课闹革命”半年。 闹了两年，收不了场。 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道理讲不清了，干脆来个不讲道理。 先是姚文元发了一篇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制造舆论；然后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 所谓“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实际上是对学校实行军管，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1968年8月19日，63军军宣队进驻北大，周老和我以及所有出去躲武斗的人都回到了学校。 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当军宣队、工宣队指挥部的总指挥，具体操作的是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位处长杨顺德。 63军是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一味压制“井冈山”。 “清理阶级队伍”时，杨处长宣布“井冈山”有40几个“反革命小集团”。 人们终于发现，凡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的，都是怀疑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凡是“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才是正统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因为我是“井冈山”的“精神领袖”，所以被杨处长点名为“井冈山反革命小集团总后台”，关入南阁的一间小屋子进行“隔离审查”。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所有的教师都搬入学生宿舍，不准回家。 周老又住进了28楼，审查他的“美国特务”问题。 有一次全校大会点了他的名。

在这以前，崔雄昆因被点名而自杀。 周老对前去看他的三女儿如玲说：“我不会这样的，让你妈放心好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经历都有一些难以说清的事情，像周老这样充满自信而又意志坚强的，不是很多。

63军在北大胡来，先后被关进“牛棚”的达800多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大自杀的只有3、4人。 人们有政治经验，不管戴什么“帽子”，反正“运动后期落实政策”。 此时，“毛主席派来的军宣队”定了案，以为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少人寻短见。 死了一个就刷大标语：“×××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一条一条大标语数下来，自杀的竟有40多人。 特别是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双双自杀，惊动了“上面”。 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太过火了。 毛泽东派他身边的警卫团8341部队取代63军。 8341部队进校以后，把“牛棚”里的人和关禁闭的人都放了出来，周老和我都回家了。 8341在两派之间声称“一碗水端平”。 北大的紧张气氛得到缓解。 周老的“美国特务”案，我的“井冈山反革命小集团总后台”案，就算不了了之。

一本纪念周培源的文集，40多万字，只有季羡林先生的一篇短文《记周培源先生》提到周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是反聂组织的“领导成员”。 他正是在周老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反聂组织。 《周培源教授年谱》从1966年一下子跳到1972年。 我感到很奇怪！ 现在，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往往讳莫如深。 从前对文化大革命一概肯定，后来又一概否定。 时至1979年，我的《谁之罪？ 》一文因“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被定罪。 过了几年，“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了官方的态度，而且唯恐不力，还要加上“彻底”二字。 似乎凡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都不是好人。 我不赞成官方的“彻底”，又被指责为“为文化大革命辩护”了。

20世纪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一时还难以说清楚。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动机是不一样的；参与者，不同的人动机也是不一样的。 不参加，未必正确。 陈云有言：“提拔干部要从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中挑选。”他是逍遥派，故欣赏逍遥派。 逍遥派人士大多是没有热情、缺乏责任感的。

描绘文化大革命的画面，不是群魔乱舞，就是悲惨世界。 这不仅是肤浅的，也大为失真。 有邪恶必有正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沧海横流，中国之大，岂无一个半个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 有的，那就是张志新、遇罗克等英雄人物。 但他们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不参加无从反对。 当然，参加者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周培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与谄媚奉承相反的刚直不阿的一面。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也使上了牛劲，终于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 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科学巨匠，师表流芳》第77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像周培源、季羡林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如果当逍遥派、作壁上观，完全可以平安无事。 一旦“跳了出来”，险遭灭顶之灾。 他们所追求的并非私利，而是正义。 在北大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聂元梓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潮流。 季羡林先生还说：“我一生所做的事情自己满意的不多。 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同上，第78页）像季羡林先生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跳出来”的本来不多，而如今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片诅咒声中犹引以自豪，更是难能可贵。 掩隐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周培源，而且将使他的形象大为逊色。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时，周恩来、周培源作陪。 毛主席对周培源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把你搞得呜呼哀哉了吧？”周培源耳背，没有听清。 周恩来起身，与周培源换了座位，让周培源靠近毛主席。 毛又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培源回应：“聂元梓的后台是陈伯达。”毛接着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有一次，周恩来接见欧洲外宾。 外宾将访问北大，周恩来对他们说：“北大有一个坏女人！”周培源当场听到，回来问家人：“周总理说的坏女人是谁？”周夫人王蒂澂说：“瞧你的榆木疙瘩脑瓜，‘北大有一个坏女人’说的不就是聂元梓嘛！”哄堂大笑。 我认为周老是明知故问。

这就为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 以周培源为首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那一派反对“聂元梓这一派”反得对！ 反得好！

（三）
1969年，风闻北京和上海组织了写作班子，正在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周老对我说：“这件事一定会找到我头上来，要作点准备。”周培源是中国唯一与爱因斯坦共事过的科学家，他在普林斯顿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高等学术研究院的工作将近一年，讨论相对论，并长期研究广义相对论引力论。

相对论是科学，但所谓的“批判”是做哲学文章，说什么“相对论就是相对主义”。 周老说：“我要向你学哲学。”周老太谦虚了，我实在不敢当。 我说：“列宁讲，哲学要和自然科学结成联盟。 我们就来结成联盟吧。”不过，我不懂相对论，无法结成联盟。 我们商定，周老给我讲相对论，一边讲一边讨论哲学问题。 周老订了一个计划，每一讲还写出提纲。

我的科学基础太差，周老总是从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例中引出原理。 我记得他从一把锄头讲起，说新石器时代人们就会使用锄头，过了几千年上万年才总结出一条杠杆原理.……。 然后又从牛顿力学讲到相对论。 相对论的论证需要运用数学推导。 我虽学过高等代数、微积分，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听不懂的时候，我直摇头，周老就说：“那我们换一种讲法。”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只有多方试探理解力，才能使人容易接受。 大学问家总是融会贯通，深入浅出; 最可恶的是学问不多，故作艰深，浅入深出。 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深入浅出是通俗，浅入浅出是庸俗，深入深出尤可为，浅入深出最可恶。”

周老讲到“钟变慢，尺缩短”，说这个问题最难理解，因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不可能提供根据。 我说，这个问题我倒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早就讲“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山中”是神仙住的地方，“世上”是凡人住的地方，两个系统不一样，所以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世上”的时钟拿到“山中”，会慢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同时”的相对性。 不过这不是科学，而是想象； 但中国古代能产生这种奇特的思维方法，也是很了不起的。 周老说：“对呀，我以后讲课就可以讲这个例子。”然后对中国古代文化赞美了一番。 周老虽然长期受西方的教育，对乡土、祖国、传统仍然保持浓郁的感情。 他和夫人王蒂澂收藏了一百几十件中国古代书画的珍品，后来都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了。 他还收藏了一些古砚，其中有一台棕色的宋砚。

继续讨论相对论。 我说，有“钟变慢，尺缩短”，一定还有另外一个系统“钟变快，尺拉长”，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才是彻底的相对论。 不过，这是逻辑推论，没有科学论据。 周老说，你这是创造性思维，我没有想过，也没有听别人讲过。 你的辩证法学到家了。

周老也不时提出哲学问题来讨论。 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相对论违反唯物辩证法，怎么看？ ”

我说，科学是实证的。 科学从实践中来，哲学从科学中来。 科学的哲学不可能和它的基础发生冲突。 如果有一种哲学和科学发生冲突，应当抛弃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相对论和唯物辩证法并无冲突，问题是唯物辩证法被歪曲了。

“那么，相对论是否就是相对主义？”

这是望文生义。 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主张一切皆相对，虽然它反对绝对主义，实际上也是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 唯物辩证法既反对相对主义、又反对绝对主义，而是主张相对中有绝对，绝对是相对的总和。 我根据周老讲的物理学史加以分析：相对论是区别于牛顿的绝对论。 牛顿的绝对论在19世纪末导致物理学的危机，爱因斯坦突破了绝对论的狭隘眼界，才提出相对论。 相对论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牛顿力学，在牛顿力学适用的范围内，它依然是有效的。 我记得，周老你说过，用牛顿力学计算日蚀、月蚀，可以达到分秒不差。 相对论包含了牛顿力学又超越了牛顿力学。 这恰恰就是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相对中包含绝对。

“还有一个常常受到攻击的问题，他们说相对论的光速不变是形而上学。”

光速不变是就相对论的系统而言，这正是相对中的绝对，说明相对论不是一切皆相对的相对主义。

科学上的常数、恒定等等都是在一定的范围、有一定的条件的。 周老说：“对了，如果光速不变是形而上学，那就多了，水的沸点、绝对零度等等都是形而上学。”我说：“那些家伙根本不理解自己的批判对象，也不知究竟要批什么。 说是要批相对论的相对主义，这里又去批绝对主义了。”

中科院“相对论批判学习班”的一篇文章中说：“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完全是牵强附会。

我们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有些已经不记得了。

1969年下半年，根据林彪的一号战备命令，许多大学迁往外地，北大的教师也进行疏散。 我跟着大队人马到江西南昌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农场去种地，周老则到陕西汉中的“653工地”劳动。 所谓“653工地”是1965年3月开始建设的北大分校工地。 我在江西接到周老从北京发出的来信，说在汉中干了两个月被迟群一个电话叫回去。 迟群是北大、清华两校的总管。 北大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起初是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后来换了副政委王连龙。 迟群不过是宣传处的一个干事，因粗通文墨，在土包子中鹤立鸡群，逐渐发迹，与“通天”人物谢静宜一起，掌了两校的实权。 果然，批相对论找到周老了。 他们要周老写批判相对论的文章。 周老说，他正在写一篇文章，不是批判，而是用科学的材料来说明相对和绝对的关系。 他还说，我们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惜现在没有人同我讨论了，你能不能回一趟北京？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两年以后回到北大，我才知道，好戏还在后头。

196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由军代表坐镇，还出一本批判相对论的刊物。 中国科学院的“相对论批判学习班”集体写作了一篇《相对论批判》，准备在《红旗》杂志1970年1月号上发表。 那一年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 《相对论批判》说“同时”的相对性是“荒谬的、有害的”。 我们说苏修开了第一枪，苏修说我们开了第一枪，如果“同时”是相对的就无法判断了。 意思是主张“同时”的相对性对苏修有利。 科学上无能，用政治来吓人。 苏联和中国处在同一个地球上、在同一个参考系内，不同的参考系才发生同时的相对性。 周老对中国科学院革委会负责人刘西尧说：“这样的文章不能发表， 否则会闹出国际大笑话。”幸而刘西尧采纳了周老的意见，把这篇文章压了下来。

相对论批判原来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旨意。 江青则指使人批判苏联作家萧洛霍夫。 他们要打倒一切名家，专找大个儿的批。 江青说：“大批判要找大个儿的。”她找了大个儿的文学家肖洛霍夫，批判《静静的顿河》。 聂元梓在大饭厅传达时，把《静静的顿河》说成“顿顿的静河”。 大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肖洛霍夫另有一部《顿顿的静河》。 有人大喊一声：“《静静的顿河》！”一下子醒悟了，哄堂大笑。 聂元梓的洋相很多，著名的，还有，“披荆斩棘”念成“披荆斩辣”。

1970年4月，陈伯达亲自出马督阵，跑到北大开座谈会，指定要周培源参加。 陈伯达口出狂言，说是要全面批判爱因斯坦、彻底打倒相对论; 还要开万人大会，让中小学生都参加。 中国是革命中心，也要成为科学中心；东方无产阶级要全面胜过西方资产阶级，云云。 众目所视，等着周老表态。 周老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批！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动不了。 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但不是批判。”由于周老的抵制，北大没有卷入相对论批判的闹剧。

下半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因鼓吹林彪的国家主席论而倒台，相对论批判就此无疾而终。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期盼“科学的春天”。 商务印书馆决定将1976年内部发行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再版，公开发行。 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加写了一篇《前言》。 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还没有摆脱文革思维，认为《前言》的作者“美化了资产阶级”。 许良英据理力争，商务才同意把此稿打印出来，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 多数人对此稿表示赞同，但也有人要给爱因斯坦戴上“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帽子，甚至还有人警告许良英：“不要头脑发热”，“放任灵魂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冒出来损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9月12日，周培源致信许良英，说：对《前言》“总的印象是，它对爱因斯坦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这说明你和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并做出了成绩。 你们的这个工作一定会受到广大物理学工作者的欢迎。 ”最后又说：“总之，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是一件大事。 我祝贺你们工作的巨大胜利，并要向你们致敬。”信中，还对《前言》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并且与许良英商榷，把“伟大导师”等辞句“用到科学家身上是否恰当”。 许良英他们读了这封信，都很高兴，于是商定请周培源为《爱因斯坦文集》作序，以代替原来的《前言》。

周培源欣然同意。 他在《前言》的基础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修改定稿，并加了很长一段1936—1937年同爱因斯坦直接交往的印象，很是亲切动人。

一位编辑删掉了《序言》稿中“他（指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等话语。 编辑还告诫许良英“不要再固执已见了”。许良英偏要“固执己见”，一定要与编辑一起，当面听取周培源的意见。

1978年1月23日晚，许良英、编辑、还有一位住在北大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志，来到了燕南园的周家。 在周培源面前，许良英与编辑发生了争执。 编辑说“这是我们编辑部与许良英同志的原则分歧。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因此不能称爱因斯坦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许良英反驳道：“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他引证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据理力争。 周培源笑着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许良英与科大的那位同志都叫好，那位编辑无奈，也只得点头认可。 这样一来，反而对爱因斯坦的评价更高了。

爱因斯坦在中国恢复了崇高的评价。

1979年，为纪念爱因斯坦100周年诞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 因为这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年批判相对论的人们又唱起颂歌来了。 最有资格讲话的当然是周培源，他在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纪念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长篇报告。

这一时期，周老的文章、讲话都是我起草的，我对周老说：“这篇文章我起草不了，因为我对爱因斯坦和他的著作太不熟悉。”他口述大意，由中国科协的一个研究小组起草。但他要我修改，还说：“你定稿的文章我才放心。”

报告特别讲到爱因斯坦的为人：“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这也是周老自己的为人，所以他能理解爱因斯坦，敢于顶住压力维护爱因斯坦。

报告还提到爱因斯坦1949年写的一篇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看来爱因斯坦不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怪不得在麦卡锡时代他会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调查。周老特别引述了下面一段话：

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 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爱因斯坦所提出的问题，表明他的思想要比那些自名为社会主义行家的人们深刻得多。 这就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在中国衰变的要害所在。

相对论批判正是印证了爱因斯坦所说的，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缺乏民主的平衡力量，以至科学屈服于权势。 可悲的是科学家没有科学精神，甘心让科学成为政治的奴婢。 五四时代就提出中国需要“民主和科学”，二者有内在的联系； 至今中国还是缺少这两样。 周老是继承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他的科学精神和民主追求是一致的。

（四）
鉴于批判相对论的荒唐，周培源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强调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反对理向工靠、理工不分。 现在看来极其平常，但在那个不平常的年代却成了不平常的政治事件。

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先是起了振聋发聓的作用，知识界莫不欢欣鼓舞；后来又被作为“右倾回潮”，遭到批判。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江西南昌和北京大兴当“五一六”分子，二度成为“反革命”。 刚摘掉“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回到北大，周老和我在“反右倾回潮”运动中挨批判，我们又同命运了。

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贬损知识分子，嘲笑“理工科的教授不会开拖拉机”。 可笑的是姚文元自己，根本不懂“理工科”是怎么回子事。 理科是不教开拖拉机的，工科也不是全都教开拖拉机。 但从此刮起一阵歪风：知识无用，理论有害。 电影《决裂》将农学院教授讲“马尾巴的功能”当作脱离实际的典型。 从1970年开始，“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 他们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老师要服学生的管。 上课时，“工农兵学员”动不动就问：“学了有什么用？”大部分基础理论一时说不出有什么用。 所谓“教育革命”的方向就是“学开拖拉机厂”、“办农场”等等，大学理科面临着取消的危险。 讨论时，周老不怕孤立，坚持自己的看法：“理科可以改，不能取消。”

1971年4月，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在迟群的把持下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个“基本上”，一个“大多数”，这就将大学在校的知识分子和从大学毕业出去的知识分子视为异己。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本来把周老排除在外，由于与会者强烈要求，迟群不得不在最后一天让周老讲了话。 周老的讲话中说，既要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又要反对“理论无用”，但重点是强调理论的重要性。 会议已成定局，周老的讲话当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有点清理文化大革命的意思，批判林彪时引导人们反极左。 讲到教育界的极左，他几次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周老受到了鼓舞。 周老在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言时，《人民日报》有一记者在场。 1972年初，他向周老约稿，就教育问题发表意见。 周老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一再琢磨、思考，才写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并将初稿寄给中国科学院、北大和清华的朋友们，广泛征求意见。

1972年7月，以任之恭、林家翘为首的12名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组成中美关系改善后的第一个访华团。 周总理接见时，他们十分中肯地指出：中国的基础理论水平太落后，而且至今不能正视。 周总理听了很激动，一改往日的温和姿态，很严厉地对在座的周培源说：

你回去一定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清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会后，周老对总理说：“我已写了一篇文章，正好请总理看看。”总理说：“最近很忙，没有时间，你就发表吧。”这一天是7月14日。 周老回去又认真思考了几天，于7月20日上书总理，分析我国基础理论落后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 周总理非常重视，第三天就转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并作了如下批示：

把周培源同志的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做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

由于周总理的指示广泛传达，大家都知道周培源给周总理写了信，但不知道信的内容。

那时，我还在劳动改造。 回到北大后，问起周老，他出示底稿，我抄录了一份：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 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 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56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 1963年的10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32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32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 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 这种情况在其它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 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 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 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 怕在短期内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 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我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 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如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 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周老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人民日报》已决定发表。姚文元几次打电话，横加阻挠。《人民日报》将文章转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不知内情，于10月6日头版刊出。 在中国，凡是报上登的，常人都以为是“上面的精神”。 周老的文章一出，知识分子感到风向要转了，纷纷上书店、跑图书馆，一时之间又提起了研究理论的劲头。 可惜好景不长。

1972年年底，风向来了一个“南转北”，批极左又变为批“极右”。 毛泽东说：“林彪右得不能再右”。 借批林彪的“极右”，“四人帮”开始兴风作浪。

我从劳改农场回到北大后，周老很兴奋地同我谈了重视基础理论的问题，还说：“我那篇文章写得很吃力，你在北京就好了。”我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在上海《文汇报》工作的我的一个学生出差到北京，特意来找我，悄悄地说：张春桥正部署批周培源的文章，讲什么“周培源有后台。 不管后台有多硬，就是要批。”我将此话转告周老，周老却说：“传来之言，不要轻信。”科学家信事实、重证据，周老确实是一个不为流言所轻易挑动的人。

同时，他对上层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以为得到周总理的支持还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迟群在北大也讲出和张春桥同样的话，周老这才相信我的学生所言不虚。

1973年下半年，迟群在北大、清华发动了一场“反右倾回潮”运动。 强调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最大的“障碍”、最硬的“钉子”就是“军宣队”、“工宣队”，岂是周培源所能“清除”、所能“拔掉”的？ 在他们看来，这是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 周老的文章成了“右倾回潮”。 我因为说过“开门办学是瞎折腾”，当然也是“右倾回潮”。 我们两人都是作为“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代表人物而在运动中受到批判。

上海《文汇报》针对周老一连发了好几篇“大批判”文章。 说什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什么是基础理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基础理论。”因周老的文章中提到微积分“当时并不是直接为生产需要发明的，过了300年后的今天看来，生产中无处不在应用”，他们嘲笑周培源的文章“也许300年后有用”。 诬称周培源提倡什么“300年后有用论”，把它当作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论调。

这一时期，周老的心情很苦闷。 他和我都是顽石一块，批判是不怕的。 但周老眼看我国的科学事业受损失，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内心痛楚，难以言表。 1974年，“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实际是批“周公”。 周老更是时常为周总理担忧。 周老讲起，有一次，周老夫妇陪同周总理接见外宾。 外宾还没到，周总理先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迎接内宾。 见了周老夫妇，说：“这么晚了，还让你们从西郊赶来，真过意不去。”周老讲到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眼睛都湿润了。 不仅是个人对周总理的感情受到冲击，更重要的是为国事操心，周老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们这个国家不知还要出什么事！”

（未完待续）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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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忘年交——周培源和我——纪念周培源先生逝世30周年（中）

（五）

1975年，周恩来住院后，毛泽东请邓小平出山主理朝政。 邓小平乱中求治，进行“整顿”，颇得人心。 周老和我很是高兴，以为从此将出现转机。 谁知毛泽东不允许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否定，又转而扶植“四人帮”，压制邓小平。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 毛泽东批道：“刘冰等人告迟群、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老人家晚年确实昏庸得可以了。 1975年11月，清华大学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批刘冰，“反击右倾翻案风”。 从刘冰又追到科教组组长周荣鑫（相当于教育部长）。 北京的各大学都到清华参观、学习，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稍有起色，形势逆转，我实忍无可忍。 当时我正给“工农兵学员”讲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不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吗？ 我在课堂上借题发挥，先批“梁效”的顾问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再批“梁效”的唯心主义，影射“军宣队”、“工宣队”的唯心主义。

“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别名。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幕后操纵，迟群、谢静宜台前指挥，“梁效”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霸。 “梁效”所发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定调子的，以至社会上流行一句谚语：“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冒犯“梁效”，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 我作了精心设计：冯友兰的唯心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他自己也承认。 所以先打死老虎，再打活老虎。 老虎毕竟是老虎，回过头来吃人了。 哲学系“工宣队”队长张光明（新华印刷厂的一名工段长）在大会上说：“郭罗基，不批刘（冰）、不批周（荣鑫），专批冯（友兰）、批'梁效'，我们能允许吗？”当然他们不能允许，我被取消了讲课的资格，“靠边站”，并由黄枬森来进行“消毒”。 我担任大学里最小的官职教学小组长，也被撤了。

为了免得牵连周老，我“靠边站”后一直没有去过周家。 1976年1月的一天，周老让他的外孙周志兵来请我去。 周老呆呆地坐在他常坐的那张沙发上等我，我一去就说：“这几天我闷得透不过气来。”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从清华、北大开始的，他们还层层“追风源”，先是追到周荣鑫，周荣鑫被整死了。 周恩来逝世后终于又追到邓小平。 北大正在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进行“追风源”，点名“批邓”。 会议已开了两天半，气势汹汹，说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周老没有发言。 会议还要接着开，周老同我商量：“怎么办？ 讲什么好？ ”

我说：“你还是不讲，现在讲什么都不得体，以沉默表示抗议。 沉默，使人莫测高深。 来一个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

直到会议完了，周老一言不发。 党委派了两个人到周家，说：“周培源同志，你没有发言，现在表个态，我们在简报上补进去。 这简报可是要往上送的！”他们手里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往上送”是一种威胁。

周老说：“我不发言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可说。”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什么可说？” 他们做起思想工作来了，无非是说不表态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影响家人。

周老一声不吭。 那些人一支接一支抽烟，搞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周培源同志，你再考虑考虑，考虑好了，打个电话，我们再来。”

党委常委扩大会后，自上而下，层层发动，全校点名“批邓”。 我和周老一样，拒绝表态。 老是闭着嘴也不是办法，有时别人发言时我乱插嘴、讲笑话，破坏气氛，扰乱会场。 我的“阴谋”终于被识破，“工宣队”队长张光明在大会上点我的名，说：“郭罗基抵制‘批邓'，我们要跟他大辩论！”这时，“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 我成了“大辩论”的对象。

我说：“我不愿意辩论，行吗？ ”

“革命群众”大吼大叫：“不行，就是不行！ 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我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没有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完全是切身体验。

好，辩论就辩论。 辩论起来只能他们讲，不许我讲，这算什么辩论？

他们对周老还算客气，因为他是国际著名人士。 对我就很不客气了，我作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被“辩论”了无数次。 白天，“革命群众”找我“大辩论”； 晚上，亲朋好友登门轮番劝说：“你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难熬；善意的劝说比恶意的批判压力更大。

清华、北大带头点名“批邓”后，中共中央才发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周总理逝世，点名“批邓”，我悲愤交加，导致胃出血，住进了医院。 “工宣队”拿着中共中央五号文件，在病床前向我“传达”，我闭目养神。 “传达”完了，要我表态。 我说：“知道了。”某些有学问、无人品的知识分子对“工宣队”说：“郭罗基说的‘知道了'这三个字是有来历的，皇上在奏折上的朱批才是‘知道了'。”这么一挑拨，火上加油，“工宣队”说：“郭罗基这家伙，反动透顶！”

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王连龙在一次大会上说：“北大‘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不表态的也许不止我们两个人，只是我们两个人引人注意罢了。 表态的，大多数也不过是逢场作戏。 王连龙的口气，不表态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那时，我们两个人好像很孤立; 粉碎“四人帮”以后就赢得了尊敬。 王连龙的话，从有罪判决变成荣誉证书。

（六）

我“靠边站”后被勒令每天到38楼516号“上班”。 没有工作，上什么班？ 为的是限制我的自由，便于看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 我说，我不去，坚持上班。 “工宣队”却非要我去，也是为了把我放在群众之中，便于看管。

10日8日早上，我照例骑车去“上班”。 路经未名湖，一位朋友叫停，把我拉到路边。 他正要去我家报告好消息，小声地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被抓起来了。”

“你这消息可靠吗？” 虽然这位朋友是信得过的，因为消息太惊人了，不免本能地怀疑。 不久前还在“追谣”，搞得人人自危。 传播这类消息是很冒险的。

他说：“可靠，是前天晚上抓的，昨天给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打招呼'，这是一个‘四人帮'。 我这消息就是从北京军区来的。”

分手时，我们两人窃窃自喜。 老子不去“上班”了，掉转马头，打道回府。 一到家就从床底下把两麻袋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拖出来，找那些“首长讲话”。

中午，妻子刘渝宜回家，看到满地都是材料，问：“你干什么呀？”

“准备批判江青。”

“你疯啦？” 她一脸紧张的表情。她还说：“有你讲话的时候，你急什么？”

我说：“我没有疯。”我把早上听到的消息告诉她。 她说：“真的吗！”这句话，不是问号，而是惊叹号。我说：“讲话的时候到了！”胸中多少蓄积、多少郁结正欲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倾泻出来，不能再等了。 我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将发生转折，我个人的命运也将发生转折。

晚上，我到周老家。 他们也听到了一些说法，于是大家把不同来源的消息互相印证。 我们都表现出一种压抑之中的兴奋。 讲到“四人帮”的劣迹，周老愤愤地说：“江青这个婊子，真是祸国殃民。”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这位温文尔雅的科学家讲粗话，实在是恨极了。

我讲到，如果不把他们抓起来，恐怕他们又要闹事了。 周老问：“有根据吗？”周老是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 他对我说过：“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搞政治。”凡事总爱问“有根据吗？”我说，根据就是10月4日《光明日报》的文章。 《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梁效”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我说：“这是一个信号。”周老说：“你看出问题来了？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他走进书房，拿出一张《光明日报》，让我将问题指出来。 我念了几段，说：这篇文章的要害是抓“修正主义头子”，显然不是指邓小平，因为他已经被打倒了。 他们在瞄准新的目标，而且还说这样的“修正主义头子”就在“人民面前”。 周老频频点头，他说：“你赶快写文章，让大家都知道。”是的，我要写文章了。

周老和我都希望改变北大的现状。 我们跃跃欲试，商议如何对付迟群、谢静宜手下那帮横行不法之徒。 周老的夫人王蒂澂说：“你们先沉住气，看一看再说。”在北大，人称周老是“好斗的老公鸡”，而我是“好斗的小公鸡”。 每当我们商量事情显出“好斗”的风格时，王老总是在一旁提醒我们“沉住气”。

一直谈到夜深人静。 我告辞时，周老送我出门，说：“你小心，我们要忙起来了。”确实，从这一天以后，我们投入了紧张的生活。

后来徐迟写周培源的报告文学《在湍流的涡旋中》，就是根据我的建议，从这一夜的谈话破题的。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传递是颇为特别的。 10月7日以后，上层在分批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既不见诸报刊，也不向下传达。 但“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小道消息”的渠道只是通向政治态度相同的人。 街头巷尾常有三三两两的人窃窃私语，夜幕降临则到处串门。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些“梁效”的成员、“批邓”的干将、“四人帮”的追随者却得不到半点消息。 他们也感觉到空气有点异样，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10月11日清晨，“梁效”被查封，证实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人们用各种方式表示庆祝。 有一种庆祝方式是吃螃蟹。 那一年上市的螃蟹特别多。 顾客们一定要买三只公的、一只母的。 开始售货员困惑莫解：“你们怎么啦？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圆脐的时候呀！”后来得知其中奥妙，兴高采烈地应道：“好嘞，三只公的、一只母的，来啦！”有人提了一串螃蟹，指指点点地说道：“看你横行到几时，老子吃了你！”这是北京人的政治幽默。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21日，北京市150万人举行游行，热烈庆祝。 北大和清华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北大从西长安街向东，清华从东长安街向西，在天安门前会合，然后涌向前门。 北大的队伍前面走着一位满头白发、意气轩昂的老人，他就是周培源。 我在后面跟着他。 这一年，周老74岁。 正巧，个位数和十位数互换一下位置，他47岁的时候，和两个女儿骑着自行车参加过另一次游行，从清华园到前门，去迎接解放军。 老北京都认为，这一天重现了1949年解放军入城时的激动人心的情景。 有一点是不同的，中央机关队伍前面走着的老干部，解放军总部队伍前面走着的老将军，这些“走资派”不少人恐怕还是当年入城式的参与者吧？ 往昔解放人民的使者，现在又和人民一起来体验自身的解放了。

1949年我在无锡。 4月23日晚上，解放军开进无锡。 24日上午，地下党立即站出来组织一次以“欢呼解放、迎接光明”为主题的学生大游行。 我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 我参加过许许多多的游行，只有这两次，心情极为相似。 1949年是一次获得解放的欢乐心情，1976年是又一次获得解放的欢乐心情。 但是，已经解放了27年，为什么会发生“又一次获得解放”？ 虽然没有满意的解释，人民对共产党还寄予希望，但愿告别过去，重新开始。 后来的事实表明，共产党辜负了人民的希望，也丧失了拯救自己的机会。

从周老家回来，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批判“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我已经有十年不写文章了。 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章我不愿写；自己的观点又不能写。 我曾怀疑自己还会不会写文章？ 一旦临到有话非讲不可的时候，文章却写得飞快，10月10日（星期日）这一天就写完，得六千字。 文章写好了，才感到无处可发表。 我想把它作为大字报贴出去，在哲学系征集签名，连我共14人。 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刘泽远（留校的工农兵学员）传达党委书记王连龙的指示：“大字报不许贴，谁要贴以违反党纪论处。” 反对“四人帮”、批判“梁效”，还是会受到压制，尤其在北大。

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推行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以吴德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是“凡是”派的阵地。 中共北京市委抛出的《关于北京大学当前运动的意见》（共有六条，故简称《六条》）是两个“凡是”的标本。 《六条》的核心是“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这就是说，“四人帮”在北大的帮派体系和他们所推行的路线，一概不能动。 要改变北大的现状，必须推翻这个结论。 广大的教师认为，“北大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 围绕这两个结论，北大的教师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凡是”派斗争了一年。

北大从“五四”以来就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 这时在校的学生是“工农兵学员”，他们是“四人帮”请来“上、管、改”的。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北大没有学生运动，只有教师运动。 哲学、中文、历史三个系的教师是中坚力量，他们所贴的大字报可以左右全校的形势。 这三个系各有一只带头羊，中文系是费振刚，历史系是魏杞文，哲学系就是我。 我们三个人经常磋商，协调行动，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揭批“四人帮”、反对两个“凡是”的浪潮。 北大的领导机构——党委和革委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军宣队”、“工宣队”，他们以江青为靠山，在迟群、谢静宜的指挥下，大肆镇压群众，劣迹昭著。 北京市委的“凡是”派及其《六条》，又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周老是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 在领导机构中，只有他一个人站在教师一边，主张“北大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与帮派体系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和费振刚、魏杞文准备采取的行动，也常常与周老商量，上下配合，互相呼应。

北大党委在《六条》的支持下，边抵抗边退却，实在保不住了，就把个别人抛出来，办“学习班”。 十月下旬，党委会议上宣布给党委副书记魏银秋办“学习班”。 周老当即揭发，另一党委副书记郭忠林自称是“江青派”，也应当进“学习班”。 会上没有人支持他。 会后，他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郭忠林应自动进学习班》。 这张大字报得到许多教师的回应，后来不得不宣布也给郭忠林办“学习班”。

“军宣队”攻击周老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北大以至北京的知识分子却更加拥戴周老，把他看作知识分子的标兵，热烈地推选他作为参加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77年4月，北京市委通知北大推选一位中共十一大代表候选人，附加条件有四个之多：一，学员；二，女的；三，少数民族；四，毕业后留在北京的。 符合这些附加条件的，全校只有三人，党委指定哲学系一年级的罗燕军（入学才两个多月）为候选人。 北大的教师强烈反对这种推选办法，提名周培源为代表候选人。 北京市委并不理会北大教师的意见。 5月，北京市委改变主意，要求北大的候选人换成教师，男的，但限定只能是讲师或副教授，把周老排除在外。 北大党委又指定东语系阿拉伯语讲师陈嘉厚为候选人。

6月，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协商北京市参加十一大的代表，共63人，竟没有北大的代表。 全场哗然，大家认为应有北大的代表，而且应是周培源。 清华和北师大的代表都表示，愿意把名额让给北大。

北大校园里更是群情激愤，哲学系写了大字报《市委必须作出认真答复》。 党委借口十一大要保密，不让贴在大字报区，只能贴在党委办公所在地四院二楼会议室。 大字报贴在里面，党委又把门锁上，实际是不让看。 历史、化学等系也写了大字报，因北大不让贴，直接送到北京市委。 由于群众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上面”作出了反应。 7月，决定给北京市增加两个名额，一个给北大。 北京市委又说什么：“希望北大做好工作，选周培源同志为代表。”好像是他们恩赐给周培源的。 8月，十一大开幕，周培源是主席团成员。 会议结束，8月22日周老回北大。 群众自动到西校门夹道欢迎，又聚集在办公楼礼堂开欢迎大会。

北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一个个进了“学习班”，北大党委由副书记黄辛白主持工作。 黄辛白忠实地执行北京市委的指示，压制群众揭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看样子压不住了，北京市委又派了126人的工作队进驻北大; 吴德甚至扬言还要派一万名工人到北大进行辩论。 粉碎“四人帮”将近一周年的时候，北大的运动已经停顿，学校陷于瘫痪。 北大的教师极为愤慨，掀起大字报高潮，批评北京市委。

我起草了一份《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指出：“《六条》对北大问题的性质的定论是完全错误的。 《六条》中包含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把北大的运动引进了死胡同。 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六条》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北大运动的转机必须从清算《六条》开始。”值得注意的，这里在真理标准讨论发动之前7个多月，就强调”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这份大字报由12个系的领导运动的负责人签名连署。 各系都贴出一批有分量的大字报。 北京市委不得不表示：“市委提出的《六条》有错误。 市委对北大的领导不力。 北大的错误主要由市委负责。”然后，改组北大的领导机构，黄辛白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之后，调去中央党校学习。 从外面调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高铁、甘肃省委宣传部长韦明，任党委书记和副书记。

11月10日，北大一万多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深入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了，由于北京市委的“凡是”派捂盖子，北大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还要重新动员。 方毅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对北大教师的斗争作了赞扬。 他说：“一年多来，你们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表现出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样一种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倪志福代表北京市委作了检讨。“凡是”派以失败告终，北大的教师运动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北大的教师运动比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5月19日下午，大饭厅东墙出现第一张大字报，故1957年的民主运动称“五一九”运动）规模大得多，按共产党的政治标准也是“反党”，但最后却是北大的“党的领导”进行改组、北京市的“党的领导”作了检讨，有一些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七）

1977年，北京市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北大分得10个名额。 黄辛白主持的北大党委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也是10人：周培源、周林（新来的党委书记）、曹靖华（俄语系教授）、马坚（东语系教授）、江泽涵（数学系教授）、徐光宪（化学系教授）、胡济民（技术物理系教授）、费振刚（中文系教师）、丁始琪（亚非研究所教师）、董玉香（工人），交全校讨论，然后经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席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丁始琪是魏杞文的妻子。 1976年的清明节，悼念周总理时，“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北大、清华不准花圈出校门。 丁始琪在城里买了一个花篮，以“北大革命教师”的名义敬献给周总理。 北大党委称之为“花篮事件”，大肆追查； 查出了丁始琪，又大加迫害。 她是北大在“四五”运动中唯一有影响的人物。 在候选人名单中，除了周培源、费振刚，丁始琪是最得人心的。 全校讨论中，主要是两条意见：一，代表候选人平均年龄六十多岁，太大了。 二，郭罗基应列入候选人名单。 不少教师跑到党委去申述选郭罗基当人民代表的理由。 又像选周培源当中共十一大代表一样，“上面”给北大增加一个名额。 但工作组负责人于存凯还要做手脚。 不是说代表年龄太大吗？ 他提出一位比郭罗基更年轻的物理系实验员为候选人。 在最后确定候选人名单的会议上，多数人还是赞成郭罗基。 于存凯又提出一个问题，说是代表候选人中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太多了，要增加劳动人民出身的人。 他们以为，看样子郭罗基一定是剥削阶级出身。 在当时，这条理由还是很难反对的。 会上问这两个人是什么出身？ 都说不清楚。 于是马上派人到人事处查档案。 查的结果，那位实验员的家里是上海的资本家，而郭罗基倒是劳动人民出身。 这才没有话讲了。

周培源当中共十一大代表，郭罗基当北京市人民代表，都是违背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意志的。 这种事情，只有在北大才可能发生；因为北大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显示了人民的力量。 这里体现了民主的实质，在于人民有力量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顺从人民的意志。

我的人民代表资格是人民授予的，不是长官任命的，而且我这位代表是长官所不喜欢的。 所以，我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一定要为人民讲话。

周老是这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费振刚、丁始琪和我，又与周老上下呼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认真进行民主的实践。

我们在海淀区代表团带头发难，把主席团成员萧英拉下了马。 “四人帮”作乱时，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相当于教育部长）周荣鑫大力整顿。 萧英是和他唱对台戏、专门从事“消毒”的人。 北京市委却还要把他塞进主席团。

这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显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民主气氛，除了各种领导人的报告以外，普通代表可以报名在两千多人的大会上发言。 周老、费振刚、丁始琪和我，我们四个人商量，应当到大会上去发言，讲一讲北大的运动和北京市领导人的责任。 我和费振刚都报了名。 晚上，看电影的时候，大会秘书处通知，要我们明天早上八点交出发言稿。 显然是刁难。 这一场电影上映的是《巴黎圣母院》，初次欣赏法国电影，我们又不愿放弃。 看完电影回到住处，已将近十二点，而且另一个世界对我的刺激太深了，那个乞丐王国的众生相老是在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 我用了极大的毅力才静下心来，赶写发言稿。 我和费振刚熬了一个通霄。 第二天准时交稿。 稿子发还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说。

周林告诉周培源和我，吴德找他谈话，意思是要他阻止郭罗基的发言。 周林对我们说：“我怎么能干这种事！”那时，周林刚到北大，涉世不深，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态度。 吴德和周林，这两位共产党官僚，互相打“太极拳”，从晚上八点打到子夜一点，一个就是不明说，一个假装听不懂。

我们四个人又商量，两个人改为一个人，由我发言。 我们报两个名本来就是为了增加一点安全系数，如果被砍掉一个还有一个。 周老对我的发言稿看得很仔细，提了不少修改意见。 我又干到半夜。 第二天，10月28日，我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从北大的运动看北京市的领导》的长篇发言，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批评以吴德为首的北京市委压制群众，捂住盖子，阻挠揭批“四人帮”。 吴德故意不来，由郑天翔主持会议。 发言过程中，多次被掌声打断。 发言完了，代表们长时间鼓掌，还有人跑上台来同我握手。 当天的大会简报上有这样的反映：“郑洁时代表（崇文区上三条小学教师）说：‘像今天这样的大会吴德应当参加，不参加怎么能听取群众的意见？ 北大代表发言时，下边鼓掌那么热烈，就是市委领导在台上不鼓掌，真是和人民尖锐对立！'”可见这个发言是得到多数代表的同情和支持的。

本来下一个议程是进行选举，主席团忽然决定大会延长五天，讨论我的发言，说是我的发言制造了混乱，需要澄清，否则无法选举。 周老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说：“议程是经过全体大会通过的，主席团无权更改。”后来揭发，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发了话：“一定要把他压下去！”吴德召开内部会议，传达华国锋的指示，组织围攻。 于是由市委常委和区县委书记带头，一方面，歪曲事实，为吴德进行辩解，说什么对“四人帮”，“吴德同志和市委常委是进行了抵制的，斗争的策略也是很巧妙的”。 另一方面，指责我的发言是“闹而优则仕”，“放毒”，“攻击市委”，“跟右派差不多”……。发了几十份简报，进行“消毒”。 海淀区的代表大部分来自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各研究所，八个小组讨论时都支持我的发言，秘书处就是不登简报。 费振刚和我的答辩，也不登简报。 人民代表的发言权都受到了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保障？ 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演了一出反民主的闹剧。 从此吸取了教训，人民代表只能在小组会上发言，取消了大会发言，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彻底的人民代表小会。

会后，许多工农兵代表按北京市委定的调子进行传达，说是“北京大学的右派郭罗基跳出来攻击市委”。 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 邓小平正运筹帷幄，向“凡是”派发起挑战，故能逮“凡是”派耗子的就是好猫。 他翘着大拇指说：“郭罗基是好样的！”这时，邓小平对周老和我都是支持的。 他还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表明郭罗基不是右派。 我发表了一篇《来一个思想大解放！ 》，这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

（八）

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全国科学大会，与会代表达5586名之多。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闭幕会上作《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陈景润等也在大会上发言。 会后，科技界、教育界喜气洋洋，迎接“科学的春天”的来到。

周老对我说：“为了迎接‘科学的春天'，我们要写一篇大文章，题目是《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我说：“好！” 补充一点，题目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周老说：“好极了！”

周老和我要写一篇大文章的意图传了出去，理科的教师都表示支持。 有人推荐力学系的教师武际可参加，说他对理论问题很感兴趣。 我们三人讨论了两次，由武际可执笔写出初稿。 周老很不满意，嘱我重写。

我写了一篇12000多字的长文，分四个部分：

一，哲学与科学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自然科学

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自然科学

四，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

我把平时闲谈中周老发表的看法都写进去了。 他很满意。 1978年4月完成初稿，先后以打印稿和铅印稿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广泛征求意见，王竹溪、于光远、魏荣爵、洪谦、高崇寿、何祚庥、黄枬森、黄耀枢、周世勋、朱照宣、盛森芝等科学家、哲学家都曾提供宝贵的意见。 8月25日，《光明日报》以头版转二版全文发表，又制作了100份单印本，广为散发。

1978年9月，周培源访问日本，向科学界赠送了单印本，受到欢迎。 日本《科学》杂志1979年2月号全文译载。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7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初，中央党校的学员讨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 胡耀邦指出应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分清党史上的路线是非。 有人提出，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 这就有了两个标准。 吴江和孙长江商量，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写一篇文章，强调“唯一”，澄清两个标准的胡涂思想。 文章由孙长江执笔。 孙找我商量。 当时我正在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我说，我会写到认识论问题，一定谈谈真理标准，为你们敲边鼓。 所以，我在文章中列了一节《实践是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特别回答了“已被实践证实的理论，能否作为真理的标准？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轰动一时。 有一点遗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我对孙长江说，我的文章中的提法，或是“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或是简单明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他说，你再写一篇文章进行补救。 我说，那也不必了，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一面旗帜，不要使人产生疑虑。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准确的？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中，实践检验的对象是真理。 这就是说，在实践检验之前已经成为真理，再由实践来检验。 问题是作为检验对象的真理是怎样发现的？ 已经成为真理，也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命题中这一层意思是明白的。 但实践检验之前发现的真理，标准是什么？ 这一层意思就不明白了。 如果说标准还是实践，这一层意思并没有包含在命题之中。 如果说是其它，问题就大了，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发现真理的标准，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命题中虽强调“唯一标准”，只是对“检验真理”而言，并不能排除发现真理另有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答案应该指出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 可是接着却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答非所问。 通篇文章把“区别真理与谬误”的问题和“检验真理”的问题混为一谈。 马克思究竟提出了什么呢？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文章摘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一条恰恰不是说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说的是如何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或认识的真理性。 实践是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或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简言之，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并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标准既是发现真理的标准，又是进一步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不准确，就在于用“检验真理的标准”代替了“真理的标准”，部分代替了整体。

真理与谬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见高低、定分晓。 实践检验的对象，可能是真理，可能是谬误；实践检验的结果，确证为真理或谬误。 因此，实践检验的对象是认识（思想、理论）。 认识来源于实践。 认识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来源于实践的认识，反映究竟是否与客观事物相符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相符合，认识不可能自我确证，必须接受检验。 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实践。 来源于实践的认识，必须回到实践。 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认识，是为真理；在实践中被证伪了的认识，是为谬误。 同一认识，也可能由实践确证为部分真理、部分谬误。

正确的命题应当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理的标准，也可以说，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谬误的标准。 总之，实践是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标准; 真理与谬误，位于实践这一分水岭的两边。 简单明了的提法，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同时也蕴涵着相对的命题，实践是谬误的标准。 实践的权威，既可以判定真理，也可以判定谬误。 实践的成功证明了真理； 实践的失败证明了谬误。 因此，准确的命题是：实践的成功是真理的标准，实践的失败是谬误的标准。

认识（思想、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证实，确立为真理。 一旦成为真理，并无终极的意义，也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 凡是真理，无论怎样检验，不会全部被抛弃，总有某些颗粒、某种成分保留下来，融入新的真理，汇成真理的长河。 这就是真理的发展。 所以，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是发展真理的问题。 但首先要解决认识何以成为真理？ 以认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发现真理；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发展真理。 两个方面合成一个命题：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既是发现真理的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标准。

后来，我发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这个题目也是有问题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流行的说法，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了。 经过反思，这个说法与我的基本思想是矛盾的。

人们可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但不能以强权定于一尊，以它为“指导”。 思想禁锢正是由此而来。 即使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成为外在的强制，而不是自愿的追求，它就走向反面。 选择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应当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实行。 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提倡，可以鼓励，不可强求，不可命令。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不能运用权力强制别人接受的；运用权力强制别人接受的思想，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没有料到，在他身后居然有一种权力，而且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权力，强制别人接受某种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九）

周林、高铁、韦明刚到北大时，人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久，希望变成了失望。

周林、高铁、韦明，人在北大工作，住处却远在前门外的东方饭店，上下班要小车接送，耗费了不少汽油。 当时各单位用油有定量。 汽车处对他们的意见特别大，提了也没有用。 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不管政绩如何，总是很辛苦的，遇事随时出发，群众随时可找，还没有一个像周林那样下了班就不见人影的，人们叫他“甩手掌柜”。 北大的情况复杂，他们不作调查研究，又好发号施令，只能是主观武断。

邓小平1977年复出以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 北京大学先前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后来又成了“邓副主席亲自抓的点”。 邓小平让方毅和蒋南翔（当时是国家科委的主任和副主任）协助他管北大。 北大有两个顶头上司：一个是教育部长刘西尧，一个是北京市委书记吴德。 刘西尧思想保守，邓小平批评他“东看看，西看看，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吴德是“凡是”派。 邓小平把他们都撇在一边，直接对北大下指示，群众是欢迎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邓小平，意气风发，积极进取，对北大作了多次重要的指示。 但这些指示通过北大的干部系统去贯彻就走了样。

1977年10月20日，周林、高铁、韦明进北大以前，邓小平找他们谈话，要他们从深入揭批“梁效”入手打翻身仗。 由于原党委负责人黄辛白执行北京市委的“捂盖子”方针，把北大搞得死气沉沉。 邓小平要求周林等人重新掀起揭批“梁效”的高潮，由此入手改变北大的局面。 但周林等人进校后，揭批“梁效”只是布置人写了两篇文章，便没有下文了，北大还是没有翻过身来。

1978年3月21日，邓小平和方毅、蒋南翔同周林、周培源等五人谈话，邓大概听到了群众的反映，特别提出“北大几个书记住到学校去”。 周林等人依然赖着不动。

邓小平说：“办好北大，要依靠北大自身的力量。”显然是对周林等外来力量说的，也表明他对周培源和我这些“北大自身的力量”的信任。 周林却从他的老根据地贵州调来几个人，掌握要害部门，汪小川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穆颖（女）任党委组织部长，洪影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人称“贵州帮”。 真巧，与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三个人张学书、伊敏、魏自强所任的职务一样。

1978年5月31日，邓小平和蒋南翔、刘西尧又找周林、周培源谈话。 那时周老的职务还是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准备任命他为校长。 邓小平说，文件未下达前，先上任。 这是说给刘西尧听的，因为教育部的文件迟迟没有下达。

他指出，解决北大问题的方针是：“澄清路线是非，团结大多数，调动积极性。”周林和周培源在工作中逐渐发生了意见分歧，大概邓小平也感觉到了。 他问：“你们合作得怎么样？”周林不吭声。 周培源说：“我们合作得很好，邓副主席你可以放心！”周培源事后对我说：“这倒不是有意讲假话，而是表示一种愿望。”事实的发展与他的愿望相反，分歧越来越大，人称“二周不和”。

邓要北大“动大手术”。 事后，周培源问蒋南翔：“怎样动大手术？”过了几天，蒋南翔向周林、周培源传达：“小平同志说，北大的问题主要是陆平的干部同郭罗基的矛盾。”周老告诉我的时候，我困惑莫解：“我一个人怎么成了矛盾的一方？”周老解释：“大概是指陆平的干部同郭罗基为代表的教师的矛盾。”党委的一套干部，谁掌权就奉承谁，“陆平的干部”又成了周林的统治机器。 我不过是周培源的助手，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成为矛盾的一方。 可能邓小平避免提到周林和周培源他们二位本人，把“二周不和”说成“陆平的干部和郭罗基的矛盾”。 实际上是指周林所依靠的陆平的干部和周培源、郭罗基后面的广大教师的矛盾。

我又问：“动大手术是不是把矛盾的双方都要整一整？”周老说：“好像也不是。 南翔还说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后来反‘四人帮'，郭罗基的表现是好的。 不知是他的意思还是小平同志的意思。”这时，无论邓小平还是蒋南翔，对周老和我在北大的工作都是支持的。 邓小平开过多次知识分子座谈会，深感大学里的政工干部是累赘，他曾说过：“大学里只要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政工干部可以不要。”

周林回来说，邓副主席讲的“澄清路线是非”，在北大就是抓“社教”。 6月份，北大党委搞了一次“小整风”来“澄清路线是非”。 但他们不去澄清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康生、迟群、谢静宜祸害北大的路线是非，而是翻历史上的老帐，清算1964年的“社教”运动。 结果，北大的教师和干部思想更加混乱、团结更加涣散。

1978年9月6日，邓小平委托方毅、蒋南翔向周林和周培源传达几点意见。 主要的一点是：“北大要大整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澄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大调整，动大手术。”邓小平还提出一个要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北大要拿出经验来。 因为周林搞的“小整风”没有解决问题，所以邓小平要求来一个“大整风”; 因为5月31日讲了“澄清路线是非”之后还是没有澄清，所以邓小平再次强调“澄清路线是非”。

周培源与蒋南翔约，9月10日下午3点谈“大整风”问题。 9月9日晚上，周老找我和文重商量，明天和蒋南翔怎么谈？ 商量的结果，准备谈四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 成立大整风领导小组，由蒋南翔同志任组长。

二，建立工作班子。 成立大整风办公室，文重任主任。

三，大整风的内容，不能仅限于“社教”、“派性”，首先要澄清的路线是非是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 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党委开始。

四，做法要充分发动群众。

周老与蒋南翔谈过以后，9月10日晚上，又找我和文重、王志美（生物学教师兼周培源秘书）谈，说下午与南翔谈的结果，有几点一致的意见：

一，9月12日，周老将去日本。 大整风暂时推迟，等周老出国回来再说。

二，由南翔同志委托文重组织一些人搞调查：1，北大历史上的路线是非。 2，第11次路线斗争在北大的表现。 3，周林等进校后做了什么？

三，不成立大整风领导小组，有问题由南翔出面找二周商谈。

周老从日本回来后，10月又出访美国。

此次访美，周老做了一件大好事。 美国的校际交流可以互派 Visiting Professor（访问教授）。 Visiting Professor 是要讲课的。 周老与美国人商谈，而且达成协议，将 Visiting Professor 改成 Visiting Scholar（访问学者）。 这就是说，从助教到教授都可以为 Visiting Scholar，而且不用讲课。 后来，中国向美国派出成千上万的访问学者，就是得益于周老的这一创意。

周老从美国回来后，周林对他说：“该做的都做了，整风没有什么可整了。”

“二周不和”，分歧的主要之点是：

第一，周林提出，北大的路线是非要以“1964年的'社教'划线：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受冲击的干部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培源认为，北大的路线是非应当以对“四人帮”的态度划线，历史上的是非只能作参考。 “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有反“四人帮”的；受冲击的干部后来有跟“四人帮”的。 如果以“社教”划线，这就掩盖了对“四人帮”的大是大非。 而且，总结历史的教训也不能孤立地抓住“社教”运动这一片段，1957年以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干部整群众、群众整干部的教训都应吸取。 当时刘少奇虽然还没有平反，一般人都寄予同情，很少有人讲“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了。 周林唱的还是老调，用什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反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可见思想之陈旧、头脑之僵化。

他之所以抓住“社教”大做文章，有个人的特殊原因。 周林曾任贵州省委书记，是典型的共产党官僚，胡耀邦戏称为“夜郎国国王”。 因犯错误，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受到冲击。 中共中央曾派以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为首的工作组去进行调查、处理。 周林被赶下台，一直耿耿于怀。 （这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突出事件，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注意。 见[英]David Bonavia 《邓小平传》第138、139页，[新加坡]明窗出版社，1989年10月。 ）他对“社教”的不满，适应了北大一批干部的需要。 这些干部唯权势是从。 1957年后，他们在陆平的指挥下整群众，耀武扬威。 “社教”中，张磐石工作队发动群众整干部，看样子陆平要倒了，他们反戈一击，乱踢乱咬，丑态百出。 等到彭真指挥反攻倒算，指责张磐石犯了错误，这些干部又倒向陆平一边，大骂张磐石。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成了“黑帮”。 “军宣队”、“工宣队”掌权，他们又紧跟，“批林批孔”、“批邓”总是冲在前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自然他们的名声就不好了。 如果以“社教”划线，“社教”以后的恶劣表现就可以一笔勾销，所以他们又成了周林的热烈拥护者。

第二，周林在北大发动一场运动来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周培源认为，北大要把教学和科研搞上去，不能再搞运动了。 邓小平曾指示把聂元梓赶出北京。 吴德当时的日子不好过，为了转移视线而加码，决定把她抓起来。 到了北大，周林又加码，决定把聂元梓和她的副手孙蓬一都抓起来。 北大带了头，北京的其他大学群相仿效，1978年4月北京的高等学校抓了“五大领袖”再加7个人，共12个人。 周林他们在全校动员，建立大字报区，召开控诉大会，大揭发，搞专案，折腾了好几个月。 他们把邓朴方请来，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由他的妹妹代念讲稿），明显地带有献媚邓小平之意。 周培源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坏人坏事，证据确凿，可以依法处理；在群众中不应重新挑起两派纠纷。 他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刚愈合的伤口，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挑破，让它流血流脓？”文化大革命中北大的许多坏人坏事都出在“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周林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清理”，弄不好又成了一派整另一派。 抓了聂元梓以后，周林扬言要将两千人调出北大。 聂元梓那一派的人，人心惶惶。 周老和我在北大掌权，我们主张宽容地对待另一派的群众，否则不可能团结大多数。 周林等人却强迫我们“采取严厉措施”。 哲学系曾是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地方。 我在哲学系任领导小组组长（粉碎“四人帮”以后，原有的党总支、革委会瘫痪了，教师和学生推选我为领导小组组长，我成了临时政府首脑），对于周林他们的一套进行抵制。 党委副书记韦明指责我：“为什么不把那些人看起来（隔离审查）？”我说：“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要搞这一套？ 怎么能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在全校大会上批评“哲学系按兵不动”。

在这以前，周老提名我为校长办公室主任，党委不同意。 现在他们同意了，校长办公室主任已经有人了，周老找了文革前的校办主任文重（化学系教师），官复原职，所以任命我为副主任。 我不能表示不同意，否则他们会说我计较地位。 当主任就干，当副主任不干？ 实际上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把我调走以后他们就发兵到哲学系搞整顿，大动、特动。 各系的战友们对我说：你离开哲学系，放弃了一个重要的阵地，是失策！

更为尴尬的是我在校办的处境。 文重是一心抓权的人。 我和他商量怎么分工？ 他说：

“很难分工。” 分工就是分权，他不想分工，就是不愿分权。 我在校长办公室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 周老了解到这个情况，就把他的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 文重的文字功夫不行，周老看不上眼。 我的工作除了参加校务委员会会议、校长办公会议之外，就是代校长起草文告、处理公文、接待来访。 另外，就是代写以周培源的名义发表的文章。 别人代写的文章他也交给我修改。



周培源手迹：

罗基同志：

这是科协干部给我写的一篇祝贺“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会”的文章。 展览会定于10月3日晨在北京展览馆开幕，邓颖超同志将去致开幕词，并已请几位副总理出席。 这个展览会是党中央批准的在国庆30周年举行的唯一的一个展览会。              

科协也请了几位科学工作者写文章。 给我写的这篇文章是一些文章中最早发表的一篇，预定10月4日见《人民日报》。

文章的主题为“祝贺”与“期望”。 我看了一下稿子，感到它不够水平登《人民日报》。 为此请你化一些时间修改一下，希望能在10月2日晚上给我，以便于10月3日晨去参加展览会开幕式时交给科协同志。



  周培源

                                            9.28晚



有一次，《光明日报》的记者到周家登门拜访，约请周老写一篇系统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 周老不在家，周夫人王老接待。 王老对记者说：“周老发表的文章都是郭罗基写的，你先要问问郭罗基有没有空？ “《光明日报》记者果真来问我了，我说没有空。 其实是因为这样的文章已没有多少话可讲了。

校长办公室的工作由文重一把抓，不容我置喙。 我也乐得如此，还有时间研究理论。 文革前的校办副主任杨汝佶对人说：“文重这个人跟谁都搞不好关系，郭罗基怎么和他合作得很好？”他不知道，我是合而不作，不妨碍他抓权，所以没有“搞不好关系”。

第三，周培源和周林还有一个重大分歧：办好北大究竟依靠什么人？ 周培源认为主要应依靠教师。 他说，办好医院，要有好的医生；办好剧团，要有好的演员；办好大学，当然要有好的教师。 周林认为，办好北大要靠各级干部，谁不同意就是对党的领导的态度问题。

当时需要澄清的路线是非就是对“四人帮”的态度问题。 周林等人以“社教”划线，重新挑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纠纷，依靠反复无常的“陆平的干部”，最终的结果都是搞乱了路线是非。

魏杞文之死就是搞乱路线是非的一段哀怨的插曲。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到后来就重新组合了。 两派中跟着“军宣队”、“工宣队”抓“五一六”、“批林批孔批周公”又“批邓”的人们早就消除了“派性”。 两派中反“梁效”、反“四人帮”的人们也在悄悄地联合起来。 魏杞文是聂元梓手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和我是对立的。 在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劳动时，我们两人在同一个连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由于经常交换意见，逐渐形成共同看法，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前就进行了反“梁效”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北大的教师顶着“凡是”派的压力，投入揭批“梁效”、“四人帮”的斗争。 中文系的费振刚和我是“井冈山”的，历史系的魏杞文是新北大公社的，在我们三个人的带头下，以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的教师为骨干，全校的两派教师基本上团结一致了。 艰苦斗争一年，迎来了周林等人。 人们决没有想到，周林等人进校后，魏杞文反而成了揭发批判对象。 他是“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必须作检讨。 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时，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党委副书记韦明点了他的名，说他是打死人的“幕后策划者”，召开全系大会进行揭发批判。 历来，整人的办法就是弄个不明不白，然后长期“挂起来”。 魏杞文一腔愤懑，心情抑郁，得了肝癌。 1981年8月5日，年仅49岁的魏杞文含冤逝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定格在冰冷的脸上的那种不愿离开人间的痛苦的表情。

1981年11月，北大党委作了一个《对魏杞文同志的平反决定》。 人都死了，平反有什么用？ 《平反决定》连责任者韦明的名字都不提，只剩一个无主的头衔——“负责清查工作的党委领导同志”。 所谓“平反”只是安抚受害者，害人者逍遥法外，还可以照样去害人。

中国的政治，上面是“黑箱”作业，下面就对“黑箱”送“黑材料”，力图影响“黑箱”的决策。 北大的干部深谙此种门道。 技术物理系办公室干部任某，邓朴方落难时曾给予同情，尔后就常到邓家走动。 北大党委通过任某将“黑材料”送交邓朴方转邓小平。 后来果然得到印证。 1983年11月25日，时值“清除精神污染”，薄一波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北大有个郭罗基（其实那时我已不在北大），我是不了解，小平同志那里有他的不少材料。”如果能把这“不少材料”拿出来公开展览一下，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1978年11月20日，周老召集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会。 大家认为，应以校长的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说明北大的真实情况，并对落实邓小平的“大整风、大调整、动大手术”提出具体意见。 报告是我起草的。 最后，周老还要我写上几句动感情的话：“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北大还没有走上轨道，我心里很不安。 群众着急，我更着急。 我在北大工作多年，对北大是有感情的。 我愿竭尽余生的精力，把北大办好; 北大办不好，我真是死不瞑目。”报告送方毅、蒋南翔转交邓小平，另外，还抄送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林呼加。 周培源校长的报告仅此一份，还不知邓小平看了没有。 另外一些人送到邓家的小报告，据说加起来有半尺高。 从前门进去的大报告敌不过从后门进去的小报告。 戈培尔效应也是起作用的，说谎者总是靠不断重复谎言来征服人心。

邓小平变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反“左”，变到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的反右，以及1980年12月以后的反自由化。 郭罗基的反“左”的倾向和发表的反“左”的文章，就成了“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他也渐渐地改变了对北大问题的看法和对周培源、郭罗基的态度。 到了1981年7月17日，他终于讲出来了。 为批《苦恋》事，邓小平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中间突然指着胡绩伟说：“郭罗基和周培源在北大尽搞派性，你《人民日报》热心发表他的文章是不正确的。”第一句话缺乏事实，第二句话缺乏理由; 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之间缺乏联系。 《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正确不正确，这是另一个案子。 说我和周培源在北大搞派性，这本是党委干部散布的流言蜚语，大概写进“黑材料”了。 还有另一种说法，因为周老和我不赞成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又说我们是“包庇聂元梓”。 如果是“包庇聂元梓”，那么就没有两派对立了，还搞什么“派性”？ 如果是“尽搞派性”，那么清理聂元梓那一派的问题时，就会乘人之危、火上加油，怎么可能“包庇聂元梓”？ 反正这两条罪名是不能同时成立的。 但我和周老没有申辩的权利。 周扬当场为我和周老进行辩护，不起作用。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经刀笔吏胡乔木整理发表，上面那两句话又扩充了，语气也更严重了，变成这样：“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 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 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5页）

“黑材料”可以改变邓小平的看法，不能改变北大的现实。 周林领导下的北大又回到黄辛白时代的晚期。 北大人编了许多段子，有一则说：“北大有三样东西最精彩，一个高高的博雅塔，一个美丽的未名湖，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加起来就是‘一塔湖图（一塌糊涂）’。”1979年国庆节前后，教师和学生贴了许多大字报。 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后，进来的学生富有活力，像王军涛等还是1976年“四五”运动的闯将。 学生又站到了大字报运动的前列。 有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欢送周林》，很不客气，要赶人走了。 党委的干部说是郭罗基幕后指挥的。1979年11月，周林、高铁、韦明两年前在进北大的同一季节，又离开了北大。

北大和南大同样都存在着校长和党委的矛盾，结果却不一样。 在南大，校长匡亚明被掌握实权的党委挤走了。 在北大，党委负责人虽有实权，还是搞不下去。 这是因为，第一，周培源校长深得人心。 第二，北大的教师和学生参与意识比较强烈，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力量。

黄辛白、周林先后在北大呆不下去，都到了教育部当副部长。 这是中国的怪事，领导一个大学搞不好，就去领导全国的教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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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忘年交——周培源和我——纪念周培源先生逝世30周年（下）


（十）

周林、高铁、韦明调走了，又调来韩天石。 韩天石当年是高岗手下的“五虎将”之一，“高饶事件”之后，被发配到云南，当一个副厂长。 陈云忽然想起他来了，点将调来北京，任北大的党委书记。 蒋南翔（此时已改任教育部长）又把他“一二九”时代的熟人、山东省公安厅长王路宾调来当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此等人根本不懂教育，但懂得驾驭党的机器。 校长和党委的矛盾是由体制产生的。 什么“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非但行不通，而且根本说不通。 党委必须领导但不必负责，校长必须负责又不能领导。 怎么能不发生矛盾？ 清华大学的刘达一身而二任焉，党委书记兼校长，这就没有矛盾了。

1979年11月，我在无锡参加“科学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周老在苏州参加“相对论讨论会”。 有一天，他到无锡来找我，说有要事相告。 他离开北京以前，11月6日，方毅同他谈了于光远关于北大的两条建议。

于光远是周老30年代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鉴于北大不能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加上对周老个人的情谊，他自告奋勇向方毅提出：“我来帮忙，解决北大的矛盾。”他提了两条建议。 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改变“党委领导”， 但这是不可能的。 于光远从另一端提出办法，让周培源兼任党委副书记。

于光远的另一条建议是“把郭罗基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他是这个所的兼任所长。 从表面上看，北大好像确实存在着如邓小平所说的“陆平的干部和郭罗基的矛盾”，郭被党委的干部们认为是“一贯反领导的人物”。 于光远认为郭罗基是研究型人才，陷在北大的泥潭里，太可惜了。 他希望郭拔出腿来，到马列所集中精力研究学问。 当时他正要去西欧访问。 他对方毅说：“我到西欧找一个大学，让郭罗基去讲学，题目都想好了，就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一年以后回来就和北大彻底脱离关系了，不能再说他‘反领导’了。 ”

方毅采纳了于光远的两条建议。

周老从南方回北京后，方毅和蒋南翔约他到教育部谈话，谈的就是让他兼任党委副书记。 但蒋南翔却说“北大有不少人反对”。 任命还没有公布，他怎么知道“北大有不少人反对”？ 蒋南翔改任教育部长后，渐渐暴露出保守倾向，对周老和我也就不那么支持了。 周老反问他：“你反对不反对？”，这下将了一军，蒋南翔支支吾吾，无言以对。

1980年初，副校长王路宾给了我一个教育部的调令，不是去马列所，而是“去南京大学”。 我很惊讶，问周老：“怎么回事？”周老说：“我不知道。 我是校长，教育部怎么不跟我商量？”他把我的调令往口袋里一塞，说：“如果再有人找你谈调动的事，你叫他来找我。”他想了一想，又说：“我来问问方毅同志。”过了几天，他告诉我：“方毅同志说，他没有这个意思。”

在中国，“京官外放”是一种惩罚。 再说，按职权教育部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调一个人从一个大学到另一个大学当教师，从未有过，非同小可。 当时人们以为是教育部长蒋南翔给我“穿小鞋”。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教育研究》杂志约请我写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写了一篇《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 主管《教育研究》的教育部党组成员张健拍着大腿叫好：“《教育研究》创刊以来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好文章！”《光明日报》头版予以转载。 当时蒋南翔不在北京，等他回来一看，大为恼火。 文章中有这样一些说法：“有些人认为，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那一段不正确，只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就万事大吉了。”“他们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又成了经典定义。 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出路吗？”蒋南翔认为说的就是他。 他任教育部长后，确是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他领导教育的成绩，和他当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的经验。 蒋南翔在教育部召开各种会议，批判我的文章。 原先叫好的张健，不断检讨，同时也加入了批判者的行列。 我要求参加会议，进行答辩。 蒋南翔置之不理。 所以人们很自然地把教育部的调令和对我的批判联系起来了。

后来北大党委正式传达，说这是邓副主席提出的，为了解决“二周不和”，决定调人。

1979年国庆后，中央决定调动周林。 10月中，中央政治局讨论第四次文代会文件时，邓副主席讲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北大有人要“踢开党委”，“郭罗基也要调出北大”。 以前邓小平说的“陆平的干部和郭罗基的矛盾”变成了有人要“踢开党委”，说的是一回事，但立场不同了。 我的朋友李春光（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因反江青而出名）与邓力群有私交，为我说项。 邓力群也说，无法挽回了，因为是“小平同志决定的”。 周培源和周林矛盾很大，没有办法，只好把矛盾双方调开。 周林调走了，周培源不好调，那就把给他出主意的人调走，以示平衡。 邓力群还说，郭罗基在北大发挥了与他的职务不相称的作用，所以必须调走。 按正常的思维方式，既然职务与作用不相称，使两者相称就是了。 因为发挥了与职务不相称的作用就不让我在北大发挥作用，这是什么逻辑？

但邓小平开始只是说“郭罗基也要调出北大”，没有说调出北京。

1979年11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被认定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邓小平大为不快。 文中说“不能因为发表了反革命言论而动手抓人”，这又触犯了彭真，说我否定了他所主持制定的刑法。 还有中共北京市委，说我是“北京市的不安定因素”。 在彭真等人的怂恿下，于是邓小平决定将我“赶出北京”。

周培源兼任党委副书记后，对于解决矛盾并不见效。 韩天石与周林一样，认为办好北大要靠“加强党的领导”，实际就是加强党的干部的权力。 1980年，周老再次访问美国期间，考察了十几所大学。 回来后发表《访美归来》（《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一所大学办得好或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标志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 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有一次，韩天石找我谈话，说：“你对党的观念有问题。 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说，一个大学没有教师就办不成，没有政工干部照样可以办。”是有这么回事。 1979年10月，韩天石刚从云南到北京，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约请周老和我叙谈。 当时他对我们颇为谦恭，连连说：“讲得好！”后来就翻脸了。 我回答他的指责，说：“北大办得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当校长。 蔡元培只身赴任，哪有什么政工干部？”我还说：“我当时这样讲是有根据的。 邓副主席说过，大学里只要有个党委书记就行了，政工干部可以不要。”邓小平在抓科技和教育时，发现大学里的政工干部没有起好作用，所以说了上面那样的话。 后来要“反自由化”，又不得不依靠政工干部。 韩天石们认为周老和我“对党的观念有问题”，我们认为他们对教育和科学的观念有问题。 一般来说，前者是政工干部的看法，后者是知识分子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央的决策层，时而使知识分子不高兴，时而使政工干部不高兴；最终，宁可使知识分子不高兴，而不能使政工干部不高兴。 “稳定压倒一切”，哪怕教育和科学搞不好，也要维护“稳定”。

周老的校长的职权往往得不到尊重。 行政工作人员和教学领导人员的任命，由党委组织部提出名单、经党委常委讨论，就算决定了。 党委常委讨论时周老不在，事后才通知校长、副校长。 周老提出意见，认为行政工作人员和教学领导人员的任命，应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党委回答说：“党管干部。”与周林的说法一样。 换了党委书记没有换体制。 “党管干部”有什么合法的依据？ 共产党有一些解放区的老规矩、土政策，一直沿袭至今，取得政权后并未转到法制的轨道上来。 周老越来越感觉到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这个校长没法当，1981年下半年主动提出辞呈。 “上面”很快就批准，可见早已等着他辞职了。 周老怀着极大的遗憾，全家搬出北大。

周老离开北大，我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好了。

教育部对我的调动是不得人心的。 我在北京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的支持下，抗拒调令，就是不走。 思想解放派的朋友们不断给我出主意，大家说硬顶也不是办法。 只要留在北京，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未尝不是上策。 于光远提议去马列所，胡乔木（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坚决反对。 经国家科委另一副主任童大林斡旋，决定去中国科协。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时称“三科”）将成立一个研究中心，让我到这个研究中心去做研究工作。 方毅同意之后，教育部改发了调令。 周培源是中国科协的主席。 我去中国科协的主意与周老无关，但去了之后，显然可以得到保护。 我在北京已是“危险人物”，故需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这一方案尚未实现，到了1982年初，邓小平又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郭罗基怎么还不走？”于是，教育部又取消去中国科协的调令，重新发出去南京大学的调令。

邓小平发话是受了胡乔木的挑唆。 1981年11月，胡乔木在南京大学的一个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大一派的头头）。 教育部早就要处理，调他去南京。 小平同志多次点名批判。 郭罗基的气焰很高。 据我所知，我离京以前尚未处理。 南京大学的XXX已经处理了，效果很好。 郭罗基为什么不处理？”他的批语还说：“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中宣部，并报耀邦同志。”他是给胡耀邦出难题。 他的批语通过正式的途径到了胡耀邦那里，又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到了邓小平那里。

北京大学紧锣密鼓逼迫我去南大报到。 我给胡耀邦写了一信，对异乎寻常的调动提出不同意见，要求维持原先的决定，去马列所或中国科协。

周老辞职后，全家搬到了北太平庄。 有一天，他打电话来叫我去。 他告诉我，周扬昨天来找他，商量关于我的调动问题。 周扬过去也很“左”，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彻大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常常为人仗义执言。 北大的丁始琪给周扬写了一信，叙述北大的教师对调动郭罗基的意见，希望周扬施加影响，改变这种错误的决定。 周扬找周培源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商量对策。 周扬说：“这是党内民主问题。 我来给耀邦同志写封信，把丁始琪的信也转去。”

贺龙的前妻、长征干部蹇先任（同的女儿贺捷生是我的大学同学），也为我给耀邦写了信。

北大的教师也有人给胡耀邦写信。 他们担心郭罗基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北京人都怕调外地。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被发配出京，他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所以现在惯用这一手来惩罚别人。 胡耀邦收到一些来信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作了一个批示：



郭罗基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 有什么问题摊开来同他本人谈清楚，然后调离北大，重新分配工作。 不要再拖了。



胡耀邦强调“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不同，显然针对胡乔木说我是“造反派”头头。 调离北大不一定调离北京，重新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 胡耀邦特别提出“不要再拖”是有道理的，果然一拖就出问题。

北大党委向我传达，说，你给耀邦同志的信有批示，还是要你去南京。 我已从别处得知胡耀邦的批示，我请他们原原本本传达，他们不干。 我说：“你们不传达原文，我无法执行。”两下僵持， 事情转入幕后。“小报告”送到邓小平那里。 邓小平大怒，说：“让王惠德找郭罗基谈话，叫他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 开除了党籍也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王惠德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也是思想解放派人物，他怎么好意思找我谈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的那几句话又变成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 北大党委就原原本本传达了，韩天石还说：“郭罗基给胡耀邦写信有什么用？ 他还不是照样要划圈！”人们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我头上斗法。

那时还没有市场经济，开除公职，不发工资，只好喝西北风，全家将断绝生路。 如果是现在，开除怕什么？ 老子另谋出路。 对我的政治压力变成生存压力，这种压力又是来自中国的最高当局。 我只好表示：行动上服从，思想上保留。

在我去南京前，中宣部和北大党委又对我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从3月一直延续到8月。  8月20日，我去周老家告别。 8月28日是周老80岁生日，本来与几个朋友相约为他老人家祝寿，我不能参加了。 往常，我到周老家总是有讲不完的话。 这一次却相对无语，周老只是长叹短吁。 此时无声胜有声，多少深情，尽在不言中。

1982年8月22日，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北大，也离开了周老。

（十一）

我从北大到南大，还是一个讲师。

    大学里流行一个说法：“职称，职称，教师的命根。”因为工资、住房以及一切的福利都是跟着职称走。 评职称的时候，人人力争，有人丑态百出。 这也是当权者控制教师的手段。 在所有的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对领导是否听话；听话的，草包可以当教授，不听话的，博学鸿儒也枉然。 有的人，本来是爱好独立思考的，为了职称，就变得很驯服。 评职称无公平正义可言。 有人够条件而评不上教授、副教授的，郁郁寡欢，得了癌症，极少数竟至轻生自杀。

我在北大，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1959年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没有评过职称。 我当了20年助教。 1978年评职称，因为积压得太久了，矛盾重重，当时采取一个措施，矛盾下放，先由群众投票，然后领导批准。 也是因为积压得太久了，可以越级提拔，助教越级提拔为副教授，讲师越级提拔为教授。 我在哲学系，全系教师投票，一致通过从助教越级提为副教授。 全校共有两人，另一人是中文系的裘锡圭。 他是古文字学家。 中文系朱德煕教授说，裘锡圭写的文章全国只有7个人能看得懂。 他的学问是远离政治的，越级提拔顺利批准。 我的学问太靠近政治，就有麻烦。

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批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学习、不表态，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这两个舆论阵地也是不学习、不表态。 北大党委书记周林进行报复。 我的越级提拔在北大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都通过了，北大党委通不过，只提为讲师，但说是下一轮可以优先考虑提为副教授。 可见，并不理直气壮。

1980年评职称，北大党委优先通过我为副教授了，但北京市高教局通不过，说是“缓批”。 “缓批”的理由是我发表的文章有争议。 这又是吴德的班底在进行报复。 我向北京市高教局申诉：按条例，没有“缓批”的规定，更没有以文章有争议为理由“缓批”的规定。 那些已经被批准为教授、副教授的人们，他们发表的文章都是没有争议的吗？ “缓批”缓多久？ 有没有时间的限定？ 高教局不予答复。

1981年评职称，高教局还是“缓批”，什么理由也不说了。

很明显，这是施加压力，要我改变政治态度。 我在给高教局的信中说：“职称是身外之物，只有学问和人品是身内之物，不可剥夺、无法改变的。 不够条件而忝为教授、副教授，不会使学问和人品增色；够条件而不批或缓批，也不会使学问和人品减色。”老子不在乎，不改反对派的本色，尔奈我何？

科举以八股取士，排斥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但在赶考的范围内，机会还是均等的，如有舞弊，则判以重刑直至杀头。 现在的提升职称各级主事者均可上下其手。 最重要的条件，是明令公布的一切条件之外的条件——博得上司欢心。

教授、副教授等职称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 在人家那里，本来是促进学术繁荣的杠杆；

到了我们这里，成了束缚思想自由的笼头。 所幸本人该说、该做的事照说、照做不误，教授、副教授的笼头何足道哉！

    在南大，到了1986年，我的副教授职称终于被批准了。 历时8年，一场抗日战争都打完了。

1988年，南大评职称，我被提名为教授，因为我到南大的时间太短，需要征求原单位和同行的意见。 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枬森写了一个材料，直接寄到南大校长办公室，我没见到，据说评价很高。

    南大还征求哲学界同行的意见。 我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萧前的一信，才知道他也写了“学术鉴定”：



罗基同志：

南大的公函与材料均已收到。 我写了学术鉴定，挂号寄南大校长办公室。 此事不宜由你经手。 我认为，你在学术上早已达到教授的水平。 我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上有一些不同，得便到南京时一定向你请教。



敬礼



萧前

5.26



另一位同行是原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后为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邢贲思，他写的推荐信，给了我一份复印件。

郭罗基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广泛的哲学专业知识。 他所撰写的哲学论文和著作，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 我虽然没有听过他在学校的讲课，但从和他共同参加的多次学术讨论会上了解到，他对许多学术理论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思路很清楚，无论口头表达还是文字表达的能力都很好，因此我估计他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也一定是不错的。

    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他已具备一个教授的资格，特此推荐。



中央党校 邢贲思

（教授、研究员、副校长）

1988年5月11日



张显扬告诉我，于光远说：“郭罗不能当教授，岂有此理！”他得了乳腺癌（男人得乳腺癌是罕见的），手术后不能动笔，要马列研究所副所长苏绍智给南大写个材料。 果然，我收到苏绍智写的材料的复印件，他是这样写的：

郭罗基同志在北京大学工作时，与我有学术上的来往。 《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开始制定框架和组织编写时，郭罗基同志颇有贡献。 他的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为编委会所公认。

    他所写的文章在国内外均有影响。 我经常出国访问，今年在英国和西德任客座教授达七个月。 据我所知，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曾介绍郭罗基的文章的观点。 在大学里，我与人交谈，不少人知道郭罗基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他1986年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体系的论文，已收入苏联出版的《中国哲学论文集》。

    我认为，郭罗基同志应评为教授，多年来他不得为教授是不可理解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研究所副所长

                                                                苏绍智

                                                                1988年5月10日



他给我打电话，要我去问问南大校长办公室，收到他写的材料没有？ 他还告诉我，他想把于光远的那句话写进去，但“郭罗不能当教授，岂有此理！”此话太难听，所以他改成“多年来他不得为教授是不可理解的”。

我曾经当过北大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南大也征求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培源的意见。 周老写的材料寄给我一份复印件。 周培源写的推荐信是这样的：

曲钦岳校长同志：

    南大正在进行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就郭罗基同志提升哲学系教授一事征求我的意见，我愿竭诚推荐。

    我和罗基同志在北大共事多年，具有深厚的友谊。 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仅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才华出众。 1978年春，我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我请他做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他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学校的重要文件的起草，为我撰写文稿以至学术性论文。

    我举两个例子。 1978年8月，我和郭罗基、武际可（力学系教师）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这篇论文基本上是罗基同志写的。 《光明日报》对此文很重视，除了发表在头版外，还印了100份单行本，在科技界散发。 那时，我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应邀赴日本访问。 我把这篇论文送给日本学术界友人，受到欢迎，并被译成日文，发表在《科学》杂志1979年2月号。

    1980年春，全国政协决定举行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会。 为此，方毅同志要我代表北京大学写一篇纪念性文章发表。 我感到此事意义重大，乃请政协转北大校党委组织人去写。 不料过了几天，政协的同志告诉我，北大党委说找不到人写。 不得已我只好请罗基代笔。 时间已经很紧迫，可是他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把一篇长达五千字的文章写出来了，题为《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我收到许多人民来信，得到社会上的好评。

在北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罗基同志是全校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极少数青年教师之一。 但为什么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而又才华出众的青年教师在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评定职称时，已被校系两级通过越级提升为副教授，而竟一再“缓批”的不公正对待？ 主要原因就是北大党委有些人对他抱有偏见并得到上级的支持。

把他调去南大之前，上级竟不与当时担任校长的我商量。

有一些人就是看不到，办好一所大学，具有强大的教师队伍是关键。 把郭罗基调离北

大，是北大的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衷心祝愿，在南大这次评定职称工作中，把他提升为教授，使他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并使他在南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上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88年5月8日



周老写的推荐信最为有力。 南大哲学系的同事都对我说，这一次你评为教授是不成问题的。 “不成问题的”却又成了问题。

哲学系副主任孙伯锲给我打电话，说要登门拜访，有要事商量。 他一来就说：“我遇到了难题，要你帮忙。”我说：“什么难题？ 我能帮上忙吗？”他说了，这次评职称，学校给哲学系只有一个教授名额。 论条件，你应当上。 但李华钰年龄到了，这是最后一班车，这一次评不上，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以后还有机会，这一次是不是让一让？ 他完全是商量的口气，没有任何压力，我就说：“好吧。”

1989年初，南京大学申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点。 国家教委派了一个考察组来进行评估。 考察组中有几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我不认识他们，他们都知道我。 考察组找校内校外、教师学生进行访问座谈，按一个提纲打分。 考察结束的时候，他们对南大的负责人说：“郭罗基为你们得了不少分。”南大的负责人一听，赶紧让我填表申请。 我在博士点中的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终于我在1989年3月获得教授的职称和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

我在大学里干了30多年才混上一个教授的头衔，真可谓艰难的历程。

不要高兴得太早。 没有多久，“六四”以后，我的教授头衔和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都被取消了。

我在南大10年，周老来南京看我三次。



1984年周老培源来南京看我，9月15日摄于金陵饭店璇宫，右起：周培源、王蒂澂、刘渝宜、郭罗基。



1989年，“六四”之后不久，周老来南京，小女儿如苹陪同，住酒店。 有一天晚上，周老对我说：“我们到里间谈谈，如苹，你为我们把门，不要让人进来。”实际上，他连如苹都不要她参与。

他关上房门，环顾四周，警惕地问：“这个房间会不会有窃听器？”我说：“有也不怕，我们没有干什么非法的勾当。”

他同我谈“六四”以后的表态问题，对他的压力不小，李先念（政协主席）都找他谈话。 他说：“1919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学习。 五四运动后，我们十几个同学抗议北洋政府抓人，结果被学校开除。 现在还不是抓人，而是杀人，我怎么能表态拥护？”我说：“我在无锡辅仁中学因参加地下工作，也被开除了。 我们虽然是两代人，还真有共同点。”

讨论到表态问题，我说：“我已经举起反对派的旗帜，公开唱反调，批评邓小平，反对开枪。 你和我不同，你是政协副主席……”他有点激动，说：“这个政协副主席当得有什么意思？ 花瓶一个！ 让他们把我撤了算了！”

我说：“别，别，当花瓶是无害的，把你撤了，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你还是像批邓的时候那样，以不表态为表态，不说话。”

批邓的时候，我们以不表态进行抵制，扮演相同的角色。 这一次扮演不同的角色了，但内心的感情、为人的原则是一致的。

1991年10月，周老又来南京，还是如苹陪同。 周老夫妇向无锡市博物馆捐献了145幅古代书画。 10月15日，在南京举办“周培源王蒂澂捐献古代书画展”。 在开幕式上，一个大房间里坐满了人，我进去的时候，周老迎上来与我热烈握手。 坐在他旁边的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大概觉得来人不一般，问周围的人：“这个人是谁？”都说不知道。 问如苹，她说：“是郭罗基呀！”孙家正意味深长地“喔”了一声。 周老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我和蒂澂早就对女儿们说，这批古代书画不是遗产，不能留给你们，早晚要捐献出去。 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了。 现在我们都老了，赶紧要办这件事。”政府给捐献者一笔奖金，以资鼓励。 周老说：“这笔奖金也要捐出去。”后来，成立了“周培源基金会”。

第二天，我和刘渝宜又到周老的住处叙谈。 这是我和周老最后一次见面。 临别时，他赠我一册《周培源王蒂澂捐献古代书画集》。



1991年周老培源来南京，10月16日，我和刘渝宜与周老在中山陵5号的高级招待所会面。



周老赠我一册《周培源王蒂澂捐献古代书画集》。 刘渝宜手捧画册摄影留念。 右起：周如苹、刘渝宜、周培源、郭罗基。



周培源和我忘年交的故事，在当年是不能说、不能写的，也不见于官方的正史。 周老走了，带走了不能说、不能写的故事。 我也到了周老逝世的年龄，我再不说、不写，它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所以我必须说、必须写。



2023年10月于美国中部城市奥马哈







附：

周培源先生简介

周培源基金会

1993年12月



       周培源先生是中国老一辈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周培源先生于1902年8月28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市芳桥乡后村。 他的父亲周文伯是清末秀才、当地乡绅，也是一位革新者。 周文伯先生一生致力于办工商实业，积极领导当地村民利用沼气照明、做饭等等，进行科学实验，从而成为在中国利用沼气的先行者。 周文伯先生还十分热心于地方教育事业，他两次捐地30亩，兴办农村地方小学。 该校延续至今，仍为省市先进小学之一。

1919年，当周培源先生在上海读高中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因而被校方开除。 然而五四精神——科学和民主，却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1924年，周先生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毕业，即赴美继续深造。 先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1926年春，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底获得硕士学位。 之后，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著名数学家E. T. Bell 教授指导下，完成广义相对论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 1928年，他在得到Ph.D.学位的同时，获得校方颁发的最佳论文（summa cum laude）奖。 1928年秋，周先生赴德国，由 Werner K. Heisenberg 教授指导，在Leipzig 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次年春，Heisenberg 教授离德赴美工作，Wolfgang Pauli 教授邀请周先生到瑞士苏黎世的高等工业学校继续进行他的量子力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指导下，完成了一年博士后的训练。 1929年秋，周先生回到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园最年轻的教授。 二次大战中，周先生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他还负责组织清华大学安全撤退转移到昆明的工作。

任教清华期间，周先生在美国Princeton高等研究院度过了第一个教授休假年。 他参加了由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教授主持的研讨班。 二次大战开始时，周先生怀着强烈的科学救国思想，暂时放弃了他所熟悉的相对论研究，决定从事战时需要的流体力学研究。 1940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湍流论文。 这篇论文以及1945年的另一篇论文和其它几篇论文，成为湍流理论的经典著作，至今为人们所引用。 1943年到1945年期间，周先生在加州理工学院渡过了他的第二个教授休假年。 此时，他继续湍流理论的研究。 以后，又在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继而在海军军工试验站短期工作，对其进行的战时科学研究进行收尾工作。

二次大战结束后，周先生携全家返回清华大学。 从1947年到1952年，除任物理系教授外，周先生还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周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1952年至1981年期间，他还先后就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

在40多年中，周先生在科技和教育领域中曾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物理学会会长等。 在公共事务中，他曾多次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他曾就任几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他还曾就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周培源先生将自己一生中的70多年都无私地奉献给科学事业，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湍流和相对论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先生在1940年发表的研究文章中，第一次指出湍流方程不封闭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逐级近似法去解决这一难题。 这一篇文章及以后1945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使周先生成为“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 从本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周先生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于1982年获得中国的自然科学二等奖。 1989年，87岁高龄的周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湍流方程不封闭的方法——逐级迭代法，从而他的湍流理论经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完满的结果。

中断了40多年的相对论研究后，周先生于1979年又重新继续此项研究。 他提出协和条件应当作为严格的物理条件与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同时并用。 除了解析工作外，他还亲自设计了一个测量与地面平行及垂直的光速实验。 周先生以前的学生，现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永贵先生成功地做完了这个实验。 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验结果对澄清多年来在广义相对论理解上的混乱有很大帮助。

作为一个教育家，周培源先生在教育领域中辛勤耕耘了60多年，培养了几代有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直至90高龄，他还亲自指导培养来自北京大学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多年来，他除了履行一个普通教授的职责外，还担任了多种重要领导职务。 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建立了许多新的学系，譬如他曾任多年主任的力学系。 无论对于基础理论或技术科学，周先生对新思想、新事物总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旦发现，不管其所处情况有多复杂，条件有多困难，他总是全心全意地支持、鼓励，并为其发展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北京大学激光照排的研究工作经过多年起伏、波折，在周先生的坚定支持下，现已发展成方正公司，仅电子出版系统这一专业，1993年营业额已达3亿元人民币。

多年来，周培源先生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指出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巨大危险。 周恩来总理对此信非常赞赏，作了重要批示：“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周培源先生无论在多困难的条件下，总是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对年轻一代又总是给予热情关怀，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在国际合作中，周培源先生也起了很大作用。 他总是热情鼓励和积极倡导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交往，以增进和发展各国科学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他曾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多次率团出国访问。 应美国政府邀请，1978年10月，周培源先生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商谈，最后签署了两国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协议。 年底，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访问学者抵达美国，从而打破了近30年两国互不往来的局面。 在为建立、恢复和发展国内和国际科学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方面，特别是1982年在恢复中国科协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中的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周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培源先生还为加强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而作出重大努力。 他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外宾，从国家元首、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世界各大通讯社报刊的董事长社长以及多国的科学家到青年学生。 他代表中国于1957年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一次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 基于周先生对世界和平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被选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主席，立志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未来世界而奋斗。

1987年，周培源先生和他的两位妹妹周保红、周海红女士将他们的祖宅，共26间房屋、近600平方米，捐赠给家乡宜兴后村，作为该村的科学文化普及站。 1989年周培源先生和他的夫人王蒂澂女士将多年珍藏的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 这批无价之宝共有145幅，其中一幅明代画家徐贲之作，是该画家现存的4、5幅传世之作中最好的一幅。 当记者问周夫人对捐赠古代书画有什么感想时，她回答说：“这本来就是属于人民的，还给人民，理所应当。”政府对于周老夫妇的捐赠给予奖励，他们又将所有奖金捐给了他们的家乡和过去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

周培源先生奉献的一生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和尊敬。 他曾被选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ICTAM）的理事和1946年在巴黎新组织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的理事，生前仍为其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周先生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周先生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于1980年和1985年两次授予周先生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这是校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周培源先生以其正派、诚恳、正直和忠厚著称。 他一生所获之成就及在海内外赢得的崇高威望，为全中国知识界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周培源先生曾担任的主要职务

清华大学教务长及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三、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五至第八届政协副主席兼外事委员会主任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中心理事长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名誉会长

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组长

中国与波兰友好协会会长





（全文完）

难得糊涂

揭发者是清华大学某教授，当年常与周家往来....
这位老先生后来大概也是控诉林彪四人帮的，周老过世后理所当然回忆文章写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