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北京西兴盛胡同七号——有关钱壮飞后人的一些故事和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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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兴盛胡同七号——有关钱壮飞后人的一些故事和疑问

作者：余汝信
来源：爱思想

这一小摞有关西兴盛胡同七号的材料，本世纪初，淘自潘家园。

在北京大规模城市改造带动的拆迁潮中，老旧的西兴盛胡同七号，早已荡然无存。惟在上世纪中叶，在这一个普通的院子里，居住着一位名叫钱叶丽（又名宁叶丽）的普通家庭妇女，她的身世，却与大名鼎鼎的钱壮飞--一位据说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传奇人物，有着一些关连。

一、涉及西兴盛胡同七号的一些信函、报告及批示

以下信函、报告及批示，按时序编列。

（一）宁念慈致罗青长函及罗青长批示（1979年6月9日、12日，抄件）

敬爱的罗伯伯：您好！

我是钱壮飞烈士的外孙女。我妈妈是外公的大女儿，钱江同志的大姐。我叫宁念慈，今年卅五岁，在北京六○八厂任技术员。

今天，在这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写信给您，恳望您帮助我们家甄别政治上的不幸遭遇。

这是我们第二次惊动党组织。第一次是一九六三年，我妈妈患子宫颈癌，当时我还在上大学，急得没有办法，多亏我大舅妈（施平同志）（注：应为史平，下同。）帮我们找了您，您委派修同志把我妈送进了日坛医院，经过放雷[镭]治疗，得以治愈，这是党给了我妈第二次生命，也使我们全家得以复甦。

我妈妈--一个烈士子女，教授家属，长期从事街道工作……文化大革命初，作为出身为资本家，本人成份也是资本家被揪出实行专政，挖地三尺地抄了家，癌症初愈的老人，强迫劳动，横遭体罚，从自住的独院六间被赶到二间东屋……。

这一切无非是林彪“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一场浩劫中的沧海一粟吧。想多少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所受的迫害，岂不更甚，而不能理解的是，“四人帮”粉碎已有两年多了，党的政策却迟迟不能在我妈身上落实，明明当时是街道委员会提供的材料，现在却说成是群众运动而不予甄别，甚至连烈属都不承认，我大舅（钱江同志）专门为此，由北影党委开了证明信，但也无济于事。 二龙路办事处至今还写的是资本家、房产主。

我爸爸是同盟会员，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我的继父是北京农业大学体育教研室主任，从来都没有经商。只是在我父亲一九四六去世后，家里迫于生活，将一些住房出租。至四七年和继父一起生活后，主要以继父的工资为生活，一直到现在，根据党的划分阶段的政策，怎么也不能定为资本家或房产主。

由于党的政策不能落实，严重的影响着我们全家的政治生活和我们兄弟姐妹的政治上的进步。至今一部分抄家物资不予归还，最为可惜的是我父亲留下的遗著和二千多册藏书下落不明。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是居住的房间，又少，又狭窄，困难很大。

我妈今年已经是六十六岁高令[龄]的老人了，又是癌症愈后（至今每年都须随访），文化大革命以来，又先后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及胃病，加上政治上的遭遇，我们做子女的深为母亲的心绪与健康担心！

老母亲这一辈子真可谓饱经风霜，还在十四岁时，由于革命形势需要，被迫与生身父母分离而寄人篱下，三十三岁守寡，留下四个幼儿，解放后生活刚能安定，五十岁时又得了癌症，文化大革命又遭此不白之冤……。

最了解我妈妈的是我外婆，外婆总说妈妈可怜，所以解放后来北京，愿意和我们同住。当时党组织培养烈士遗孤，送妈进培训班，安排到区、市妇联工作。为了照顾我外婆，她放弃了妇联工作，一直坚持在街道和幼儿园工作，直到患了癌症，妈妈一直因为自己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被人们关切而抱憾。当时街道斗我妈妈的一个简[间]接原因是，那个时候，我们家的亲戚，大舅、大舅妈、二舅（钱一平）、三姨（黎莉莉）、三姨夫（罗静予）没有一个不被揪出来的，当时街道就公开说，我们是一个黑帮家庭，而如今都得以平反、昭雪，唯独我妈和我们家，还处在冤屈的深渊中！

敬爱的罗伯伯，我们都知道您很忙，要操理党和国家的大事，相比之下，我们的家的小事不应该惊动您。去年三姨夫罗静予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我想找您谈，我听了大家的意见，还是等一等。时隔一年多，仍不见动静。每次回家，看到可怜的妈妈，实在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鼓气[起]勇气，给您写信，恳求您关心我妈妈和我们全家的政治命运！

同时，烦请转交我妈妈给邓付委员长的信。

顺致

敬礼

宁念慈  谨上

1979年6月9日

家母地址：北京西城区西兴盛胡同七号（所在二龙路办事处）

政治部：此事请林岩同志找施平、钱江同志了解一下，协助予以关注解决，邓大姐身体不好，钱信暂不上送，结果望告。

罗青长  12/6  79.

注：宁念慈，钱叶丽的小女儿。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二）中央调查部政治部致北京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函（1979年6月25日，抄件）

北京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近我部罗青长同志接到烈士钱壮飞同志的外孙女来信，并附来钱壮飞同志的女儿叶丽同志托青长同志转邓颖超同志的一封信，基本内容是要求落实政策问题。我们按青长同志的批示，派人去找过钱壮飞同志的儿子钱江同志（现在北影工作）谈了些情况，我们认为她们的要求是合理的，特转请予以关心，作为烈士家属对待。根据党的政策，对其所提问题尽快予以落实解决。

现将宁念慈给罗青长同志的信，钱叶丽（或叫宁叶丽）给邓颖超同志的信（我们复制件）及我部林岩同志与钱江、史平二同志谈话要点一并转去请阅。

另为帮助了解和处理问题，将我部所了解的有关钱叶丽的家庭情况介绍给你们，供参考。

钱叶丽的父亲钱壮飞同志，1895年生，浙江湖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白区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对党有特殊贡献。后撤到苏区，1935年长征时牺牲。烈属证现存北京电影制片厂钱江同志处。

叶丽的前夫宁协万是大学教授，曾帮助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并在经济上支援过党的组织。日本占领时期，自己著书，不为日寇教书，是一位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叶丽现在的爱人宣昌同志是农业大学教授。

如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请与我部干部林岩同志联系。电话：（略）

中央调查部政治部

一九七九年六月廿五日

（三）邓颖超对钱叶丽函的批示（1980年2月21日，抄件）

钱壮飞之长女钱叶丽。请北京市妇联徐光同志，与市落实办公室及西城区有关部门，应继续予以落实政策为是。

邓颖超

1980，2，21，

（四）北京市西城区房屋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申请解决钱叶丽住房问题的报告（1980年4月2日，原件）

市房屋落实政策办公室：

钱叶丽系烈士钱壮飞同志的长女。钱壮飞同志一九二六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对党有特殊贡献。一九三五年长征时牺牲。烈属证现存钱叶丽之弟钱江同志处（钱江同志系北京电影制片厂付厂长、导演）。钱叶丽前夫宁协万（已故），系北大名教授，曾帮助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是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后夫宣昌现为农业大学教授。

文化大革命前，钱叶丽在西兴盛胡同七号有自住房十三间，系独立院。文化大革命初期，钱被批斗、抄家，并被强令迁至前院的两间西房，约二十五平米。目前，钱家三口人，钱夫妻二人住一间，男孩二十七岁住一间，她与前夫生的四个孩子，经常回来探望，无地居住。在文化大革命中，该院经过拆建，只保留了原来的四间北房，其它房拆建后划归别院，另行安排了住户。

去年，钱叶丽与其女宁念慈，分别给邓颖超同志和罗青长同志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中央调查部为此事给市委来函联系。市委要求给其尽速落实政策。关于政治上平反，退赔查抄物资等问题，我区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进行工作。关于住房问题，钱叶丽一方面表示理解当前群众的住房紧张状况，只希望收回四间北房，连同她现住的两间西房，有这六间房也就“凑合”了。另一方面，她也强烈表示：“一定要在死前住上自己的房子”。目前，这四间北屋住着两户居民，一户三口人住两间，一户五口人住两间，均有大儿大女。由于钱叶丽系我党有特殊贡献的烈士子女，又系高级知识分子家属，确需给其落实房屋政策，我们恳请市房落办拨给房屋五间，将上述两户居民迁出，把四间北房还给她。

附：中央调查部给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函（抄件），及宁念慈（钱叶丽女儿）给罗青长同志的信（抄件）

西城区房屋落实政策办公室

一九八○年四月二日

（五）钱叶丽致西城区区长封明为函（1982年3月15日，原件）

封区长：您好！

我是您管界的一名老百姓，今年七十岁了，文革时期被不明不白地抄了家，没收了房子，后来由于邓颖超同志的批示转至北京市后转西城区委，才于八○年六月份给我政治上平了反，八○年底落实了两间房屋。去年十月因为我丈夫宁协万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活动中，政协给我家发出了三份请帖，使得我长期在美国定居的儿子及儿媳回祖国赴会并与亲人团聚了。在此之前，我曾经代[带]着老儿子找过您，您表示，对我家的事情较为熟悉，当即同意给落办老李打电话，争取让我们年底落实最后的一间房，即西城分局×××住我们的那间房，我们等啊，等啊，至今毫无音信。您是一区之长，是人民的父母官，说话是应当算数的。我家十三间自住房都被房管所在十年浩劫中拆得破破烂烂，如今只剩下这三间房，（前年回来两间）目前只需要再解决一间，这要求不能说不合理吧！

我儿子、儿媳在离开祖国返美之前，跟政协付主席甘祠森先生谈及过此事，甘先生表示，我们给政协主席邓小平先生写信，他可以转至上去。为了我家的事，邓付委员长已经作过批示，难道还要再麻烦邓付主席吗！

封区长，信写到此处，我是十分激动的，我一个烈士的女儿，父亲钱壮飞烈士在长征中牺牲，丈夫宁协万先生在旧民主革命中又是老前辈，而他们的家属与后代向政府部门要回自己一点点应享受的权利却是这样的难，可以说磨破了咀皮，跑断了腿，阻力究竟在哪里呢？！

如今我老儿子，已经三十岁了，还未结婚，我四儿，一女，十三个孙子孙女，居住十分拥挤。希区委做好工作快快还给我们房子吧！

顺祝

春安

西城西兴盛胡同七号

钱叶丽

82.3.15

（六）钱叶丽致北京市市长焦若愚函（1982年8月7日，原件）

焦市长：您好！

我是长征烈士钱壮飞同志的长女，名叫钱叶丽，住在西城西兴盛胡同七号，今年快七十岁了，五十多年前（即一九二五年）我与辛亥革命的发啟[起]人之一--宁协万教授结婚，改名为宁叶丽至今。

文革时期，我因为无辜被迫害几乎丧命，家庭全部破产，子女深受株连，丈夫所留的全部著作、字画、书籍被抄走，房子也被没收。七九年邓颖超同志从我弟弟钱江处得知我深受其害，便给我作主，最后由西城区委出面以二龙路办事处的名义给我平了反（附上平反证明一份）。并还给我两间自住房。

宁协万先生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孙中山政府任葡萄牙公使，后来出使西方六国考察，先后到了俄、英、法、德、意、美。所著书“西征纪事”、“留英政治谭”曾一度脍炙人口，與满中外，是西学的名著。（见照片）。后来因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宁协万先生便弃政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三十余年直至去世。去年我国政府举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我及我的在美国定居的儿子宁巴黎先生、儿媳铃木纪子女士应邀出席了大会（见报参加大会各界人士名单），当您在人大会堂宴请全体代表时，我的儿子，儿媳均与您同桌。不知，您能否还记得。

我的父亲为人民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的丈夫也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我本人也多年受党的教育，从事了多年的街道工作，因此对于国家面临的各种波折和困难是很体谅的。因此我虽然在十年浩劫中多次受皮肉之苦，精神摧残，倾家荡产的迫害，都坚定地挺过来了。但是如今我一个年近七十老人，有四儿一女，七、八个孙子孙女，住房十分拥挤。我们要求政府有关单位能真正按党的政策退回我们自己的私产。我有十三间房子，二龙路房管所拆除了九间，如今还保留一间北房，落实政策时只还给我两间，另外两间一直被西城分局干部×××和房管局干部×××占据。这些情况您的助理封伟明[封明为]同志（原西城区长）都清礎[楚]，还许诺过我去年年底一定给我解决，如今八个月又过去了，我十分着急，只好请您一市之长做我作主。

另：邓大姐对我的批示保存在西城区委李克晨手中

您市一百姓

宁叶丽

82.8.7

二、钱壮飞的后人们，故事和疑问

虽经高层人士邓颖超、罗青长具体批示，钱叶丽要回自己房子的申诉请求，历经三年多的时间，仍未得以圆满解决。1982年8月以后解决的进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说实话，笔者对西兴盛胡同七号最后的处理结局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这一小摞材料，勾起我们对钱叶丽本人，以及其弟妹们一些实情的追问--因为有关钱壮飞后人的基本信息，在现有的公开著述中，大多是相互矛盾、含混不清的。

（一）钱壮飞一共有几个儿女？

随着过去一段时间谍战片的风行，曾经打入国民党重要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潜伏并为中共立下殊功的钱壮飞，成为媒体舆论十分关注的一位历史人物。2009年，由中央十一个部委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评选活动投票结果，钱壮飞列为百人之一。吉林出版集团为此出版一套百人丛书，其中自然就有《钱壮飞》。该书称，“钱壮飞牺牲后，留下钱椒、钱蓁蓁、钱江、钱一平四个儿女。”（禇当阳、刘爽编著：《钱壮飞》，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4月版，页117）此一说法，流传甚广。而据我们手头上掌握的这一小摞材料表明，钱壮飞还有一个大女儿钱叶丽，这已经由权威得不能再权威的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政治部以及邓颖超、罗青长本人所证实。

（二）关于钱叶丽

1895年出生（据中调部材料。吉林版《钱壮飞》一书为1896年。本文从前者）的钱壮飞，一生中有两段婚姻，前娶徐双英，后娶张振华。

吉林版《钱壮飞》称，“1914年，钱壮飞刚满18岁，就在母亲的包办下，与徐双英结婚，次年生了一个女儿。”按文意，第一个女儿应是1915年出生。

惟据宁念慈1979年6月9日函称“我妈今年已经是六十六高令[龄]的老人了”计算，钱叶丽应为1913年生人。如果我们相信此说，那么，钱壮飞第一次婚姻应在1913年（钱如果1895年出生，当年恰好18岁），同年，徐双英生下钱叶丽（据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钱壮飞》一书所载《钱壮飞年谱》，钱壮飞与徐双英定亲、成婚是在1913年。见《钱壮飞》，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版，页207）。

又据宁念慈函，其母“还在十四岁时，由于革命形势需要，被迫与生身父母分离而寄人篱下”。而据钱叶丽致焦若愚函：“五十多年前（即一九二五年）我与辛亥革命的发啟[起]人之一--宁协万教授结婚。”宁协万是否属辛亥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姑且匆论，如果钱叶丽没有记错，她在十二岁时即与宁结婚（是否太早了点？）所谓“寄人篱下”，是否就是寄于宁家篱下呢？婚后，钱叶丽改名宁叶丽。

据手头上之多种材料显示，宁协万，1881年生人，长妻子钱叶丽32岁，长老丈人钱壮飞14岁。宁氏夫妇婚后一直居于北京（北平），西兴盛胡同七号，应为宁协万所购。宁协万逝于1946年，与钱叶丽有子女六人，分别为宁东京、宁柏林（女）、宁巴黎、宁念聪、宁恢怀、宁念慈（女）。1947年，钱叶丽再婚嫁与宣昌，有一子宣环。

关于宁协万，宁恢怀写有《回忆我的父亲宁协万》，宁念慈写有《回忆我的父亲宁协万先生》，均收录于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文史资料选编》第14辑（宁恢怀文网上可见：http://www.ningcn,com/list.asp?id=223,最后访问：2014年8月13日）。

北京版的《钱壮飞》，收有钱壮飞第二位妻子张振华1963年6月的一个谈话记录，其中提及：“大姐（原书注：这里指钱江的大姐）名叶丽，她比二姐黎莉莉大两岁，是属鼠的，1912年生，她虚岁16时出嫁的。大姐结婚时，壮飞已入党了。她结婚时有照片，并注有年、月、日，可以查出来。记得大姐还放过哨。大姐夫是教授，记得当时我们没有钱用，向他借钱，还开了借条。解放后，他家庭困难，李部长（注：指李克农）还接济了他们一些钱。”（北京版《钱壮飞》页050）

黎莉莉著《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多处提及她的姐姐（很奇怪，没提名字）及宁协万。如“还不到七周岁，妈妈把我和九岁的姐姐送到一所天主教创办的笃志女校寄宿了一段时间”（页4）， “宁协万趁他一次公差，把我带到了上海，拜琴雪芳为师”（页7），“当时宁协万在上海有公务，他把姐姐也接到了上海”（页7）。黎莉莉甚至还提及到“住在兴盛胡同的日子”：“从琴雪芳家跑回来时，姐姐已与宁协万结婚。宁家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是前妻所生。此时我家租住宁家的房子，我和那四个孩子常常一起玩耍。”“兴盛胡同宁家房子，至今还在，宁家的后辈还住在那里。我去看望姐姐时，走进胡同见那盏路灯总要回忆起小时候在路灯下跳舞情景。”（页8）

（三）关于钱椒（或钱椒椒）

吉林版的《钱壮飞》一书称，“长女钱椒，女婿刘杞夫。夫妇二人在1929年至1931年期间共同跟随钱壮飞在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刘杞夫回到湖南老家，从事教育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病去世。钱椒解放后回到上海，在上海博物馆工作，1977年11月病故。”坊间有关1931年钱壮飞要刘杞夫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送达李克农处的事迹，已广为流传，吉林版《钱壮飞》一书亦有详尽描述，此处不赘。

惟如果钱叶丽是长女，钱椒即非长女而是钱壮飞与徐双英的第二个女儿。钱叶丽生于1913年，钱椒按常理最早也得生于1914年，或1915年。按此推算，钱椒1929年与刘杞夫结为夫妻“跟随钱壮飞在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年仅十四五岁（一如姐姐钱叶丽，钱椒也属早婚的）。时刘杞夫年龄有多大？我们没有材料。

张振华在1963年的谈话中称，“椒椒（原书注：“椒椒”，即钱椒）的丈夫叫刘杞夫。椒椒比黎莉莉大一岁，现在五十多岁，在上海历史博物馆（跑马厅附近）工作。椒椒和刘杞夫被捕后，被关了几个月放出来了。刘杞夫被释放出来后，在一个学校教书。刘杞夫在南京时是党员。1946年，他因为得传染病病故，死的时候已不是党员。“（北京版《钱壮飞》页050-051）张振华在这里并没有说情报是刘杞夫送去的，而且，关于钱椒的身世，张振华说得也很含混，如果钱椒比黎莉莉大一岁，那她就应该是钱江的二姐，黎莉莉只能排为三姐，这与她在前面所述”大姐名叶丽，她比二姐黎莉莉大两岁“显然是有矛盾的。

有关危急关头智送情报化险为夷这一段惊险历程，未见有中共方面直接当事人的回忆。敌人方面，徐恩曾曾回忆称，”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载传记文学杂志社编：《细说中统军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页157-158。）

徐恩曾所说，只是他不愿回首的一个事况大概。未有提及据说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钱壮飞女婿，也并不奇怪，他可能根本不知有刘杞夫其人存在。但令人奇怪的是，宁念慈提及文革中”我们家的亲戚，大舅、大舅妈、二舅（钱一平）、三姨（黎莉莉）、三姨夫（罗静予）没有一个不被揪出来的“时，并未提及按吉林版《钱壮飞》的说法当时应在世的钱椒！无论钱椒当时际遇如何，宁念兹在写信给极熟悉中共情报史的罗青长时，对他们家族中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理应提及。

黎莉莉的《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提及到了她的姐姐（没有提及名字，但姐夫是宁协万），一句也没有提及家族的英雄钱椒、刘杞夫。自然，不提及不等于就没有钱椒此人，惟此处的不提及，总使人有所疑惑。

钱江告诉我们：“我的父亲钱壮飞、母亲张振华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1929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我父亲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危及上海所有党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千钧一发之际，父亲携带截获的绝密情报连夜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使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敌人下手之前安全转移，转危为安。这之后，我父亲辗转去了苏区。就在他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姐姐、姐夫因掩护过父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我们全家人流离失所，当时我只有11岁，和小外甥沦落在南京街头，后来又流浪到其他一些地方。1940年，我们到了重庆。”（钱江：《泪别邓大姐》，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6373/5963906.html,最后访问：2014年8月7日）

钱江在这里提到了他的姐姐、姐夫（没提名字）。惟如按钱江所言，截获的绝密情报是钱壮飞亲自携带，连夜赶赴上海向中央报告的，与刘杞夫并无关系。

（四）关于黎莉莉（即钱蓁蓁）

有关钱壮飞的第二段婚姻，吉林版《钱壮飞》一书称，1915年，钱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在学习期间，钱壮飞结识了一位同窗好友张振华。出生于1894年的张振华（注：据钱江称其母1962年七十岁生日，推算张振华的生年应为1892年。张振华墓碑上的生年为1893年），比钱壮飞大2岁。”“1919年10月，两人结为伉俪。”

在谈到钱壮飞的儿女时，吉林版《钱壮飞》称，“二女儿钱蓁蓁是30年代著名的电影明星。她出生于1915年6月2日，在她还很小的时候，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就参加了革命，无法照顾孩子们。”黎莉莉在自述其身世时，也自称1915年出生在北京，母亲是张振华。（石曼编著：《黎莉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6-7）

问题在于钱壮飞1915年中学毕业进入医学专门学校时，应该过了暑期，他的入学时间应不会早于六月份。即便他入学后马上与张振华好上了，孩子也要怀胎十月，怎么也要到1916年才出生呀！（即便退一万步来说他们是寒假后入学的，怀上孩子到出生至少也要到1915年年底吧？）

故此有人便推测道，黎莉莉应该不是张振华而是徐双英的孩子。至于这一推测，据说黎莉莉从来都是否认的。

黎莉莉在《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中，并没有提到她的生年，不过，她倒是提到“父亲、母亲早出晚归，除了在北京国立医科专门学校学习，还忙其他事，当时我年幼不甚清楚。”（页3）这似乎表明，父母尚在读书阶段，她已出生。

至于张振华本人在1963年的谈话中，只承认钱江是她所生--“也就在医专毕业这年生了钱江。”（北京版《钱壮飞》页049）

钱蓁蓁与钱叶丽的共通之处是，她们都很早就改名换姓，离开了父母。《黎莉莉》一书称，“黎莉莉不到7岁的时候，就离开母亲寄宿在学校；9岁，当了人家的过房女儿；10岁，去上海求艺；11岁，变成侍候别人的丫头。”（页6）

至于黎莉莉后来的经历，平面及电子媒介多有描述，不赘。

（五）关于钱江、钱一平

根据公开资料，钱江是钱壮飞的长子，1919年生人。钱一平为钱壮飞的二儿子，1924年生人。一般认为，而且他们又各自承认，他们的生母均为张振华。惟在2011年以钱一平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却称，“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我的姐姐钱椒曾随父亲工作在情报工作的第一线；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曾拍摄《中华儿女》的著名摄影师、导演钱江；二姐黎莉莉，则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默片皇后’。我想，哥哥姐姐的文艺才能，一定都是遗传自父亲。”（钱一平：《“我的父辈·英烈篇”--钱壮飞》http://news.xinmin.cn/t/xmwbtj/2011/06/10/11097707.html,最后访问：2014年8月7日）

如此言属实，钱一平的生母是谁？话说回来，生母是谁，真的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值得注意的倒是，钱一平只承认“姐姐钱椒”、“二姐黎莉莉”，他是不承认有钱叶丽此人的。

（六）最后，关于宁念慈

1986年间，中国媒体公布了一宗被破获并判刑的“卢顺序、宁念慈、俞德孚特务案”。具体案情今在互联网上极易查到，其中提及：“一九八四年六月，被告人卢顺序受北京航空学院邀请来华讲学。来华前，卢顺序接受了台湾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派遣，以讲学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卢顺序到北京后，以物质利诱等手段，拉拢被告人宁念慈帮助其进行特务活动。尔后，卢又指使宁与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市的台湾国民党军事情报局驻美直属员杨鹏（化名杨宗山）直接取得联系。一九八五年三月，卢顺序离华后，宁念慈在杨、卢二人指使下，于同年四月至九月间以托我出国人员带东西为名，先后三次向杨鹏、卢顺序提供我经济、外事等机密情报和内部文件数份。”“一九八五年十月中旬，卢顺序接受台湾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派遣再次来北京，发展宁念慈正式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向宁传授了密写和收听特务电台指示的方法，传达了给宁规定的化名、代号和任务。此间，宁念慈向卢顺序提供了我军事方面的情报。卢顺序和杨鹏先后给宁念慈特务活动经费及酬金八百一十美元。”“被告人俞德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间，明知其妻宁念慈已参与特务活动，还积极向宁提供我军事方面的情报，并向宁表示愿意一起进行特务活动。”1986年7月25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特务罪判处卢顺序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处宁念慈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俞德孚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同年8月20日裁定维持原判。（卢顺序、宁念慈、俞德孚特务案，http://baike.so.com/doc/7246864.html，最后访问：2014年8月13日）

根据笔者手头上的材料，此案其中两名被告宁念慈、俞德孚，的确就是钱叶丽的女儿、女婿，亦就是钱壮飞的外孙女、外孙女女婿。有所不同的仅是，1980年代初的材料显示，宁念慈时为北京608厂技术员，俞德孚则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到案发时，宁念慈系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所工程师，俞德孚系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兼摄影。

作为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中共大力表彰的英雄之后人，宁念慈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与其外祖父截然相反的道路，的确令人费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宁念慈夫妇之所为，实为钱氏家门之不幸！可能因此之故，钱家其他后人根本不愿提及宁念慈，祸及其母钱叶丽也似乎要从钱氏族谱中剔除，从钱氏后人记忆中抹掉（张振华谈话中有所提及，但那是1963年！黎莉莉有所追忆，但不提及名字），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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