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生：周扬是利用文科教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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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是利用文科教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

文新生

周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他不仅是在文艺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祖师爷”，也是在高等学校文科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年下半年，周扬的黑手，伸进了高等学校文科。这时，正是国内外反动派纠合到一起，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刻。周扬懂得，高等学校文科培养的人材，是搞意识形态的，不少人将来是要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的；而且在这里已集中了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资产阶级“权威”、“专家”，他们是周扬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主要依靠力量。周扬要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进行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高等学校文科是他必须加以控制的重要阵地。周扬说：“希望在青年，工作靠老年。”这就是说，他要依靠一批封建余孽、反共专家和资产阶级的“学者”、“权威”，把青年一代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短短两句话，道尽了周扬这个反革命黑帮首领的狼子野心。
周扬一踏上大学文科这块基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进行猖狂的反攻倒算。一九六○年十月，他把“以论带史”这个史学界的革命口号，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横加攻击，为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放了第一枪。一九六一年二月，他在上海首先提出
“未立不破”的口号，反对教育革命。接着，在同年四月，他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抛出了系统的、全面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此以后，五、六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反复宣传这条路线，并且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积极推行这条路线，大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周扬利用领导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机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

对文科教学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方针

周扬阴谋控制高等学校文科的政治野心，集中反映在他经常讲的如下一句话上，即“通过教材建设，培养人材，发展学术”。
周扬所谓的“培养人材”，就是要培养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周扬在一九六一年四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在他亲自主持下炮制出来的文科七个专业的“教学方案”中，对文科教学，提出了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教育方针，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对于这个方针，周扬特别反感的是要培养“劳动者”。周扬恶意地歪曲说：“普通劳动者，是讲一种态度，一种作风”，不是真的要让大学毕业生去当“普通劳动者”。这是什么话！周扬的意思是说，大学毕业生，第一，不应该是“普通的”，而应该是特殊的；第二，不应该是“劳动者”，而应该是高踞在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所以，他认为，高等学校文科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教学、研究人材”。这就是说，大学毕业生，只能够去当“教授”，当“研究员”，而不能够去当工人、农民、士兵。
周扬还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中所强调的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他明目张胆地提出：“对大学生红的要求不要太高”，“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政治活动家”。在业务方面，他则主张进行严格的所谓“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他一再宣称，思想落后的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说：“叫思想落后的去研究考古，难道怕他盗卖古物？”很明显，周扬是在提倡培养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从这个目标出发，周扬对文科教学中的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方针：
关于红和专、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他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他攻击我们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简单化、庸俗化”，污蔑现在学校里是政治“占据一切”，是毛泽东思想“代替一切”；是所谓以统帅代替兵将，以灵魂代替肉体，把“红线”变成了“红布”，政治“妨碍了业务学习”等等。他还大骂“政治太多”“就胀死人”，“一天到晚政治，哪来那么多政治”。他还要人们向孔夫子学习，说几千年前的孔夫子“不是把世界观挂在嘴上的，他很高明，他的政治挂帅挂到业务里去了……。”
关于活的知识和书本知识的关系，周扬一贯强调的是“关门读书”。他主张用一大堆无用的书本知识充塞学生的头脑，使他们越学越蠢，越学越迷信古人、洋人，对现实政治斗争不发生兴趣，越学越瞧不起劳动人民，越不愿从事体力劳动。
关于论与史的关系，他疯狂地攻击在学术研究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到处攻击学习和运用革命理论是什么“空发议论”，“用现成的公式到处乱套”，“乱贴标签”。
关于古今中外的关系，周扬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所谓古代历史比现代的长，古代史和现代史教学时间的比例，“三比一还太少了”。他还提出：“古今中外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只有今，没有古，就没有历史观点；只有中，没有外，就没有全面观点。”周扬极力散布复古崇洋的思想，以此来对抗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
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周扬大骂“现在把文与道的关系搞得绝对化了”，他污蔑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思而不学，议而不学，论而不学”，“把文以载道发展到道以代文”，把语文教材“搞成了政治课教材”等等。他反对在教学中教材中讲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周扬讲了那么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挂帅，而要资产阶级“业务”挂帅；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对抗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按照周扬所提的那一套方针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只专不红，只念书不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学生，满脑子装的是大、洋、古，装的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他们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大量编选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毒素的教材
周扬主持编选的文科教材，是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草。
周扬的魔爪一伸进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个阵地，就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广大师生编出的几百种文科教材，判处了“死刑”，主要的“罪名”是“水平不高”。他说：“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这是周扬对教育革命进行疯狂反扑的罪证。对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周扬曾经大叫大嚷，要“未立不破”；可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却是挥舞大棒，“先破了再说”，一棍子打死。一切革命的师生，对此不能不表示万分愤慨。
周扬把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以后，紧接着就全盘托出自己的所谓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这份计划共计二百七十三个项目，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遗产的选本和参考资料。这是明目张胆地要把一大堆古代的外国的有毒的东西，塞给学生，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这是周扬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
周扬对文科教材的质量，提出了三条要求：一、观点只要“大体稳妥”；二、材料必须“充实可靠”；三、文字要“生动简洁”。周扬提出这三条要求的意图何在呢？请看他的自供：“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作为套语，空发议论，乱贴标签，不能起教科书应有的传授知识的作用，而且首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能要求每一本教材都具有完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勉强要求，只能助长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这就十分清楚，他的三条“要求”，最主要的目的是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统帅材料，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
在周扬的把持下，大量美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出笼了。这些东西一出笼，就很快遭到了高等学校和社会上广大读者的反对和批评。周扬顽固地拒绝批评，派人四出“顶风”，通知各报刊对大部分试用的文科教材，不得公开发表书评。他自己则到处宣扬说，这批教材的质量，“一般比过去各校自编的都有所提高”。
周扬贬低和否定广大革命师生集体编写教材，目的是从教材入手，否定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给资产阶级“学者”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毒素以公开合法的地位。

大搞资产阶级的“学术建设”

周扬妄图通过文科教材的编订，发展资产阶级的“学术”。他的行动纲领是：“通过教材建设，培养人材，发展学术。”他经常宣传，文科教材建设，不只是高等学校的一项基本建设，而且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建设”、“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是“百年大计”，“长期事业”。他表示要“卧薪尝胆”，“同教材建设共存亡”。
周扬妄图“建设”的所谓“学术”，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货色。
他所谓的“学术建设”，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要兴资灭无。
综观周扬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学术建设”，大致包括如下内容：一曰“积累知识”，二曰“总结规律”，三曰“形成学派”。他一向只讲“知识”，不讲政治；只讲“积累”，不讲批判；只讲“建设”，不讲革命。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所谓“积累知识”。
周扬污蔑说：在知识的准备方面，今人比起前人来，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在美学组的一次会上曾讲：“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有梁启超、胡适之他们准备的（知识）多。……你们再比我们读的少，那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是公然长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这是企图按照封建保皇党人和帝国主义走狗的样板来塑造无产阶级的年轻一代。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到哪里去求知识呢？周扬念念不忘的，一个是“孔家店后院”的“仓库”，一个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橱窗”，还有一个是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翻译馆”。他说：“五四”时代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太“片面了”，“不要忘记，孔家店的后院还有一个很大的仓库，那里有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橱窗”，里面“什么都放”；俄国的彼得大帝，“自己的创造不大，但能吸收别人的东西”，“很快就搞到外国资料”。周扬还提倡青年人要敢于“探险”，要去“查档案”、“查三代”，做到把“古今中外，熔于一炉”。这就是周扬所要“积累”的“知识”和寻求知识的途径。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知识来源于实践，文科必须以社会为工厂，文科学生必须到三大革命运动中，拜工农为师，去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周扬反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他搞的这一套，就是要把青年人引向故纸堆，从而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其次，看看周扬的所谓“总结规律”。
周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阶级性，他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共同的规律”、“共性”。他说：“要衣食好，要恋爱，不能不说是全人类的需要”；“自我牺牲精神，总是维持集体生活所必需的，各个阶级都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还讲他们的博爱”。他认为，王船山提出的“邪正、是非、功过”，可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共同标准”；荀子提出的教学相长，“就是各个阶级教育的共同规律”；“一定的色彩、一定的线条、一定的声音，就给人以美感”，意思是说，这就是各个阶级“共同的”审美标准。他还说：“拔下一撮头发，问有无阶级性，……也不能说地主讲的一切话都有阶级性。人的思想感情的阶级性，并非任何时候都有，否则人就不能活了。”这是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的疯狂攻击。
周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他只讲“特殊规律”，只讲“个性”。周扬千方百计要人们去寻找“特殊规律”。他说：“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等，是一般原则，还要有特殊原则。”
他所讲的特殊原则是什么呢？
在讲党的领导的时候，周扬强调的是业务领导。他说：“现在有人强调外行领导内行，而不强调变外行为内行，好象越外行越好。这是鼓励工作一般化，以一般代替特殊。”这实际上是反对政治统帅业务，反对党的领导。
周扬还强调所谓“形象思维”的特点。他说：“形象思维，是按生活的逻辑，不借概念进行思维，也不借概念来表述。”周扬贩卖根本不存在的“形象思维”，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说，文艺可以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讲到世界观，周扬强调的是：“不能说世界观不改造好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医生可以用开刀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他的世界观可能没有改造好。”对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周扬强调的是“才能、技巧和经验”。他说，有些人“世界观一样，但成就却不同。”显然，周扬是根本反对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
第三，看看周扬的所谓“形成学派”。
周扬常说：“学校没有好教师、好教科书，学派和好的学风是形成不起来的。”
他所说的“学派”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又怎样形成呢？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扬不胜景仰地提到古代一些“学者”说，常常是一个地区，出了一个大儒，带一批学生，传其道，授其业。在这一批学生中，出来一个冒尖的，继承了他老师的道德学问，再带一批徒弟，……这样“一个带一批，一批出一个”，知识就积累起来，学术就流传下去了，于是也就“形成学派了”。所以，周扬十分强调要“老教师带徒弟”。他说：“老专家，第一要带徒弟；第二要写书。”“老专家没有多少，能著书立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人，等到七八十岁再著书就困难了。我们不是要挖掘民间文化遗产吗？这些人脑子里就有遗产，应该去挖掘。”这就很清楚了，周扬所要建立的“学派”，是完全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是要那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遗老”，
“后继有人”，是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能够传宗接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扬的所谓“学术建设”，即从“积累知识”，到“总结规律”，到“形成学派”，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在中国恢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

周扬为了贯彻他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组织上，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旗号，打击和排斥左派，积极推行资产阶级的专家路线。
他使用了反革命武库中能够找到的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的左派为“道学家”、“清教徒”，骂他们“光有热情而无真理”，“只有一个本领，就是斗人”，等等。他说：“知识分子做了领导，去整知识分子就特别厉害，他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了，就象农民做了地主，工人当了工头，压迫起来更厉害。”请看，这是什么话！他把我们革命派污蔑为骑在农民头上的地主、压在工人头上的工头，专门“压迫”人。这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黑话。
周扬的资产阶级专家路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提倡教授治校。周扬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大学校长是蔡元培那样的“权威”。他说：“一个学校好不好，主要看你有没有好教授。”“校长、党委书记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就看你这个学校有多少名教授。校长的权威就建立在教授权威的基础上。你的教师是第一流的，教材是第一流的，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第一流的，校长就有权威了。蔡元培自己在学术上并不是什么权威，但他兼收并蓄，在北京大学集中了一批权威教授，他就有了权威。”
请看，这就是周扬为高等学校绘制的一幅“好领导”的“理想的蓝图”。
第二、在教材编选工作中推行“主编负责制”。周扬已经确定编选的一百四十五种文科教材，共有一百三十六个主编，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专家。
周扬规定，“凡集中编选的书，都要有主编”；每本教材的编选，实行“主编负责制”。什么叫主编负责制呢？照周扬的解释：“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主编有最后决定之权。”这就是说，一本书，请谁参加编写，要由主编挑选；按什么指导思想、什么学术观点编选，要由主编决定；一本书最后如何定稿，出版后如何修订，都取决于主编一个人的意见。这就是在集体编书中推行资产阶级专家“一长制”，反对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第三、建立“由专家组成的”专业组，领导教材编选工作。象翦伯赞这样的人，就被周扬捧上了历史专业组组长的宝座，因而得有机会兜售他的反动史学纲领。
周扬为了推行他的资产阶级专家路线，经常吹嘘一些资产阶级“权威”的能耐，说“他有人家所没有的知识和观点，讲话就有权，就叫权威”；说“大作家经验丰富，讲出话来就是不同”；“创造性的东西，只能专家去研究”；他无耻地说：“要借权威的身分来说话，你引证权威的话，可以使人看了肃然起敬”；“你读书不到他一半，就批不倒他”，等等。周扬对资产阶级“权威”的崇拜真是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
很明显，周扬这样大肆吹嘘资产阶级“权威”，其目的是要把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破除的对资产阶级“权威”的迷信，重新恢复起来，是要在工农群众的思想上重新加上一副精神镣铐。
在教材编选工作中，周扬不止一次地鼓励一些牛鬼蛇神大胆放毒。他说：“如果别人向你扣帽子，我来负责，我来撑腰。你负学术责任，我负政治责任。”好一个“我来撑腰”！在这里，周扬不打自招，承认了自己是学术界黑帮的“祖师爷”，反革命的大头目。
不仅如此，周扬还利用职权，公开下令招降纳叛。他说：“要好好清查一下，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能搞学问的，应采取积极的方针，要爱惜人材”；“共事十几年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情。”战犯胡适死了以后，周扬不胜惋惜地说：“胡适对中国的学术还是有贡献的，他要不走，不会不重视他的。”这种对反革命分子的深情厚意，赤裸裸地暴露了周扬的反革命面目。
周扬是一个文艺界的黑帮头子，一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中国封建士大夫、欧洲十九世纪颓废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混血儿。他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的一次外语组座谈会上，曾经供认：“我们都是十九世纪培养出来的。十九世纪在我们脑子里的威信，等于孔夫子。”因此，周扬理想的高等学校文科，是“从孔夫子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的“书院”，是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他想培养的“人材”，就是胡适之、梁启超以至冯友兰式的“学者”；他想“建设”的文科教材，就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之类的东西。这就明显地暴露了周扬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他是想通过抓文化、抓教育、抓学术、抓文科教材建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近几年来，毛主席对高等学校文科办学的根本方针，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周扬这个黑帮头子，一贯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他利用职权，搞了很多反革命勾当，把高等学校文科，引导到一个修正主义的方向，编出了不少坏教材，流毒甚广。他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这个黑帮，挖出了这颗定时炸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进行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人民日报 1966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