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价

reading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价
王年一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他是从把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都看得非常严重的错误估计出发的。

    他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同志致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炮打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等文件和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

    （一）毛泽东把意识形态领域和知识分子中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

    他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两次作了关于文艺的批示，认为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正如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①中所说，“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一九六六年初，写出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②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批发这个文件时明确指出它是“经过毛主席兰次亲自修改”的，上述观点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文艺界的看法。建国后近十七年文艺界成绩的主流被否完了，显然这是毛泽东上述关于文艺批示的“左”的发展。关于教育界，他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对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他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述及教育界和学术界时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③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认为多年来牛鬼蛇神塞满了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指出要夺取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中的领导权，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要求。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二）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认为在党内形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陈正人蹲点报告上所作的批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对于“走资派”作过一次解释。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大意）：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是积极赞成并且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那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叫走资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他明白地指出，“走资派”指的是一部分老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说“走资派”中也有好人以前，“走资派”一律按敌我矛盾对待。后来毛泽东指出，“走资派”就是“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五•一六通知》中，他对情况作了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估计。他说：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回顾“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形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党内形势的估量。

    （三）特别严重的、直接引起“文化大革命”的，是毛泽东估计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他最早提醒党内要警惕修正主义，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党内反修问题，认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错误地批评了“翻案风”、“单干风”和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没有点名，但是显然主要指的是党内上层，如刘少奇（他主持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重大作用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在会上说了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措施之类的话，毛泽东对这两次会议实际上都很不满意，又一再批评了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邓小平（他主持了全党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卓有成效，毛泽东则认为近来平反之风不对）、彭德怀（他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要求平反，这也被认为是“翻案风”）、邓子恢（他主张在农业中实行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习仲勋（他审阅过小说《刘志丹》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等人。所谓“翻案风”、“单干风”

    和把形势看的“一片黑暗”，都属于毛泽东后来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大意）：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据我们所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又说：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说明，他说他感觉到在北京他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因而发出这样的警告。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他亲自修改定稿的《伟大的历史文件》④对《五•一六通知》作了阐明。文章说：“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未同中央的领导集体商量，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对中央集体持什么看法。毛泽东是伟大导师，他当然不是不知道集体领导的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但他认为他的意见是马列主义的，而中央的一些同志搞了修正主义，所以他要独排众议。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偏差，导致组织原则的背离；而组织原则的背离，就不能及时纠正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偏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不久，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明确指出党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四） 一九六五年底至一九六六年春，作出了一个灾难性的估计，这就是北京可能发生政变。

    据肖华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⑤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⑥五月十八日，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中说：林彪这个讲话“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对于上述事实，则从未否认。）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大意）：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五）历史早已证明，上述估计完全是凭空臆断，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何以对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从根本上说来，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长期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而过分地相信自己，越来越产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党的领导集体，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具体说来，以下若干因素值得注意：

    （1）毛泽东事实上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不久就形成了另有一个“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观点。他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提出的“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⑦的判断，他在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判断，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提出的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均属剥削阶级的判断，他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提出的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的判断（这些判断，党都接受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上述观点。这个观点，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了急剧的发展，用它来观察形势，必然发生很大的偏差。

    （2）国际反修斗争既有正确的方面，又有失误的方面。对于列宁关于被推翻了的阶级长期存在并企图复辟等观点的误解，从而把阶级斗争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就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个失误。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当然不能正确分析形势。

    （3）毛泽东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我们党也没有弄清楚。）他和中央领导集体在若干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二年以后。他以为他的主张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赞成、反对他的意见就是修正主义。他的意见越是行不通，他越是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党内产生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4）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春主要由毛泽东造成的党中央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又使他自己把形势看得更加严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这时中央并不知道此事，文章发表后，上海方面未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宣部，中宣部未通知各报转载，因而不少报纸未及时转载。许立群问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为什么不打个招呼。毛泽东认为，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⑧吴晗的文章并不反动，姑且不论；他的文章从未要求各报转载，各报也没有转载过。北京不及时转载姚文，毛泽东看得十分严重。照他看来，这还得了，成什么样子了，不是证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么？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行了！又，在这期间，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毛泽东当时当然认为都是正确的斗争，这更使他误认为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因而下决心要搞“文化大革命”。

    由此看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固然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也不能归咎于一人。在形成的过程中，有些错误党中央未能及时认识和纠正。

注：
① 载《红旗》杂志1981年第23期。

② 中共中央批发的文件原文如此，公开发表时刪去了“后的十五年”。在“建国”后加“以”。

③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二。

④  载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⑤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护大会议。在会上，林彪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

⑥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三。

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二。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第4期（总第57期），1982：8-12

https://www.maoistlegacy.de/db/items/show/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