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明 只恐飞尘沧海满——悼晓宏

Go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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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2日，我的本科同学、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在美国去世，年仅45岁。

对曾经的晓宏，我是如此熟悉；但对后来的晓宏，却又有些陌生。因为熟悉，在他去世之后，我很想写一篇回忆文章；因为陌生，却又迟迟无法下笔。

所以，晓宏去世后不久，我在本科同学群里写了一段话：

晓宏逝世以后，我曾想过写一篇回忆文章——毕竟我们当年交流很多。后来才发现无从下笔。毕业以后，大家渐行渐远，差异越来越大，关心的话题、使用的语言已经有霄壤之别，晓宏的文章我基本看不懂——或者说，根本没法入心。也不光是晓宏，很多同学都是如此。

悲哀之余，有很多感慨。人生本来可能有很多的路，我们选择了某一条之后，彼此的距离渐渐越来越大。可能只有在回望起点的时候，才能找到熟悉的感觉。这可能也是人生的常态和无奈。

如果说社会学还能留下什么印记给我的话，也许就是，我们对别人的人生不妨多一份理解和共情，对文化和学术多一份温情和敬意，对我们共同的终点——与世界的告别——多一份坦然与达观。

本来不准备写，但还是写了，主要是因为这两天看了晓宏夫人陈朗的回忆文章《陈朗：请君重作醉歌行》，又生出很多感慨。这篇文章写得真好，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最好的追怀文章，既带有真挚浓烈的感情，又带有理性深入的思考。陈朗，真是个特别值得尊敬的女性，纯粹而又通透，温柔而又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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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宏是个很特别的人。

我的本科班上，有16个男生、26个女生。晓宏是男生中唯一出国的，也是唯一选择以学术为业的——本科时，班上成绩好的基本都是女生，后来女生出国、做学问的也比较多。

晓宏本来高我一级，1996年考入北大化学系，后来因为对社会科学更感兴趣，就转到社会学系就读。

本科毕业后，晓宏申请出国，美国圣母大学给了他Offer；但因为头两次签证被拒，他迟至2003年才得以赴美。在2001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他在我住的研究生宿舍里租了一个床位。这两年，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

晓宏虽然是我的同学，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的学术启蒙者之一。说实话，大学时代，有几个同学对我的影响，可能超过了很多老师的影响。

我是个很晚熟的人，即便到了研究生阶段，对学术依然懵懵懂懂，不得其门而入。但晓宏在学术之路上比较早熟，那时他还在《中国学术》杂志担任助理编辑，跟学术界的前辈、大佬交往颇多。他经常跟我介绍学术界的新趋势，谈卡尔·施密特、福柯，谈戴东原、马一浮，等等。其时我对这些也似懂非懂，基本上只能当个听众。

晓宏出国以后的那一两年，我们还经常有交流。

2003年11月，晓宏从美国打电话说，他快要结婚了，对象是个哈佛的女孩。2004年4月的一天，晓宏打电话说，他上周在校园里骑车时被汽车撞了，右手被撞伤，食指受伤尤为严重，估计要休养两三个月才能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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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宏对朋友很热心。

在我研究生毕业之前，也动过申请出国的念头——当时举国上下都以出国为荣，我也未能免俗。晓宏当时刚到美国不久，可以想见肯定非常非常忙，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帮我修改SOP（Statement of Purpose）。但后来还是没能成功，只得找工作。

在我毕业找工作不太顺利的时候，晓宏专门打电话安慰我。有一次他还说，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帮忙与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和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联系联系——他有个朋友在上海那家出版社工作，他女朋友的妈妈在北京那家出版社工作。虽然最后并不需要，但他这份情意难得，我记在心里。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出国没成功，他有一次打电话说，美国的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不见得适合中国。他说，他毕业后一定要回国探讨适合中国的研究方法。可惜他后来还是没能回来。

当时他还说，现在国内学界完全美国化了，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盲目接受美国学界的理论预设。他说，假如让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那些人回国搞西式民主，必定祸国殃民，把大陆搞得像台湾一样。那时正是“历史终结论”盛行的年代，他能有这个看法，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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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上班之后，跟晓宏的交流就比较少了。

印象中，晓宏出国以后，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他和夫人陈朗一块回国，跟我和我媳妇一块吃了一次饭。说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陈朗在哈佛读神学，好像是研究藏传佛教；他当时在耶鲁，研究基督教。我感觉他们两口子仿佛都活在色究竟天里，非尘世中人。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10月。他回北京做个访谈，顺便约我见面聊聊。当时在亚运村附近找了个咖啡馆，还叫了我们的两个共同的朋友，四个人闲聊了一下午。

2018年10月，与晓宏及另两位朋友。这是我找到的跟晓宏的唯一一张合影。人到中年，现在与不常见面的朋友相会，都尽量合影留念。

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微信交流也不多。我们的最后一次交流是，2021年4月，我想就国内翻译界的乱象组织一篇报道，我问他认不认识国内某位以翻译政治哲学著称的翻译家。他说不认识，而且“我很担心他也是乱象的一部分”。我问“能否推荐两个你觉得好的翻译家”，他说，“我大概20年没看中译书了，不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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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晓宏的回忆，基本就这些了。后面是一些感慨。

我跟晓宏，虽然后来渐行渐远，但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有时候我想，假如我当年也成功申请出国读书了，后来又会怎么样？我远不如晓宏聪明，不如他有学术天赋，我不可能走到他那么远，能在美国顶尖社会学系里谋得一份教职。我大概率会活得比他艰难许多。

所以我经常庆幸，当年幸好没能出国成功。人文知识分子，在国外求学、谋生太难了。

以晓宏这么高的天赋，2003年赴美，2014年终于在耶鲁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岭南大学任教，2019年去了密歇根大学。但晓宏一直没有拿到绿卡，美国大部分福利他都无法获得。发论文很难，终身教职不容易得到。

陈朗在文章中回忆：

在手术前三四天，他最呕心沥血的文章被期刊拒绝了，而且是在他按照评审者的意见修改之后被同一个评审者拒绝的。他认定那个拒绝他的评审者知道他患癌的事情。我陪他去附近的一个公园走走，天气阴霾寒冷，周围几乎没有人。晓宏在山坡上大哭起来。那是野兽一般的嚎叫。

看了真让人心酸、心痛。

陈朗的文章发布后，很多人议论，为什么她要辞去香港教职去美国。我不太喜欢这种女性主义的追问。如果事事都要计算彼此的利害得失，爱情、婚姻是很难维系的。据说陈朗家世不错，父亲是著名文化人且级别颇高，晓宏其实算是“高攀”了。陈朗为晓宏牺牲如许，正见其品格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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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高校其实就像是一个个学术工厂，而青年教师，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码农——不光美国如此，国内也一样，而且名校尤甚，因为名校教师的kpi压力更大。

其实，高校“青椒”们的工作压力、劳动强度，恐怕还在码农之上。码农好歹还能收割时代红利，能拿到高薪，不少人三四十岁就可以财务自由。而作为高校毕业生中最聪明的一群人，青椒们往往要面临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重压。

做学问很苦很累，要想在学术界取得大成就，不光需要脑子好使，还需要体力好。晓宏当年身体就比较弱，记得好像有乙肝小三阳。长期在国外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熬夜看书写论文，于健康是很不利的。我有时想，如果晓宏不出国，在国内找一份清闲的工作，也许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但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呀。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往往只能咬着牙走下去。

在大学读书时，师长们给我们灌输的理念是，做学问才是最光荣、最有意义的事，能做学问的学生才是最优秀的学生。整个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也都是按照培养学者来设计的。

但是，师长们很少跟我们讲，走学术之路有多苦，是否适合我们普通人。其实，最后真正选择做学问的学生，比例很低；其中能有大成就的，更是凤毛麟角。对于我们这些学术圈之外的毕业生而言，大学时期所受的教育，当然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如果能跟现实社会结合得更紧密些，可能对我们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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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其实并非今天才如此。

遥想民国鼎革之际，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顶流学者胡适，漂泊到美国。他以为，以自己的咖位，在美国高校谋个教职，还不是俯拾地芥嘛。但事实上，并不容易。最终，他只应聘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年薪5200美元（相比之下，当时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年收入大约是2万美元）。而且，胡适在普林斯顿也只干了两年，便被校方委婉地解雇了，最后不得不重新投奔凯申公。

民国成就最大的人文学者（也许都不用加“之一”）王国维，因为经济拮据而不得不受罗振玉的挟制欺压，最后自沉于昆明湖也很可能与此有关。

做学问，尤其是人文类的学问，其实是贵族性的事业。最好是没有经济压力，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旨趣，不必趋奉学术共同体的偏见。出身名门的陈寅恪，可以很从容地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一旦有饭票的压力，有多少人能侈谈独立、自由？

所以，陈朗说：“我敬佩他对大问题的执着，但我也暗暗希望他能发一些水一点的文章，赶快把书出版，赶快评上终身教授，让生活变得从容、安定一点。”这是实话。我们毕竟不是餐风饮露的神仙，对国家、革命、现代性的理解再深刻，也解决不了养儿育女、穿衣吃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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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张雪峰“所有的文科专业都是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的言论，引发热议。

张雪峰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浅薄的，但之所以能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背后有某种现实的真实性。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理工科创造的多是物质产品，而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创造的多是精神产品。物质产品的价值比较容易量化计算，但精神产品的价值往往难以用物质来衡量。

精神产品大多是非标的。有的精神产品一钱不值，但有的精神产品是无价之宝。更复杂的是，有时候，之前一钱不值的，后来却又成了无价之宝；有些东西，对张三可能一钱不值，对李四可能是无价之宝。

由于精神产品定价困难，其意向买主不像物质产品买主那样具有普遍性、随意性，人文知识分子对买主的依赖，要远高于物质产品的创造者，所以他们天生带有某种软弱性、妥协性。这就是张雪峰所谓的“舔”。他们大多不得不或者服务于资本，或者服务于权力。

中国的人文学者，要在国外寻找产品买主，其难度远大于国内。总的来说，中国自身发展越好，他们在国外才会越容易寻找到机会。目前，中国还不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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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有个著名的需求层次论，就是人需要先满足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需求，后面才谈得上更高级的需求，如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

个人是如此，国家、民族往往也是如此。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在强敌环伺的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必然是无足轻重的。陈寅恪再有学问，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这些学问毫无意义，只能“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在发展阶段，“工业党”才是时代的宠儿。只有当国家强大、天下太平无事时，才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神层次的需求，才会有人文知识分子的春天。所以，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国运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晓宏夫人陈朗也是耶鲁的博士，虽有顶尖名校的博士学位，她在美国找工作也很难，不得不改行学心理咨询，重新读学位。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说，这一代人生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帝国的霸权摇摇欲坠，各种矛盾交织。人文学者恐怕已经不是新罗马的急需。甚至，萝莉岛上的衮衮诸公，恐怕也没几个真正关心帝国的长治久安；一日快活敌千年，“我死以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晓宏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宗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让人更加坦然地面对苦难和死亡。我不信基督教，但我还是祝愿这颗善良的灵魂能在天堂里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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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哀悼晓宏，同时也是在哀悼已经逝去的青春，哀悼未曾实现的梦想，哀悼人文学者的宿命，哀悼历史车轮的无情。

忆挂孤帆东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见。

几度天风吹棹转，望中楼阁阴晴变。

金阙荒凉瑶草短，到得蓬莱，又值蓬莱浅。

只恐飞尘沧海满，人间精卫知何限。

缅怀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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